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概略
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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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的研究，长久以来就是国内外学者所积极从事的一个学术领域；它属于在研究整体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部份。早期对华人研究的一些重要著作，大部份是出自于殖民政府官员或外国学者，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不可忽视的。至于华人学者（包括新、马、港、台与大陆）方面则迟至二次大战后才陆续有研究成果出来，本文是笔者以这两年来断断续续收集的一些资料做为基础整理而成。
在独立前， 一些英殖民地官员如巴素博士（ V.PURCELL ）、毕麒麟（PICKERING ）、布莱特（ W.BLYTHE ）等都有些从事一些华人的研究工作。１８７７年１１月４日，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成立，隔年出版其学报，以供海峡殖民地官员及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刊物之一。１９２３年，这份刊物更名为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至今仍未停刊。其内容多为华人的研究论文，研究领域包括华人私会党、地名街名的来源、人物传记以及早期华人移民社会面貌等；是研究早期华人移民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二次大战期间，大陆的沦陷而使得一批大陆学者逃到南洋一带，这些学者包括许云樵、张礼千、郁达夫等人，并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学会，推动南洋的研究工作，并且由许云樵主编出版的南洋学报，这批学者在研究时多利用中国史籍资料来考证东南亚的古代史和华人史；可惜的是，这些学者较少亲自动手去发掘一些“第一手”的资料。
以下，笔者尝试分几个领域来谈这些研究成果。
华人私会党
华人私会党源于何时， 并无资料可查。 １７９９年，槟榔屿的纽波尔德（T.J.NEWBOLD）在其所著“马六甲海峡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和统计概况”（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 COUNT OF THE RITISH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KA,2 VOLUMES, 1839）一书中，最早注意到华人私会党在海峡殖民地的活动。其次是德国传教士米怜（DR.W.MILNE）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报（TRANSACTION OF THERO YAL ASIATIC SOCIETY, 1827）中， 叙述 1818 年马六甲的一名私会党头目受嫌涉及一宗暗杀事件。 至于新加坡方面，莱佛士（RAFFLES）的私人秘书门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 BI N ABDULKADIR）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阿都拉传”（HIKAYAT ABDULLAAH）一书中曾叙述到１８２３年他在新加坡大东陵（TANGLI NG 现改为 TANGLINTUAH）的森林里，目睹华人私会党所举行的入会仪式。后由英人希尔（A.H.HILL）将这项记述翻译成英文，并刊于１９５５年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分会学报第二十八卷第三期上。
在１８７６、１８７８和１８７９年间，当时的首任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 A. PICKERIN G），曾分别刊出两篇关于新马华人私会党的文章，内容记载了许多口令、仪式和誓词等。他为了取得这些“第一手”资料，而成为第一位真正参加过华人私会党入党仪式的殖民地官员。
因华人私会党的活动常会引起社会治安的混乱，所以在１８７９年，槟榔屿殖民地驻札官沃罕（ J.D.VANGHAN ）才提出有关如何控制华人私会党的建议。他在其着的“英属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习惯（ THE MANNERS AND CUST OMS OF THE CHINESE IN THE STRAITS SETTLE MENTS ）一书中，建议海峡殖民地政府只准许操同一种方言的华族移民入境，因他认为华人私会党之所以发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因操不同方言的缘故。
