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研究
2004年第2期
战前新马华侨女子教育的发展
范若兰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510275)
[关键词]华侨女子教育；新加坡；马来亚
[摘 要]新马华侨女子教育在二战前，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获得初步发展，其表现在接受英文教育和中文教育的女生人数增多，女子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机会增多，华侨女子英文教育已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而华文教育也从小学发展列高中教育。战前华侨女子教育的发展，为华侨妇女争取经济独立、社会参与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中图分类号]D7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 (2004) 02-0072-06
战前新马华侨教育包括英文教育和华文教育。华侨女子教育起步较晚。目前学术界对战前新马华侨女子教育有一些研究，但甚少对女子教育深入分析。（注1）本文主要依据中国和新马出版的官方统计报告、教育考察报告、女校纪念特刊、报纸、时人评论和游记等史料，对战前，尤其是30年代新马华侨女子教育发展状况作一分析，重点在于澄清史实。
一 教育规模：学校和学生数量的增长
新马华侨女子教育最先出现的是英文教育，发端于教会。早在19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就出现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据说最早的华侨女子学校是1825年英国女子格兰脱小姐(Miss
Grant)开办的，（注2）此说未得到确证。宋旺相认为，新加坡华侨女学始于30年代，由伦敦布道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Mrs. Dyer创办，也有人认为新加坡最早的华侨女校是1842年戴亚牧师夫妇建立的圣玛格烈女校。（注3）上述教会学校学生人数极少。第一间由政府办的女校是1844年建立的莱佛士女校，招收各种族学生，教育内容侧重宗教和道德教育。据总督报告“这是一间为贫困的新教女孩所设立的教育和宗教训练学校，……同时，也招收那些家长有能力支付全部或部分教育费的女孩。”早期莱佛士女校发展缓慢，在建立的最初30年，学生人数从未超过100人。（注4）1854年罗马天主教会的玛蒂拉、格丹等修女建立了圣婴女校，到1862年，该校有145名学生，其中82名完全由修女资助。（注5）80年代后，又有几所教会女校陆续开办，即1888年建立的英淡女校、1889年建立的花菲拉女校(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 School)、1893年建立的圣安娜学校和1894年建立的美以美女校(Methodist Girl School)等。上述学校的语言主要是英语，学习内容偏重宗教，学生主要是欧洲人、欧亚混种、华侨和马来人，华侨女生只占较少人数。
新加坡第一所由华侨专为华侨女子创办的学校是1899年建立的华侨女校。受过西方教育的海峡华人知识分子宋旺相、林文庆等人最早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1897年林文庆指出：“我们的妻子将是子女们的母亲，她们掌握着塑造我们民族命运的力量。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善待她们，授之以礼，给予接受体育和智育的同等机会。”（注6）在宋旺相、林文庆、邱菽园等人的积极倡导和募捐下，第一所新加坡华侨女子学校于1899年6月建立，该校招收对象是海峡华人女孩，教授华文、英文、数学、缝纫刺绣、家政等课。第一批入学的学生只有7人，在以后的几年中，女校发展缓慢，1901年平均注册人数为64人，平均在籍人数为54人，到1909年女校建立已有10年，学生人数仍未超过百人。（注7）
20世纪初，华文女子教育开始出现。1911年第一个以中文教育为主的女子学校在新加坡建立，是一所华侨女校，主持人为黄典娴。（注8）同年，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另一所华侨女校——中华女校在新加坡建立，创办人为郑聘庭和潘兆鹏。此后新马各地华侨女子学校纷纷建立，据不完全统计，20年代以前共建有15所女校，其中一些女校如南洋女校、崇福女校、南华女校、化南女校、培德女校、坤成女校、霹雳女子学校后来成长为著名的女校。20年代女子教育取得初步发展，表现在女校数量大大增加，新增20余所，每校学生人数从20世纪最初10年的十数人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注9）
经过近20年的初步发展，新马华侨女子教育在30年代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表现在女子教育从数量到质量上都有较大提高。
我们首先看英文教育。新马英文学校主要分政府办和教会办两种，政府办的学校经费由政府支出，教会办的学校享受政府津贴。从英文学校数量看，男校多于女校，而且男校的增长速度快于女校，1921年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共有英文男校59所，女校23所，1931年英文男校增加到73所，女校增加到28所。（注10）男校大部分是政府所办(1931年政府办的男校为44所，教会办的只有29所)，但女校绝大部分是教会所办，政府办的只有两所，即位于新加坡的莱佛士女校和位于槟榔屿的圣乔治女校。
