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团与慈善的前世因缘
安焕然
四川大地震，震出悲情，也震出人情。
人在中国，发觉中国的社会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在于长期受“政治正确”主导下的社会开始有了民间自觉的胎动。人们开始意识到，不是什么事情都是由政府来主导的，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只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
仁慈、善良、富同情心，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慈善公益事业亦是受人尊敬的事业。但是过去的中国，由于受到“极左”的路线影响，乃致在意识型态上产生了偏见和误解，以为传统的慈善事业就是“封建思想”，是沽名钓誉，伪善之举；又把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入华施行的慈善行举，与帝国主义侵华划上等号。诚如周秋光、曾桂林在《中国慈善简史》一书中所说的：“慈善，这古老的救人济世的事业，在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里，也就失去了它社会中应有的位置。”
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因为频遭各种自然灾害的打击，才开始重视慈善事业。一些国家领导人开始认同这种民间的慈善事业是社会的需要。近来，“和谐社会”更是成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话语，上下影从，一时蔚为风潮。
其实，民间慈善事业的义举，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修桥补路、赈灾济贫、捐资兴学等，中国古来有之。尤其是明朝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更是变得相当普遍，而且这种慈善事业是民间社会自觉自发的义举。
这种义举又与明清会馆的崛起有关。随经济的发达，流动人口的增加，异乡人在客地建立的社会组织，如明清时期，商帮和移民在中国各地普遍创设会馆，结合了祀神、合乐、义举和公约的基本功能。它除了是移民社会同籍人士的小区中心之外，许多会馆也相应推行了诸如义冢、助学、助丧、施医和济贫等慈善活动。
很可惜，这种民间自发性的组织在传统中国的“正史”上却是“缺席”的，如今我们仅能从明清地方志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是完全不被传统“正史”重视的民间活动。会馆义举之在中国，一直不是官方的主流论述。
近代以后，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政府无能，时局混乱，民间社会对慈善事业的推动更是积极，甚至从传统的济贫扩展到慈善教育、医疗卫生和工商经济等层面。而且筹赈活动透过报社媒体宣传，义演义卖活动以情动人，慈善经费有了更多的管道。
以上论述，对新马华社来说是相当熟悉的画面。举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史，不就是一部民间自觉自主的“慈善公益史”吗？
诚如厦门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王日根在《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所说的：“凝聚乡情的会馆亦移植海外。从缘起和功能看，海外华人会馆大体是（中国）国内会馆的翻版。”
大马华人会馆和华团有其本土化的历程。笃乡谊，萃义举，乃至动员华社各项资源的民间办学，维护华教，固然有其会馆的前世因缘，承传自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但这种强韧的民间活力，反而在中国本土曾经一度彷佛是断了根，却在马来西亚成了华人社会整合的重要有机载体。任何一种文化要有生命力，有其主客观因素和历史背景，而其生命力就来自于它的土壤。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