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2012年12月29日
上篇《华文教育应摆脱政治困扰》曾指出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说明了民间办学不但不是弱势，反而是难得一有的优势，皆因民间既然享有法律容许的权利去办私人想办的学校，令到私校可摆脱政府种种管制，反而政府学校无法摆脱政党政治的拖累，因而无法尽量发挥教育本身的能量。全球经验如此，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在政党政治的体验又如何呢？
本文现以一个学者的亲身观察，讨论这个华文教育与政党政治历经半个多世纪来的重大经历。为了避免太理论化难明，本文特从具体事例去了解华文教育界与政界的人事互动事件，再从事件去讨论互动的结果对华文教育或对有关政党的意义何在？
要拿具体事例去讨论问题，最好是用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去论述，而且还要有亲身经历会更容易取信于人。
首先，我要讨论的是严元章博士，他从英国伦敦大学取得教育学博士后，首先执教于槟城韩江中学。当时韩中董事会热心教育可从其力聘严元章和黄尊生两位博士到该校执教可见一斑。1954年当我自柔佛士乃小学毕业后报考峇株吧辖的华侨中学被录取，第一年上课却见校风很不好。当时的校长潘老师无法整顿校风，老师也多未能教到学生全心向学。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三两班的学生闹事而把老师气得离堂而去投诉校长，但校长的训话也被当耳边风，更糟的是校长自己在每星期一次的周会上也被学生高声叱嚷而无法下台，情况非常狼狈，虽然闹事的多由少数学生先发难，可是一旦校风已不行的情况下，老师无法用其教师的威严或“婆心”去引导学生，往往在此关键时刻，校长不能教导则已，还请来董事长赶来礼堂收拾乱局。奇怪的是学生见了董事长前来训话，倒也能贴耳恭听，给足了董事长面子。可见学生虽冒犯老师，知道董事长犯不得，若是在董事长面前也不乖，伤了他的心，没人带头出钱，学校不关门也几难。
还好，董事会由苏木有领导下，他虽然读书不多，但也能认清学校形势坏不在学生，学校需要一位懂得教育的专家，恰好风闻韩中有两位教育专家，韩中能聘到两位，华中为何不能？于是在未经熟人引见下，苏木有直趋韩中力邀严元章到任，其中细则可略而不谈，但有一点却不能不郑重一提，当时严答应聘请提出先决条件：第一是董事会要给予全权办学：一切校政包括聘请教员，薪水、行政、与发展等，都必须由校方自主，董事会不得干预；第二是现任教员要留要走，由校长依个人学历与教学表现决定去留，那怕是董事会有关人员的亲属，要走的必须走，因为有人走有人留，其它要补缺的皆由校长以更高薪从全马中学礼聘过来。严元章到任时是1955年，来前一年他在麻坡任教，由北到南，那间中学办得好，有什么名师，严早有所闻，因此他到任时，华中换了大部分老师，连同他自己来了全马名师，人未到已打响了办学的名堂，其威严不胫而走。简直是第一星期的第一天上课，校风转了个180度。不要说去年所见的闹学全不见，上课时每天打早严一定会去全校各班巡视，只要他见到有任何一位学生在上课时有什么不听书的动作，例如同学交头接耳，偷看其它读物等等，他便注目而视，要学生到校长室训话。此一举不但学生闻风收敛，不敢不听书，连老师也都非提高讲课的警惕不可，否则自己堂上学生频频出洋相，老师也难以自容。
校风改善不只靠整顿学生自律，严校长还懂得发掘学子向上向善的本能。其中最值得推崇的有两项教育建树：第一项是推行全班“荣誉考试”，任何一班，只要全体同学商量后，一致表决参与“荣誉考试”的，经校长认可，考试时由班长去取考题，老师不在场监考，全体同学都得遵守“荣誉”的承诺，不偷看、不翻书，只能靠自己能力去作答。一旦有损荣誉之举而被抓，记过事小，在同学间拖累大家的“荣誉班”才是事大，因为只要有人不诚实，必然会在同学间风传，班的体面也不保。这个办法的目的就是培养学子懂得重视为人诚实的荣誉感，而且通过同学间的诚实考试训练，不但知道诚实与否的社会荣誉的可贵性与可耻性，在此举得到磨炼。更重要的是既然自许要诚实考试，别无其它取巧办法，便惟有靠自己努力备课，此举也可提高学子认真对待学习的态度。
