马来西亚回教运动之概况
文：安湾成 译：庄迪澎
马来西亚回教运动及回教组织之崛起，与目前全球回教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回教之崛起已经被察觉了。中东的几位回教领袖挺身而出，反对西方殖民统治，他们当中有默哈末阿杜(Mohd. Abduh)，其影响力遍布回教国家，包括马来亚。他的几名学生，比如赛阿尔哈迪(Syeikh Syed Al-Hadi)及哈芝达希加拉鲁汀(Hj. Tahir Jalaluddin)，在马来人社群中宣扬其教化。
他们所倡议的开明及改革的理念，令保守及正统教派感到不快，以致形成回教徒之间不算轻微的对抗。那些受到默哈末阿杜影响者，将自己归类为少壮派，而正统教派则被视为元老派。
少壮派与元老派之间的对抗，重组了马来人的宗教生活及政治格局。通过这两个集团的竞逐及冲突，引发了从英国殖民统治的枷锁中解放的觉醒。各类杂志、报纸及团体的出版与成立，都以维护及争取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受压迫的马来人社群的福祉为宗旨。这个抗争，也催生了马来青年会(Persatuan Melayu Muda)及其他社会性团体。这些团体的诞生，象征着改良自己及生活的醒觉已经在马来人的思想中植根。
大体上，这些团体将马来民族主义及回教做为斗争的主要基础。这两个元素在团结马来人面对各种干扰他们的生活的问题时，具有广而深的影响力。
世界局势的演变，例如土耳其改革派的胜利及印尼回教徒的反荷兰暴动，成为加速马来人宗教情绪起燃的催化剂。这个醒觉的萌芽，也起源於通过发展日益迅速的大众传播媒介而输入的新理念。基於这种现象，回教在马来西亚及其他回教国家之复兴，可以说是发生在一个几乎同样被贫穷及落后所囚困的背景和时期里。
回教被当做是捍卫传统信仰和所有生活价值的堡垒。殖民统治同时也带来一种被回教徒视为意图弱化对回教之体验、新而世俗的生活价值。因此，以民族主义及回教为基础的团体之崛起，乃为了维护回教社群的福祉及捍卫回教教义中蕴含的圣洁价值。
回教徒对宗教的光荣和“害怕”的感觉，远远超越其他狂热宗教徒。这是个事实，和非回教社会比较之下，这也是回教徒的强点所在。因此，不须惊讶於回教徒在受到自十二世纪开始便成为回教徒首号敌人的英国的统治和压迫下，仍能坚持下去。这种敌对关系，演化成第一及第二次十字军战争。回教徒在第一次十字军战事中战败，激发圣战(Jihad)斗志的沸腾。抗敌，成了回教徒的圣战；战死，则是殉教(mati syahid)。
圣战和殉教精神之维持，导致基督教徒在第二次十字军战事中被挫败，同时也令回教徒和基督教徒陷入漫长的敌对中。对回教国家的殖民统治也成为十字军战争引发的敌对的延续。因此，目前马来西亚的回教复兴，是回教徒欲将回教威望重置於有如一千四百年前回教徒所达致的崇高地位的圣战精神之延续。
先知默哈末德领导的回教已经遍布世界。经过三百年的传教历程，回教徒成功建立其王国，控制了从欧洲跨越远东，包括中国及东南亚在内，四分之三的地区。在回教的辉煌时代，所有知识学科都迅速的发展。回教徒受鼓励侨居和到国外经商，以将回教发扬光大。先知默哈末德的朋友们於是响应其号召，甚至远行至中国。至今，估计有超过六过6千万名回教徒。
我们仍可以观察到回教文明在中国的影响。据非正式的数字显示，中国信奉回教的人数也许超过一亿名。回教传到中国比东南亚更早。至少有三个理论说明回教如何传布到马来亚。第一个理论认为，回教被中国商贾传布至此，曾经率领代表团到马六甲的郑和，就是一名回教徒。第二个理论则认为回教是由印度商贾引入的，而第三个理论却强烈支持回教通过阿拉伯商贾带到马来群岛(Nusantara)的说法。无论那一种说法都好，回教已经有力的立足於东南亚，以致他们相信回教在世纪末的复兴将始於东方，特别是在以马来人为主力推动者的马来西亚。
当殖民政府将印度及中国移民带入园丘及矿场工作时，马来人及回教支配日渐受到威胁。移民人数的增加，令马来人感到忧虑；这也被鉴定为构成我国回教复兴的因素。无论如何，回教复兴的现象在廿世纪初期及中叶，并没有那么显著，尽管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回教复兴日益活跃，并留下深远的影响及在马来人生活方式上带来急剧的改变。
