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学会丛书之卅二
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I945—I959
崔贵强著
南洋学会出版
序言
在研究东南亚华侨、华人近代史的范畴内，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由华侨演变为海外华人的过程。这演变过程决定了以后一千万东南亚华人的命运。在演变过程中，因素错综复杂，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交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政治环境起了迅速的变化，新兴的土著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东南亚数以千万的华侨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冲击，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起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有很多东南亚华侨，眷恋故国，主观上不愿意改变国籍，但形势比人强，客观的政治发展迫使他们对国家认同作出相应的改变。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在东南亚华人总数中占很大的比重，他们在战后所经过的历程和以后不同方向的发展成为东南亚华人命运的缩影。
新加坡的华人占新加坡共和国的多数，他们是新加坡共和国近年来在经济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因素，他们都具有高度的信心和理想，朝向更美好的前途迈进。相反的，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们步步受迫，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地位江河日下，他们可以说是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这种困境的造成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是不是英国人一手造成？或是华人本身缺乏团结和政治觉悟而罪有自取呢？人们容易作一些观察性的结论，但不容易提出具体的史实来解答这些重要的历史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不管在英文或中文都没有较完整的书籍，本书就是为了填补这重大的空白而作。本书广泛地应用战后新马出版的华文报章和英国殖民部档案，详述战后新马华人对政治变革的反应，从而解释新马华人对国家认同的转变。作者对错综复杂事件的阐述和分析都是条理分明，使人信服，其中有不少新的见解。本书不管在英文或中文书籍中算是一部较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对于新马华人国家认同演变的探讨屈出重要的贡献。
本书作者崔贵强先生，出身南洋大学历史系，后负笈夏威夷大学，获硕士学位。返新加坡后先后任教于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崔先生并任新加坡《南洋学报》主编，对于新马华人史的研究造诣颇深，相信以后他在这方面的更大成就是可以拭目以待的。
颜清湟
香港大学历史系
—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自序
新马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大抵滥觞于十九世纪叶。那时候，清廷为了笼络海外华人的民心，频频遣使外出，抚慰海外侨氏，加强侨民时祖国的向心力。另一方面，若干海外侨民，鉴于清廷的腐敗无能、祸国決民，奋袂而起，响应孙中山的革命号召，为革命奔走呼号，终于协助推翻清廷。此后，民国肇造，军阀横行，日军侵华，无不引起海外侨民的关注，从而涉足中国政治，力挽救中国而努力。尤其是当抗日救亡运动期间，新马侨民上自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出钱出力,协助抗战，为抗战历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上述各项课题，引起了海内外诸多学者的兴趣，潛心研完，写出了辉煌巨著，成靖卓越。
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抗战胜利，百废待兴，不幸却爆发了国共内战，腥风血雨，民不聊生。内战的波澜，波及了新马侨社，在滔天狂淬的冲击下，侨社顿呈分裂，楚河汉界，壁垒分明。关于这段历史，依然是一片空白。为了弥补这项缺陷，笔者决意狗尾续貂，广搜资料、把错综复杂的史实，理出一个头绪来。嗣后，笔老发觉到战后初期的十余年间，正好是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转向的过渡时期，即由认同于中国转移到认同于居留地。这是一个异常重要的课题，其过程复杂而曲折，很值将深入探讨，于是笔者研完的下限伸延到五十年代的末期。
本书的撰述，从酝酿、写作、中断到最终完稿，前后历时十余年。先是在1977年发表了“The Response of the Malayan Chineseto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s in China,1945—1949”（马来亚华人对中国政治与军事的反应）一篇长文。接着另一篇题名“新马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1945—1957”也跟着发表，这两篇都是初步研究的成果。那时候，正是新加坡两间大学酝酿合并的时期，笔者任职的南洋大学，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我不幸碰到了一连串不如意的事，有时彻夜难以成眠，以致精神萎靡，神精烦丧。失望之余，决意放弃学术研完生涯，写作工作于是停顿下来。后来幸好在诸友好的劝慰与激励下，我犹如枯木逢春，恢复生机，继续我的学术研完生涯，最终完成了本书的撰述。
本书之得以付梓问世，完全是得力于南洋学会会长魏维贤博士。他奔走于新加坡与厦门之间，与厦门大学出版社接洽筹划出版事宜，并设法解决出版经费的难题，魏博士可说是本书的催生者。此外，厦门大学南洋研完所的林金枝副教授，一位声誉卓箸的学者，他对本书初稿作了细心的审核，纠正了若干错误，井从旁鼎力相助出版工作，使本书能早日问世，一应在此致谢。
本书承蒙颜清湟教授写序，生色不少。颜教授是一位研究华人历史专家,享誉士林。他对笔者的关怵与厚爱,永志不忘。
我必須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当局让我享有一年的长假，使我得以前往吉隆坡国家档案局、台北国史馆、大英将物馆与英国殖民档案局广泛搜集资料。国立大学图书馆显微影片室的职员，在拽集材料及复印资料方面，给我极大的方便，也应致谢。
拙著付印前，曾交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师王慷鼎先生与国书馆日文部主任朱鲁大（炎辉）先生寓目，蒙他们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正如上述，本书研究的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囿于个人的学术水平不高，舛误疏漏在所难免，敬祈读者于以斧正。
1989年3月中旬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背景：华人人口与社会结构
第二章 战后初期新马的国民党1945-1949
第三章 中国民主同盟在新马1946-1949
第四章 国共内战沖击下的华人社会
第五章 华人与马来亚宪制1946—1948
第六章 海峡华人的国家认同1946-1949
第七章 战后初期马共的国家认同1945-1948
第八章 国民党人与马华公会的冲突1949-1957
第九章 新中国与新马华人1949-1957
第十章 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态度看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50—1957
第十一章 马来亚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50-1957
第十二章 海峡华人的政治活动1950—1957.
