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南洋大学
胡兴荣著
这些泛黄的老照片已跳出南大自身的命运从1953到1980时间的钟摆走过27年它记录了南大从筹备到开办的光辉岁月 透显当年新马华人对民族文化的执着特别是表现在创办一所华文大学的热情上所有人都忙于赶赴一场缤纷的约会直到影像逐渐变得模糊除了陈六使远去的魅力与号召一部另类南大史留多少兴叹待后人……
胡兴荣
1959年生。台湾大学毕业，台湾东海大学硕匕北京大学哲学博士。著有《老子四家注研究》《新闻哲学》《潮汕文化报告》（主编）《大报纸时代》《近代中国与新马华文报业》《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译著）等。
记忆南洋大学
胡兴荣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南洋大学/胡兴荣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
ISBN7-5633-5850-1
I.记…Ⅱ.胡…Ⅲ.南洋大学-校史 Ⅳ.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072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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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陈平原）
导言
南大之父陈六使
“经济则成大业，教育则立大功，生可谓荣，死无憾也。
第一辑 陈六使与南洋大学
——从倡议到落幕1953-1963
1一所华文大学的诞生1953
“吾人已在此播下文化种子，吾华人之文化在马来亚将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共存……”
2南洋大学建设年1954-1955
“南洋大学既倡办，虽然遭遇到这么严重的挫折，绝不可灰心畏缩，给后人笑话。”
3弦歌初诵1956-1958
“数百年前华侨南渡，经历无数的折磨与苦难，终于凭本身的力量与奋斗，今日建立起一间大学。”
4报告书风云1959-1960
“世界各大学历史，有那几间比我们南大的产生，遭遇到更多的阻碍与困难？又有那几间的起头，比我们南大起得更稳健，发展得更迅速？”
5陈六使落幕南大1961—1963
“我要放手，也在10届毕业生之后，难道10届毕业生，几千名之中没有一个可以继承南大的?”
第二辑云南园的黄昏
南大改制征途1964-1980
1改朝换代1964-1965
云南园失去了以陈六使为首的精神引领，加上政治的大气候使然，南大终于踏上了改制的不归路。
2改制风雨路1966—1968
1968年5月25日，南大举行第九届毕业典礼，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宣布，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所授予的学位。
3黄丽松的南大情结1969—1972
“一所大学的成功与否，不在乎校内有多少宏伟的建筑物、骄人的设备，而在乎教育出来的学生对国家社会有多少贡献。”
4全面英化1973-1977
除中国语文科外，各院系的教学媒介语，从中英双语改为单一英语，以贯彻新加坡政府“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大学毕业生”的教育目标。
5消失的大学1978-1980
随着最后一批毕业生踏出校门，曾让南大人引以为傲的三环标志终于并入新加坡国大的校徽中。
跋
后记——南大之名
序
陈平原
对半个世纪前创办于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我早就耳闻。二十年前，因研究林语堂，我稍微关注过这所大学；但那时思考的是林氏为何匆匆离去，而不曾认真体察这所大学的来龙去脉。前年秋天，应邀参加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举办的学术会议,接触了不少热心华文教育的新马华人，不断听他们讲述南洋大学的故事，不禁心有戚戚焉。临走时，华社研究中心的李业霖先生送我一大厚册他主编的《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闲来翻翻，对这所创校25年，培养了1.2万多名学生，现已消逝在历史深处的大学，充满敬意以及好奇心。
事有凑巧，最近发生的两件小事，促使我重读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一是陕西电视台的“开坛”节目，邀我当主讲嘉宾，讨论当今中国民办大学的发展趋势；一是胡兴荣博士编写的《记忆南洋大学》已近完稿，希望我为其写序。表面上，一海内，一海外，一现实，一历史，风马牛不相及。可对我来说，将二者参照阅读,兴味无穷。
胡著《记忆南洋大学》分为两部分，上半部记录陈六使与新马华人共同创办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的经过(1953—1963),下半部讲述南大如何历经诸多磨难，最后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1964—1980)。这是一册图文书，篇幅不大，所讲述的故事却扣人心弦。我认同作者在《导言》中所说的：“毫无疑问，南洋大学是新马华人凝聚了无数心血的美丽家园，不论是银行家还是市井小贩，他们都对知识和文明充满了尊敬，并且携手创造了这个永恒的传奇。如果说事物乃经不起岁月的冲刷,但自强不息和逆境求存的南大精神，则早已溶入了南大人的神髓。”唯一需要补充的是，欣赏并神往这种“自强不息和逆境求存的南大精神”的，并不仅仅是南大人。换句话说，这本小书的读者，应该是所有关心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专家以及普通人。
