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一位中国学者的观察与思考*
吴小安
作为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和性质的范式概念，“南洋研究”与“东南亚研究”在此相提并论，并非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而是鲜明地代表了两种不同时代、不同学术传统、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族群、国家与文化霸权建构的诉求、分野与碰撞。在变动的国际关系与全球学术史发展的双重背景下，那么，什么是“南洋研究”？什么是“东南亚研究”？两者各自发展的动力有什么不同？两者的承继与变迁关系又体现在哪里？对中国和东南亚两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华社而言（无论是说英语还是说华语的群体），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时间与程度上，为什么这种转型会呈现相似又殊异的发展轨迹？本文竭诚将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位中国学者的观察与思考。
1、南洋研究
首先，让我们从什么是南洋研究这一问题谈起。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最好让我从我们所熟悉的一系列现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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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研究，与南洋概念的起源以及有关南洋地区的著作密切相关，但并不止于此而已。（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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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研究当然与中国密切相关，因为南洋名词的本身是以中国为中心坐标而定位的，是当时中国和南洋华侨用以称呼该地区的一个耳熟能详的专门名词，但并不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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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研究当然与1927年在上海成立的暨南大学特别是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以及1956年成立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密切相关，但并不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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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研究与1932年《星洲日报》正式开辟“南洋研究”的专栏版面、1940年在新加坡成立的南洋学会、1956年成立的南洋大学，以及一大批从事南洋研究的南洋学子密切相关，但并不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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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研究与南洋华侨社会、辛亥革命有关，但仍然不仅如此而已。
l 南洋研究的界定，与史地研究、华人研究密切相关，甚至还可以与西方殖民时期的东方研究、热带研究、远东研究相比照和关联。
作为一种学术气象的南洋研究，在本文的语境中，从时间与内涵上，南洋有着特定的历史、政治、族群与文化的含义。作为历史概念的南洋研究，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如果说，南洋的概念的流行主要是始于20世纪初、止于20世纪60年代，那么，南洋研究的正式兴起则是20世纪20、30年代的事情，50年、60年代达到了高潮。自70年代中后期、80十年代初以降，南洋研究逐步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在积极地调适、转型与坚守。
实际上，全面地看，南洋研究还有着更多、更深的文化、政治、族群、社会和历史的广阔背景。具体地，南洋研究的显著特征大致具有如下特定的系列含义：
第一，南洋研究是中国中心和华侨华人中心的。个人认为，南洋研究的源起，一方面与中国政府对华侨的态度与政策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与南洋华侨社会的形成和成熟密切相关。
向前看，中国政府对南洋与南洋华人的认识，在19世纪中后叶，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两次鸦片战争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旧国际秩序朝贡体系正式宣告瓦解，中国本身成为西方殖民主义欺凌的对象，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中国对外政策看，在自强运动中，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西方，重新发现华侨。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不仅成为中国新的对外关系中的主要议题，而且成为推进中国国内近代化的重要工具。所以，清政府对华侨政策经历了从禁止限制到自由进出，从漠不关心到保护利用的转变。此后，由于华侨对辛亥革命、中国民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东南亚华侨更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工具与遗产。
在中国国家力量的架构下，南洋与南洋华侨的概念以及合法性，进一步得到加强和推广，上升到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高度。南洋与南洋华侨，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下，相应地，不仅代表了一种热带异国风情与先进时尚的文化生活方式，而且也代表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富裕繁荣。这种进程的发展与20世纪前30多年，中国与南洋之间华侨的频繁大量的流动以及庞大高度成熟发达的华侨社会的形成几乎是同步进行，相互呼应的。而在中国与南洋殖民主义政治架构中，南洋华侨的国籍与政治认同基本上也是中国取向和中国中心的。
