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
1、新马分家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居住着一亿多马来印尼回教徒的三万个岛屿的群岛中，我们的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要不是音乐广播中途暂停，这一天跟新加坡其他星期一早晨本就没有两样.上午10点，广播电台和丽的呼声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大为震惊的听众听到广播员庄严地宣读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只有90个字，却改变了新加坡人民和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
“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我们誓将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
紧接着是另一份宣言：“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命。愿真主、宇宙的主宰，得到颂赞……余，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批准，谨此昭示，由1965年8月9日起，新加坡不再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它将永远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邦国，从此脱离并不再依赖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政府承认目前的新加坡政府是独立自主的政府，并将本着友好的精神与之合作。”
分家？为什么？怎么那么突如其来？新加坡岛成为新马来西亚联邦（也包括北婆罗洲地区的砂劳越和沙巴）的一部分，只不过两年光景。同一天上午10点，在新加坡以北250英里的吉隆坡，东姑阿都拉曼正在向马来西亚国会解释：
“我们最终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为一些新加坡领袖的作为而采取镇压措施，对付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领袖；
二、我们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断绝关系。”
被逐出马来西亚
国会里一片死寂。东姑是在副首相敦拉萨提出一项议案一读之后发言的，该项议案要求立即对1965年宪法与马来西亚（新加坡修正）法案进行辩论。到下午一点半，二三读辩论完毕，法案送交上议院.上议院的一读从两点半开始，到四点半三读通过。最高元首当天就批准，完成了宪法所规定的程序。新加坡被逐出了马来西亚。
按照马来回教徒的风俗，丈夫可以宣布“塔拉克”（我休了你）三次，第三次算是正式把妻子休了；做妻子的却不能这样。他们可以言归于好，他可以娶回她。不过，在他讲了三次“塔拉克”之后，就不能再娶她了。马来西亚“休”了新加坡的时候，国会上下两院三读法案，等于宣布“塔拉克”三次。这对伴侣——马来人占多数的马来亚和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一直都合不来。新联邦应该是个真正的多元种族社会还是由土生土长的马来人支配，对此双方争得越来越厉害，以致两者的结合受到了损害。
新加坡注重“离婚”的实质内容而不是法律手续。要分家的话，就要确保条件切实可行，一旦订下，永不改变。为了确保人们对这是定局不致产生怀疑，同一天早上，新加坡政府特别出版政府宪报号外，刊登了有关的两份宣言。我特地要求东姑在他的声明上亲自签名，这样，哪怕马来西亚其他领袖或国会议员不同意，他们也无法改变主意。他照做了。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台长拉曼从内阁办事处秘书那里接到了这两份文件。他决定通过三个不同的波道分别用马来语、华语和英语播送全文，过后每半小时重播一次。几分钟后，通讯社便把新闻发布到世界各地。
8月9日这天，我一开始办公便跟主要的文官，特别是受联邦管辖的文官举行一连串会议，通知他们新加坡的部长现在接过控制权了。就在10点正式宣布之前，我会见了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到的各国使节团成员，把新马分家和新加坡独立的消息告诉他们，要求各国政府承认新加坡。
在使节团成员离开之前，我把印度副最高专员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总领事请到一旁，把致夏斯特里总理和纳塞总统的信交给他们。印度、埃及当时和印尼一起，是亚非运动的主要成员，亚非秘书处设在开罗。我在信中要求他们承认和支持，要求印度派几位顾问前来训练新加坡的军队，要求埃及派一名顾问为新加坡建立一支海岸卫队。
午前我到达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录像室，以便举行电视记者会。结果出现了事前没料到的情况。开头10分钟左右，记者们提了几个问题，我一一做了答复。一名记者随后问：“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导致今天早上发布宣言的事态发展过程？”
