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8~教育卷(90年代)
我国教育应朝多元发展
陈友信
自我国新教育部长拿督斯里那吉上任后，在短期内接二连三推出许多新概念与新计划，其实正如我国教育学者丹斯里亚旺沙威博士所言，近年来我国教育制度的改变既速且多；他进而根据这些改变的性质归纳为许多种类，包括避免不了的改变、规划完善但执行不力的改变(如KBSR计划)，为了改变而进行的改变(如大学学制3年或4年的制定)，基于错误假定的改变(如12月或正月的学年开始等。)
在这些目不暇给、眼花缭乱的改变中，我倒觉得华社有需要针对各种改变的起因及后果，进行更广更深的探讨，进而将民意传达给有关部门。
根据94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在1991至1992年我国的人口较新加坡及泰国年轻化。但政府教育拨款却低于这两国。至于从在籍学生人数的角度，其实况更引人深思。我国中学适龄人口中仅有58％是在籍学生，而新加坡则是70％，菲律宾也74％，泰国虽然仅有33％中学适龄学重有机会在校，但却有16％有机会上大学，而我国却仅有7％的同龄学童最终能成为大学生。至于和其他亚洲三小龙或发展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生的比率更是瞠乎其后，如南韩40％、香港18％这些大学生比率无论如何都远高于大马。
根据这些数据看来，回想前任教育部长当年宣称担忧我国培训过多大学生，而将影响大学生的出路，再对照当前我国专业人士及技术人员的严重短缺，令人深深体会到为政者的短视对国家带来的深远影响，而更加珍惜敢于批龙甲发净言的有识之士的可敬可佩。
要提升我国的国民素质进而迈步跨向民主繁荣的工业国目标，我国的教育投资必须增加，并以更开放的方式鼓起全国人民的学习风气，包括传统教育及非传统教育(如在职培训)。
谈起高等教育的目的，许多人惯于提出人力培训及学术研究的对立性。其实一谈起大专院校人力培训的功能，倒不必就认定必然会功利导向，若强调高等学府的学术研究，也无须讥讽为是没有效益的象牙塔工作。高等教育所必须达到的效果，应是多元化的。在人力培训及学术研究的比重中，每个院系及每门学科可各自有轻重之分。然而就整体广义而言，成功的高等教育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应是培养大学生的独立思考及自我学习能力，所渭“学为了自学”。对于有远见的人士而言，要培养我国大学生成为未来国家发展的主力，校园生活的民主化及大学管理的自主性，更是先决条件。
为了要达致2020年工业国目标，我国政府目前正致力于人力资源的培训，许多教育政策／计划的变更主要也是为配合此目的，如大学4年制改为3年制、大学企业化、允许英语为理工科教学媒介语，鼓励私立学院的设立，建立我国为区域教育中心等。在这许多新计划中，有些立竿见影利大于弊，也有些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近年来我国大学学制经过不只一次的改变，有些改变在社会上、甚至在知识分子群中都不曾掀起丝毫讨论。为了增加选科的伸缩性及评分方式等，我国大学从英式学年制转为美式学分制，悠久传统历史的马来亚大学也终于接受此改制。至于当年将国内大学3年制改为4年制时，有关当局宣布是为了加强学术水平(而马大前任校长翁姑亚兹却认为其起因主要是为了应付经济不景而要大学生迟一年到职业市场去)，如今又将4年制改为3年制，理由是大学生不应花太长时间在大学，应提前投入社会工作以解决人力短缺，这不是前后互相矛盾么？
虽然笔者个人的确认为我国整体教育制度是可缩短一两年(当年在英国留学时才恍然发觉大马学生是各国学生中年龄最大的—群)，但是否应缩短中学教育、先修班或大学教育则有待更深入研讨，如果仅以我国经济情况及人力资源来决定大学学制，则不免过于草率，也有欠周全。
在决定大学学制过程中，教授与学生的参与有限，更遑论社会人土。至于大学企业化的决策，特别是学费的激增，对于莘莘学子而言，更加难以接受。这些措施难免令人对现今教育感到困惑。大学企业化的目的何在?是大学私营化的前奏曲？是变相转卖大学土地的障眼法？是大学行政企业化以增加行政效率？还是大学建教合作的新模型?因为整个大学企业化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其整体方案讳莫如深，难免令公众人士忧心，首相马哈迪医生曾澄清“大学企业化后政府将会继续介入大学的行政，不会让任何人可随意地遂行私利”。同时他也强调“政府会以奖学金、财务援助或货款等形式发出拨款”，此说明难尝试解答大学生们对经济的担忧，但又将挑起大学自主性的争论。
基于教育是立国之本，而大学又是最高教育机构，任何影响到大学的决策是需要更谨慎处理，及经过更民壬的程序。
在开放教育的过程中，政府议决将我国建立成区域教育中心，若只纯粹从赚取外汇的眼光看待此事，显然是过于短视。其实吸收海外留学生，还加强我国学术研究的潜能，国际贸易的条件及不少无形的长期利益。
开放教育尚包括筹办开放大学及各类远距课程，这将令更多中下层民众，乡村青年及在职人员有机会深造，或有一些注重学术研究及校园文化的人士认为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大学教育，但对于那些没机会接受真正大学教育者，这正如久旱逢甘露，令他们得益良多。
我们既不应以这类教育方式取代传统大学教育，但也不应不顾现实地独树一帜，否定新时代教育的传授媒介也已趋向多元化的事实。
(03-09-1995《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