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百年新马华人女子教育

回溯百年新马华人女子教育

范若兰

“筚路蓝缕，拓土南荒，坤成首创女教彰。”这是坤成校歌里的第一句，1908年成立之时，是新马第一所不设招生门槛的华文女校，为当时无法负担英校学费、不识英语、也无法远赴新加坡上学的女孩，提供了能继续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

“战前新马华人女子教育的发展虽然不大，但它其实对往后的社会变更产生了一定影响。”女子教育水平的提升，直接影响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与意识，对整体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范若兰教授在1月23日（周三）举行的“性别与教育：战前新马华人女子教育发展”讲座中如此表示。此次讲座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会议室举行，由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与中文系联办，主持人为研究员傅向红。

范若兰是广州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同时也是中山大学性别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她长期深耕东南亚政治与性别研究，著作等身，在海内外享负盛名。她在此次演讲中，以扎实的数据与资料整理，为大家勾勒和爬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新马女子教育的发展轨迹。

迟到半世纪的华文女校

新马华人的女子教育最早发迹于教会，有者认为1825年由英国女子格兰托小姐（Miss Grant）开办的是最早的女校，也有人认为1842年成立的圣玛格丽特女校才是始祖。无论如何，政府在1844年成立了第一所女校——莱佛士女校，其后也在槟城设立圣乔治女校。彼时由政府或教会创办的都是英语源流的女校，教会学校亦可享有政府津贴。

根据海峡殖民地英文学校的学生人数统计，1921年所有英文学校的学生共1万3392人，华人女生只有2507人（20.07%），此人数比例在往后十年内不断微增，至1938年，在1万7366位就读英校的总人数中，华人女生有5404人（30.28%）。尽管如此，在所有英校女学生当中，华人女学生还是占了六成。

1908年，坤成女校在吉隆坡诞生，成为新马第一所女子华文学校。此前，宋旺相与林文庆等当时的海峡华人知识分子在1899年创办了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但只招收海峡华人，非所有本地女孩可入读。坤成女校与随后在1911年成立的新加坡华侨女校，开启了新马华人女校的新篇章。

往后10年，多所女校在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吉隆坡、雪兰莪、霹雳等地成立，如南洋女校（1917年称公立南洋女学校）、崇福女校、南华女校、化南女校、培德女校、霹雳女子学校等，学生人数也一路增加，从1910年代的数十人，到1920年代已有数百人的规模。

在新马一带，华文女校的出现虽然比英文女校迟了超过半个世纪，但其发展却相对快速而蓬勃。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学生数量，到了二战前的1930年代，华文女校都比英文女校来的多。

毕业后无处升学催生女中

早期的中文及英文女校，大部分都只有小学部，有者甚至只有初小级别。新马第一所华文中学——华侨中学在1919年才出现，第一所女子中学——南洋女中则到1930年才在新加坡成立。范若兰认为，女中的出现主要源于许多小六毕业以后的女孩，迫切想要升学，却面临无书可读的窘境。

她分享一则看过的史料，那是在1922年，“在坤成女校的小学毕业典礼上，一位学生代表发言，她感谢学校和老师的栽培，之后说到毕业以后就无书可读了，不禁难过得泪如雨下，老师和学生更是哭作一团，感慨女子教育如此困难。当时在场的一位校董被这场面感动了，当场承诺要办初中。这因为这样，坤成（女校）才在1925年设立了初中部。”

后来，初中毕业的女生又再次无书可读，坤成在1940年又设立了高中部，和南洋女校成为战前唯一两所设立中学的华文女校。当时新马的高等学府也只有爱德华七世医科大学及莱佛士学院两所，虽然也有招收女生，但地点都在新加坡，在马来亚的女生，没有多少人有能力远赴当地升学。

年代	爱德华七世医科大学		莱佛士学院
年代	男	女	男	女
1930	103	11	116	12
1931	124	11	108	15
1932	128	14	104	15
1933	133	18	71	30
1934	158	20	58	22
1935	156	26	57	22
1936	179	35	65	20
1937	156	24	131	26

