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的贡献与国际进展学术研讨会
2006.10.06-07
华人贡献与马来西亚的进展
前言
2007年8月31日，当马来西亚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纪念时，举国欢腾来庆祝这个盛大而令人难忘的节日。马来西亚的国民，不管是马来族，华族，印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欢欣鼓舞共度这美好时光．五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一段很短暂的时间，但这五十年马来西亚的人民在建国的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五十年前，马来西亚(当时的马来亚)刚脱离殖民地的桎梏，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但她面对许多挑战，诸如经济与政治的转型，民族和谐与团结，语言与教育等问题。建国的道路是崎岖而充满荆棘。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新兴国家，马来西亚建国的道路尤其艰巨。在这艰难的建国里程中，马来西亚的人民表现相当容忍与合作的态度，以同舟共济的精神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了美好的成绩。虽然，建国的过程中也面对不少危机，诸如1969年的大规模种族冲突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但在当政者睿智的领导和各族人民的合作下越过险峰，化险为夷。五十年后的今天，马来西亚已崛起成为一个繁荣昌盛和安定进步的新兴国家，它成为亚洲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国家成功的表率。作为一个主要构成的种族，马来西亚的华族在这个时刻有必要反思和评估本身对国家的早期历史及建国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经济贡献
华人对马来西亚进展最大的贡献在于经济的领域。经济是国家的命脉，财富的泉源。一个国家的进步富强全赖经济的支持。一个国家要强盛，必须先要富裕，经济基础雄厚，国家才能发展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科技和军事。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兴盛过程中大谈‘富国强兵’的口号。美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经济快速发展，财富骤增，成为一个新兴富强的大国，并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跃居世界一流强国铺平了道路。
自十五世纪初叶，华人对马六甲王国的港口贸易已作出贡献。（注1）十八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国人先后开辟槟城和新加坡为自山贸易港，吸引大量的华族移民的到来。他们当中有商人，劳工，工匠和农耕者，对两个港口的基础建设，商业贸易，商品化农作物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华人的披荆斩棘和艰苦奋斗，槟城和新加坡不可能成为当时名闻遐尔的重要商港。（注2）十九世纪下半叶，马来半岛在英人逐渐的控制下，锡矿开采业和商品化农业崛起成为马来亚最重要的两个经济支柱。华人在这两个基干经济体的开拓和发展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从资本的筹措，劳工的聘用结合华人的企业家精神，成功地开采和发展锡矿业。（注3）商品化农业的兴起是马来亚经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的结果。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市场，以潮州人为主的华族，大量在新加坡和柔佛开发商品化农作物如胡椒和甘密，获得巨大的成功。（注4）为以后马来亚的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奠下基石。十九世纪末(1896年)，马六甲闽籍商人陈齐贤(Tan
Chay Yan)在马六甲东北部武吉令当(Bukit Lintang)试种商品树胶成功，开了马新树胶种植业的先河(Jackson，1968：218；吴体仁，1966：41)。接着多名闽商，包括著名的陈嘉庚氏，以及英籍商人，在马新两地大量种植树胶并获得丰厚的利润。（注5）于是，树胶种植业一枝独秀，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马新经济的一个主干。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45)，英属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经历初步的经济转型．转口贸易和锡矿业的进展以及树胶业的飞跃扩张带动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作为金融服务业主干的银行，尤其是华资商业银行，纷纷在这段期间出现。从1903年第一间华资银行——广益银行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创立，到1942年初日军占领英属马来亚为止，共有12间华资商业银行创立(Tan，1953：113-139；Lee，1990：38-40)。