１９２５年沃德和斯特林（ J.S.M WARD A ND W.S.STIRLIMG ）合着的“洪门会”（ THE H UNG SOCIETY ）一书， 共两卷，书中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包括警方夺获的私会党标志和证书， 而曾任警监的温尼（ M.L. WYNNE）在１９４１年所撰的“天地会与东方忌讳”（ TRIA DAND TABUT ）中， 根据本地华人私会党的思想分歧，把他们划分为几个敌对的阵营。它同时不仅仅将历年来华人私会党所发生事件的汇编，而且除了将华人私会党加以分类和论述外，他还包括马来人私会党的记载。最新的著作有布莱斯（ W.L.BLYTHE ）于１９６９年所撰写的“马来西亚华人私会党的冲击力： 一项历史研究（ THE IMPACT OF CHINE- SE SECRET SOCIETIESIN MALAYA:A HISTORIC AL OF STUDY ）。 书中叙述十八世纪以来私会党被发现后到１９６９年初的活动情形。并且正如副题所示，它是一部历史研究的文献。他同时也利用海峡殖民地常年报告书（ STRAITS SETTLEMENTS ANNUAL REPORT）所记载有关的犯罪和私会党资料来编纂，这也因为他曾担任过警监的缘故，所以才能有机会查阅大量的官方文件资料。
在华人学者方面的著作，令人遗憾的是，很少华人学者对华人私会党问题发生浓厚的兴趣，很多作品只限于新闻报导或英文著作的改写，例如温雄飞于１９２９年出版的“南洋华侨通史”和许云樵于１９５１年所撰的“新马私会党与洪门天地会的渊源”，即属于这一类。
另一方面，关于深入探讨华人私会党、方言群和行业之间的关系，是于１９８５年由麦留芳以英文所著，张清江中译的“新马华人私会党的研究”。书中除探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外，也对其组织结构的适应性和活动模式有一定的叙述。另一方面也涉及华人私会党如何通过共生参与来减少冲突。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４日起于南洋商报连载由郭仁德所撰有关华人私会党的文章，经整理后于１９９２年出版，书名为“揭开私会党的真面目”。他以收集的资料与剪报，并拜访一些私会党的前辈，以便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来写成。在书中他认为私会党以“反清复明”的口号做为掩护，而主要的目的是在于结社组织，以在经济上互济互助，以保护与扩张本身的经济利益。
综观以上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华人私会党的研究多以英殖民地官员为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有效的控制华人私会党及能得到大量资料的缘故。而华人学者的作品可说仍不多，这主要是早期的华人移民社会多缺乏“士”人所致，另一方面或许是惧怕遭受私会党的迫害吧？
海外华人与辛亥革命
孙中山先生说：“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说明在近代中国革命建国过程中，海外华人所做出的贡献；海外华人聚集的区域主要是在南洋，也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重要根据地。
１９８２年李思涵将颜清湟所著的“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一书译成中文，颜清湟博士是杰出的学者之一，他于１９８６年又根据英殖民原始档案以及其他语文资料，完成了“新马华人社会史（１８００～１９１１年）”。并打算继续研究１９１１年后的新马华人社会。
１９８６年２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假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了一次以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为主的国际研讨会。会中共有十八位学者提出论文，这十八篇论文大体可以归纳为下列五个部份：
第一部份属于综合性的论述；美国学者蔡石山的“１９１１年革命与海外华人”，是综论海外华人与中国政治关系的论文，所用的史料不多，但运用了心理学的解释方法，使论文大为生色。政大教授李国雄的“南洋华侨与民族主义之发展”，则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而颜清湟则在这次会议提出“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综合论述革命的原因、革命的主流问题、孙中山先生的领导角色，以及南洋华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第二部份以革命党在南洋的活动为主题；杨进发对新马史的研究，斐然有声。他的“舒展政治的筋骨 ---- 国民党在马来亚之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１９１２～１９２５）”，是利用马来亚报刊和英国殖民部档案，详细的分析国民党在英属马来亚活动的文章。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崔贵强利用该校图书馆所藏的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日报（１９０７～１９１０）”作个案研究，肯定了中兴日报对展开当地的民智、鼓励华人参与革命的贡献。