对于南洋大学的神奇历史以及精神遗产，完全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第一，如何发展海外华文教育（包括今天中国政府设想的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学院），第二，民间有无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办好大学；第三，怎样在发展中国家办好高水平的大学。所有这些，对于今日中国之大学事业，不无借鉴作用。
1953年，针对英殖民政府在新马地区奉行“英文至上”、排斥华文教育的政策,时任新加坡会馆主席及中华总商会会长的陈六使（1897—1972）,振臂一呼，集资办学。此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其同乡及恩公陈嘉庚（1874-1961）之创办厦门大学。唯一不同的是，后者乃传统中国的美德，赚了钱，惠泽乡里，流芳百世；前者则因时势转移，意识到新一代华侨不再衣锦还乡，而必须尽快融入当地社会。既希望落地生根，又不忘中华文化，这就有了在海外创办华文大学的迫切需求。同是捐资办学，陈六使的艰难，在其先辈之上；经费窘迫是一个难题，但更让人头疼的，还是政府明里暗里的阻挠。正是这一点，让读史者扼腕不已。
几乎从一开始，南洋大学便被一系列的学术评鉴所困扰。作者称，前后三份专家报告书，有一共同点：“即绕过了南大创办的动机、社会背景和办学宗旨”，只谈技术问题。其实未必，像“立即设立马来学系以便充分地强调国语”、中国语言文学系“改称为汉学系”，使“该系的毕业生在维持国内各族和睦相处方面有所贡献”（王赓武等《南洋大学课程审査委员会报告书》，《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308-322页），所有这些建议或曰指令，是包含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的；而且，直接针对的，正是南大的“办学宗旨二这从政府立意要将南大改造成一所英文大学，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确实有学术方面的考量，但更重要的，还是政权的稳定。李光耀总理的说法冠冕堂皇：南洋大学作为移民热爱自己的语言文化的象征，是有保存价值的；但考虑到“鼓起对中华文化和传统深感自豪的那些理想，并没有作为建立毕业生能够经得起市场考验的大学教育的实际现实”，南大只能改制（参见《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570页）。马华工商总会追问“新加坡是否只应拥有一间大学”，并非症结所在。摆在台面上的，是华文教育的质量问题，为毕业生出路着想，非改成英文教学不可。但我相信，除了政治家信誓旦旦的表白，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警惕华文大学可能潜藏着的“亲中”、“赤化”等危险性，维护社会秩序、民族团结以及意识形态统一，方才是政府决策的关键。
从开办到合并，二十几年间，南洋大学始终伴随着激烈的争议。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便是南大的首要目标，是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呢，还是有本土情怀、服务于本地区社会发展需要。1969年出任南洋大学校长、1972年起任香港大学首任华人校长达14年、退休后曾协助李嘉诚筹建汕头大学的黄丽松博士（1920-）,曾于1970年撰写《在发展中国家里成长的南洋大学》，提到发展中国家大学的共同特征：对本国文化缺乏认识、师资与设备不理想、经费缺乏、政府干预决策等，而南洋大学的优势则在于，“一开始就认定以东方文化为基础”，“同时，我们认为一间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不能单单着眼在物质与实用方面而忽视传统的探讨真理的精神”（《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428-431页）。这段话，今天看来，仍有某种预见性。时至今日，讨论中国大学教育的，往往纠缠在办第一流大学到底需要多少钱这个问题上。办大学——尤其是民间集资办大学，需要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但更需要一股气，一种精神。这种“自强不息和逆境求存”的精神，落实在校长，落实在教授,也落实在学生身上。
1970年8月，李光耀总理应南洋大学历史学会之请，做《南大与我们的前途》专题演讲，其中提道，南大创办的最初几年，出现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很矛盾的，现在南大的师资和教学水准虽已提高了，但特出的学生却没有从前那么多”（《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440—444页）。教学水平上去了，学生却不见得比以前更有出息，如何解释这一矛盾？我以为，关键在于创校初期，教授与学生全都憋着一股气，有明显的精神追求。其实，不只南洋大学如此，古今中外很多大学，都曾面临如此尴尬的情境。
这就说到了南大的首任校长林语堂。据说，南洋大学原想敦请曾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出山，可阴差阳错，校长最后变成了自动请缨的林语堂。林一到新加坡，就扬言要把南大办成哈佛、牛津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而这就需要一流的校舍，一流的教职员以及一流的薪水。如此高的期待，与民间捐资办学的实际能力，形成巨大的缝隙。因预算案与执委会闹僵，林语堂领取巨额遣散费后宣布总辞职。此事的具体经过及是非曲直，可参见林语堂次女林太乙著《林语堂传》（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第二十章“南洋大学校长”，还有前南大秘书长潘受（1911—1999）口述、张曦娜执笔的《南大创建时的林语堂事件》（《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41一54页）。撇开个人评价，潘的总结不无道理：“就大学校长的人选而言，我们觉得作家不如学者，学者不如教育家，教育家不如教育事业家：一些国立大学的成绩往往不如私立大学，原因就在私立大学的校长，得惨淡经营，很自然地易于成为教育事业家。”以我对民国年间诸多私立大学的了解，以及对当今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观察，林语堂好高鹫远的办学思路，确实有问题。其诸多关于南大的议论，不说哗众取宠，起码也是华而不实。办大学不是写文章，需要理想，需要才学，更需要实干与牺牲精神，而这些，非林氏所长。