这些华资银行都具有现代银行的功能，处理存款贷款，承兑商业汇票和外汇。它们不仅润滑商业交易，并刺激马新工商矿业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给华人工业带来不幸和机遇。一方面，战争摧毁出口的黄梨制造业，但给马新工业发展制造良好的机会．一些有远见的华族商人抓紧时机发展树胶和食品加工业。1918年当大战进入最后阶段时，马新已拥有72间树胶加工厂；而站在树胶加工业最前线的陈嘉庚氏，他的三巴旺树胶制造厂生产多种树胶产品如雨衣，胶鞋，胶帽，水管，三轮车与汽车轮胎，和玩具等(Yong，1987)。除树胶加工业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华人新兴制造业还有椰油厂，饼干与肥皂制造厂，它们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和槟城．这些制造业都采用现代化的机器和生产方式，把产品销售本地和邻近国家市场(李长傅，1930：95-96；Yen，2000：21-22；颜清湟，1998：43-44)。日本占领马来亚的三年八个月(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期间，经济普遍遭受破坏，物价腾贵，32商业凋零。战后到马来亚独立前的十二年间(1945年9月到1957年8月)，随着英国殖民地政府统治的恢复，华人工商业复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并显出发展的态势。
1957年8月31闩马来亚独立是马来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新的民选联盟政府接受世界银行马来亚经济调查团1955年报告书的建议，采取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应付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这包括增加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发展制造业。并采取‘入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alization)的策略，即保护关税，鼓励本地企业家投资设厂，吸引外资，并给予减低所得税和其他税务优待（注6）。独立后，联盟政府设立工业发展小组和关税咨询委员会，积极推行‘入口替代工业化’的策略(Jomo，1988：221)。从建国初到1971年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出台的13年间，联盟政府基本上追随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路线，制造宽松和稳定的氛围，扶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不分华族，马来族或印族)，马来亚整体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而华人在这发展的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部分的华人工商业者抓紧时机扩展他们的商业，并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参与发展新型工业，如大规模的农产品加工厂和消费品制造厂。这个时期见证了一批华人工商业集团的出现，如郭鹤年(Robert Kuok Hock Nien)的郭氏兄弟集团(Kuok Brothers Group)，林梧桐(Lim Goh Tong)的云顶集团(Genting Berhad)，郭令灿(Quek Leng Chan)的马丰隆集团(Hong Leong Group，Malaysia)，张泗清(Teo Soo
Cheng)的四海栈集团(See Hoy Chan Group)，李莱生(Lee Loy
Seng)的吉隆坡甲洞集团(Kuala LumpurKepong Group)及骆文秀(Loh Boon Siew)的东方实业集团(Oriental Holdings Berhad)等。（注7）这些华人工商业集团都拥有多种多样企业，经营的领域很广，包括蔗糖业，木材加工业(三夹板)，酒店业，出入口贸易，食品工业，油脂工业，博采业，旅游，金融保险，地产业，种植业和汽车代理等。他们的经营与扩张，产生连锁反应，对马来亚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从1971年到1990年的二十年间，在新经济政策的框架下，华人的经济活动受到限制，影响他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为了要平衡种族的经济拥有权和收入以杜绝大规模的种族冲突，政府先后设立几个大型的国家企业机构，以雄厚的资本和政治力量来控制交通，能源和金融等领域(Gomez and Jomo，1997：60-67)。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限制了华人工商业发展的空间，但间接刺激华人工商业的现代化和一体化，（注8）并掀起华社的经济自强运动，整合资金，强化合作，使华人的工商业更具活力和竞争力。（注9）