新马英文学校实行男女分校，但根据海峡殖民地政府学校的普通章程，12岁以下男女学童可以同校，所以假若附近没有女校，小学阶段女生可以插入男校学习，当然也有男童进入女校学习，但中学阶段则实行男女分校，另外，教会学校实行严格的男女分校。
在英校学生中，各种族学生都有，但以华侨学生最多，30年代进入英文学校的华侨学生比20年代大大增加，从海峡殖民地英文学校学生统计看(表1)，华侨男生从1921年的9,981人增加到1937年的17,792人，增长了1.78倍，华侨女生从同期的2,507人增加到6,844人，增长了2.73倍，女生人数少于男生，但增长速度快于男生，1938年英校华侨学生人数有所下降，但女生在华侨学生中的比重从20％上升到30％强。选择上英文学校的华侨女子大致可分为三类人，一种是海峡华人，在英校华侨女生中占大多数，她们的家庭几代定居在海峡殖民地，只会说马来话、英语和某种中国方言，华侨女生人数的增长反映出海峡华人对女子教育的日益认同。第二种是极少数出生于中国的女子，她们选择上英校是因为在中国已接受了中等教育，移民新马后没有合适的学校，就进入英文学校补习英文。（注11）第三种是孤儿，先被保良局收容，长大后便被送人英文学校。一个名叫林秋美的女孩8岁时被人贩子从中国拐卖到新加坡当妹仔，她被保良局解救，1934年她10岁时被保良局送到教会学校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 School读书，秋美发现这所学校有300多个女生，大部分是华侨，像她一样的孤儿还有不少。（注12）1940年1月槟榔屿保良局也送5名少女进入圣乔治女校读书。（注13）
在英文教育发展的同时，华文女子教育也在发展。从女校数量上看，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以前新马华文女校累计有50余所，成立于20年代以前的有10多所，20年代建立的女校数量最多，有20余所，30年代建立的女校数量最少，只有不到10所，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30年代女子教育发展不如20年代，其实恰恰相反，30年代女子华文教育规模大大超过了20年代，这主要不是表现在女校数量上，而是表现在学生人数增长上。在20年代以前，女子教育规模很小，每个女校学生数量一般只有数十人，20年代女生有所增长，大部分学校仍是数十人，少部分学校女生超过100人(如南洋女校、崇福女校、福建女校、爱群女校、霹雳女子学校等)，到30年代，很多著名女校的学生数都超过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一般女校也有学生上百人。
30年代华文学校的女生人数较20年代有很大增长，1928年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共有华校学生43,961人，其中女生为9,917人，占学生总数的22.56％。（注14）1937年学生增加到79,993人，女生增加到21,465，女生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也上升到26.83％。(参见表1)。
在研究华文女校时，我们也要注意女校的学生并不都是女生，也有少部分男生，因为殖民地政府允许12岁以下男女同校，还有不少华文学校本身就是男女混校，以1934年马六甲华文学校为例，是年马六甲共有37所华文学校，其中男校23所，女校1所，男女同校13所。（注15）尤其是私立学校和规模小的学校，大都是男女同校。即使中学也有男女同学的，如巴生的国民学校(中学)就有女生，霹雳的兴中学校(中学)也有女生。（注16）
表1：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英文和华文学校的华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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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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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殖民地英文学校华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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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殖民地华文学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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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联邦华文学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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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
|
女生
|
女占%
|
男生
|
女生
|
女占%
|
男生
|
女生
|
