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8~教育卷(90年代)
老师在哪里？——华文师训对母语教育的贡献
庄春海
值此新旧世纪之交，欢庆千禧年时刻，有机会针对华教课题，抒发己见，感到意义深重。本文旨在探讨华教自19世纪迄今180年来在办学上所达致的成就，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时期中各阶段师资训练进展的实况。由于资料所限，探讨重点还是落在小学师资训练课题上，作者，虽然才力有限，总是希望在回顾过去所获致的成就和总结经验后，不只可让广大读者深切了解师训事业的沿革和进展，更重要的是温故知新，如何通过缅怀过去，群策群力，为华教开创出一条康庄大道，昂然迎向新的千禧年。
师资与华教的关系
常言道：“语文是民族的灵魂”，这是华人社会自古以来所认同的真理。中国南来的第一代移民，本着这个真理，于1819年首先创立五福书院，开私塾的先河．日军占领期间，许多不谙华语华文的华人受尽日军的凌辱和虐待，于光复后纷纷报名进入毕校就读。同样地在70年代初，英文小学被单元化的国民小学取代后，华族人士抱着一种忧患意识，深恐步英校后尘，纷纷把子女送入华小就读，造成华小爆满学额不足分配的危机。华社领袖慷慨认捐，赞助办校者前有陈嘉庚、陈六使，现有庄智雅，都在此意念下，带领华社出钱出力，为体现华社办校的独立精神而贡献。更令人敬佩的是教总前主席林连玉先生，一生为教育事业而奔走，甚至在压力下被褫夺了公民权。这些例子说明了维护华语华文，发展华族文化，天经地义，等同捍卫华族的灵魂，华人本着这个严正的立场，并以国际宪法和基本人权为出发点，据理力争，昭然若揭，可与日月争光辉。
师资是华教的保姆，也可说是华教的摇篮，华教事业的萌芽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保姆的稳健和摇篮的壮大。在19世纪教育草创时期，殖民地政治力量还未加以干涉前，师资自然是在自生自灭的环境下摸路向前，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素质。后来英殖民政府接管教育事务及至奉邦获得独立后，虽然华小已被纳入国家教育的主流中，但由于多元化和单元化语义所引起的国家意识问题在作崇，华教问题仍然没有获得彻底的解决。师资问题也在有意无意中由于行政的徧差而出现了重重危机。今天大马全国华小不够师资已达两3千名，构成了严重师资荒的问题。反观国民小学的师资却出现僧多粥少的超常现象，导致华社忧心忡忡，担心教育部将把过剩的马来语教师移殖到华小，有意使之变质，更令人不解的是教育部属下的师训策划组聘有专人负责，竟会策划失责，造成供求失衡，离谱到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
人力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推动力。教师是公认的文化工程师，我国每年投入教育发展活动的经费略占财政预算案总开支的四分之一。这说明建国应以教育为先，而提高教学素质应以师资为第一。更何况我国政府高擎2020年的宏愿，昂然跨向新世纪，立志要把本国建设为本区域卓越的高等教育中心，以吸引外来的学生和外汇，但可悲的是已成为陈腔滥调的名词：“临教”和“假期师训”，又被当作新鲜事儿，屡见报章复活起来。华校似乒要永远面对临教的危机， 这是维护母语教育事业中—个无止尽的挑战。
显然地，教育部对华小师资问题缺乏中长期的规划方案。减低进入师院的条件及随地口试之举(Walk in Interview)在在说明了它的临时性和应急性。这种解决方案充其量只可说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的政策，根本看不到方案的前瞻性和专业的基础，为了应急解决量的师资问题而难免要损害到师资的实质，这又引起华社的疑虑：到底今日华教的师资水平是与时并进，还是每况愈下？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其实影响华文教师素质的因素，除了入学的基本条件外，还有遴选委员的素质、教学媒介语，受训实质时间，受训方式及学员的使命感等，这些都会在师资历史的回顾中略略谈到。