1991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发展政策”(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NDP)，结束了二十年国家对华人工商业发展的束缚。1971年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大大提高马来族的经济所有权和生活水准，消除了种族冲突的潜在因素。同时，冷战已经结束，“经济全球化”代替了东西方的军事对抗。在这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下，马来西亚势必要走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其实，在“新经济政策，的后期，新的“国家发展政策”的思路已见端倪。1986年，政府已采“私有化”(Privatization)的策略，鼓励外资及私人投资来刺激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政府并把一些国营企业私有化，同时又放松或取消投资设厂的种族拥有权和聘用土著人员的限制(Gomex，1999：133-134)。为了落实新的“国家发展政策”，首相马哈迪更揭示了“2020年宏愿，强调经济建设与国家团结，政府将致力于三十年内把马宋西亚建成一个先进的现代化工业国。1990年代政府出台的“国家发展政策”和首相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给马来西亚的经济带来蓬勃生机，这也给华人工商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在这个时期，政府已不再强调不同种族如何平分现有的经济蛋糕，而是如何把现有的经济蛋糕扩大。因此，政府鼓励发展重工业，高科技产业，制造业，并鼓励出口，开拓国际新市场。首相马哈迪曾亲率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中国和南美洲，为马来西亚产品找寻新出路。同时，政府也放弃“新经济政策”时代的思维—即政府直接干涉和主导工业化，部分恢复1950-1960年代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 policy)，给民营企业更多发展的空间(Gomez and Jomo，1997：172)。因此，华人工商业有机会直接参与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注10）发展大型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等，（注11）对马来西亚新经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1997年中金融大风暴袭击东南亚和东亚，重创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韩的经济。（注12）马来西亚在首相马哈迪的领导下渡过险关，（注13）而华人的工商业也能化险为夷(Heng and Sieh，2000：162-163；Gomez，1999：195-197)。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马来西亚华社能吸取教训，提高投资风险意识，华人工商业遂能获得较平稳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也见证了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给马来西亚华人提供新的契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架构下和泛北部湾自由贸易区的开发，中国提供了庞大的投资与消费市场。那些有远见和有勇气的马来西亚华商可以抓紧百年难逢的商机发展他们的工商业。这样不仅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同时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也可作出重要的贡献。
教育与文化贡献
教育是立国之本，文化传承与培育人才的最主要媒介。没有教育，文化将断层，人才匮乏，国家落后与衰败是意料中之事。所以，任何国家要生存求发展，必先发展教育。近现代西方列强和东方的日本，它们都非常重视教育，并通过教育的手段开拓知识，发展科技和创造无穷的财富。马来西亚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它正朝向快速工业化的目标迈进。它需要优良的教育制度，吸收和开拓先进知识，培育多方面的人才，诸如经济，科技，管理，教育和行政等。多元种族和文化以及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在殖民地时期，马来西亚的三大民族——马来族，华族和印族——各自保存和发展他们的民族教育，而英国殖民地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发展英文教育。
在殖民地时期，华族先辈为了生存，发展以及传承中华文化，开始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创办华文学校。初期的华文学校可分为四种：私人开办的私塾，宗亲会开办的书室或学堂，（注14）会馆开办的方言学堂，（注15）和公立的义学等。（注16）尽管种类的不同，它们教课的内容离不开传统的三字经和四书五经，主要的目的在于传承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和价值观。（注17）