第三部份是以人物为主体的研究论文，刘世昌利用国民党党史会的珍藏，写出“中山先生与南洋”一文。文大程光裕教授提出的“林义顺的革命志业”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员吕芳上提出的“邓译如与辛亥革命（１９０６～１９１２）”，林义顺是新加坡的革命志士，而邓义如则属马来亚华人。从南洋华侨人物的研究经验中可以得知，资料搜集确非易事，以邓译如为例，如果不是他自己有意大量保存大批的文件，许多史事几乎都要淹没不彰了。
第四部份以南洋各地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为主题的论文。新加坡国大讲师李励图的“海峡政府对孙中山之态度（１９００～１９１１年）”一文，利用英国殖民部、外交部档案，分析两位海峡殖民地总督对孙中山的态度，指出孙中山之所以被驱逐是革命活动扰乱了当地社会的治安。郑良树的论文“试探马六甲青云亭领导层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是讨论十六世纪以来华人寺庙演变为处理华族事端，进一步指出十九世纪后青云亭领导人多因有具峇峇意识，拒绝了辛亥革命的推动。“宗教与革命：新加坡华人基督徒对革命运动之反应”，是由新加坡国大讲师梁元生的论文，以小范围的新加坡华人基督徒作为研究对象。另一位新加坡国大讲师廖建裕则是研究印尼华人的专家， 他的论文“辛亥革命与爪哇华人---- 初探性研究”， 探讨爪哇华人社会革命运动，荷属当局对华人团体的态度，以及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对当地社会的冲击。除了以上四篇外，还有东海大学吕士朋教授的“越南华侨对辛亥革命之贡献”、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员苏云峰教授的“星洲琼侨与中国革命（１９０６～１９２７年）”、政大教授蒋永敬的“辛亥前南洋华人对孙中山先生革命运动的支援”及中华学院南洋研究所陈树强的“辛亥革命时期南洋华人支援起义经费之研究”四篇论文。
第五部份是以南洋华人的教育与法律地位作为重点，新加坡国大讲师李庭辉的“马来亚华人教育：早期华教的民族主义”一文，叙述１８９４年当地新兴学校出现到辛亥革命止，马来亚华文教育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论文指出１８９４年后马来亚华文教育，分别由清廷、保皇派及革命派三种政治势力所创办的。而殖民政府这一时期对这些学校则一直采取容忍的态度。香港中文大学讲师郑赤淡的“辛亥格命前后期之护侨法制”，泛论海外华人 ---- 特别根据美洲华人的经验---- 的法律地位的演变， 对十九世纪后中国人由海禁到准许人民出洋，到政府采取护侨措施的种种演进，可惜对对南洋华人的情况着墨不多。
对于这十八篇论文，明显可以看出，台湾本地学者使用史政机关的原始材料为主，而其他的学者多运用大量的海峡殖民地档案为主，从这可以看出资料交流的不足。
日据时期的新马华人
有关日据时期的华人社会，可以说是新马华人的浩劫，在三年零八个月中，新马全体人民均备受蹂躝，而华人所遭受的迫害尤其的严重。除了大检证外，掌殴逮捕、严刑迫害乃至杀戮，都是日军惯用的手段。
对于这期间的资料，由许云樵和蔡史君主编于１９８４年出版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这本重要的史料集包括日据时期的文件、档案、相关的专论、社会大众的回忆录以及珍贵的图片资料。全书共分六大章：
第一章：战前新马华人的赈灾援中运动。
第二章：日军进攻新马的经过。
第三章：日军统治下的新马（一）：基本方针与一般施政。
第四章：日军统治下的新马（二）：各州施政实况。
第五章：新马华人敌后抗日活动。
第六章：日军统治的结束及其余波。
除此之外，１９８４年８月１０日，由森美兰中华大会堂成立的“日治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搜集委员会”召集州内各县区的团体代表、日据时期劫后余生者及蒙难者家属、后裔，展开有关史料的搜集工作，于１９８８年出版“日据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也是一部研究森州日据时期下华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收入在林水檺、骆静山合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由蔡史君所写的“战时马来亚华人”，分析华人对日本侵略马来亚的反应、日军对华人政策及华人的抗日活动。作者在文中认为日军侵占马来亚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无疑是提供各族人民一个反面的教材，尤其是提高华族的国家意识，使华人在战后积极争取公民权及参与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马来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也是在日本占领时期间孕育而成的。