女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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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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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1
|
2507
|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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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
11402
|
3515
|
2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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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
11727
|
3642
|
2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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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
12236
|
3843
|
2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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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
12536
|
4110
|
24.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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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
12673
|
4255
|
2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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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
12676
|
4646
|
26.82
|
|
|
|
14394
|
4488
|
23.77
|
|
1932
|
13066
|
4812
|
26.91
|
16533
|
5494
|
24.95
|
14384
|
5446
|
27.46
|
|
1933
|
12223
|
4718
|
27.85
|
18376
|
6477
|
26.06
|
16475
|
5795
|
26.02
|
|
1934
|
11881
|
4896
|
29.18
|
24178
|
8308
|
25.71
|
18852
|
6892
|
25.84
|
|
1935
|
16707
|
6065
|
26.63
|
24178
|
8308
|
25.57
|
21706
|
7822
|
26.49
|
|
1936
|
16985
|
6429
|
27.46
|
26985
|
9674
|
26.39
|
24998
|
8828
|
26.1
|
|
1937
|
17792
|
6844
|
27.78
|
29673
|
10620
|
26.37
|
28855
|
10845
|
27.32
|
|
1938
|
12444
|
5404
|
30.28
|
34373
|
12794
|
27.12
|
32272
|
12095
|
27.26
|
资料来源：
1)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海峡殖民地之略历及近二十年来之政治经济统计简表》，载南京《外交部公报》，1934年12月，第七卷第8号，第264页。
2)杨建成主编：《英属马来亚华侨}，台北，1986年，第53页。
3)Annual Repor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38, London: H. M. S. O. imprint
1932-1939。
需要指出的是，华文女校的出现尽管晚于英文女校，但其发展却快于英校，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学生数量，华文女校和女生都多于英校，以女生人数最多的1937年为例，是年海峡殖民地英校女生共6,844人，而华校女生为10,620人，说明大部分华侨家长更愿意送女儿进华文学校。
二 教育级别：从小学到大学
30年代新马华侨女子教育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教育级别的提升和扩大，即从原来只有小学教育发展到中学和大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和业余教育也有所发展。