此外，还有第二次是推行“课室布置”。办法是由各班自己想法子把自己上课的固定课室布置好，为了要做得更好的布置心思，学生不但要别出心裁，还要自己出钱出力完成布置工作。因为每年都有老师组成评判团，评比布置成绩的名次。布置工程精益求精，经过三两年后，全校各班室内室外被布置得足称为“美化了学习环境”。其教育目的是训练学子追求外在环境优美，同时也借助布置工作去培养“德、智、体、群、美”五育。
值得一提的，即每年都举办“爱校献金”。目的是通过献金来宣扬爱校的精神，在堂上争相出钱的热烈场面，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想起还历历在目。这个教育目的是通过出钱建校去加强同学对母校的归属感。有了归属感就会有爱心，有了爱心也就会为校争光。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我一生受教育的过程中，在中学严校长严格教导下，终生不忘的就是为母校争光，不敢怠惰，惟求学有所成，不负母校老师所望。
在我就读华中的第二年，母校在严校长带领下，学生由教育轨道经常出轨的行为只知闹着贪玩，不能领会教育的意义，只不过一年前后比较，学校教育风气彻底改善，学生在学习中变得很自爱，自发，不但会做好功课，还会做好课外活动。五年下来，与我同级毕业的同学，考进南大或出国升学的在五班两百同学中，不少过五十人。南大后再出国升学考上博士的，也不少过十人。其他未升学的并非水准不达标，而是因为家境关系而未能如愿。
以我投身教育工作四十年的经验来评论严元章博士的教育成功，在教育界实属少见。而他的成功不只是他学到教育只是那么简单，要搞好知识工作容易，要做好教育工作才是个大考验。严校长的工作做得成功是因为他无时无刻不提防学生在教育轨道上越轨，任何有违教育的问题，他一点也不轻易放过。有违教育的问题，多不胜数，年轻学子顽皮、懒散、贪玩、缺乏人生目标、不懂学习方法、对书本没兴趣等等，总之要把不上轨道的千般万种学生纳入正轨，那才是大考验。
有一次，女生宿舍有人闹鬼，同房上下铺的房间有六人同宿，全部都闹着不敢回房睡，严校长立刻意识到这是教育越轨的行为，毫不妥协地对着全体寄宿女生训话道：“这个学校我当校长，谁敢再闹鬼，便是闹我，连鬼我都不放过！”平日树立下来的教育威严，此刻也没学生敢抗命，怕校长多过怕鬼的心理很快便在女生宿舍平静下来。为了安抚女生的安全感，校长特地安排校工夜里巡视宿舍，不管人鬼还是神鬼，再也没出现过。
在严校长掌校的五十年代中期，正碰上建国的宪制，政治闹得很凶，因为华文华语不被列入官方语文，争取官方语文的政治运动，不但在华社展开，连全马华校师生也参与了，在一个著名的“火炬运动”中，全马华文中小学都在同一天号召罢课。闻风后，严校长在当天罢课事发前的早上，上课钟声刚响起，全校的老师也早已守候在各自的课室外，都叫同学到礼堂去集合，有意罢课的学生冷不防校方有此一着，还摸不透校长的用意，学生坐定后只见严校长照旧满脸肃穆庄严地走上讲台，用很庄严的口吻道：“今天校方得到政府报讯，说是本校学生要罢课，并且还交来八十多人的名单，指出这八十多学生是负责搞罢课的，政府会来向我要人。我对政府人员郑重表明，我是这学校的校长，学校由我全权管理，谁不得到我的同意，都一概不许进入校园土地。我不但打发走了政府人员，现在我也来打发这八十多名罢课负责同学。”
接着严校长拿出了一张名单，逐个把八十名公开念出来，也不叫他们起立，念完后便跟着很庄严地续道：“这个学校我当校长，任何人不得我同意，一个也不能罢课。大家要罢课便要先罢掉我。如果大家可随意要罢课就罢，我的校长管教学生的地位还能自容吗？如果今天不上课，不是你走！就是我走！”
这番话即刻把整个礼堂的气氛严紧到无以复加，同学都噤住气，更聚精会神听校长训话：“大家敢说我不维护华文教育吗？要维护便要大家听指挥。正当董教总代表和政府展开力争谈判的时刻，我是代表之一，这里也就是教界的司令台，罢课罢到我的学校便是来闹这个司令台，叫我连学校也指挥不了，还能有谈判的尊严吗？无论如何，罢课是政治行为，在教育的场所只能讲教育，没有讲政治的余地。你们要搞政治，到校外去搞，我可不理，在学校搞就是不可以！”说罢，校长叫老师带着自己的班回课室上课，全校没一个学生敢反抗。一场“火炬运动”的罢课风波在当天曾罢遍全马华校，就是严校长的学校没罢课。