最显著的改变就是载上回教化的头巾及成立了各种富回教色彩及宣教团体。七十年代回教运动日益为科梅尼长老领导的伊朗革命之成功所激化。马来西亚回教运动的模式多数依据埃及及伊朗一些团体的模式。世界的演变影响了马来西亚一些回教团体并改变了他们的斗争路线及形式；明显的例子就是泛马回教党(PAS)，已将其斗争从民族主义转变为原教旨主义。回教党领导层，宗教师领导取代非宗教师领导，是伊朗回教复兴对马来西亚回教产生影响的有力证明。
成立於七十年代初期的大马回教青年运动(ABIM)大量抄袭埃及穆斯林兄弟(Ikhwan Muslimin)的斗争模式。哈山阿尔巴纳(Hassan Al-Banar)及毛都迪(Maududi)等回教领袖的思想已经成为大马回教青年运动的斗争指南。此外，大马回教青年运动同沙地阿拉伯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也帮助建立该组织在国际上的形象。由知识份子组成的大马回教青年运动崛起成为批判政府的最激进压力集团，以使回教制度落实於政府行政体系中。当其创办人兼第一任主席安华依不拉欣(Anwar Ibrahim)於一九八二年加盟巫统后，这个组织的激进言论再也无法维持了。
大马回教青年运动并非唯一最早在马来社会扮演角色的回教运动组织，在我国独立前，回教布道团(Jamaat Tabligh)已经积极的活动了。回教布道团是由毛拉纳默哈末依历雅(Maulana Mohd. Ilyas)於19世纪末叶在印度成立，初期只是在印裔回教徒中扩展。回教布道团在大马的先锋人物是毛拉纳阿都马力马达尼(Maulana Abdul Malik Madani)，他於1952年抵达雪兰莪及新加坡时受到拿督道勿、阿末墨力肯、T. K. S阿都马吉及S. O. K. 乌拜德拉等地方领袖的欢迎。
回教布道团在六十及七十年代的活动只限於印裔回教徒社群，但是在七十年代开始受到马来人的注意。其中一名参与回教布道团的人物，就是在不久前被指乖离教义而遭取缔的澳尔根组织(Darul Arqam)的领导人阿沙阿里(Ashaari Muhammad)。澳尔根组织於1968年在吉隆坡的克拉末村成立。阿沙阿里成立澳尔根组织，是因为他认为当时的回教运动并没有开展一个理想主义的斗争，即涵盖所有生活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及政治。回教党被视为过於倾向政治而忽略了其他领域，大马回教青年运动的特性过於理论和学术；而回教布道团则专注於宗教戒律，即提升个人人格而不涉及社会发展过程。
澳尔根是唯一推介独有生活体制的回教运动组织，他们建立村落以让成员们居住，开办工厂，提供合法(halal)食物给信徒。这些都被视为人对人之义务的一部份。澳尔根组织也推行和国民教育制度回异的教育体制。
换句话说，澳尔根已经令一个崭新的生活形式出现了，其成员极易辨认，男的缠上头巾和穿长袍，女的则戴上遮蔽脸孔的布幔。澳尔根以一个影响力回教运动的姿态出现，建基於对其领导人的认同、牺牲与效忠。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包括婚姻问题都交由组织或领导层决定。其中一个令人注意的特征，就是奉行一夫多妻制。澳尔根宣称他们的特征符合圣训(Sunnah)及可兰经(Al-Quran)。所谓的圣训，就是先知默哈末德所讲过的话、自白及行为，然后经由其追随者记录下来，也称为Hadis。
澳尔根的争议，始於它表现出参政的倾向。一万名中坚成员的支持力量，及数以万计的同情者，使澳尔根成为一个令人惧怕的组织。一些研究这个组织的学者认为，澳尔根足以在马来西亚引发社会变革。澳尔根推行的经济及其他生活层面的制度，和马来人社会平时奉行的生活习惯有别。澳尔根的出现，令马来人社会对已经、正在及将会发生的改变感到不安。
通过本文列出的几个回教运动的例子，可以做个结论，对於不同的回教组织，可从其推动者的斗争路线、特征、倾向及对回教教义的诠释加以区分。每个回教运动组织的目标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就是教诲回教徒重新认知可兰经及圣训之教义。回教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光复回教在一千四百年前曾经享有的辉煌时期。更重要的是，每个回教运动要确保回教徒的支配和生存力量不受到今日世界演变、进步及发展的历程所威胁。每个回教运动组织都自许为回教徒於今世及来世安宁生活的拯救者、守护者及指引者。
资料来源：《资料与研究》第16期 1995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