由于日据时期的文字资料散失及受破坏的情况非常严重，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在研究日据时代的历史方面显得突出。这一方面，幸新加坡国家档案局属下的“口述历史单位”已在１９８０年进行了一系列的移民口述历史纪录工作。（在马来西亚方面尚未听说有类似计划的进行）。其中已知完成且已编目问世的有两大类。其一为“新加坡先驱者访谈录”，另一则为“昭南～日据时代的新加坡”。
前者目录于１９８４年刊行，该计划共访谈了７３位各族人士，都是事业有成的人。华人占５１位，包括胡一虎及邵仁枚。全部共用了７０１卷录音带，共费３５０多小时。访谈语言五花八门，华人中则以方言交谈，所应用的访谈问卷结构严谨，所谈项目包含了以下七大项：家庭背景、在原乡的生活情况、移民原因、来新的航程、来新后的工作经验与期望、商场生活以及家庭情形等。
有关昭南岛的访谈是在１９８１年开始，１９８５年结束；共访问了１７５名各族人士，仍以华人居多。其目录于１９８６年刊行。上述两种刊行的目录，皆载有每一卷录音带内容的摘要。
口述历史最令人忧虑之处是其可靠性，受访者多是年事已高的人士，记忆力当会稍为减退，在录述时很可能会有差错，但在细心和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应会如何由糟粕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东西，更何况那不是糟粕呢！
峇峇社会
峇峇社会是华人社会的次族群，他们的文化和认同问题是学者们相当关注的。所谓“峇峇”（ BABA ），是指文化上受到马来人或者其他非华人族群影响的华人， 他们自称为“伯拉纳干”（ PERANAKAN ），峇峇大部份讲马来话或英语。不过他们绝大部份还是信仰华人宗教，遵守华人的礼俗。研究峇峇这个领域的学者是以马大人类学系副教授陈志明为最杰出。他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曾发表多篇相关性论文，如收录在林水檺、骆静山何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中的“海峡殖民地的华人 ---- 峇峇华人社会文化”、“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 也出版了“马六甲的峇峇社会”一书。
社团宗亲会馆组织
寺庙、会馆和学校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特色。会馆最初成立的宗旨是协助移民南来的乡亲克服生活难题。联络乡亲和排解纷争等。兴办学校更是宗亲会馆的优良传统。随着时代的变迁，会馆的功能和活动方面也跟随时代的要求而有所更动。发展至今，会馆最大的功能之一是维护和推展华族文教事业，少数会馆甚至成立大企业公司，汇集同乡的人力和财力，向经济领域进军。
关于宗亲会馆这方面的资料，吴华先生先后于１９７７年出版了“新山华族会馆志”和１９８０年的“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两书。据他的研究指出，马来西亚各邑籍华人中，客家人和广东人最早创立会馆，即在１８０１年分别成立了槟城嘉应会馆及槟城广东暨汀州会馆。其次是福建人，接下来是潮州人和琼州人。在第二本著作中的第一章，对各帮邑人兴建会馆的年代、活动和功能的演变做了概括性的论述。
此外，以华人社团为题的马大硕士论文有：万明星于１９６７年的“雪兰莪华人社团史”、朱留维于１９７１年的“马来亚的客家组织”、黄育源于１９８１年的“华人社团在马来亚政治上的角色”以及苏伟妮于１９８６年的“马来西亚半岛乔治市、巴生及瓜拉丁加奴的华族会馆”。
郑良树也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中有一篇对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的活动内容偏向做了一番的分析，其文为“论中华大会堂５２年来的贡献（１９２３～１９７５）”。
对于研究马来西亚社团宗亲会馆时，也不能忽视由社团宗亲会馆所发刊的纪念特刊。这种特刊或纪念特刊的刊行以至流传，约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由于特刊的刊行目的在于纪念，且编者及撰者也不一定以信度为目标，故其内容一般上不可毫无保留的采用。必须有一定的取舍，而有关组织的结构，以及乡人的祖籍等，应该是可以采信的。
这方面的特刊可说非常多，也散落各地，从事这方面的资料搜集计划，据知有新加坡国大中文图书馆，其收集的范围非常广。包括东南亚区域的一切华族特刊。马来西亚方面，这一类的搜集，已于１９８１年在着手搜集，负责人为郑良树先生，这个搜集计划是由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与马来亚大学合作支持的。所搜集到的特刊或已拍成微卷，或已列为专书珍藏在马来亚大学图书馆。搜集的地域包括马来西亚各州及新加坡，共得１２００目，包含了以下五大类：华人社团特刊、家谱族谱、个人传记、埋葬记录及杂项。其中以社团的特刊居多，家谱次之。根据郑良树先生所称，把华族文献史料搜集于一处者，在马来西亚而言，马大图书馆是最丰富的了。
