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8~教育卷(90年代)
从林连玉的精神气质看华社领袖
刘锡通
50年代，林连玉先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教育工作者，一位华人社会领袖，一位禀承“己立立人”的古训去争取民族间之权利与义务分配平等的导师，当时，华校学生如果不知道林连王先生是何许人，当是一件孤陋寡闻的羞人之事。尊孔学生亦常以林先生在尊孔执教引以为荣；同时若有机缘，能被编排到他授课的班级去上他的课，听他的教诲更是毕生无憾。
时光流逝，月转星移，在踏进80年代末期，当我还在担任董总总务之时，有几位专修新闻课程的年青人来见我作见习访问。其间，在谈到华教问题时，我随便间起林连玉先生是什么人。可没料到之中没有一个能回答，这不但使我感到惊讶，也使我感到悲哀。想不到在过去30年的时光里，马来社会正在努力钻研历史，创造历史的时候，我们的历史竟出现了断层，这是我们在传承工作上做得不足的地方，问题的出现正好告诉我们，须要在这方面做些修补工作。幸亏这几年来林连玉基金委员会成立了，出版了一些林先生的遗著，以及其他有关文教的书籍．而教总也做了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和收集的工作，给后人方便去阅读和研究过去的史实，才不至于对前人争取民族权利乎等所作出的贡献一无所知。
说起历史，马来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关注，是有目共睹的。前副首相慕沙希淡在一次常年代表大会曾对巫统党员这样说：“在政治上我们不得不以历史做借镜，历史不但帮助我们计划现在的工作，而且也帮助我们拟定将来的策略，”可是，反观我们的一些华人政治领袖，往往在别人提到历史时，便表示压恶起来，不敢去面对它。因为他们知道，在我们的宪制斗争历史里，蕴藏着许多不光彩的往事，因此也就把历史看成为包袱，恨不得将它毁掉。这种心态，正如林连玉先生在《吴钩集》里说的“臭头怕揭帽，一句话揭穿来，就是争面子而已”。其实，从现实和历史的阅历中，我们多少可以诊出一个族群的成败兴废的脉络。尤其是在一个多元民族社会，刚开始要从殖民政府统治下进入独立治国之时期，各民族在协商争取民族权利平等地位的过程中，族群领袖的精神勇气往往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这种精神勇气也正代表了一个人的气质。
林连玉先生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为了维护华文教育的生存，也为了争取民族合理平等权利，不辞劳苦，日以继夜的奔跑、工作。面对强权，仍然心坚意定，从不退缩；面对投怀献媚、秽迹昭彰的人，则给他无情的暴露和斥责。因此也难免得罪了一些袍笏登场之辈，而引起这些人故意污蔑他，说他是个狭隘种族主义者，没有国家意识，说他对本邦不效忠，说他是个导演悲剧的人物等等违背良知的话，最后导致他的公民权被政府褫夺。可是林先生仍然顶天立地的面对困境，虽然退废穷后，其清操的气节犹令人慑服，
其实以林先生之作为一名忠贞的华人领袖，在马来西亚民族还未形成之前，具有华人的民族意识，乃是很自然之事，正如马来人具有马来人民族意识一样(也正如巫统与马华至今还坚持保留其民族特性一样)，各自承负着历史所赋予之任务，去争取本族公平合理的待遇。所以当别人一提起“华”字，便觉得陷入种族主义之时，林先生则理直气壮地解释道：“所谓种族主义是胸怀狭隘，只有自己存在，不许别人并立的，才是种族主义者；如果胸怀开阔，有了自己还有别人，认为大家平等的，便不是种族主义者，”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林先生是禀承“己立方人”的古训来处理民族间的问题，绝无狭隘的种族思想。他要看到的是“这个新兴的祖国民族间和衷合作，尔无我诈，我无尔虞的共同建设，促进繁荣，不愿看到“互相凌迫引起争端，种下未来的祸根”。至于针对别人向他的污蔑，林先生则给他们以下有力的答复：
(一)所谓国家意识，林先生认为，乃精神之间题，决不是工具上的问题，通过教育的作用，养成国家的意识，那只是指教育精神的发挥，决不是教育工具的认同，语文是一种工具，不是精神，所以厘定教育政策，要养成国家意识是在于决定教育精冲的教育宗旨，以及课程纲领上，绝对不是在于作为教育工具的语文上。现在华校业已接受共同课程，采用依照国家课程纲领编印的教科书，不是已经负起养成国家意识的任务了吗？