虽然如此，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却是：在中国，无论是南洋还是南洋研究从来都不是中心的。另一个悖论是：在中国，同样地，南洋华人也从来没有真正地成为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真正动力。即使历史上某个时期曾经出现过，那么，南洋华人与其说成为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动力，倒不如说是被用来推进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工具手段与政治策略。
同样的悖论是，作为中心和认同对象的中国，当时却是腐败的、无能的、衰落的和不稳定的，本身遭受着西方殖民主义欺压的屈辱和压迫。
而这些大概便构成了南洋边缘性的宿命，是南洋华侨社会与南洋研究的共同困境。
第二，相应地，南洋研究是中文中心的。虽然南洋研究一直有用双语写作与发表，个人以为，中国文化、中文媒体、中文教育和华人读者应该是南洋研究的重要文化依托。导致此种特征的因素有三：其一，是南洋华侨社会中国中心视角关怀下的自然发展；其二，是南洋华侨社会华文学校、华文教育、华文报刊的自然发展；其三，是中国南来知识分子集聚南洋以及南洋侨生回中国上大学的自然发展。
第三，南洋研究是新马中心的。个人以为，南洋研究新马中心这一特征，不仅因为新马地区华人人口比例最高、中文教育与报纸最发达，也因为新马成为南洋区域的交汇集散中心，而且也恰好是中国南来知识分子集聚的中心。无论是南洋研究的开拓者如许云樵、姚楠、张礼千等，还是南洋研究的重要平台与机关《星洲日报》和南洋学会；无论是南洋研究重要支撑的华社与华校，还是后来的南洋大学、新社、亚洲学会、华研中心，都是以新马为基地，以及以新马华社、中文和中国文化等课题为主要关怀对象。南洋研究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气候，与背后新马华社、华校、华文报纸等结构性规模和影响力是分不开的，与许云樵等老一辈学者的辛勤耕耘与学术传承是分不开的，与两地大学中文系师生的文化学术坚守和薪火传承是分不开的，也与南洋学会、南洋大学、新社、亚洲学会、华研中心等民间学术机构团体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所有这一切不无彰显新马的核心基地和中心视角。一个很有意思的自然发展现象需要注意，即便是是以新马为中心的南洋研究后期，即所谓的“后南洋研究”，不仅各自在地化或本土化倾向非常明显，而且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地的传承和发展也并非齐头并进、等量齐观，而是存在“河川与溪流”之别。（注3）
第四，南洋研究是以中国学术传统的文史地理考据翻译为主要学术关怀和以西方的殖民研究传统为主要回应对象的。如果说，南洋研究是以中国和华侨社会为中心，那么，殖民研究则是以宗主国、殖民统治与殖民社会为中心。南洋研究主要是中国南洋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殖民研究的霸权而进行的中国视角的建构；南洋研究与殖民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文化政治与知识诉求的分野。南洋研究的元素既有吸收介绍批判西方殖民研究的大量成果，又有以中文资料的发掘、中国视角的关怀、中国原乡暨当地华侨社会的面向为己任。
有学者可能要问，日本也有南洋研究，既然如此，那么，日本的南洋研究是否属于“南洋研究”的范畴呢？（注4）在日本，“南洋”有时也叫“Nanpou”，但是通常称作"Nanyou”,使用的是与中文相同的汉字“南洋”(Nanyang) Nanyou”原来主要指南太平洋地区的群岛，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Nanyou”更通常用以指位于日本以南的地区，即今天所指的东南亚地区。日本的南洋研究，被称为"Nanyou Kenkyuu”，通常指日本的东南亚研究。（注5）饶有趣味的是，“Nanyou”未被用以特指“南洋”之前，主要指“南太平洋的群岛”这一事实，与英国原来对"the South Seas”的地理定位竟然是一样的，同样用以指南太平洋地区。（注6）同样有意思的是，而这与中国的"the South Seas”(意即“南海”或“南洋”)一词的地理含义是不一样的。当然，或许由于翻译借鉴的原因，这种现象只是日本与西方在"the South Seas”地理方位的部分交叉而已。
反过来，同样地，关于南洋的叫法和含义，日本和中国之间也存在交叉之处。或许由于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以及倭寇)在南洋地区长期活动的原因，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日本明治时代的教科书便开始用“Nanyou”指涉南洋地区了。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日本“Nanyou”没有在更早些时期用以专指南洋地区呢？是不是因为官方翻译(主要以西方为主)与民间活动之间资讯的脱节与不对称所至呢？（注7）无论如何，早期日本的南洋研究更多的是以社会经济政治资源调查报告为主，主要配合日本的“南进”政策，虽然名称、渊源与关注课题有些重叠之处，但就趣旨、范式、本质涵义、学者群，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内“南洋研究”的学术史与讨论而言，笔者仍坚持认为，“南洋研究”这里应该是特指的含义，有着独特的历史、族群、文化、语言和政治霸权的含义，尤其是不能忽视中国视角和华侨华人这一对重要而独特的内核关联。所以，不能简单地因为日本相对于南洋的地理方位和称谓与中国又重叠之处，而把日本的南洋研究与中国暨东南亚两地区的“南洋研究”混而为一、相提并论，归为同一范畴。所以，南洋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兴起更多地与战前欧洲殖民主义以及中国大规模对外移民相联系，而其衰落也与殖民主义的终结、新型民族国家的建设、华侨社会的转型等相对应。
2、东南亚研究
刚才我们简要地探讨了什么是南洋研究。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南洋研究，还是殖民研究，都为以后的东南亚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东南亚研究是从南洋研究和殖民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反过来，东南亚研究决不等同于南洋研究或殖民研究，两者是两个绝然不同的范式概念。如果说，“南洋研究”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族群、语言等视角关怀与涵义，那么，“东南亚研究”则不同，其涵义远远超越了中国学者、华裔学者、中文语言、华人社会等专门范畴，是战后以来全世界因变动的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背景下具有共识的研究范式，没有特定国家、文化、族群的边界界定和指涉。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便是各地国家与地区，随着地缘政治经济背景情况不同、历史学术渊源传统各异，其研究应对的策略、调整的程度、确定的重点而出现不同步调、不相对称的情况而已。这大概是与“南洋研究”最大的不同之处。由于我们所讨论的东南亚研究属于学说史发展的另一个阶段，因而必须承接之前上文中所讨论的南洋研究历史传统。鉴此，在下文里，笔者所讨论的范围虽然是在全球的政治经济知识背景下进行，但是依然围绕南洋研究的基本地域文化主体这个轴心来展开，即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东南亚研究是什么情况下展开的？南洋研究又是如何演化的？