在这个事件的意义来说，作为和政府谈判华校地位问题的全马华校代表之一，严校长的学校不罢课，使到他在谈判对手心目中，政治与教育问题的分野更清晰。严校长以一个英国训练的教育博士来和英国官员谈教育和政治问题，要政府不要把教育问题政治化，学生与他们的家长老师便不会成为政治麻烦制造者：让一个未成年入世未深的青少年过早地卷入对抗政治运动，不是国家之福，也是政府之祸，更是教育之害。当时代表殖民地政府教育官之一的是魏维贤，因为谈判的对手而不致成为日后的仇家，反而促成严魏两人终生知交。可见彼此相惜于教育严重政治化的斗争年代，只有本身也是教育家的魏维贤懂得珍惜严校长的教育守为也！
除了罢课一夕事件外，还有另一事件也涉及学生与政府官员的问题，事缘有内政部官员走来学校问严校长要人，官员表明身份与来意后，严校长即刻斩钉截铁拒绝来人的要求，还说他们要人那里不可要，到他们家里去要，甚至在校门外守候，他也理不到，就是不能到校里来要，否则今天来明天要，学校还会有安宁吗？他这个校长还当得下去吗？
由此这一事件，更可看出严校长严格守护教育这一块净土，是多么地寸步不让。那次事件的当天，内政部官员还不罢休，还请了教育视学官一道找校长，连视学官也被坚拒，甚至还说他糊涂，怎么能分身去理政治的事？为了进一步维护校园的政治净土，严校长还要涉事学生休学离校，并指出他年纪太小，快把政治的问题早日了断，净化了政治以后，再回校复课。据知该学生不听劝教，后来也不知所终。严校长管不了政治的事，也帮不了学生的政治问题，但却保护了学校单纯的教育场地：何其难得：尤其是在建国伊始政治还很不稳定的年代。
1960年，当我考进了南洋大学，严校长也被聘为南大文学院院长，我和校长师生的关系，再在南大云南园院长岗续缘，还当上了工读生在他家里打点清洁、种花、剪报、接待来访客人的杂务。每当黄昏饭后，他有在院舍周围散步的习惯，偶然与他漫步谈起办学的感受，不巧的是他最不想看到政治潜入校园的事，再度发生在南大，当时的学生会与校友会，甚至董事会，为了南大学位承认的问题，不断向政府争取，在英殖民地时代的1955年创校，百般向政府申请办南大，不为政府认可，迫使南大以商业注册在南大校名的后面加上一句“有限公司”，变成了“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以私立地位建校，新加坡自治后，承认学位的问题继续争取，也继续不得要领。学潮也不断在校园发生，镇暴队也闯进校园，数以百计学生领袖被拘捕失学。最后出现学生会、校友会与董事会三结合公开支持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参选，为该党公开拉选票，参加其群众大会，作为南大理事会主席的陈六使还信心满满以为社阵会上台执政而公开要选民支持南大校友的社阵候选人。
选举结果，社阵未能上台，南大也因卷入政党政争而被视为有损“国家利益”的机构，受到了全面改革，连名字也改为“南洋理工大学”，改革前毕业的校友因为不认同改革，一直以“南洋大学”的认同来判别前后南大的不同。
在如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严元章院长的教育理念独力难支，在南大改组开始后，他虽然赴香港执教，虽然时是196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执教到退休。
晚年八十四岁时，他曾对我说很想回新马跑一趟，问我可否问问郭洙镇有无可能让他回马一行，他在南大的第二年即被马政府发公报永久禁止他返马，郭获悉严老师有意回母校一行，刻不容缓地向首相马哈迪陈情，首相知他年事已高，何况当年的事已是陈年旧事，也就毫不犹疑，两话不说，不附带任何条件便让严老师返马一趟。返港后不到两年他便仙逝而去，留给他学生的是深沉的教育恩典！
严元章办学之道:教育与政治水火不能相容
郑赤琰教授