虽然这时期的华文教育未能广拓知识和培养各种人才，但它能延伸中华文化，发扬儒家和谐睦邻的精神，使华人社会得以较平稳地发展，清末中国的教育改革直接影响东南亚各地华文教育，现代化的新式学堂纷纷在新马区建立，1904年中华学堂在槟城的创建开了这运动的先河。（注18）这些新式学堂只限于初级教育，而课程脱离不了传统的巢臼。它把传统的‘读经’和‘修身’与现代的科目如‘国文’，‘历史’，‘地理’，‘英文’和‘格致’等混合在一起。（注19）这样的课程培养出具有传统儒家价值观和初级现代知识的学生，适合当时侨民社会的需求。
1912年初满清的覆亡和中华民国的建立给马新华人带来很大的鼓舞．他们憧憬着新的中国能富强起来，并能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落后而导致民智不开，人民普遍愚昧无知。所以他们致力与创办新式的华文学校，在短短的8年(从1912到1919年)间，最少有76间新式华文小学在马新区出现，主要是分布在新加坡，柔佛和吡叻。（注20）如果马新区的华文教育只是停留在小学阶段，它的生存与发展堪忧，因为它不能配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被淘汰。所以，华文中学的创立与发展至关重要。1919年3月21日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起了开导性的作用，1923年1月20闩，槟城钟灵中学正式开学，成为马来半岛第一间华文中学。（注21）紧随着钟灵中学的脚步的有怡保的育才中学(1924年1月)，新加坡的端蒙中学(1924年1月)，吉隆坡的尊孔中学(1924年)，麻坡的中化中学(1924年七月)，吉隆坡的坤成女子中学(1925年)和马六甲的培风中学(1925年)(郑良树和魏维贤，1975：19，97，105，284；王佐，1963：20)。除此而外，1930年代还有8间华文中学在马新区建立，其中6间在马来亚，2间在新加坡．这些华文中学大都只提供三年的初中教育。后来为了应付日益增多学生的需求和华社的需要，1930年代起纷纷设立高等中学。率先设立高等中学的是1931年的钟灵高等中学，接着是吉隆坡的尊孔中学(1935年)，新加坡的华侨中学(1938年)和中正中学(1939年)，另外5间华文中学也分别在1939和1940年增办高中(郑良树和魏维贤，1975：9-10)。华文中学的发展与高级中学的创办使马新的华文教育大大地跨进一步(林水豪，1998：231)，它已经构成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通过12年完整的华文教育，华校毕业尘掌握了中文应用的能力和相当的知识，他们可以担任小学教师，商业机构的书记，基本上可以满足侨民社会的需求。它不仅吸引更多的华族子弟前来攻读，延伸优秀的中华文化，同时，它也能为马来西亚制造更多的人才。1953年，东南亚华文最高学府——南洋大学——在马新华人全力的支持下创立于新加坡，它完成了马新区华文教育体系的建构。（注22）16年的完整华文教育给华校毕业生准备了就业，创业和社会服务的知识和技能。它不仅吸引更多华人子弟进入华校攻读，而且使华文教育能与英文教育并列，给华人家长提供另一个教育选择。
1950年代初当马新华文教育成功地树立自己的体制向前发展的时刻，马来亚教育坛上黑云密布，英殖民统治者想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企图把它的宠儿——英文教育——在独立后安置一个主导地位。1951年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出台了一个对华文教育极其不利的巴恩教育报告书(Bames
Report)。报告书建议建立‘国民学校’(National
School)制度，以英语与马来语为教学媒介，以培养效忠马来亚的国家意识。‘国民学校’只限于小学阶段，它的毕业生可以很顺利的进入以英语为媒介语的中学和大学专科(Tan，1997：57-58；古鸿廷，2003：41)。政府主要以巴恩报告书为依据，制定了被华社强烈反对的‘1952年教育法令’(林水豪，1998：234)。当这个被华社垢病的报告书和法令正在推行之时，马来亚的政治发展步伐却超越它们。1955年，代表巫，华印三大民族的联盟政党组织民选自治政府，为平息华印两大盟友对‘1952年教育法令’的不满，出台了较温和的‘拉萨报告书’和‘1957年教育法令’，把华印文小学纳入国家教育的主要体系，并给予津贴。报告书虽同意受津贴的华文中学采用母语为主要教学媒介，但华校生必须参加政府主办的而以官方语文(即马来文和英文)为媒介的共同考试。报告书又强调马来亚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在于把各族的儿童放置在同一个以国语(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系统之下(郑良树，2001：318-319)。这以后成为‘1957年教育法令’蓝本报告书却给独立后政府执行华文中学改制留下伏笔，成为华文教育的隐患。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在三大民族的团结与支持下获得独立，成为东南亚一个新兴的国家．但独立后马来亚华文教育在国家的单一语文教育的框架下受到压制，它的发展空间收缩，甚至生存也成问题。为了逐步实现单一语文的统一国家教育制度，民选的联盟政府公布一连串的教育法令，极力推行华文中学改制。政府以‘竹干与红萝葡’(Stick