那么，下面我进一步谈谈什么是东南亚研究？为什么这里要专门引入东南亚研究这一概念？还是让我从我们说熟悉的一系列现象开始。
东南亚研究的范式概念，从出现至流行，不仅仅因为1943年二战期间东南亚地缘战略政治概念，不仅仅因为1954年的东南亚条约组织、1967年的小东盟（亚细安）、1999年的大东盟的区域性国家组织，不仅仅因为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1960-69年），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0年至今）和1968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ISEAS）的成立，也不仅仅因为东南亚各国从殖民地到独立建国、从华侨到华人的转变、再到东南亚各国高等学校、科研机关的成立。
东南亚研究更有着更广阔的全球性变动的国际关系和学术思潮的双重转变背景。从外部世界看，任何有关东南亚相关的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某一课题的科研活动，笼统地都应该属于东南亚研究。从东南亚地区内部看，东南亚研究特别地与所在国的本国研究相对应，大致是本国之外的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至于各自本国的研究则不属于东南亚研究的范畴。从大学科际学科分工看，东南亚研究更多地属于跨学科地域研究、与各专门学科相对应的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与范畴。例如，语言、历史、文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分别属于以各自专门学科命名的科系，也有自己学科独特视角的东南亚研究，但是他们隶属各自不同的教学科研机构，虽然教学科研人员之间存在着合作关系，甚至两机构之间存在合聘的现象。而且，与跨学科的东南亚地域研究不同的是，前者的毕业生拿的各自学科的专业学位，后者却只能是东南亚研究的专业学位。从研究范式看，东南亚研究更代表了一种与南洋研究和殖民研究根本不同性质的新时代、新国家、新国际关系、新社会、新经济、新公民意识与身份认同、新学术机构、新知识分子阶层、新学术气象等。
大致而言，东南亚研究以二次世界大战为契机、50、60年代为肇始，以及经历了此后成型发展等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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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而言，早在1941年，美国在原荷属东印度研究所的基础上重新改组，正式成立了以东南亚为名称的东南亚研究所。这实际上比1943年经典的东南亚盟军指挥部的概念还早。不过，美国康奈尔大学著名教授沃尔特斯认为，美国东南亚研究的真正开始应该起源于1948年，以应对冷战刚开始不久的世界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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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地区而言，50、60年代之前，东南亚研究几乎是处于从属、次要的地位，但是此后，东南亚研究逐步处于主流与主导的地位，在国际上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和地区研究计划相呼应，在区域内与去殖民主义化和东南亚建国相合拍，南洋研究则处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边缘地位。与此同时，对东南亚地区而言，南洋研究在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网络建构方面越来越表现出去中国中心的视角观，而越来越展现出本土华社族群与文化中心的诉强烈和鲜明化。但南洋研究却令人敬佩地、顽强地坚守着，并且实际上自身已经进行主动适应、调整与转型。例如：1966年，“新社”成立，与新加坡独立有无关系？1982年，“亚洲学会”成立，与南大关闭、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有无关系？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课题。
l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依然处于南洋和华侨的情节之中，南洋研究俨然成为南洋华侨研究与反对西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研究。东南亚的概念与东南亚研究一直姗姗来迟，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成为主流范式概念，较东南亚本地区晩了几十年。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主要动力不仅主要是以一批战前从南洋归来的老一代学者以及50、60年代从南洋归国求学的新一代知识分子骨干力量队伍，而且知识来源于东南亚地区的南洋研究。80年代前，南洋与南洋研究在中国大陆依然成为主流范式概念，前期，南洋研究处于重视发展的阶段；后期，南洋研究处于停滞受压的阶段。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范式概念，可否这么认为，如下至少三方面要素与视角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东南亚研究这一范式概念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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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学术史发展的层面，东南亚研究不仅是与南洋研究相对应的一种范式概念，代表了一种与南洋研究相对应的学术分野，甚至同时代表了一种与殖民研究相对立的学术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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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变动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层面，东南亚研究不仅是与宗主国为中心的西方殖民统治的瓦解和殖民研究相对立的一种新形势下的转变，而且代表了战后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全球霸权、以地域研究、全球研究或跨国研究和多学科为特征的双重转型。