小学教育：新马英文和华文女校大都是小学，有些是初级小学，有些是完全小学(包括初小和高小)。接受华文和英文教育的华侨女生大部分是小学生，从1938年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津贴华文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统计看，女生共14,821人，其中小学女生占女生总数的92.8％，同年津贴华文小学男女学生共47,411人，女生只占29％。（注17）从华侨女生在学生中比例偏低和在小学教育(女生)中比例极高的事实看，大多数华侨家长对女子教育期望不高。
中学教育：新马英文中学出现较早，英文女子中学大约在20世纪初出现，华文中学出现于1919年，是为华侨中学，但华文女子中学直到1930年才出现，是为建立三三制高初级中学的南洋女中，南洋女中设立高中是新马华文学校第一家。初中教育在20年代已出现，坤成女校1925年设立初中部，1940年才设立高中，化南女校1929年设立初中，霹雳女校1933年设立初中，协和女校1939年设立初中。女子中学的设立为有志于接受高一级教育的华侨女子提供了机会，提升了女子教育水平，但30年代华侨女子中学教育尚处于起步时期，华文女子中学极少，接受中学教育的华侨女子也少，能最终学成毕业的就更少。以南洋女中为例，1934年初中毕业生为19人，1935年为26人，第一期高中班招生仅7人，1934年毕业时仅剩3人，1935年毕业生只有2人。（注18）到1938年，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津贴华文中学共有女生1,066人，（注19）相对于同龄的华侨女性，接受中学教育的华侨女子实在是太少了。新马华侨女子中学教育的普遍发展是在二战以后才实现的。（注20）
大学教育：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最高级别是中学。当时新马只有两所高等院校，一是爱德华七世医科大学，一是莱佛士学院(1928年建立)，两所学校注册学生很少，女生更是凤毛麟角，1930—1937年每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女生不超过60人。（注21）女生大部分是华侨，据英国殖民地部任命的马来亚高等教育调查委员会报告，1938年莱佛士学院共有18名女生，其中华侨女生11人，印度女生3人，欧亚裔女生4人，没有马来女生。（注22）j能接受大学教育的华侨女生几乎全部出身于海峡华人家庭。
师范教育：早期华侨女子教育面临三大问题，一是生源，二是师资，三是经费。为解决师资问题，华文女校在开办伊始，女子师范教育就随之兴起，南洋女校1917年建立，同年设立师范班，1919年第一届师范生毕业。南华女校1918年设立简易师范班，二年制，培养小学教师。（注23）中华女子学校1934—1941年设立简易师范，1940—1941年设立高级师范。（注24）除上述学校外，设有女子师范的学校还有静方女校、福建女校、协和学校、辅友女校、化南女校、坤成学校和霹雳女子中小学校，几乎有点规模和名气的女子学校都设有师范班，区别只是初级师范还是高级师范而已。女子师范附设在女子学校之内，是新马华侨教育的一个“特色”，当时一些人对此很不理解，担任福建会馆教育科指导员的周廷珍就批评道：“英属还有一种畸形学制，女子中学都称‘师范班’。新加坡埠，女子师范共有五所之多，不知者以为新加坡女子教育极发达，其实除一、二校学生较多外，其余师范班生只十余名，都附设于小学内，点缀门面罢了。”（注25）女子师范之所以附设于女子学校内，主要是生源和经费问题，华侨学校都是自办，部分学校享有政府津贴，如果专门建立一所华侨女子师范学校，一是没有那么多生源，二是没有经费。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周廷珍的批评反映的是1930年以前新加坡华文女校师范班的情况，有人却不加以时间说明，就拿来引用，说“在英属马来亚侨校中，女子中学都被称为‘师范班’，新加坡一埠就有5所华侨女子师范，在这5校里除一、二校学生较多外，其余师范班学生只有10余名，师范班都附设于小学内。”（注26）此段引文没有注明出处，但从其内容一看便知是引自周文，这会使人误以为战前新马华侨女子师范教育就是如此。其实30年代华侨女子师范教育有所变化，首先表现在女子中学并不都是“师范班”，因为南洋女中就设有初中、高中和师范班，其次师范班也不再是“点缀门面罢了”，从南洋女中高级师范班所设课程来看，（注27）不仅设置了高中生所必修的国文、算学、史地、化学、物理、生物等课，还设置了师范所必修的教育学课程，如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育测验及统计、小学教材研究、小学行政等课程，这是非常完备的师范教育，绝不是“点缀门面”，所以南洋女中的毕业生后来便成为新马华文学校女教师的重要来源之一。可以说，女子师范教育的发展为华校培养了师资人才。
三 教育内容：英文女校和华文女校
新马英文女校与华文女校有很大差别，除了发展时间不同和学生人数不同外，最大的差别是教育内容不同。
英文女校除两所是殖民政府办的外，其他都是教会设立。政府办女校按英国教育规定，课程设置有英语、数学、历史、地理、家政等，教会女校的课程设置则更重视宗教和家政的学习，早上的课从祈祷开始，读《圣经》和讨论，然后上课，课程有英文、数学、圣经、历史、地理等。教会学校特别重视女生的家政训练，因为她们以后都要结婚，成为母亲，有些学校甚至还开了一门婴儿喂养课，教女生们怎样照顾和喂养婴儿。（注28）
华文女校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按照当时中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设置的，但又根据本地和本校的情况而有所不同，1929年中国教育部颁布《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规定初小和高小要设置党义、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工作、美术、体育、音乐等课程，学时不等。（注29）参照教育部的课程设置标准，华文女校也设立国语、算学、公民、常识、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但又与中国教育部要求有所不同，以南洋女中小学课程为例，该校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取消党义课，加上学时较多的英语课，此外，与英文女校不同的是，在小学未开设家政课程。（注30）
