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8~教育卷(90年代)
从中文系本土化谈华教发展
胡兴荣
关于“中文系”的名称和定义，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区域，固然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一言以蔽之，皆离不开“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而言之，我们不妨参照中国、香港、台湾、及新加坡等地，目前对“中文系”几个比较普遍的称谓：那就是中国语文学系、国文学系、中国文学系、中华语言文化系。但由于“中文系”的设立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尽管所使用的名称不同，但内容却是相当一致的，因此我们事实上或不需要太过执着于“称谓”本身。另一方面，既然“中文系”既已成为海内外普遍接受的学名，因此在目前的格局上，我们何妨仍旧沿用“中文系”的名称？
我们的“中文系”必须是在传承固有文化的同时，给它注入本上化的生命力，这样才具备意义，并且方可称得上是活的文化。这是我对本地中文系其与传统文化和马华文化之间主要的联结点。因此我对于本土化“中文系”的考虑，比较着重的是：我们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哲学基础，来跟现实联系上？所得出的考量主要为3个方面：一、我们为什么要办中文系？二、中文系的方针是什么?三、我们希望培养出怎样的中文系学生?
事实上，这3个方面又可归纳为一个大的问题点，也就是我们办中文系是以什么样的宗旨和信念为基础？如众所周知，从70年代开始，华人社会屡经申办“独大”的失败，到90年代“中文系”的获准开办，当然也就意味着华文教育正进入了新的时代里程，其办学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华文教育在这块土地上的成败。因此就“扎根华小、发展独中”到“迈向高等教育”而言，任何以华文教学为基础，或拥有华文教育为背景的民办学院，出于历史原因和民族教育使然，“中文系”理所当然必定成为该学院其中的一个重点科系。
特别是关于学生的来源和将来就业的问题，这些个议题其实已经有相当多的建议被提出来讨论。但是在谈到“中文系”的方针和学生未来的出路之前，首先便应该扣紧我们对“中文系”的规划和定位作了哪一些构想？因为它不但是展现本土化“中文系”的重要依据，并且对马来西亚整体华文教育办学的方针将起着决定性的意义，跟着也就牵动了我们是否可藉由此培养出日后有担当的学生。我想，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至于课程内容的安排，不论是对古文的导读、选本，或是对今文的筛选，以及适量地加入西方的知识和本地的作品，基本上则是围绕着3个重要的面向：传统的国学、西学的启蒙、本土化的比重。
传统的国学自然是属于东方的学问，但必须强调的是，“东方”与“西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如果我们谦虚—点来看问题，所谓的“中华文化”也只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至少我们不能忽视了印度文化作为世界古文明的一支劲旅，并且是构成中华文化三大主流：儒、释、道之佛教文化的源头。单就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对东方文化作更深入的探究，否则难免会陷入以偏盖全的观点。
由此可见，完整意义的“中文系”，除了“经史子集”乃隶属传统之国学的范畴，至于“文字”、“训古”、“声韵”、“语法”亦已被公认属于“中文系”的专业训练。因此就沟思本土化的“中文系”而言，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中文系”必须置人马华文化课题的研究，这样才能塑造出本地“中文系”的特性，同时，无沦如何尚必须加上“西学”这一块。我个人对这方面的理解是，所谓的“西学”不等于“西化”，其涵盖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文学和历史。尤其不可或缺的，学习西方的首要任务，目的有两个方面：理性思考与独立判断。
“五四”以降，我们常以“独立思考”作为对现代化知识分子的表达和判准。这两者其实是互为表里的，因为“理性思考”是“独立判断”的基石，并且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立身处事的必备条件，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最为需要借鉴于西学之处。
因此，问题还是回到西学的部分，我想要达到“理性思考”与“独立判断”的精神，则要透过系统性汲取西学的知识架构，特别是研究方法与逻辑的训练。我因此希望藉此能提出一个不成熟的建议：本地“中文系”如果要达致这个水平的话，至少必须增设“哲学概论”这门课程。针对知识的起源和伦理学的涉猎，以至“经验主义”、“怀疑主义”等论证部应包含在内。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培养“中文系”学生的分析能力；同时更应该说，融会东西方的基本学养之后，才有可能走出徘徊在“东方”与“西方”的分歧。落实思想性的课程设置，将是我们“中文系”增其特色的渠道之一。
本土化固然已成了当今世界的主流，并且是迈向现代化不可回避的课题“而马华知识界就“中文系”之“国学”与“本土化”的内容分配和设计，也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我甚至赞成如黄锦树所提，即使在我国各地已经成立了几个“中文系”中，作出各有特色的划分，并且共享其中的资源，这些论点都不应该有太大的争议。唯独我对“中文文学系”的提法有所保留，因为这样显得太过局限于“文学性”；但对于他所提增加“文化人类学”等跨领域学科之意见，则是极为拥护的。
总的说来，大的方向性问题，固然需配合大气候因时制宜不断的加以修订，但至少现阶段我们可以做的是，应该鼓励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对社会的层面多作观察，并且勇于创新，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来写新时代的小说、诗和散文。否则对自己的社会既没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甚而感到陌生，那么所谓“本土化”与“中国性”之争，将如梦魇般的纠缠着我们，成为吾人永不能彻底解决的情意结。
如何办好一个既不失传统，而又能凸显本地色彩的“中文系”，肯定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1-04-1999《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