我追述了两天前在吉隆坡同东姑会谈的经过。我说：“但是东姑直截了当说不行，我们坚持继续下去的话会有许多麻烦。容许我补充……你瞧，就是这样的时刻……每当我们回顾签署协议，使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那个时刻，我们总会感到痛苦，因为我一辈子都相信合并和两地统一。地理、经济和亲属关系把人民连在一起……我们稍停一下子，你们介意不介意？”那一刻我激动得不得了。20分钟后记者会才继续举行。
那不是一次电视直播，因为电视要下午六点才开播，于是我便叫拉曼删剪这一段。他坚决反对，强调报章肯定会报道，要是电视广播把这一段去掉，让报章描述这个场面的话，给人的印象会更糟。在这类事情上，我早已发现拉曼是个精明可靠的顾问。他是在马德拉斯岀生的淡米尔人，有教养，也有学问，已经成了忠心耿耿的新加坡人。我接受了他的劝告。于是，在新加坡和国外，许多人看到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天晚上吉隆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播放了记者会的情形，也有这段插曲。在华人看来，像这样失去男子汉应有气概的表现，是有失体面的。但是我不由自主。许多英国、澳洲和纽西兰的观众同情我，也同情新加坡，使人稍感宽慰。他们关注马来西亚，因为他们的军队正在捍卫马来西亚，应付武装“对抗”.印尼总统苏卡诺向扩大了的新“帝国主义”联邦一马来西亚，发动了不宣而战的小规模战争，“对抗”是他的婉转说法。
深受良心谴责
三天三夜的煎熬折腾，使我心力交瘁。从星期五晚上在吉隆坡开始，我就没真正合过眼，已几乎精疲力竭。只要任务尚未完成，我就尽量克制自己的情感，把心力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一旦宣言公布，心情不再紧张，不必担心可能出差错，情绪便激动起来。我深受良心谴责，感到自己辜负了马来西亚数百万人民，他们是马来亚的华族和印族移民、欧亚裔，甚至包括一些马来人。我在他们心中点燃了希望之火；他们同新加坡人民站在一起，抗拒马来霸权，而马来霸权正是导致我们发生争执的根源。对自己离弃了盟友和支持者，包括来自马来西亚其他州——沙巴、砂劳越、槟城、霹雳、雪兰莪和森美兰的政党领袖，我感到惭愧。我们一起组成了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一直在开会和协调活动，以便动员人民，为主张建立不分种族的社会展开运动。我们已着手建立广泛的联盟，以便向吉隆坡联盟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执政的联盟是受东姑领导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支配的。
我也因为不得不向英国首相和澳洲、纽西兰两国的总理隐瞒实情而感到悔恨和内疚.过去三个星期，我不得已只好背着他们暗中讨论分家，虽然他们对我和新加坡要求和平解决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一直静悄悄地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在我们同敦拉萨进行谈判的三个星期里，这些想法一直在我心头萦绕。只要较量意志力的斗争还在进行，我就沉得住气。一旦大功告成，激动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了。
华人区商人欢欣雀跃
就在我难受的时刻，新加坡华人区的商人却欢欣雀跃。他们放鞭炮庆祝脱离吉隆坡马来人的种族主义统治，一些街道因此洒满了红色的爆竹屑。华文报《星洲日报》报道，人们放鞭炮庆祝伟大的日子来临。它以华人典型的含蓄方式说：“或许是预祝中元节呢！”随后加上一句神秘莫测的话：“各人心中有数。”《南洋商报》写道：“目的何在？心照不宣。”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孙炳炎对新马分家的消息公开表示欢迎。他说，第二天将会召开董事会会议，讨论发动所有注册商业团体、工会、行会和其他民间团体，联合庆祝新加坡独立。他也说：
“对于最新的政治发展，商家大多觉得如释重负。”
投资者也感受不到我的痛苦。新马分家第一天股票市场交易旺盛.当时新马证券交易所仍然是联合的，它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两地的交易室，交易量比上个星期几个交易日翻了一番。第二天投资者认定独立对经济有好处，交易量就更大。在27种工业股当中，有25种上涨了。
但是在市中心，到8月9日下午，街上却空荡荡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宣言行将公布的消息通知了新加坡警察总监黎肯，并把联邦内政部长拿督伊斯迈医生的一封信交给他，信中叫他今后听从新加坡政府的指示。黎肯部署了特别训练来应付暴乱的镇暴队，以防万一亲巫统的新加坡马来人纠众闹事，抗议新马分家。人们经历了上一年1964年的两场华巫种族血腥暴乱，很快就感到可能有危险。镇暴队和镇暴车岀现在大街上，车上有水龙设备，车窗和挡风玻璃都加上铁丝网，预防暴民扔东西。这使人们行事更加小心了。许多人决定提早下班回家。
这一天天气源热，是典型的8月天。傍晚气温降下来。我相当疲倦，但决定照常运动运动，放松自己。在总统府（以前的总督府）的斯里淡马锡官邸（注1）前面，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在发球练习区挥杆打了150个高尔夫球；心情好了些，有胃口吃晚餐，然后会见英国驻吉隆坡最高专员赫德子爵。
当天早上九点半，秘书接到赫德办事处打来的电话。当时离宣言公布时间只有半小时，秘书回答说我暂吋不能同赫德通话。赫德问下午行不行。我回话建议晚上八点，最后双方约定7点50分。