鉴往知来，历史为镜，让我们从过去180年华教事业的发展中，去窥探各时期师资历史的演变和改革，从而审视华社所达致的成败得失，并探讨危机的根源，以为下一世纪所应采的策略作个部署，兹分述如下：
(A)早期教育(1819—1870)
这是民间文化恳荒期，海峡殖民地政府在东印度公司的管辖下，志在贸易经商，讨教育事业无心规划，也没有义务，淡下上有任何政策；所以任由华人开办私塾，自生自灭，私塾多设于会馆、宗祠，神庙内，设备极其简陋，传授内容是经典古籍，默写死背是其传统的教法。当时的师资来自中国，这时侨民入境尚不受到限制，师资供求保持平衡，私塾所聘的塾师，多属落第腐儒，甚而算命、卖卜，看风水，代写信或略识之无的人，都可滥竿充数。所以师资的基本水平简直谈不上。这是建业伊始必然的现象。
(B)官办教育(1870-1941)
这时期晦峡殖民地政府已脱离东印度公司，逐渐介入教育，也把教育当作政冶工具，开始接管教育。规划教育，推行其奴化教育。1907年殖民地政府已先后在星、槟，甲等地开办师范班(Normal Class)，以部分时间训练英校在职教师时，华校仍处在自力更生的状态中，延续早期自生自灭的命运。学制仿自中国、教师来自中国，教材也来自中国，教法也停留在传统的旧框框坚，充分反映出侨民办教育的心态，殖民地政府从未加以干涉。但自1904年起，满清政府开始改革教育，把新式学堂的概念推行到马来亚。当时驻槟领事张弼士倡办中华学堂后，转型风气开始蔓延，其他地方也纷纷以学堂姿态问世。
在课程中也引进了一些新学科如史，地、算术等，使之趋向现代化，教学媒介也由方言改为普通话，继之于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后，反帝殖的新思潮，风起云涌，泛滥到马来亚，政冶因素介入引起殖民政府的恐慌，所以在1920年政府颁行“注册法令”，用以控制华校及压制颠覆活动，冲击所及，引起中国南来师资有断层的忧虑。华校师资荒的问题由是产生。为了解决师资荒的问题，华校被迫就地取材。于1930年代，获得政府的认可，开办几届的简师班(Simplified Nomal Training
Course)，附设于学校，以华语为教学媒介，政府聘用未经受训的初中毕业生充当临教，地点只限于槟城、霹叻、雪州及森美兰。简师班于1946年便停办，这可视为师资训练本地化过程的开始。
(C)战后至独立前教育(1945-1956)
和干光复后，英政府着手重建教育事业，开始推行以英文为主的“国民教育体制”，把华、巫、英、印四大源流学校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内，以陶铸一种国家意识，这是多元教育与国家意识并行不悖的开明示范。
1948年由于国内马共叛乱、英殖民政府便颁布紧急法令，也严格实施移民条例，来自中国的华校中小学师资便告断绝。于是由政府批准华校开办两年制的高师班。(Senior Normal Class)录取对象为政府初三会考文凭及格者，开班者计有马六甲的培风中学、槟城的中华中学以及吉隆坡的州立小学。两届受训学员不多，资格虽是初三，但受过9年纯华语环境的熏陶，再加上学员对教学的使命感和有素质的课程内容，彼等毕业后甚是吃香，在教学表现上也很称职。现今教总副主席陆庭渝老师即是出自高师的人材之一。高师班到1957年便停办。
在同一时期，为应付学生人数的激增，政府也在周末举办师资训练班(Weekend Teacher Training Course)。学员每周末要为受训而奔波，舟车劳顿，费时又费力。随后即以假期师训(Vacation Traning Course)取代之，课程时间也由3年改为2年。
