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日报2010.09.25
上篇〈国中华文班何去何从〉，仅是摘引南方学院华文课学生答卷说出华教的一些具体现象和问题，并没有立论何以何去何从的原因。一来是想听听众人的意见，二来是认为，所谓“原因”，是多重複杂的，非某个简单化的理由所能概括。
说大马华文教育被国家单元教育政策逼向边缘位置，并受制于考试功利主义，这些看法都没有错。问题是，像此类人云亦云的言论，再多讲几遍，恐怕还是徒劳。
大马华教的边缘化，不是近年来才有的事，考试功利主义也不是大马独有，而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面对的“现代性”问题。
令我困惑的是，为甚麽大马华教所存在的一些实质的“教育”问题，我们的社会竟是如此的冷漠以待？很多人不是不明白，却视而不见，存而不论。纵然呼喊爱护华教仍大有人在，大家关心的“华教”，到底是一个怎麽样的华文“教育”问题？
大马华教的发展，与华教意识的构塑，息息相关。如郑良树所言，那是华教前辈们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人格感召。但是，华教人格之为何塑造，如何塑造，则又是另一个更应思索的问题。在这方面，中文论述很少分析，反倒是英文论着多有述及。Loh Kok Wah早在80年代就曾撰文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探析大马华教与国家的关係，“华人社群”的构成，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群体”，华教的发展是族群意识的一种表达。回应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政策，致使华人族群意识得以成形，进而热衷于华教的发展。
陈绿漪的英文论着说得更加清楚。他认为，大马华人维护华教，对政府控制华文教育所作出的反应和进行的斗争，是因为有相当大批的华人视华文教育为保持华人文化认同的根本。而在华教运动中，董教总实际上扮演的是制衡（国家）文化霸权的角色。
由此观之，大马华教的发展，特别是七八十年代华校复兴运动的展开，它确实是与华人争取公平权益的时代氛围息息相关。当年华教意识的高涨，那是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忧患意识”使然。
诚如爱德华．萨依德所说的，凡是政治认同受到威胁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种抵抗灭绝和抹拭的方法。忧患意识的高涨，掀起华社关心华校办学的热潮。大马华教的发展，能有今天的格局，华社的忧患意识扮演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当年董教总以及华教斗士的“圣化”塑造，更是有力的动员华社，投注于华教事业的发展。
华教运动与华校素质原本应是相辅相乘，但客观环境的逼迫，常使华社把太多的精力投注在诸多泛政治化的华教课题上。不仅是谈到华教就让人联想到筹款，一些政党政治势力的介入，也使华教成了政治收编和持续抗争的筹码，甚至成了某些党团及人士借由处理华教事务及“领导”华教为名，以为“华社”之代表。
可惜，近年来，华教团体和华教斗士的“圣化”形象逐个崩坍，又内斗连连，真让人失望。如今的华教场合，看去尽是白髮苍苍，而且这些白髮老人，不少也因年龄关係，或是意识型态斗争路线问题，又或是个人因素，相继离开华教阵营的权力核心。华教人士所关心的议题，也变得愈来愈被动了。
大马华裔新生代不是不关心时事。只是“华教”似乎不再是当下有志于人权运动的热血青年关心的重要议题。华教意识的逐渐消解，不单是国家单元政策造成，更不只是功利主义至上使然。当人们看到华教圣化形象背后存在太多的虚晃，怆然凄笑间，华教议题不过是“后现代”一个飘零的碎片。如果真有一天，大马的华教会消亡，它不亡于别人，而是亡于自己。
星洲日报／言路‧作者：安焕然‧南方学院中文系主任‧2010.09.24
读华文，搞华教
安焕然
安焕然
说大马华文教育被国家单元教育政策逼向边缘位置，并受制于考试功利主义，这些看法都没有错。问题是，像此类人云亦云的言论，再多讲几遍，恐怕还是徒劳。
大马华教的边缘化，不是近年来才有的事，考试功利主义也不是大马独有，而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面对的“现代性”问题。
令我困惑的是，为甚麽大马华教所存在的一些实质的“教育”问题，我们的社会竟是如此的冷漠以待？很多人不是不明白，却视而不见，存而不论。纵然呼喊爱护华教仍大有人在，大家关心的“华教”，到底是一个怎麽样的华文“教育”问题？
大马华教的发展，与华教意识的构塑，息息相关。如郑良树所言，那是华教前辈们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人格感召。但是，华教人格之为何塑造，如何塑造，则又是另一个更应思索的问题。在这方面，中文论述很少分析，反倒是英文论着多有述及。Loh Kok Wah早在80年代就曾撰文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探析大马华教与国家的关係，“华人社群”的构成，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群体”，华教的发展是族群意识的一种表达。回应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政策，致使华人族群意识得以成形，进而热衷于华教的发展。
陈绿漪的英文论着说得更加清楚。他认为，大马华人维护华教，对政府控制华文教育所作出的反应和进行的斗争，是因为有相当大批的华人视华文教育为保持华人文化认同的根本。而在华教运动中，董教总实际上扮演的是制衡（国家）文化霸权的角色。
由此观之，大马华教的发展，特别是七八十年代华校复兴运动的展开，它确实是与华人争取公平权益的时代氛围息息相关。当年华教意识的高涨，那是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忧患意识”使然。
诚如爱德华．萨依德所说的，凡是政治认同受到威胁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种抵抗灭绝和抹拭的方法。忧患意识的高涨，掀起华社关心华校办学的热潮。大马华教的发展，能有今天的格局，华社的忧患意识扮演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当年董教总以及华教斗士的“圣化”塑造，更是有力的动员华社，投注于华教事业的发展。
华教运动与华校素质原本应是相辅相乘，但客观环境的逼迫，常使华社把太多的精力投注在诸多泛政治化的华教课题上。不仅是谈到华教就让人联想到筹款，一些政党政治势力的介入，也使华教成了政治收编和持续抗争的筹码，甚至成了某些党团及人士借由处理华教事务及“领导”华教为名，以为“华社”之代表。
可惜，近年来，华教团体和华教斗士的“圣化”形象逐个崩坍，又内斗连连，真让人失望。如今的华教场合，看去尽是白髮苍苍，而且这些白髮老人，不少也因年龄关係，或是意识型态斗争路线问题，又或是个人因素，相继离开华教阵营的权力核心。华教人士所关心的议题，也变得愈来愈被动了。
大马华裔新生代不是不关心时事。只是“华教”似乎不再是当下有志于人权运动的热血青年关心的重要议题。华教意识的逐渐消解，不单是国家单元政策造成，更不只是功利主义至上使然。当人们看到华教圣化形象背后存在太多的虚晃，怆然凄笑间，华教议题不过是“后现代”一个飘零的碎片。如果真有一天，大马的华教会消亡，它不亡于别人，而是亡于自己。
星洲日报／言路‧作者：安焕然‧南方学院中文系主任‧2010.0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