在本书的《后记》中，胡兴荣博士称：“坦白说，对于南大，我并没有太多的难言之隐，但却对那个年代充满了怀念和感动；尤其上一代人与周遭相背环境搏斗的意志力，让人心生敬意。”谈论历史话题，需要距离感，以便保持独立判断，不受个人情感及好恶的影响；可一旦亲临现场，你我都很难十分冷静。就像本书，既然题记“献给陈六使和他同时代的人”，就不是简单地讲故事。不管作者如何辩解,我还是从中读出“悲情”与“难言之隐”。
作为读者，我同样别有幽怀。比如，我会联想到晚清以降诸多仁人志士独力创办大学、为国家培育英才的感人故事，像马相伯的复旦、张伯苓的南开、陈嘉庚的厦大，还有唐文治的无锡国专、张寿镭的东华大学等。所有这些故事，都有让人荡气回肠的章节。当然，我也会联想到今日中国方兴未艾的民办高等教育。只是背景不同，思路纷繁，为避免过度阐释，就此打住。
但有一点，我坚信不移：办大学，学术质量之外，还应该有个性、精神以及文化情怀。这也是我阅读《记忆南洋大学》的最大感受。
2005年7月2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陈平原，1987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治现代中国文学及学术史、教育史）
导言
一部南大史的意义
足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人心
历史的偶然往往蕴含了必然。南大在“冷战”中诞生，并且在“冷战”中死亡,其命运也许是一开始即已注定；可是一部南大史的意义，却足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人心。
本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辑从1953到1963年，主要记录陈六使与新马华人共同创办一所华文大学神圣与庄严的历程；第二辑则是从1964到1980年，重点讲述南大在经历改制过程中的疾风骤雨，直至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英殖民政府实施阻断两地往来的政策，使得新马地区华校的师资来源及高中毕业生的升学渠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陈六使在此关键时刻提出创办一所华文高等学府，以解决当务之急。1953年，南洋大学承载海外传扬中华文化的历史自此开启。
1954年，南洋大学建校计划终于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获当局批准，新马华人无不为这所新生的大学感到兴奋,几乎各行各业人士都投入了这项史无前例的筹款运动。5月5日，南洋大学在公司法令下注册为“南洋大学有限公司”，取得法人资格；旋即延聘远在美国的林语堂出任首任校长，可惜林语堂到任不久，因预算案与大学执委会发生齟踏，挂冠而去。
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克服了各种障碍举行开学式，3月30日正式上课,是为校庆纪念日，并且在两年后的这一天，南大举行首期校舍落成典礼，云南园盛况空前，十万宾客令通往校园的裕廊路途为之堵塞。但一所大学之草创难免颠蹊,尽管面临两项报告书和学位不受承认的困扰，南大仍于I960年4月2日，如期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
随后，风波不断。1963年，陈六使辞去理事会主席一职。此前十年，他始终斗志昂扬且心系南大，为了这所大学的开办，不惜将人生中最辉煌的十年慷慨奉献,并且把个人得失和毁誉置诸脑后。这便是我们在第一部分《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一一从倡议到落幕》中力求呈现陈六使和他同时代人，为族群下一代幸福所作的努力。
必须承认，南大走过的历史道路，除了陈六使及新马华人热情高涨的十年外，尚须涵盖自1964至1980年南大在改制过程中面临的聚讼纷纭，即本书第二部分——《云南园的黄昏——南大改制征途》。确切地说，这16年其实是一个令人感怀的“后陈六使时代”。
1966年，《王赓武报告书》吹响了南大改制的号角；南大当局根据这项报告书进行有关人事、学制的重新厘定，埋下了改变教学媒介的导火线。其中1969至1972年黄丽松的掌校，无疑为南大争取了许多国际声誉；但经历了十年的生聚教养，南大始终无法摆脱政治的捆绑走向改弦易辙的既定目标。
1975年，是南大完成改制标志性的一年：不但釆用英语教学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至1977年，就连行政权亦改由英文教育背景人士所主导。1978年，联合校园成立，南大师生迁入新加坡大学校园上课；1980年，两所大学合二为一，南洋大学从此滑出历史的舞台。
毫无疑问，南洋大学是新马华人凝聚了无数心血的美丽家园，不论是银行家还是市井小贩，他们都对知识和文明充满了尊敬，并且携手创造了这个永恒的传奇。如果说事物乃经不起岁月的冲刷，但自强不息和逆境求存的南大精神，则早已溶入了南大人的神髓。
本书记录南大的肇始和终结，希望借以保存所有南大人的集体记忆，并且让更多海内外读者有机会了解这所独一无二的海外华文高等学府，共同铭刻上个世纪50年代新马华人曾经燃烧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