7点50分赫德来到斯里淡马锡官邸（基于保安理由，我没住在欧思礼路家中）。10岁的女儿玮玲当时穿着T恤和短裤正在门廊里玩耍。她跟赫德打招呼，问他：“您想见我爸爸？”由于独立后，我和他的关系突然变得不明确了，这样的非正式欢迎，还算得体。就在他从汽车里出来时，我及时走到门廊欢迎他，问他：“您代表谁讲话？”他说：“嗯，您当然知道，我是获任命的驻外专员。”
“一点也不错，您是否获得特别授权来跟我谈新加坡和英国的关系？”“没有。”我说：“那就是私下谈话，只是聊聊而已。”他说：“要是您喜欢这样说的话。”事情就这么办了。
迟些时候在同一个月里，我向一群英国和澳洲通讯员形容这次会面时，设法向他们传达两个对手会面的印象。事实上，当时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赫德的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风度翩翩，俨然是个在桑赫斯特（注2）小受过训练的英国王室近卫骑兵团军官。1956年英国入侵苏伊士运河期间，他担任国防部长，在艾登首相辞职之后跟着辞职，以便对那次事件负责。他是英国的上流人物，善于在困难面前挺起胸膛。
他为防止新马分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游说东姑和吉隆坡联邦政府推行一些政策，以促进马来西亚内部的团结。他以最高专员的身分不断会晤东姑以及东姑手下的部长。他和在伦敦的威尔逊首相两人，对我主张以宪制方式解决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纠纷，一直给予大力支持。他们坚持不应动用武力成功了，否则结果会大不相同。分家肯定不是他所努力争取的结果。
但是，尽管英国当时有6万3000名兵员、两艘航空母舰、80艘战舰和20中队的飞机在东南亚保护马来西亚联邦，他还是不能战胜马来种族主义的势力。马来领袖，包括东姑在内，担心一旦同非马来人分享真正的政治权力，他们就会被压倒。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赫德不了解这一点,起初我也不了解，但比他早些看清形势，因为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同东姑、敦拉萨和拿督伊斯迈讨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会说马来语，赫德不会。我也能回顾过去马来人和非马来人摩擦对抗的事件，尤其是1940和1941年当我在莱佛士学院就读那段时期。我比较了解马来人。所以1965年6月底，当我在报上读到东姑在伦敦患上带状疱疹的消息时，我猜测他可能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赫德同我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我设法向他说明这一切。但是6月29日我在吉隆坡敦拉萨的办公室同敦拉萨单独会谈后，看不到问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这样的事怎能向他解释清楚？我们对话的过程心平气和，双方都尽力约束自己。他没指责我，只对我没把事情经过通知他或他的政府表示遗憾。而我却感到悲哀，因为我不得不把三个星期来导致分家的最后事态发展瞒着他。我想他也同样感到悲哀。如果我事先告诉他东姑要我们脱离马来西亚，而我要求的是建立约束性比较小的联邦，他是会想办法阻止东姑的。这一来就不能排除发生种族暴乱的可能性。在我们会面的17个小时后，英国政府承认新加坡独立。
赫德离开后，我同内阁部长们通过电话谈了又谈，就当天的情况交换了观感，检讨事态的发展。我怕内阁和国会议员们之间会闹严重分裂，因此我要所有部长都在分家协议上签名。我知道有几位部长会极力反对分家。
但是我得继续管理新的新加坡的事务。当天我大部分时间是跟我的亲密同僚吴庆瑞在一起。内部安全和国防问题得先解决。我决定把内政部和新的国防部并在一起，让吴庆瑞掌管。财政部由谁来接管？我们选定了林金山。接下来的问题是争取国际上的承认，以及同能够协助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生存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我们认为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的拉惹勒南应该主管外交部。但是当时我们有点茫然，还不能适应新情况，也担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形势。
该怎么生存下去？
前途是渺茫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只隔着柔佛海峡，由新柔长堤连接起来。向来英国都把两地当一个地区来统治。马来亚是新加坡的腹地，砂劳越、文莱和沙巴也是新加坡的腹地。它们都是英帝国东南亚部分的组成单位，新加坡是英帝国的行政和商业中心。现在我们分了出来，一切都得靠自己。我们不听话，不遵照马来西亚政府的规定做事，不愿任由他们摆布，马来西亚政府正准备教训我们。他们可能不再让我们扮演传统的角色，继续成为他们出入口货物以及为他们提供种种服务的中心。所有新兴国家都在推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一切都要自己干，直接同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主要买客和卖客打交道。在这样的世界里，新加坡没有腹地，该怎么生存下去？就连我们的食水也来自柔佛州。我记得很清楚，1942年2月初，日军占领了我们在柔佛州的蓄水池，防守的英军士气普遍低落，虽然新加坡的蓄水池当时还有一些水。