(二)所谓效忠问题，林先生认为与语文问题扯不上关系。在多元民族的国家中，要获致国民一体的效忠，必须建立共存共荣的信念。在权利与义务方面，分配得平等，没有畸重畸轻的现象，使各族间彼此互信，进而发生共信，自然一体效忠。我们所以要争取各民族教育平等，原是为这新兴的国家前途打算，避免为不乎而纷争，以致发生离心力，其动机可以说是效忠于国家的。
(三)所谓导演悲剧，林先生说本邦华人争取华文教育的权利是属于国民的权利，一向在陈祯禄爵士领导下，作和平而合法之努力，无论如何，也不会使这问题化为恐怖性的。同时教总也反对破坏秩序，要求学生遵守校规、服从校长、安心求学，自动协助政府平息学潮，这种作法岂可说是导演悲剧。
以上的言论都被收集在《林梁公案》里头，可以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质诸天地而不悖的。可是，作为一个弱势民族的领导者，这些言论都不能得到当局正视。同时又受到自己族群内一些明哲保身、投杯献媚者的相煎相熬，益发使得这场正义斗争平添许多困难。一方面是坚持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进行争取；另一方面则是以威迫利诱，甚至通过欺诈手段来进行出卖。这种欺骗伎俩，一时之间可以隐瞒许多人，可是经过时日的考验，今日都已有事实证明。当年梁宇皋、谢敦禄保证说“改制中学的华文教学可以占到全部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一”，都是一派胡言。当年林苍佑医生大力抨击说：“在土生公民权、官方语文、教育政策以及特权问题的宪制讨论时，领袖们有谁站稳立场？是谁？其中一个人确是朱运兴。”所谓站稳立场，就是是非黑白观念分明，在面对困难，面对强权时，还是忠于真理，据理力争，决不因威迫利诱而动摇。
这种领袖品格及气质的败坏，如果在历史上只是有一个孤立事件，我们并不担心，担心的是它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使到一些人久而久之变成麻木，而就轻易的接受起所谓“既定事实”了。今天有人要华人社会去支持当年的改制中学，一改过去的立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难怪这些领袖的追随者常以讥讽的口吻引用李白的诗句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轮舟已过万重山”。意思是说，我已经达到目的了，你们这些猴子还吵什么。这种牺牲族群利益，还洋洋得意的作风，真使人无奈，同时也反映华人社会潜伏着公信危机。林连玉先生当时写了许多文章，针对华人政治领袖的丑陋行为加以鞭挞，目的也是希望后人能时时反省，振作自强，勿再重蹈覆辙。可是多年来，华人社会领袖的气质是否有所提高呢？抑是更加恶化？我们不必仓猝下结论，只要将他们与马来人领袖相比，我们就会感到相形见绌。近年来我国首相马哈迪医生，在国际间穿梭，其形象也提高了许多。原因是他能充分地发挥他的领袖气质与才华，他为了替弱小国家伸张正义，不时抨击强大国家口是心非的作为，虽然因此招惹一些反击和报复，他还是不屈不挠地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决不因压力而动摇，因此才获得国际人士的敬仰。他的这种作风，如果以我们华人社会的一些投机分子的尺度来衡量，少不了会被称为“对抗分子”一类，但是马哈迪医生却是义无反顾，虽千万人吾往矣！
回观一些华社领袖在最近举行的5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会时所毕露的窘态，委实令人感到悲哀，先是会内由几位耿直的董事建议领先主办该纪念会，但因有人认为事关敏感课题而未受理。其后看到其他团体主办，并由部长出席支持，才忙不及待的要求参与其盛，同时刻意安排到其他小州主持纪念会，惟恐落后而受批评。由此事件可以看到他们的一贯的态度，在自由活动空间已经有限之同时，因为怕事而自画图圄，领袖气质何在？
在纪念林连玉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我们看到林良实医生一本书内的名句：“燃点蜡烛，不要抱怨黑暗”，诚哉斯言。林连玉先生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明知黑暗的必然出现，也知道光明的必将到来，黑暗本身并不可怕，只怕鬼魑趁黑出没，这才要点灯警惕。正如林连玉先生在他的遗著里所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我所看见的都是鬼，所以才要点灯。”
(1995《林连玉基金{华教节特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