上篇《华文教育应摆脱政治困扰》曾指出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说明了民间办学不但不是弱势，反而是难得一有的优势，皆因民间既然享有法律容许的权利去办私人想办的学校，令到私校可摆脱政府种种管制，反而政府学校无法摆脱政党政治的拖累，因而无法尽量发挥教育本身的能量。全球经验如此，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在政党政治的体验又如何呢？
本文现以一个学者的亲身观察，讨论这个华文教育与政党政治历经半个多世纪来的重大经历。为了避免太理论化难明，本文特从具体事例去了解华文教育界与政界的人事互动事件，再从事件去讨论互动的结果对华文教育或对有关政党的意义何在？
要拿具体事例去讨论问题，最好是用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去论述，而且还要有亲身经历会更容易取信于人。
首先，我要讨论的是严元章博士，他从英国伦敦大学取得教育学博士后，首先执教于槟城韩江中学。当时韩中董事会热心教育可从其力聘严元章和黄尊生两位博士到该校执教可见一斑。1954年当我自柔佛士乃小学毕业后报考峇株吧辖的华侨中学被录取，第一年上课却见校风很不好。当时的校长潘老师无法整顿校风，老师也多未能教到学生全心向学。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三两班的学生闹事而把老师气得离堂而去投诉校长，但校长的训话也被当耳边风，更糟的是校长自己在每星期一次的周会上也被学生高声叱嚷而无法下台，情况非常狼狈，虽然闹事的多由少数学生先发难，可是一旦校风已不行的情况下，老师无法用其教师的威严或“婆心”去引导学生，往往在此关键时刻，校长不能教导则已，还请来董事长赶来礼堂收拾乱局。奇怪的是学生见了董事长前来训话，倒也能贴耳恭听，给足了董事长面子。可见学生虽冒犯老师，知道董事长犯不得，若是在董事长面前也不乖，伤了他的心，没人带头出钱，学校不关门也几难。
还好，董事会由苏木有领导下，他虽然读书不多，但也能认清学校形势坏不在学生，学校需要一位懂得教育的专家，恰好风闻韩中有两位教育专家，韩中能聘到两位，华中为何不能？于是在未经熟人引见下，苏木有直趋韩中力邀严元章到任，其中细则可略而不谈，但有一点却不能不郑重一提，当时严答应聘请提出先决条件：第一是董事会要给予全权办学：一切校政包括聘请教员，薪水、行政、与发展等，都必须由校方自主，董事会不得干预；第二是现任教员要留要走，由校长依个人学历与教学表现决定去留，那怕是董事会有关人员的亲属，要走的必须走，因为有人走有人留，其它要补缺的皆由校长以更高薪从全马中学礼聘过来。严元章到任时是1955年，来前一年他在麻坡任教，由北到南，那间中学办得好，有什么名师，严早有所闻，因此他到任时，华中换了大部分老师，连同他自己来了全马名师，人未到已打响了办学的名堂，其威严不胫而走。简直是第一星期的第一天上课，校风转了个180度。不要说去年所见的闹学全不见，上课时每天打早严一定会去全校各班巡视，只要他见到有任何一位学生在上课时有什么不听书的动作，例如同学交头接耳，偷看其它读物等等，他便注目而视，要学生到校长室训话。此一举不但学生闻风收敛，不敢不听书，连老师也都非提高讲课的警惕不可，否则自己堂上学生频频出洋相，老师也难以自容。
“荣誉考试”造就诚实用功学生
校风改善不只靠整顿学生自律，严校长还懂得发掘学子向上向善的本能。其中最值得推崇的有两项教育建树：第一项是推行全班“荣誉考试”，任何一班，只要全体同学商量后，一致表决参与“荣誉考试”的，经校长认可，考试时由班长去取考题，老师不在场监考，全体同学都得遵守“荣誉”的承诺，不偷看、不翻书，只能靠自己能力去作答。一旦有损荣誉之举而被抓，记过事小，在同学间拖累大家的“荣誉班”才是事大，因为只要有人不诚实，必然会在同学间风传，班的体面也不保。这个办法的目的就是培养学子懂得重视为人诚实的荣誉感，而且通过同学间的诚实考试训练，不但知道诚实与否的社会荣誉的可贵性与可耻性，在此举得到磨炼。更重要的是既然自许要诚实考试，别无其它取巧办法，便惟有靠自己努力备课，此举也可提高学子认真对待学习的态度。
