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生根的海南人
安焕然
身居海外的海南人早期多是劳工阶层，经济社会地位低下，常受人欺侮，被人瞧不起，有者低声下气、寄人篱下过日子，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海南人。但受人压迫的一群也有压不扁的体魄，一些海南青年遂思于政治上的突破，具革命精神，思想激进。
日本入侵马来亚，“抗日卫马”的战士有不少是海南人。1942年日本蝗军占据新加坡后，山下奉文下令展开扫荡行动，以肃清“敌对的华侨”。宪兵队到处搜捕具反抗意识的“不良分子”，检证列出的9种“必杀”之人，“海南人”竟是其一。
1943年盟军136部队分批登陆马来亚，于第一时间负起保卫马来亚任务的龙朝英、陈崇月和陈崇番是海南人。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中，有一支第七独立大队，其活动地区在彭亨关丹、北根和登嘉楼，根据地设在雅姆山区，建有练兵场、军医院，有4个中队及一个独立分队，战员近千人中，大部分是海南人。其队长是张祺，政委庄清，政治部主任亚山，黄志平任军医主任，许素英（现名许娟）任护士组长。3年零8个月的抗日游击战中，“七独”与日军作战近百次，英勇抗战。日本投降之时，人民抗日军“出山”，东彭人民委员会的领袖吴克（吴清平）亦是海南籍人士。
二战后，东南亚各地纷纷展开争取独立建国运动，华人（包括海南社群）也抛开“旅居”心态，渐从“落叶归根”转为“落地生根”，为在地的家国建设而努力，例如原籍海南文昌的朱运兴是马华公会发起人之一，1949年至1959年紧急法令期间担任霹雳州警察后备团团长，1955年出任副教育部长，同年，代表政府赴仁丹与马共首领陈平数度和平谈判。他也是马来亚琼州会馆联合会主席。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新马海南人的经济地位还是较低的。根据吴庆瑞在1953年至1954年《新加坡市民及宅屋社会调查》报告指出：新加坡海南人只有极少部分享受高薪金，大部分的月常收入不超过400元，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海南人均属工人薪金阶级，每月收入平均不超过200元。
60年代以后，海南人的经济地位不断在改善。商业方面，除了传统的咖啡店，不少已朝向洋杂、土产、橡胶商、面包制造厂、建筑业、照相馆、电器公司、汽水制造厂、汽车行、酒店、金融贷款等行业发展。更多的新生代是接受技术训练，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学术专业人士。
海南人虽对新兴行业有兴趣，但贫乏的经济背景限制了他们从商意愿和企图。实际上，海南人从商者远不如其它籍贯人士，即使是继承“父业”经营传统咖啡店的也不多。如今，由海南人经营的传统咖啡店已大为锐减，反让福州人取代。不继承“家传”，一来是在心理上海南人长期处在社会底层，老一辈海南人本身并不鼓励子女克绍箕裘地去继承他们的粗活业务；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要改变后代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教育”才是唯一的可靠途径。
诚如新加坡资深报人韩山元说的，海南人要争气，主要不是在经济领域里杀出重围，而是在教育领域拼出春天来。海南人认为：我在钱财方面输给你，但要在人才方面赢你。
在很多海南人父母观念里，自己无论再怎么穷，也要束紧腰带，咬紧牙关，想尽办法供孩子读书，由小学到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甚至考硕士、博士。海南人的家庭，子女多有高学历，这在当代新马海南社会已是相当普遍。一些上进的穷苦海南青年求学经历虽然坎坷，生活所逼，常要面对辍学的困扰，仍然孜孜不倦苦学成功。即使是出国留学的海南青年，很多并不是出自富有家庭，绝大多数是贫苦好学的青年。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09.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