1930-1937年两所高等学院的男女学生人数比例，其中可见男生人数每年平均上百，女生则不超过30人。这还不包括中途因各种原因停学的学生（图表由范若兰整理）

女孩能认得几个字就得了？

华人女校的创办与中国及日本等地开始兴办女学的历程有关。1907年，清政府正式将女子教育纳入体制，海外华人也纷纷响应。然而在华人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及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女孩的上学路依旧艰难。

范若兰认为，战前一般华人家庭对女子教育多持认可态度，本身受过教育的家长尤其积极送女儿上学，对女孩的期望也更高。然而大多数人虽然都认为女孩应该受教育，却不必太多，只要上几年学，认得几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也有思想守旧，本身可能也是文盲的家庭，会认为女孩反正迟早要嫁人，不必受什么教育。

“当时的家庭生育率高，没有多少家庭能负担所有孩子上学。所以男孩始终是优先首选，如果还有能力，才送女孩上学。一旦遇到经济困难，首先辍学的必定是女孩。”

因此，尽管多数华人家庭都已认同女儿要上学，但真正有机会上学的女子仍然不及学龄女子的一半。据1936年统计，海峡殖民地华人6至12岁年龄组中，入读华文学校的男生比率为59.8%，女生为22.3%；同时期的6至17岁年龄组，入读英文学校的男生比率为21.7%，女生仅有9.5%。

性别教育差异反映社会价值观

社会对男生和女生的性别期待与差异，也直接反映在男校和女校的课程设置以至硬体设施上。

范若兰比照槟城钟灵中学男校及南洋女中在1930年代的初中课表，显示钟灵的英文、国文、理科及簿记课的时数都比南洋女中的多，而南洋女中的家事、卫生、音乐、工作（家政）等课，则没有被列入钟灵课表。

“由此可见，男女校不同的课程设置反映出社会对男女教育的要求是不同的。男子教育重视语文等实用内容，被期待要治国平天下，光宗耀祖，少说也要能挣钱养家，在社会上立足。而女子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培养更好教育子女，能辅助丈夫的贤妻良母，因此更重视家政等内容。”

虽然创办女校，鼓励女孩入学，这种观念已比过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跨前一大步，但社会普遍对女子教育的期望依然远低于男子，依旧以“有利于社会家庭”的男性本位出发。就连陈嘉庚也多次在演说中提到，“居今时世，非但男儿当受教育，女子亦当受教育。在浅识之人，多云女子受教育，乃为他姓造福，而不知未嫁之前，能教育其弟侄，既嫁之后更能顾爱父母家以及造成女子自身之幸福也。”

学校	年级	英文	国文	算学	历史	地理	理科	生物	图画	尺牍	英文簿记	公民	生理卫生	家事	工作	音乐	体操	总计
钟灵	一	10	7	6	2	2		2	1	1		1	1			1	1	35
	二	10	7	7	2	2	4		1	1		1					1	36
	三	10	8	6	2	2	4				3						1	36
南洋	一	6	6	6	2	2	3		2			1	2		2	1	1	34
	二	6	6	6	2	2	3		2			1		1	2	2	1	34
	三	6	6	6	2		3		2			1			2	2	1	34

钟灵中学（男校）和南洋女中1935及1938年的初中课程表对比。范若兰整理。

女生不只是能当贤妻良母

1920至30年代，适逢全球经济低迷，当时的男女校都面临经济困境，学校主要依赖的经常性捐款减少，学生人数也骤减，不少学校停办，教师与职员面临欠薪，学校欠房租等难题。女校的经费一直比男校少，在经济条件苛刻的时期，更是比男校更难经营。

范若兰举例，战前坤成和尊孔同属一个董事会，但两校规模与设施差距甚大。当时有位从中国来考察教育的陈子实见尊孔校舍巍峨，坤成却只屈居于一民房作校舍，不禁感叹道：“男女教育之物质上享受不平等，有如是夫！有如是夫！”