and Carrot)的策略诱导华文中学接受改制。大部分华文中学的校长和董事部因承受不了政府的压力和利诱，接受改制，这包括著名的槟城钟灵中学。（注230全马的七十间华文中学，只有16间坚持原则，拒绝政府的津贴，宣告走独立自主的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注24）在这华文中学教育岌岌可危的时刻，一批以林连玉为首的华教斗士不屈不挠为华文教育的生死存亡作激烈的搏斗。他们牺牲许多个人的福利，带领华文教育走出黑暗的道路。（注25）为了挽救日益衰败的华文独中，一批热心华教的人士在吡叻华校董总主席胡万铎的领导下于1973年发动华文独中复兴运动，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护华文教育热潮，得到华社大力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筹集巨款，建筑新校舍，提高教师待遇，并推行改革：加强学生的语文训练，提高学生学术水准，并为毕业生谋求出国升学和就业的机会。（注25）华文独中复兴运动取得辉煌的成绩，因而吸引更多的华族优秀子弟入学。这运动不仅振兴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巩固和发扬中华文化，它更培育更多的双语和三语(即中，巫和英文)的人才，对国家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保存，复兴与发展使它成为马来西亚一个不可忽视的教育源流，可贵的人才资源。它更以稳健的脚步向前发展，成为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的最具有活力的华文体系。由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变动，华文已跃升为仅次于英文的重要商业用语。东南亚其他国家因政治或种族的原因压制或消灭华文教育，所以他们在发展与中国庞大的经济关系的时候，失去了中华文化资源，而马来西亚则可以尽量利用原有的双语(华文与英文)人才的优势，赢得经济竞争的尖端。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国家的根本。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行尸走肉。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文化资源很丰富，应该加以珍惜和发展它。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因素，马来西亚成为三大民族(巫，华和印族)和四大文明(阿拉伯马来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代表西欧的英国文明)汇聚的地方。马来西亚有条件和有必要尽量汲取四大文明的精华，磨合而成一种光辉灿烂的马来西亚文化。早在1950年代马来亚独立之前，林连玉先生已经指出在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兴马来亚国，它的精神应该建筑在四大文明精华的基础上，那就是英人的民主精神，华人的勤俭美德，巫人的乐天襟怀，和印人的和蔼态度(康如也，1986：37-40)。马来西亚自1957年独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五十年的历程，它在建构马来西亚文化的过程中有不少的争议。有许多人赞同推行以一个种族文化独尊的‘单元文化’政策，其他种族的文化则受到限制或让它们自生自灭。这种在多元种族国家中实行单元文化的理论其实是1950和1960年代初那些‘同化论’者的主张。或者是因为政治因素的考虑，同化论者认为东南亚外来移民和他们后裔的前途在于接受同化(Skinner，1960：86-100；Williams，1966：89-111)。但是这种建筑在同化论基础上的‘单元文化’政策已不合时宜，因为实行这种政策的强制手段已引起种族的冲突和破坏社会的和谐。在198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如加拿大和澳洲已经放弃这政策，而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政策’。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是马来西亚的历史和民族构成(那就是巫，华，印三大民族)已经决定了它在文化建构方面所应该走的方向，那就是多元文化政策。这政策不仅是先进和合潮流，它还能兼顾到民族的自尊心，并发挥他们的文化潜力。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发达势必导致文化的全球化，而民族文化的界线将越来越模糊。马来西亚如能把三大民族的文化和西方文化融会磨合，一个光辉灿烂的马来西亚文化将在亚洲出现。
翻开世界的历史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兴衰都有痕迹可寻。固然，一个文化的兴起和衰落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起落有密切的关系。除外，文化本身的适应与变革的能力也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任何文化都是在求生存和发展，以及对社会，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有所贡献。马来西亚华族文化也不例外。华族先辈荜路褴褛，辛勤地开拓这片土地。同时他们也带来了中华文化的种子，让它在这块土地上发芽，生根和成长。马来西亚的华族有责任保留和发展它。