让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是人民行动党的基本宗旨。只有人口比较多，幅员比较大，才有可能建国。我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商业城市国家能生存下去，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不必说e1961年9月，我在一次电台广播中做了这样的解释：
“没有一个政党也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合并……合并会实现，不只因为这是人民行动党的愿望，也不只因为这是联邦联盟政府的愿望。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两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纵横交错，密不可分，谁也无法长期维持新柔长堤的人为障碍。
“合并如果不经两地人民的同意，就难免会通过由一方向另一方动武的方式来实现。因为两地唇齿相依，缺一就生存不了。
“我们单独生存不了。如果我们延迟合并，人人都会受苦，不管你是工人、小贩、书记、技工还是商人。生意会减少，利润会下降，待遇会降低，工作会减少。”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45个英国殖民地举行了色彩缤纷的典礼，为主权正式由英帝国移交给当地人的政府而庆祝一番。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这之前不到三年，我们说服了70%的选民在全民投票中投赞成票，同马来亚合并。新加坡需要在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体制内成为联邦的组成部分，这样的需要并未改变。什么都没变，唯一改变的是，现在我们脱离了马来西亚。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现在，让新加坡生存下去却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我们如何才能使一批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亚洲其他地区，使用多种语言的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呢？
新加坡是个小岛，潮退时，面积只有214平方英里。它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所以繁荣发展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在我们的200万人口当中，75%是华人。在居住着一亿多马来印尼回教徒的三万个岛屿的群岛中，我们的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我们受敌视是无可置疑的。1963年9月马来西亚成立后，印尼开始了侵略性的“对抗”。这是一场低层次的战争：印尼在经济上抵制我们；派突击队员渗透，在新加坡引爆炸弹；军事上进行入侵，就在长堤另一边的柔佛州空降伞兵。这就增添了我们的难题。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知道印尼政府甚至敌视他们自己境内的大约300万华人。
这期间，不但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所依赖的转口贸易前途难卜，随着英帝国的瓦解，新加坡对英国在维系帝国方面的战略价值也跟着消失。英国在新加坡的防务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英国军部直接给三万名工人提供职业，也间接雇用另外一万名家庭佣人。除此以外，还有照顾他们其他需要的裁缝、店主和酒吧餐馆的员工。正当新加坡人口增长率每年高达2.5%,使政府在提供职业、教育、卫生服务和房屋方面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他们给超过10%的劳动力制造了就业机会。当时的房屋匮缺情况尤其严重，因为经过战争岁月的破坏，没有足够的房屋可以满足需求。最后是职工会和华校生的激进行为，使新加坡在世界投资者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名声。
但就这一天来说，我们终于平安度过，这使我松了一口气，感到心情舒畅。午夜过后很久我才上床，人是困倦了，却不想睡。直到凌晨两三点我累极了，才合上眼，潜意识里还在同问题搏斗，不时感到心绪不宁。这些问题要怎样解决？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般可悲的田地？这就是40年来学习、工作和斗争的最后结果吗？新加坡的未来展望如何？我将在接下来的另一个40年里，为这些难题寻找答案。
注1：新加坡总统府内的一座建筑物，在1959至1990年间，是新加坡总理的官邸。
注2：桑赫斯特为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所在地，在英格兰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