许多校董虽然热心办学，但却还是对女子教育不甚重视，总认为女子教育不如男子教育重要，因此也就不如办男校那般热心。

这样拮据的环境，催生了几位教育理念突出的女校长及女教育家，其中就包括南洋女校的刘韵仙、坤成女校的沙渊如、静方女校的杨瑞初、福建女校的朱月华等。来自江西的刘韵仙，在1927年接任南洋女校校长。她主张男女教育平等，也认为女子教育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她不将女子的教养停留在培育贤妻良母，而是要培养女子成为有独立人格、自立自主的良好社会公民。

在刘韵仙的领导下，此前经历多位校长更替，发展缓慢的南洋女校如获新生，学习风气浓厚，体育人才更是辈出，屡屡出征马来亚体育盛会及获奖。为了筹款建校，刘韵仙也经常带着学生远征北马，活动能力非常强，在战前就成为南洋第一位获得国民党政府颁发党章的人，一直到1966年方退休。

坤成女中的沙渊如在1933年至1951年期间任校长，以严厉著称，在二战前后为坤成的风纪、发展和重建贡献巨大。她也是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的积极参与者，曾出任教总副主席，并热衷投入林连玉领导的捍卫华教运动。

这些办学理念鲜明、独树一格的女校长，在那个依然保守的时代，以身示范告诉女孩们，女性不是只有当贤妻良母这一条路，鼓舞了更多的女孩拥抱与她们的母亲不一样的未来。

女子教育改变社会性别关系

知识能改变命运。尽管新马大部分的学府在二战期间都遭到摧残与停顿，但范若兰认为，战前的华人女子教育还是奠基了往后新马华人社会以及性别文化的发展。

首先，女校让有上学意志的女孩们有更多机会受教育，间接提升了整体新马华人女子的教育水平。根据范若兰收集到的数据显示，1921年的每1000个华人当中，男女识字率比例为487：120。到了战后的1947年，男女识字率的比例为492：188，女生上升幅度较男生要多。

其次，以往的传统草根妇女只能从事女工、家佣、农作等共劳作。受过教育的女子得以扩大职业领域的选择，在社会向上流动，其中教师成为最多女性投入的行业，也有者选择成为书记、店员，记者或从商。1950年福建女校的资料显示，在54位教师当中只有18人来自中国，其他教师都毕业于本地学校——27人毕业于福建女校，9人毕业于本地英校，其他毕业于南洋、南华、坤成等女校。可见无论是英文女校还是华文女校，都是培养女教师的摇篮，为下一代的女子教育事业接棒。

女子教育培育了学生的自主意识、民族认同，对性别和女性权益也有所觉悟，这种培力也大大加强了女性的社会参与能力。1937年日本侵华期间，南洋华人展开抗日救亡运动，华校和女校的女教师都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华人妇女的积极参与，实际上已经把救亡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

妇女史仍需接力挖掘书写

关于女校的历史发展，以及涉略其中的人物和故事，还有许多值得梳爬之处。在提问环节中，有同学提到妇女的史料不容易取得，范若兰表示认同，“过往的历史都是男性为主的历史，历史的书写也是男性的书写。妇女史的资料在哪里都是少的，但是少并不表示没有。你必须要下功夫，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收集史料。”

在她的历史研究中，档案、回忆录、学校纪念特刊等都是重要的史料来源，而华文报章则是很珍贵的资源。“华文报章总是事无巨细，有闻必录，关于妇女及女校的记载非常多。只要下功夫去找，华文报纸的资料是海量的。”

正是在那些海量的报纸里，范若兰找到了刘韵仙对女子教育的想法：“男女同是人，男子应该走向光明的大道，女子也应该。男子应该有民族思想，有国家观念，女子也应该。男子应该有独立的能力，女子也应该。所以男女教育平等，差不多是天经地义。”想来走过百年的华文女子教育精神，都已浓缩在这句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