但在保留与发展的过程中势必要经过筛选，去芜存菁，把传统的糟粕去掉，并结合环境和世界潮流的需要，和吸取当地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以求发展成为现代，高端及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现代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近十多年来，马来西亚学者与文化界人士常讨论马华文化的内涵，文化认同，发展方向，文化传承及与国家文化的关系，虽然他们的观点各有不同，但对它的整体发展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要配合环境和时代的需求来发展传统和现有的中华文化.（注27）因此，中华文化马来西亚化和现代化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具有巫，华，印和西方文化特色的马来西亚文化已成为国家宝贵的旅游资源，并被充分利用来吸引外国游客．马来西亚旅游局曾在外国媒体(包括澳洲的电视台)描绘马来西亚是亚洲的缩影，那就是马来西亚文化包含了亚洲各大民族的文化。最近，为了庆祝马来西亚建国五十周年，马来西亚旅游局曾在香港凤凰卫视刊登广告，由马来西亚总理发言邀请各方人士到访马来西亚，参与建国金禧庆典，并观赏马来西亚各民族的文化艺术表演。从这个角度来看，融合各民族精华的马来西亚文化不仅是国家的宝贵旅游资源，它还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同时，它还可以向世界人士展示马来西亚建国的成功一面，从而提高马来西亚良好的国际形象。
政治贡献
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是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源自英国的民主传统．政府由全民投票产生。在国会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成政府，而执政党的领袖为当然的首相。基本上这制度的权力泉源来自人民，即所谓主权在民，也就是人民拥有主权(Mandate
of People)的意思。
华族先辈最初来到这块土地，主要是谋生而来，经商，劳工，开垦还有一些是政治的避难者。或许是因为华族缺乏民主传统的关系，他们对当地的政治没有兴趣。同时，在当时马来土邦及后来的殖民地政治架构下，他们也不可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当时，有少许的华族领袖被当局委任为华人甲必丹(Chinese
Kapitan)协助政府管理华社。（注28）著名的华族先贤叶亚来(也名叶德来)以武力控制吉隆坡，并得到雪兰莪苏丹封为华人甲必丹。（注29）不管是由经济实力或武力获得该职位，华人甲必丹们都能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定，为当地的政治运作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康有为与孙中山所领导的改革与革命运动热烈在海外华社展开，许多马新华人积极参与。（注30）这运动也间接导致1911到1942年间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浪潮的汹涌澎湃.（注31）虽然，这些运动主要的对象是中国政治，但对当地华社也有很大的影响。马新华人经过中国政治的洗礼后，他们不再像以前对政治那末冷漠．由于他们的积极参与，他们开始了解政治的重要，也学会怎样组织和怎样宣传。这对战后马新华人政治的醒觉和发展铺平道路。
1949年2月27日马华公会的创立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一个以马来亚(马来西亚)政治为中心的华人政党．它是在战后马来民族主义高涨的政治气氛下成立，目的在维护华人在马来亚的权益。（注32)战后当马新华社还纠缠于中国政治，即亲国民党和亲左派的斗争中。（注33）马华公会的创立是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就是阻止华人在马来亚政坛上被边沿化的危险，并积极推动华人参与马来亚的政治活动。尽管早期的领导层大部分是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及欠缺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它无疑的是一个能代表华社的现代化政党。它有党纲，有组织和有理想，维护华社利益，鼓励华人马来亚化。自1952年起开始与代表大部分马来人权益的巫统以及代表印度人权益的印度国大党合作组成联盟政党(The
Alliance)。联盟政党于1955年7月27日参加马来亚联合邦的立法议会选举，初试啼声，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52席位中获得51席，并组成自治政府。于是，马华公会成为执政党的一个重要成员。虽然联盟政党还是建筑在种族政治的基础上，但是，它们的联合也就是三大民族的联合与团结，以国家整体利益作出发点，磋商妥协，以降低种族间的摩擦和斗争，并防止种族间的暴力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华的加盟并组成政府对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民主制度的实践，作出重要的贡献。
尽管马华有诸多弱点，包括内部派系斗争，华文地位和华文教育争取的问题，以及与巫统的关系，在1965年以前，它还是代表大部分华人利益的唯一政党．在当时的政治架构下尽了它的努力。从马来西亚政治制度的观点来考察，马华作为联盟政党中的一个重要伙伴，把大部分的华人拉到联盟政府的旗下，给马来西亚社会带来了稳定和发展．了解华人政治的最大弱点在于公民权问题，马华在这方面尽了很大的力量，并得到巫统的某些让步，这不仅是华社的重大收获(K. H.