1952年政府开始在槟城青草巷设立师范学院即日间师训(Day Training College)，教学媒介语为华文。课程时限为3年。录取学员的资格为政府初三考试及格或华校高中文凭持有者。华校师资水平已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有所提高，同年政府接受巴恩报告书的建议，宣布以英巫文为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华印文学校，而掀起华校危机，遭致华社强烈的抗议而不能有效执行之。
1956年拉萨报告书(Razak Report)出炉了。对华社而言，此报告书的建议有其建设性，也有其破坏性，一方面政府规定马来文为国家语文，提出一种语文、一种源流的单元化教育政策，这时华教的生存形成一种威胁，因此华教师资也面对危机。另一方面政府却承认三种语文源流并存于国家教育体系中，允许各州开办以华、巫，英、印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四组日间师训中心，采用具有共同课程标准之教科书，受训为期3年，巫文被定为华文组的第二语文。从此师训学员要面对三种语文的要求和压力，而不能全心全力搞好华文的根基，日间师训中心于1973年起改为两年制全时受训，主要教学媒介语也改为马来西亚语。华文只是课程中的—科。一般师训学员的华文实质水平开始趋于低下。每年由师训班毕业的人数究竟有限，无法应付华校新生逐年增加的趋势，因此临教人数直线上升。
(D)独立后之教育(1957-1999)
独立建国伊始，政府继续沿用旧制。华教师资问题由教育部属下的华文师资组负责筹划。当时的主任是魏维贤博士，他积极着手处理中小学师资训练事宜，于1959年起他为了提升师资的素质，开办蕉赖路华文专科师训班及班底谷语文学院华文组(Language Institute， Pantai Valley，K．L．)他亲自到全马各地主持口试，遴选素有经验的在职华文老师及高中会考及格兼剑试及格且华文特优者，进行为期一年至两年的训练课程。课程内容除教学法、教育理论和心理学外，也注重加强师资的内涵，中国文学史、唐诗、宋词、庄子，孟子等也包括在课程内，一慨采用华语教学。这些学员可说是独立后第一批由师院培养出来的中小学教师，可惜只办了两届。过后由设于班底谷的师范学院承接华文师资训练的工作。
于此同时，政府也在积极发展建国的教育事业。1961年政府接纳达立报告书(Talib Report)的建议，主张在中学采用单一的语文和教育政策，去建设一个具有爱国意识的马来亚。所以师训课程华化的色彩逐渐趋向淡化。这与1961年教育法令21条(2)不无关系．对华教而言，该法令是—颗潜伏着的计时炸弹。
虽然在法令下，华小已被纳入国家教育的主流内，可以采用华语为教学媒介，但中学却要面对改制的命运。政府为华校生所主办的初中及高中会考已先后被取消，代之以官方语文作答的初级文凭(L.C.E.)及大马教育文凭考试(F.M.C)：这意味着此后华文师资在质素方面一定会起变化，那是因为媒介语文的转变。这将破坏华文教育系统的完整性，所以董教总身先士卒，挺身而起，领导华社极力反对改制，愿意放弃政府津贴，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继续开办独中，采用华语为教学媒介语。当斗争达致白热化时，教总主席林连玉被褫夺了公民权。但这并不影响董教总捍卫母语母文的立场以及争取语文多元化的教育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自1970年起，政府为了发展国民小学，着令英文小学所有学科(除英语外)从一年起以国语为教学媒介，逐步变为国民小学。华社对比产生忧患意识感，纷纷把子女送进华小报读，造成了华小新生每年学额爆满的现象，从而扭转了华小于60年代因政府实施小学免费教育新生人数式微的不利局面。据统计所得，从1976年至81年，每年约有80％左右的华籍新生入读华小，占各源流小学新生人数的30％。但每年由师范学院毕业的教师人数究竟有限，无法满足需求，师资荒的问题因此趋向严重化。政府应急的办法就是大量聘用临教。另一方面则于1965起—连十届开办假期师训班(S.R.C.)，共分9个阶段进行培川，为时3年。此外附属于各师范学院的华文组(P.P.A.K(C))也开班培训华文师资，为期两年至两年半不等。尽管这样，演变迄今，华校还无法摆脱师资荒和临教问题的困扰。