另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料是碑刻文字。马来西亚的碑文迄今仍可以找寻到原文，但在新加坡恐怕很难找得到了。可幸的是，早有一批学者将新马一带的碑文拓印或抄录成册。在新加坡方面，陈育崧与陈荆和于１９７２年出版了“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马来西亚方面则由陈铁凡和傅吾康合编于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７年陆续出版的三大巨册，名为“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
这些碑刻文字分别为几大类：如会馆、公冢、庙宇或宗祠、学校、以及杂类等。这些碑刻册子所包含的资料，非常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种族关系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具有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在独立前，英殖民地政府对各民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让各民族自行的发展。
“分而治之”的政策产生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马来西亚的独立是各民族合力共同争取的；但各民族间所存在的矛盾并未因国家的独立而缓和下来。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３日暴发了独立之后最严重的种族冲突，使得马来西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国会遭受解散，由全国行动理事会掌管国家行政权，全国行动理事会在该年１０月９日出版“五一三的悲剧”，公开五一三种族冲突的前因和一切有关的真象。
有关“五一三事件”的资料不易取得，这主要是在国内对“五一三事件”有相当的敏感性，所以由国内学者在本国发表的相关论着极少，国父东姑拉曼于１９６９年的“五一三前后”、吴清德于１９７１年出版的“五一三事件与马来西亚的民主”以及连恩．康伯于１９８３年的“五一三：华巫关系的历史探讨”。是一般人所能接触到的少数论着。
研究华巫关系的还有邱家金的“１９４２年之前大马半岛的华巫关系”、谢文庆的“马来西亚的华巫冲突（１９４５～１９４６）”。除此之外，万哈森（WAN HASHIM ）于１９８３年出版的“马来西亚种族关系”， 是一本相当广泛地从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因素来分析种族问题。作者在结论认为，要解决多元种族的问题，必须采取局部同化的做法。
赛胡先阿里（ SYED HASIN ALI ）于１９８４年所编的“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阶级与发展”，收入了多为各族学者从各角度来探讨种族问题的论文。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前任副教授陈祖排所编的马来文版“种族主义与国家团结问题”，于１９８６年出版。书中的第二部份包含了１２篇有关种族主义与族群关系的论文。此外，马来西亚国民醒觉运动（ ALIRAN ）的会讯中也会常出现探讨种族问题的文章。
华人对同化问题较敏感，所以文化青年体育部在１９７１年假马大召开国家文化研讨会，并制定塑造国家文化的三大原则：
一、国家文化应以本地土著人民之文化为基础；
二、其他文化的元素如果适合及合理的话也可以接受为国家文化；
三、回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元素。
非马来人认为这是以马来文化为中心的同化政策，所以华、印社会领袖等人分别于１９８３年及１９８４年提呈备忘录给文青体育部长。华资中心在１９８６年３月也举办了一个“国家文化研讨会”，邀请各族学者参加，并将所发表的论文收入“国家文化的理念”一书中。并于１９８７年出版。
除了探讨冲突外，尚有一些学者对个种族之间的融合、同化及涵化的问题作一番探讨。如陈志明的“吉兰丹东北部的土生华人”、“涵化、同化与融合：华人个案研究”、“华人与马来西亚民族的形成”、陈祖排的“马来西亚半岛华人同化的若干问题”、吴清德的“多元社会的融合问题：马来西亚华人”、陈志勤则有“从社会和经济结构看种族问题”， 另外汉纳比．多拉（ HANAPI BINDOLLAH ）也研究吉兰丹河畔受马来社会同化了华人社群的生活方式。
１９８７年华资中心也召集了一批学者讨论种族两极化的问题研讨会。并出版了“马来西亚种族两极化的根源”。
在种族关系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并非能畅所欲言，因自１９６９年的“五一三事件”发生后，马来语文、马来人的特权、公民权、马来统治者的地位等都不得公开进行讨论。而且对于种族关系的研究只限于华、巫种族关系；而华、印或巫、印种族之间的关系研究却非常少见，是其不足的地方。