英校与华校课程之所以如此不同，在于它们培养学生的目的不同，英文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忠诚于英王和殖民地所需的政治、经济、教育人才，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传播知识、培养服从上帝和传播福音的人才，华文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忠诚于中国、服务于华侨社会、传播中华文化的人才。对于女子教育而言，英文女校和教会女校更重视女子的家政学习，要将她们培养为将来的好母亲和好妻子，所以不太重视培养她们的社会活动能力。英文(教会)女校的学生大都是家境富裕的海峡华人家庭出身，一些女生没有远大的志向，读书只是为学点英语，增加将来嫁人的资本，因此她们“只顾享乐不求实学，她们的人生观是及时行乐，所以每天胡闹不读书，留级也不在乎，只要不被学校革退，便心满意足，每天上几个钟头课，下午便谈论衣服装饰问题，以及某某人的恋爱经。”英校还有一些女生出身贫寒，受教会资助才能读书，她们“在学校专心向学，终日埋头读书，任何课外活动都不参加，所注意的仅是课本而已，她们不喜欢谈恋爱，心目中的将来，即希望做一个传教师或教员之类。”（注31）林秋美所在的教会女校的学生要干所有的家务，如清洗、做饭等，为了在8点上课之前做完家务，女生们5点起床，做家务，祈祷，8点上课，下午1点下课，午饭之后做作业。星期天是“礼拜日”，要严格遵守，女生们唯一能阅读的书是《圣经》，看小说或其他课外书被认为是错的，（注32）更谈不上参加社会活动，她们唯一能去的地方是教堂。英文学校的女生能说一口流利英语，但不会说国语，更不关心中国的事务和社会活动。
相比之下，华文女校更注重培养女生的学习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尤其是新马最著名的华文女校——南洋女校在这方面更是典范，南洋女校对华侨女子教育的影响在新马甚至南洋都位居首位，而南洋女校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又与她的校长——刘韵仙女士密不可分。一般支持女子教育的人士多从培养贤妻良母宣传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刘韵仙也认为“女子是国民之母，女子身心的发达与否，和国家乃至民族，有极大关系。”（注33）但她并没有将女子教育仅停留在培养贤妻良母，而是要将女子培养为社会人，也就是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有独立人格的人，南洋女中的宗旨体现了这一理念：“本校根据现行学制，参酌海外侨情，以提高道德、锻炼体力、开发智慧、陶冶美感、发扬民族精神、培养女子独立能力为宗旨”。该校还拟定了训育方针，对其宗旨做了进一步说明：“修养德性——使学生具有高尚纯洁的人格，温柔敦厚的性情；致力学业——使学生具有爱好学问的志趣，砥砺切磋的精神；锻炼体魄——使学生具有尚全健美的体格，奋发有为的精神；尊重群治——使学生具有服从团体的精神，服务群众的观念；崇尚美感——使学生具有爱好艺术的倾向，欣赏美术的能力。”（注34）从南洋女校的训育方针和所设课程来看，南洋女校的目标是将女生培养为有高尚人格、热爱学习、健康体魄、参与社会、崇尚美感的人，而不仅仅是贤妻良母，因此针对女生的“家事”课只在初二开设一节，其他课程都与男校基本相同。
战前新马华侨女子教育既有语言源流的差异，也有性别教育的差异，关于女子教育与男子教育的性别差异，笔者将另文分析。在此只想强调指出，不论是英文教育还是华文教育，都有助于提高华侨妇女经济独立和参与社会的能力，在教师的培养下，学校成为华侨女生学习知识、树立抱负、培养能力、养成社会责任感的场所，尤其是南洋女校，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最强，最爱参与社会活动。但不同的教育内容和目标，使英文女校和华文女校培养的学生在出路和志向上有所区别，英文女校的学生出路要广些，除当老师外，多进人公司当秘书，而华校学生因受英文的限制，多进人华校当教师。此外，华文女校学生对中国的认同加深，她们在学校学国语，读中国的教科书，读华文报纸和杂志，师从中国来的老师，通过学习，她们对中国不再陌生，她们知道中国发生的每一件大事，知道中国进步作家和作品，知道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她们关心中国，关注中国的事务，并卷入一些政治活动。尤其当1937年日本人侵中国时，南洋社会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华校女学生成为新马华侨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相比之下，英文女校和教会女校不关注中国，很少参与华侨社会的抗日救亡活动。
[注释]
注1：有关战前新马华侨女子教育的成果见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二分册)，马来西亚华校教育总会，吉隆坡，1998、1999年；李元瑾：《新加坡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女权与女学思想》，载杨松年、王慷鼎合编《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