此外，还有第二次是推行“课室布置”。办法是由各班自己想法子把自己上课的固定课室布置好，为了要做得更好的布置心思，学生不但要别出心裁，还要自己出钱出力完成布置工作。因为每年都有老师组成评判团，评比布置成绩的名次。布置工程精益求精，经过三两年后，全校各班室内室外被布置得足称为“美化了学习环境”。其教育目的是训练学子追求外在环境优美，同时也借助布置工作去培养“德、智、体、群、美”五育。
“爱校献金”培养归宿感
值得一提的，即每年都举办“爱校献金”。目的是通过献金来宣扬爱校的精神，在堂上争相出钱的热烈场面，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想起还历历在目。这个教育目的是通过出钱建校去加强同学对母校的归属感。有了归属感就会有爱心，有了爱心也就会为校争光。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我一生受教育的过程中，在中学严校长严格教导下，终生不忘的就是为母校争光，不敢怠惰，惟求学有所成，不负母校老师所望。
在我就读华中的第二年，母校在严校长带领下，学生由教育轨道经常出轨的行为只知闹着贪玩，不能领会教育的意义，只不过一年前后比较，学校教育风气彻底改善，学生在学习中变得很自爱，自发，不但会做好功课，还会做好课外活动。五年下来，与我同级毕业的同学，考进南大或出国升学的在五班两百同学中，不少过五十人。南大后再出国升学考上博士的，也不少过十人。其他未升学的并非水准不达标，而是因为家境关系而未能如愿。
以我投身教育工作四十年的经验来评论严元章博士的教育成功，在教育界实属少见。而他的成功不只是他学到教育只是那么简单，要搞好知识工作容易，要做好教育工作才是个大考验。严校长的工作做得成功是因为他无时无刻不提防学生在教育轨道上越轨，任何有违教育的问题，他一点也不轻易放过。有违教育的问题，多不胜数，年轻学子顽皮、懒散、贪玩、缺乏人生目标、不懂学习方法、对书本没兴趣等等，总之要把不上轨道的千般万种学生纳入正轨，那才是大考验。
有一次，女生宿舍有人闹鬼，同房上下铺的房间有六人同宿，全部都闹着不敢回房睡，严校长立刻意识到这是教育越轨的行为，毫不妥协地对着全体寄宿女生训话道：“这个学校我当校长，谁敢再闹鬼，便是闹我，连鬼我都不放过！”平日树立下来的教育威严，此刻也没学生敢抗命，怕校长多过怕鬼的心理很快便在女生宿舍平静下来。为了安抚女生的安全感，校长特地安排校工夜里巡视宿舍，不管人鬼还是神鬼，再也没出现过。
平息“火炬运动”罢课风波
在严校长掌校的五十年代中期，正碰上建国的宪制，政治闹得很凶，因为华文华语不被列入官方语文，争取官方语文的政治运动，不但在华社展开，连全马华校师生也参与了，在一个著名的“火炬运动”中，全马华文中小学都在同一天号召罢课。闻风后，严校长在当天罢课事发前的早上，上课钟声刚响起，全校的老师也早已守候在各自的课室外，都叫同学到礼堂去集合，有意罢课的学生冷不防校方有此一着，还摸不透校长的用意，学生坐定后只见严校长照旧满脸肃穆庄严地走上讲台，用很庄严的口吻道：“今天校方得到政府报讯，说是本校学生要罢课，并且还交来八十多人的名单，指出这八十多学生是负责搞罢课的，政府会来向我要人。我对政府人员郑重表明，我是这学校的校长，学校由我全权管理，谁不得到我的同意，都一概不许进入校园土地。我不但打发走了政府人员，现在我也来打发这八十多名罢课负责同学。”
接着严校长拿出了一张名单，逐个把八十名公开念出来，也不叫他们起立，念完后便跟着很庄严地续道：“这个学校我当校长，任何人不得我同意，一个也不能罢课。大家要罢课便要先罢掉我。如果大家可随意要罢课就罢，我的校长管教学生的地位还能自容吗？如果今天不上课，不是你走！就是我走！”
这番话即刻把整个礼堂的气氛严紧到无以复加，同学都噤住气，更聚精会神听校长训话：“大家敢说我不维护华文教育吗？要维护便要大家听指挥。正当董教总代表和政府展开力争谈判的时刻，我是代表之一，这里也就是教界的司令台，罢课罢到我的学校便是来闹这个司令台，叫我连学校也指挥不了，还能有谈判的尊严吗？无论如何，罢课是政治行为，在教育的场所只能讲教育，没有讲政治的余地。你们要搞政治，到校外去搞，我可不理，在学校搞就是不可以！”说罢，校长叫老师带着自己的班回课室上课，全校没一个学生敢反抗。一场“火炬运动”的罢课风波在当天曾罢遍全马华校，就是严校长的学校没罢课。