教育和师资是二而为一的东西，彼此唇齿相依，非常密切，要争取师资的有利发展，首先要为华教确立它的地位和权利．董教总半世纪釆，—直为争取华教的平等地位和权利，而作出不懈的斗争。必须记取的是在董教总的领导和各华基政党的充分合作下，华社已成功消除了潜伏于1961年教育法令下的危机一一21条(2)。但随着国会颁行了1996年教育法令，法令中第17(1)条：“国语必须成为所有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华社对政府的最终目标，不敢掉以轻心，因为这里面还存在着威胁性的因素，可以导致华小和蚀中媒介语文的地位变质。
此外—些其他教育课题，如小三跳小五，小六直升中一、宏愿学校的推行，国民型中学的改名等，也充满不明朗的变数。董教总步步为营，担心家长给孩子争虚名，跳班出位，拼命强化孩子的国文能力，而最终导致一般孩子华文根基薄弱，影响了未来华文师资的先天能力；同样地，宏愿学校之设和国民型中学(SMJK)的改称(SMK)，也具有改变华教行政组织的疑虑。
师资问题的剖析
这半世纪来，华校—直受困于师资荒的危机中，教育部师训组所能解决的就是聘用临教及为临教开办假期师训班。老办法周而复始，生生息息，总没有一套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最近这几年，华小短缺两三千教师，无法应付激增的入学新生，政府常以华裔生志在工商界，不喜欢当教师，所以许多先前开设华文班的师训学院，因招生人数不足而被迫关闭。这种说词牵强而不负责。其实这是最近工商业发达后的现象，不能构成问题的主因，教育部师训组的筹划与组织一向有专人负责，只要拿出诚意，集恩广益，是可以找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的。作者引述1996年及1997年教育部所披露的数据，以驳斥上述的说法。
在1996年有1,087名符合条件者申请进入华文组受训。教育部原定录取800人，但最终只录取了537名。169名自动放弃机会，381名被当局淘汰。在1997年，有资格申请进入师训者有1千400人，但被教育部所录取的只是930人。许多申请者被莫名其妙的淘汰。这说明政府的说词具有误导性。于此同时政府却把国小过剩的马来教师派到华小执教，因此引起华社的疑虑。这也许是教育部不愿意录取更多华文组学员的原因之一。人为的行政偏差所造成的师资供求不平衡的现象实在今华社忧心仲忡。
华小男教师不愿受训当教师的问题扩大了师资性别结构上的差距，导致原本从1970代起既已存在的阴盛阳衰的现象更加突出，这几乎把师训学院变成了一所群蝶飞舞的花园，蜜蜂穿梭其间，绝无仅有，只扮演点缀性的角色。华社中有人对此景象感到担忧，认为长此以往，对男孩的成长有不利的影响，有助长女性化的趋向。除此可能性外，我们不应对女性的教学能力有任何质疑。在今天男女平权，能力可以互相媲美的时代，作者相信它不致构成严重的教学问题。
另一项华教的隐忧就是师训学员的资格虽是与时提高了，由最先的初中、高中、剑桥、大马教育文凭而高级教育文凭(STPM)，但很矛盾地华校师资的水准却相对地降低了。理由有三：
1．早期的师训班学员，学历起码是修完初中或高中的课程，但因华语为教学媒介，所修的课程内容也较广较深，所以具有相当的华文基础。
2．自离校文凭停办后，进入师训学院华文组(P.P.A.KCC)和假期师训班(S.R.C.)的学员，多来自国民型的英文中学，每周只念两、三小时的华文课，又得兼顾国语和英语，在三语要兼通的学习压力下。华文的教学水平每况愈下，势所难免。
3．现在教师面对先天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语文的扎根在校时已不稳。于参加专业师训期间，除华文一科用华语教学外，其余的教育课程如哲学、教学法及心理学等都用马来语来作媒介，吸收效果自成问题，又不合教育的专业理论，学非所教，教非所学，对华文水准的提升没有补足的作用，如能恢复50年代末语文学院或蕉赖路华文师训的课程模式，那是很理想的。