东马方面
由于地理和历史因素，在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时，东西马总是分开处理。
砂劳越被英国的白色拉惹（布洛克家族）统治了一百多年（１８４１～１９４７年），而沙巴则曾为英国皇家公司所统治（１８８１～１９４６年），在此之前，沙巴是汶莱苏丹所统治的地区。
华人大规模移民到东马两州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左右。国内学者所撰有关东马华人的历史论着有刘子政的“砂劳越华族迁移史的研究”、饶尚东的“东马华人的历史及其发展”、“第二代拉惹统治下砂劳越华族移民何经济活动（１８７０～１８９０年）”以及“东马与汶莱现代华人社群经济活动之模式”、陈振声（陈约翰 JOHN M.CHIN ）的“砂劳越华人史”。
谈到砂劳越华人社会史的研究，我们不能不提到田汝康博士在五十年代出版的“砂劳越华人”，他利用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与技术，研究砂劳越华人社会的组织，特别是血缘性和地缘性组织的功能。田农于１９７７年出版的“砂劳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则收了８篇论文。李南林和田农于１９８５年合编的“砂劳越华族史论集”收入１１篇论文。刘子政于１９７８年出版的“黄乃裳与新福州”，主要是根据特刊、报章、专书和口述资料来编写。新福州即是诗巫（ SIBU ），而黄乃裳是开辟诗巫的先驱。
房汉家的“砂劳越打马庚华人社会之变迁”，主要是根据口述资料追述华人移入打马庚（ TABAKANG TOWN ）的历史， 以及说明打马庚由盛而衰的因素。至于沙巴华人的研究，韩铣丰的“沙巴海南人职业型式之演变”是针对二次大战前后海南人的职业类型、经济实况、社会地位及其演变作一有系统的分析与评论。
从以上的略述，我们不难发现，有关沙巴的华人研究，可说是少之又少；而砂劳越的华人研究之所以如此蓬勃，主要是有一批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其他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领域并不只限于以上几个，其他的如南来移民历史、马华文学（包括旅台文学）、宗教与礼俗、艺术、人物传记等等。当然还有华文教育，华文教育是在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的整个历史中不可或缺的。其中又可以细分二次大战前华文教育、独中教育、教育报告书、华小事件（１９８７年的茅草行动）、独大事件等等。由于华文教育的研就成果非常丰硕，本文将从略，不加以叙述，许可的话，留待下次再以一个篇幅来讨论。
当然，除了以上所讨论外，对于索引、分类目录等工具书的编撰，对研究工作者在进行研究时将有更大的便利。这方面的工具书，马来西亚较缺乏中文资料的索引。其中有李业霖于１９６８年所编的“南洋研究中文期刊资料所引（１９０５～１９６６年）”，是难得的成果。可惜１９６６年后的索引至今无人进行着手进行。 卡尔尼（ R.S.KARNI ）于１９８０年所编的“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研究书目索引”（ BIBLIOGRAPHY OF MALAYSIA & SINGAPORE ），第三部份（社会科学、经记、政治、教育）中的“华人”（ CHINESE ）一节就列了新马的官方出版品和世界各国的相关研究论着。提供学者在进行华人研究时诸多的便利。新加坡国大中文图书馆将馆藏的图书编成“南洋研究中文资料目录”，也是一本不错的工具书，可惜的只是收录馆藏图书罢了！
除了学者机关外，华人民间团体在华人研究方面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特别是在资料的收集上。这方面的组织团体有教总教育研究中心、林连玉基金会、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华社资料中心等。另外，华文报章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报章对华人社会动态广泛报导，成为学者重视的参考资料。报章也提供了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由其在每年元旦出版的特辑，常常有份量的论文出现。许云樵就曾整理新马十四家华文报所发表的文章，并进行分析而写了“十八年来新马华文报元旦特刊对学术研究的贡献（１９５７～１９７４年）”。
结论
大致而言，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工作并没有专门的团体在推动。也没有特定的整体研究方向或研究计划，只是个别的团体和学者私底下的进行。诚如李业霖在“关于研究大马华族史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所说：“总的来说，史学工作者从事华族研究，主要是小生产方式，个自为政，缺乏联系，没有交流。小生产方式的研究工作，其效率和成果，就难达至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