在这个事件的意义来说，作为和政府谈判华校地位问题的全马华校代表之一，严校长的学校不罢课，使到他在谈判对手心目中，政治与教育问题的分野更清晰。严校长以一个英国训练的教育博士来和英国官员谈教育和政治问题，要政府不要把教育问题政治化，学生与他们的家长老师便不会成为政治麻烦制造者：让一个未成年入世未深的青少年过早地卷入对抗政治运动，不是国家之福，也是政府之祸，更是教育之害。当时代表殖民地政府教育官之一的是魏维贤，因为谈判的对手而不致成为日后的仇家，反而促成严魏两人终生知交。可见彼此相惜于教育严重政治化的斗争年代，只有本身也是教育家的魏维贤懂得珍惜严校长的教育守为也！
拒绝官员入学校要人
除了罢课一夕事件外，还有另一事件也涉及学生与政府官员的问题，事缘有内政部官员走来学校问严校长要人，官员表明身份与来意后，严校长即刻斩钉截铁拒绝来人的要求，还说他们要人那里不可要，到他们家里去要，甚至在校门外守候，他也理不到，就是不能到校里来要，否则今天来明天要，学校还会有安宁吗？他这个校长还当得下去吗？
由此这一事件，更可看出严校长严格守护教育这一块净土，是多么地寸步不让。那次事件的当天，内政部官员还不罢休，还请了教育视学官一道找校长，连视学官也被坚拒，甚至还说他糊涂，怎么能分身去理政治的事？为了进一步维护校园的政治净土，严校长还要涉事学生休学离校，并指出他年纪太小，快把政治的问题早日了断，净化了政治以后，再回校复课。据知该学生不听劝教，后来也不知所终。严校长管不了政治的事，也帮不了学生的政治问题，但却保护了学校单纯的教育场地：何其难得：尤其是在建国伊始政治还很不稳定的年代。
在南大院长岗续师生缘
1960年，当我考进了南洋大学，严校长也被聘为南大文学院院长，我和校长师生的关系，再在南大云南园院长岗续缘，还当上了工读生在他家里打点清洁、种花、剪报、接待来访客人的杂务。每当黄昏饭后，他有在院舍周围散步的习惯，偶然与他漫步谈起办学的感受，不巧的是他最不想看到政治潜入校园的事，再度发生在南大，当时的学生会与校友会，甚至董事会，为了南大学位承认的问题，不断向政府争取，在英殖民地时代的1955年创校，百般向政府申请办南大，不为政府认可，迫使南大以商业注册在南大校名的后面加上一句“有限公司”，变成了“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以私立地位建校，新加坡自治后，承认学位的问题继续争取，也继续不得要领。学潮也不断在校园发生，镇暴队也闯进校园，数以百计学生领袖被拘捕失学。最后出现学生会、校友会与董事会三结合公开支持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参选，为该党公开拉选票，参加其群众大会，作为南大理事会主席的陈六使还信心满满以为社阵会上台执政而公开要选民支持南大校友的社阵候选人。
选举结果，社阵未能上台，南大也因卷入政党政争而被视为有损“国家利益”的机构，受到了全面改革，连名字也改为“南洋理工大学”，改革前毕业的校友因为不认同改革，一直以“南洋大学”的认同来判别前后南大的不同。
在如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严元章院长的教育理念独力难支，在南大改组开始后，他虽然赴香港执教，虽然时是196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执教到退休。
马哈迪允许严元章返马
晚年八十四岁时，他曾对我说很想回新马跑一趟，问我可否问问郭洙镇有无可能让他回马一行，他在南大的第二年即被马政府发公报永久禁止他返马，郭获悉严老师有意回母校一行，刻不容缓地向首相马哈迪陈情，首相知他年事已高，何况当年的事已是陈年旧事，也就毫不犹疑，两话不说，不附带任何条件便让严老师返马一趟。返港后不到两年他便仙逝而去，留给他学生的是深沉的教育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