怎样将华校所面对的师资危机转为契机，扫除眼前各种障碍，继续跨向新世纪，以为华教寻求一劳水逸的解决方案。相信华社需要发挥智慧、耐心、毅力并配合华基政党在政府内的协议能力，始有望落实目标，综观各方意见，解决方案不外有
(A)短期办法：
1．降低师训生的入学条件
2．复办假期师训班
3．聘请临教解急
4．重聘退休教师
(B)长期办法：
1．长期开办师训班，以华文为教学媒介。
2．提高师资待遇。
3．接受独中统考文凭为人学条件之一。
4．鼓励师训私营化，
5．延长教师服务年龄至60岁。
总结：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必要对华教事业在本世纪内的进展和成就作一个总结。华社第一代移民，自19世纪南来后，最初以移民心态与办私塾，惨淡经营极富中国色彩的教育．步入20世纪后则以永久居民的心态，效忠国家的观念，出钱出力，兴办教育把私塾转型为现代学堂式的教育。今天巍峨壮丽的60所独中，以及堂而皇之的高等学府，如南方学院和新纪元学院等，已矗立在大马的国土上，再加上已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内的华文国民型小学。这些成就象征华社在董教总的艰苦奋斗和领导下，为捍卫母语母文，发展华教事业，卓然有成，值得引以为荣，也可向世人夸耀华人为教育而牺牲的斗志和精神。
教总的另一项学术成就值得在此一提，1982年政府宣布实施着重读、写、算技能的小学3M课程时，教总提呈一分“华小课程纲要修订建议书”，许多建议已被政府接纳。这对传统的教法，着重伦理知识的灌输，而忽略了语文技能听，说，读、写的培养，起了革新的作用，同时也为教学树立了正确的目标，教师通过新教材，并以此为导向，必能提高教学的水平。另一方面，教总为了减轻华小学生学习华、巫、英三种语文的负担，另推行简体字和汉语拚音。
今天华校毕业生在政经领域中的杰出表现，以及学术界里的非凡成就，已经获得国家领袖的赞扬。这说明华校的办学业绩已受到官方的认同，不久前首相发出由衷之言，希望马来友族兴办教育向华族看齐，今天华小已获得非华裔家长的信任，报名就读的人数已达四五万人之多，其次是独中的文凭价值也首次获得教育部的准许作为进入拉曼学院某学系的入学条件，这已经为日后政府全面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奠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而且政府又破天荒批准全国最大独中即宽柔独中增建分校，充分显示出我国华文独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已获得政府的承认，希望这迟来的“春天”，不是大选前的糖果政策，而是官方教育政策改变的一种反映，更是单元化和多元化教育论争解冻的开始。华人已充分显示兴办母语教育并不阻碍爱国意识的成长。现在国阵又重新获得华族的委托，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组织政府，领导国家，跨向新世纪，这是华族效忠国冢的具体表现。相信董教总会继续保持昂扬的斗志，牢固的信念，为捍卫华教，保存文化而据理力争，化危机为契机，前景似乎是灿烂光明的，最后愿以七绝一首奉献董教总。
董教总献身华教感赋
发聋振聩作先锋，
捍卫华魂斗志宏，
惨淡经营跨世纪，
云消雾散艳阳红。
参考资料
1．《星马教育泛论》王秀南著
2．《居安思危，知难而进》董教总编印
3．《教总33年》1951-85(回顾华校师资历史)教总编印
4．《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柯嘉逊博士
5．《东南亚华文教育》周津峨著
6．《革新华文教学》邓日才
(29-12-1999《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