Lee and Heng, 2000: 203)，而且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全民参与选举的进程中作出贡献。
1960年代下半期，代表华人社会而在朝的马华公会因华文教育问题和党争渐失去华人社会的支持，这反映在1969年大选中的挫败。就在这时期，两个受华人强力支持的政党先后出现。1966年的民主行动党(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该党脱胎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后，人民行动党在马来西亚的分部就组成民主行动党。该党是一个非种族性的政党，争取实现西方式的民主理念，那就是不分种族，人人有平等的权力和义务，实现所谓‘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1968年，民政党(Gerakan Rakyat Malaysia)成立以准备参加1969年大选。改党是汇集专业人事，工会领袖，学术人员和前马华脱党人士。它也是标榜非种族政治以实现民主目标．但是，这两个标榜非种族政治的政党还是大部分依靠华人的选票当选。他们形成反对党的重要成员，对政府的政策加以批评和监督，对民主制度的实施有相当的贡献。
由于历史背景和人口比重的关系，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有相当的被动性和附庸性，它同时也必须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一位马新学者说得好，“大马华人政治若要完全认同于大马，随着国内政治变化而变化，而变化是必须的。况且，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政治体制内，这种配合性和应变性毋宁说是一个健康的现象(何启良，1998：113)。
结语
华人自15世纪初马六甲王朝建立起，六百年来对马来西亚的进展不断作出重要的贡献。他们的贡献在经济的领域尤其突出。从国际与区域贸易，港口的建设，土地的开垦，经济农作物的生产，锡矿业的开采，和树胶的种植到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如银行金融业，商品制造业，交通航运业，建筑业，旅游休闲业及批发零售业等都作出巨大的贡献。在教育与文化的领域，华人把优秀的中华文化和教育制度带到这块土地，华文教育虽然经过一段艰难的历程，但它却能克服种种困难，稳步前进，成为中国和台湾以外的最具活力的华文教育制度，为马来西亚培育双语和三语的人才。当普通话(华语)崛起为亚洲仅次于英语的重要商业语言，以及东盟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时候，华文教育已成为马来西亚的重要资源，它将使马来西亚经济具有竞争尖锋。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发芽，生根和茁壮。同时它也经历一个本土化及吸收外来文化滋养的过程，而成为马来西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成为国家的宝贵旅游资源并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在政治方面，华人对政治的醒觉和参与对马来西亚民主制度的实践和发展也作出重要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华人的贡献，马来西亚不可能有今日的繁荣昌盛的局面，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强劲态势来接受时代的挑战，勇往前进。
历史家不是传教士，不是魔术师，也不是政治宣传者，他是历史事件的忠实裁判者。他的任务是把历史资料全面收集，筛选，分析而得到不偏不倚的结论，并根据这结论指出将来发展的方向和应走的道路。六百年来，华人对马来西亚的进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而这贡献必须由文字记录下来，受到各方的承认与肯定。同时，华族先辈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应该传承下去，以备对马来西亚将来的进展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注1：有关早期华族商人在马六甲港口的贸易活动，见Sandhu, 1961: 5;
Wheatley, 1961: 306-320。
注2：有关早期槟城的开埠和英人治理的情形，祥见Tregonning, 1965。有关早期华人在槟城的活动及贡献，见Purcell, 1967:
39-68。有关早期华人在新加坡的经济活动与贡献，见P. P.
Lee, 1978: 11-36。
注3：有关早期华人开采锡矿的活动与贡献，见L. K. Wong, 1965。
注4：有关早期华人(以潮州人为主)在新加坡和柔佛种植胡椒和甘密的历史，见U. C. Siah, 1848:
290; C. H. Yen, 2002: 285-286; Jackson, 1968: 7-30; Trocki, 92-117; Coope,
1936: 247-263; Trocki, 1976: 132-155。有关潮州人在柔佛州种植胡椒和甘密的近著，见郑良树，2004。
注5：根据陈嘉庚的记载，1904年他以1800元向陈齐贤购买180,000树胶种子在新加坡福山同栽种，7年后把胶园出售，获净利250,000元，见陈嘉庚，1993: 489-493。Dmbble, 1973: 22-33.