第十三章 独立建国前的阴影——语文与种族问题
第十四章 结论
参考书目
导论
本书是研究战后15年间(1945—1959年〉新加坡和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转向。“国家认同”的定义是什么？这里应该有简述的必要。所谓“认同”，是英文“identity”一词的中译，现在巳经是相当广泛地被使用的术语.“identity”原来有“身份”、“个性”的意思,至于演衍为"认同”一词，则有“归属感“的涵意。
所谓“认同”或“归属感”，是指个人（即行为的主体）和个人以外的对象（即客体，包括个人、团体、观念、理想及事物等）之间，产生心理上、感情上的结合关系，亦即通过心理的内摄作用（introjution）将外界的对象包摄在自我之中，成为自我的一部份。结果在潜意识中，将自己视为对象的一部分，并作为该对象的一部分而行动。（注1）
自50年代以后，社会学者在论析政治与社会行为、思想与文化意识时，常应用各种“认同”的术语,如“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社区认同”(communal identity)、“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种族认同”(ethnic identity)、与“阶级认同”(class identity)等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所谓“国家认同”，就是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了感情上的结合，在心理上认为个人(自我)是国家的一部分，在自我内部，国家也被内摄，成为自我的一部宿个人与国家巳经浑然结为一体，个人以国家的利益即为个人的利益，因此表现在个人的行为上，就是为国家的利益而努力。
有人给新加坡人对“国家认同”作了如下的诠释，作为一个认同于新加坡的公民，他必须要自认为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或混种人,对于象征新加坡团结的国庆日、国旗、国歌、总统与总理、必须要有好感及尊敬,并参与国家的事条,必要时愿意为国家而牺牲。（注2）
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初级的认同。初级认同于国家的人，只是主脱地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分子。对国家尚未产生浓烈的感情，因而不大热心参与国家的事务，甚至不闻不问，第二是中级的认同。具有中级认同意识的国民，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好,因为他们意识到国家与个人息息相关。他们主动地关心公共的事务与国家的前途，并租极参与有利于人民与国家的种种活动。第三是高级的认同，凡是有高级认同意识的人，都具有浓烈的爱国思想。当国家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不惜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一旦国家面临外来侵略，则毫不犹豫地执干戈、卫社稷，虽死亦毫不足惜。（注3）
来自中国的移民，构成了新马多元种族社会的一个重要族群。直至第二次犬战以前，在新马华人潜意识里，一直认同于中国，他们重乡情、爱祖国。在居留地里，他们只是作客他乡,总希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落叶归根，可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时移势变，为了生存与发展，华人的国家认同，不得不跟着转向。
本书研究的时期，上限自1946年，时值新马结束日本统治，战后光复的开始。下限是1959年，是新加坡获得全面自治的年头。在此前两年的1957年，马来亚摆脱了英国多年来的殖民统治，取得独立自主。新马的自治与独立，都是划时代的大事，对华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在战后几年里，华人国家认同的过程是相当复杂而曲折的。新马华人的社会，可以分为两个群体，即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与海峡华人，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历史因素，使这两个群体表现了不同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行为。这几年的历程大致上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里（1945—1949年），多半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依然眷恋中国，以中国国民自居。不过由于中国与新马政治的遽变，有些华人开始关注当地事务的发展。并以行动来抗议不利于华人生存与发展的政制。另一方面，海峡华人、马共及其支持者在这期间表现了不同的政治姿态。本书的第二至第七章都是论述这期间的华人政治情况。
在第二个阶段里（1950年—1955年），是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的国家认同转向的过渡时期。这期间，若干有识之士已意识到转变国家认同的重要性，1949年马华公会的成立及其后来的活动，就是这项转变的反映。此外，华人社团领袖掀起了争取公民权与参政权运动，但广大华人的反应并不热烈，他们对多次市政与立法议员的选举也表示冷淡。
到了第三个阶段（1956年—1959年），由于自治独立已是大势所趋，华人转变国家认同势在必行，于是华人加紧推行申请公民权运动，越来越多华人扬弃了中国国籍，成为当地的公民。1957年是马来亚独立的年头，是马来亚历史的分水岭，但就华人的转变国家认同而言，在独立多年以后，演变过程还在继续运行着。截至1957年为止,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也还只是止于初級认同的阱段。本书的第八章至第十三章，都是论述第三与第三阶段的演变过程。
注释：
注1：宋明顺，“谈国家意识——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刊于《新加坡青年的意识结构》（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0年），P.225。
注2：Chiew Seen Kong, “Singapore National Identity”，Ma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ug,
1971, pp 52-53。
注3：宋明顺，同上文，PP.227—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