注2：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1页。
注3：魏维贤、德瑞等：《新加坡一百五十年来的教育》，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出版，1972年，第14页。
注4：同上，第19页。
注5：同上，第16页。
注6：Lim Boon Keng, Our Enemies,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1, No. 1, 1897.转引白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0年，第66页。
注7：转引自李元瑾：《新加坡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女权与女学思想》，载杨松年、王慷鼎合编：《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第291—292页。
注8：关于华侨女校成立时间有很大争议，有人认为建立于1905年，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马来西亚华校教育总会，吉隆坡，1998年，第239页。
注9：参见范若兰：《社会性别与华侨社会：马来西亚华侨妇女研究》博士论文，中山大学，2002年，表2.3。
注10：Official Reports on Educafon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870—1939, Singapore, 1980, p. 116.
注11：蒋淑娟：《英文学校的中国女生》，《星洲日报》，1939年6月14日。
注12：Janet Lim(林秋美)，Sold
For Silver,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8, pp. 61-63.
注13：《星洲日报》，1940年1月27日。
注14：钱鹤编：《南洋华侨学校之调查与统计》，暨大南洋文化部印行，1930年，第536页。
注15：《马六甲明星慈善社十周年纪念刊》，1934年，第132—137页。
注16：陈子实：《马来半岛华侨文化教育概观》，载星洲日报社编：《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刊》，新加坡，1931年，丁79。
注17：Jamilah Arriffin Women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 1992, pp. 58-59,
table 3.1-2.
注18：《新嘉坡公立南洋女子中学校校刊》，(新加坡)，1935年，第144-145页。
注19：Jamilah Arriffin, Women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P. 59, table 3.2.
注20：40年代末，马来亚的华文女子学校大都设立了中学，除南洋女中和霹雳女中外，尚有南侨女中(1947年)、南华女中(1949年)、中华女中(1951年)、福建女校(1945年)等。
注21：关楚璞编：《星洲十年》(文化)，星洲日报社编，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1977年，第647、648页。
注22：Grown Copyright Reserved, Education in Malay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London, 1939, p, 23.
注23：《新加坡南华女子中学校五十周年暨游艺会特刊》，1966年。
注24：《中华中学创校八十周年纪念特刊(1911—1991)》，(新加坡)，1991年。
注25：周廷珍：《南洋英荷属华侨教育实况》，《教育杂志》，第二十三卷第5号，1931年，第106页。
注26：别必亮：《承传与创新：近代华侨教育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1—82页。
注27：《新嘉坡公立南洋女子中学校校刊》，(新加坡)，1935年，第22页。
注28：这是The 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ionary Socirty的课程，见Janet Lim(林秋美), Sold For Silver, p.65、81。
注29：参见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第342页。
注30：《新嘉坡公立南洋女子中学校校刊》，(新加坡)，1935年，第21页。
注31：蒋淑娟：《英文学校的中国女生》，《星洲日报》，1939年6月14日。
注32：这是The 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的学校生活，见Janet Lim(林秋美)，Sold
For Silver, p. 63-68.
注33：刘韵仙：《华侨女子教育不发达之原因》，《星洲日报周年纪念刊》，新加坡星洲日报有限公司，1930年，F19页。
注34：《新嘉坡公立南洋女子中学校校刊》，(新加坡>，1935年，第6、39页。
[收稿日期]2003-09-11
[作者简介]范若兰，博士，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