l 其三，从东南亚地区的层面，东南亚研究是呼应东南亚各国建国工程、东南亚本土意识的形成包括华侨国籍与身份认同、东南亚区域组织的形成、东南亚国家本土高等教育的兴起、东南亚本土知识分子的形成、东南亚本土教育体系的重新设置等结构性、革命性进程的本土化趋势。
东南亚研究大致呈现如下显著特征：
第一，东南亚研究呈现出非常浓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这种政治与意识形态表现为非殖民主义、冷战、建国工程、发展与现代化等等。
第二，东南亚研究呈现出从“西方”社会的重点关注到非西方社会、从传统人文学术与单一学科主导取向到现代社会科学与多学科取向、从欧洲中心论到本土中心论的多重转向。
第三，东南亚研究呈现出以东南亚各新兴民族国家、地方社会、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种语言并存、分野与诉求的、以新加坡为区域研究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的现实学术生态。所以，战后国际与区域内部背景对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转向，非常关键。
同样地，从全球的视角背景考察，东南亚地区的东南亚研究至少存在两个显著趋势：
第一，无论是理论范式还是研究课题议程，本地区东南亚研究大致上是依附于欧美学界，以欧美学术界为主导的以及从地区内部回应欧美学界的理论争议。甚至有些东南亚国家，如印尼的研究，来自外国的研究成果与水平，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远远超过了印尼国内学者。但是，与殖民时期的东方研究、热带研究或远东研究最根本的区别是，西方不再是垄断东南亚知识政治话语霸权的主宰，同样地，本土的东南亚研究也不再是被动消极的盲从，而是越来越标榜独立自主甚至与西方异议对立的特征。
第二，相应地，本地区内部的东南亚研究大致上以各自新独立的国家或政府需要服务，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浓厚的现实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点特别是在90年代前最为明显。另一方面，来自东南亚地区的研究队伍与成果，也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就。就社会科学研究为例，有学者统计，纵向比较，197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东南亚本土学者的东南亚研究成果增长了三倍；横向比较，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年，本区域内东南亚研究的产出增长比全球东南亚研究的产出增长甚至更快。特别是，新加坡越来越成果东南亚研究的非常重要国际重镇与全球各地东南亚研究学者云集的中心。（注8）但是，问题是，对于本土的东南亚研究，新加坡的个案极有可能是一个例外，即有可能是一种另类的来自东南亚地区的东南亚研究模式，而不能代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东南亚研究状况。（注9）
3、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
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不只是名称的改变而已，而是体现着两个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国际政治霸权、不同身份认同、不同知识学术传统、不同国家族群语言文化分野的交汇、分野、博弈、碰撞。
有学者认为，从1970年代以来从“南洋研究”向“东南亚研究”的转型过程，“华人研究”越来越明显成为转型的方向和风气，这是一个很中肯的观察。（注10）但是，愚以为，这只能相对地看，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把“华人研究”与“东南亚研究”孤立割裂开来，因为“华人研究”与“东南亚”研究关系，应该理解为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应该是平行、对等的两个不同研究领域。两个领域之间交叉、关联与整合，应该是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大势方向，尤其应该值得东南亚和中国两地学者关注，因为欧美日学者在这方面的分野已经不那么明显和重要的。
可否这么认为，从本地区内部来看，如果说战后以来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的转变与分野，那么，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的发展和东南亚国家的日益成熟，90年代开始出现上述两种范式互为补充、甚至合流的现象。
但是，这种互为补充、甚至合流的现象，到底是暂时性的抑或是长期性的，到底是实质性的、抑或是表面形式的，值得我们思考。随着几十年来东南亚研究的国际化、国家化、制度化，合流的方向本质上是否最终朝向东南亚研究，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有趣现象。
无论是“南洋研究”还是“东南亚研究”，有一点是共同不变的：那便是新马，特别是新加坡的中心地位。“南洋研究”之所以成为气候和传统，新马的华社、华校、华团、华报、华人知识分子功不可没；“东南亚研究”之所以在全世界得以推进，除了上述所提到的背景外，特别与新加坡从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安全高度大力推动和一贯努力是分不开的；而“华侨华人研究”之所以得以合法化而没有被边缘化，更与新加坡所赋予的独特官方机构合法性密不可分。
原载李晨阳、祝湘辉主编：《〈剑桥东南亚史〉评述与中国东南亚史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11月，页400-412。
*本文为笔者应新加坡南洋学会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之邀于2009年2月15日所作的原演讲大纲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对上述两机构的盛情邀请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