注6：有关世界银行马来业经济调查团的详细建议，见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laya: Report of a Mission OOrgani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t the Request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the Crown Colony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1955: 18-28。
注7：有关郭鹤年的郭氏兄弟集团，林梧桐的云顶集团，和及骆文秀的东方实业集团的个案研究，Gomez,
1999：40-63。
注8：有关华人经济应走现代化和一体化道路的呼吁，见槟城中华总商会会长许平等在1975年12月所发表的一篇专论，名为<马来两亚华人经济地位的探讨>载许平等，1979: 20-28。
注9：1975年马华公会创建马化控股公司(Multi-Purpose
Holdings Berhad)，汇集华社的零散资金，建立一个庞大的工商业共同体，经营金融，地产，制造业，园垣，船务和商业贸易等．1985年该公司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Kuala Lumpur
Stock Exchange)挂牌交易时，它拥有8万名股东，员工18,000名。步马化控股公司后尘的有嘉联控股公司(Ka
Yin Holdings Sdn. Bhd.)和福联控股公司(Hok
Lian Holdings Sdn. Bhd.)，分别由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与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创办．见Heng
Pek Koon, 1988a: 134-136; 1988b: 271-272。有关马化控股公司的兴起和失败的分析，见Searle, 1999: 178-188。
注10：譬如杨忠礼集团(YTL Corporation Berhad)曾经承接政府的数项大型的工程，如1990年价值马币8亿4千万设计和发展12间医院；一项价值马币1亿1千2百万在砂劳越州诗巫市飞机场的建设等．见Gomez,
1999: 165。
注11：如陈友信创办的教育服务行业——英迪学院，就是在90年代获得快速发展。见郑韵穆，1996: 178。
注12：有关亚洲金融风暴的兴起及其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影响，见Delhaise,
1998; Henderson, 1998; Godement, 1999; McLeod and Garnaut, 1998; Arndt and
Hill, 1999。
注13：有关金融风暴对马来两亚的影响以及马来丙亚政府采取的应对策略，见Athukorala， 1998 andl999。
注14：如1893年新加坡陈姓族人所设的毓兰书室，和1907年在槟棚屿由邱公司创办的邱氏家族学堂等．见陈育崧，1984: 226，邱福寿，<槟城龙山堂邱公司史略暨堂务发展概况>，载槟城绳德堂邱公司编：《邱氏梧房辈名记录》附录；<海峡殖民地中国总领事孙士鼎致教部南洋华商建中华学堂事禀文>载《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1907年11月3日)；《学部官报》第52卷，页72。
注15：如新加坡福建帮在1849年建立的崇文阁．见陈荆和，陈育崧，1970：283-285。
注16：如新加坡的萃英书院和槟城的南华义学等．见颜清湟，1992：284：陈育崧，1984：224-226。
注17：有关此点的讨论，见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1991：279。
注18：中华学堂是由马新富商兼清朝大员张弼士(张振勳)及一批槟城富商发起建立，它也是东南亚华社的第一所新式学堂．见《槟城新报》，1904年7月1日；《叻报》，1904年12月30日。有关中华学堂第一届的校政监督部(即董事会)的重要成员，包括正监督(董事长)著名富商胡国廉(胡子春)，副监督(即副董事长)林汝舟(林花钻)，总理林克全，梁廷芳和梁家耀等．见《学部官报》第9卷，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1906年12月16日)。
注19：如新加坡应新学堂(嘉应届客家人所创办)1907年的课程．见谢品锋，1907：3-5。
注20：据统计，当时新加坡有25间，柔佛有23间，吡叻有28问新式小学成立．见郑良树，1998：163-166。
注21：槟城钟灵中学是由槟城钟灵学校扩建而成．该校是于1917年由槟城阅书报社所创。槟城阅书报社原是北马著名的革命团体，在辛亥革命期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见郑良树，魏维贤编著，1975：164。有关槟城阅书报社与辛亥革命运动的密切关系，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1982：260-264。
注22：有关南洋大学创办的历史，见南洋文化出版社编，1956；李业霖，1990。《南洋大学创校史》(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年)；有关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及南大早期所面对的困境的最新研究，见利亮时，2004；周兆呈，2006。
注23：有关钟灵中学接受改制前因后果的分析，见Tan 1997：209-242。郑良树，2001：392-402。
注24：有关接受改制和不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名单，见郑良树，1998：267-268。
注25：有关林连玉为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奋斗与捍卫的研究，见Yen，2004；Tan，1992：181-201；何国忠，2002：49-88；何启良，2001：8-15。
注26：有关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的详情，见华文独立中学发展工作委员会编，1976；周聿峨，1996：168-174。
注27：如何国忠，1994：163-183；何国忠，1995：275-304；何启良，1995：231-262：胡兴荣，1995：401-422：郑良树，1995：57-64；陈再藩，1995：157-165。
注28：有关马来亚华人甲必丹的研究，见C. S. Wong，1963。
注29：有关叶亚来的研究，见Middlebrook，1951；王植原，1958：李业霖，1997。
注30：有关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活动及他们的影响，见Yen，1976；也见中文版颜清湟著，李恩涵译，1982。
注31：这段期间马新华人民族主义运动主要的对象是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见Akashi，1968：69-96；1970；Akashi：1970；Yen，1988：1-22；Leong，1976。
注32：有关早期(即50和60年代)马华公会史的研究，见Heng，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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