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保华——为生存战战兢兢
罗保华出生于1932年，与家人住在居銮往峇株巴辖5英里（现为实里拉龙华小）的果园里，以务农为生。“二战”时，日军还没到居銮，就已经轰炸居銮好几次了。罗父为防日本军机来袭，在房子一侧挖了一个防空壕让家人躲避，不过那只是一条用树叶、泥沙草草掩盖的深沟而已。
日本军机企图炸毁英国人的军用机场，估计是判断错误.炸弹跌落在离罗保华家大约5英里外的农场。日军随后还连续轰炸了数次，所幸没造成人命伤亡。
待日军踏进居銮市区时，村里600名村民纷纷逃进峇株路6英里的大森林避难。村民自发建起了没有间隔的长屋，仅用布帘或是蚊帐隔开。在这里，一个隔间就住着一个家庭，一家数口就挤在小小的空间里一起生活。
由于逃难的人数众多，还不时有奸细领着日军进森林找人，因此大家都担心会有心怀不轨的人故意走漏风声。只要一听到消息，大家便如惊弓之鸟，四面八方地往森林的更深处逃。逃了几次以后，大家才发现日军根本没来。
距离避难长屋不远的薯廊村里有一个日本胶园。连接薯廊与避难长屋的山路崎岖难行，步行来回两地需要一个小时。薯廊村大屠杀发生时，有一两个到当地探亲的人也被杀害。
罗保华听说,有人向奸细透露薯廊村村民的藏身地点，引日军进园抓人。由于橡胶园属日本人所有，于是日军命令看守园地的印度人前去认人，从被扣押者中挑出橡胶园胶工，而一些与胶工关系好的人也跟随他们站到另一边去，逃过一劫。剩余的人则被日军带到小溪边杀害。
此外，日军还经常骚扰附近的难民聚居区，奸淫掳掠,甚至随便杀人。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日军正式进驻居銮，实行“招安”政策后才有所改善，逃难的民众也纷纷回到家中。
居銮的华裔老板和园主都必须缴交奉纳金，而侨领包括客家人卓泗，福建人张文双、柯吉耀，以及“万合利”的老板，在日军的胁迫下，都得站出来协助维持治安。
日军“安民”的方法，就是分发良民证。一般民众只要得到侨领的推荐便可申领良民证，有此证即可避免许多麻烦。由宪兵部发出的通行证对经常出埠的人而言，非常重要，一般人难以取得。
治安方而，居銮采用“保甲制度”，委任保正、甲长，管制方法与其他地方大同小异。“安民”之后的日子尚算稳定，电影院有时还有好戏上映。
奉纳金收据
日据时期，有许多居銮华人为日军工作。有的人为谋利而当上奸细，由于奸细相当活跃，几乎每天都有人因被举报而被抓去宪兵部。公报私仇、勒索恐吓是奸细惯用的恶毒手段。只要他们发现某人家中有点钱,便会到宪兵部告发，让日军抓人；随后就去恐吓该户人家，只要对方乖乖交钱，他们便帮忙疏通，让被捕者出狱。罗保华说：“幸运的，用钱买出来；不幸的，被打死也有。但谁死了也没人敢问。”当年，至少有几百人被关押在宪兵部，大多数是因奸细举报而被抓去的。
良民证
户口调查申告书
罗保华有一位当甲长的堂兄，因为得罪了奸细而被诬告与抗日军来往，被日军抓去虐打、灌水，关在牢里数个星期。他被放出来后，只活了两三个星期，离世时不过三十来岁。
喜爱饮茶的日军经常在“万合利”隔壁的四兴茶室围坐吃茶。有一次，一个补鞋老人经过，看见日本军官的东西掉了，便好心帮他捡起。军官却以为他偷东西，二话不说当场对老人拳打脚踢，活活打死，随后叫人清理现场，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地离开了。当时身在茶室里的罗保华亲眼见证了这骇人的一幕。
日军刚抵达居銮不久，即开设了日文班，由日本军官教导侨领的子女们日文以培养翻译员。罗保华与卓泗的儿子相熟，便跟着他一起去上课。刚开始时，日军借用建国戏院为课室,后来才搬到当时华侨小学、培英小学（现中华一小与中华二小）的校舍上课。
罗保华上了约40天的日文课，会说一些简单的日语，后来因罗父听人说“再继续读会被送去日本”，便不再让罗保华上学，要他回家帮忙干活。
日军经常到村里进行突击检查，如果村民不开门，日军便会破门而入，毒打他们一顿。大部分村民都曾遭殃，因此每当听见日军进村，都会紧闭大门，躲在家中。罗家却与众不同，他们大开门户欢迎日军，当日军进门时，罗保华用日语向他们请安，并出示他的“学生证”。日军见他们家如此“效忠”，不仅没有拳脚相向,还送他们礼物。
有一次，一辆载满日军的卡车驶进村里，车一停，车上的日军统统跳下车。村民以为日军又来打人，便一如往常地躲进家中，只有罗保华一人站在门口张望。原来这是一支为实现“东亚共荣圈”而来与民同乐的“亲善”乐队。军官叫罗保华帮忙把大家叫出来，他便带着军官挨家挨户拍门解释。然而，当所有人聚集在空地上听了乐队演奏之后，竟没有任何反应，气得军官直跳脚。日军命令罗保华带动大家鼓掌，当掌声此起彼落响起时，军官很高兴，临走前还送了罗保华很多礼物。
日据时期，罗家开垦了一片芭地种旱稻。当其他人天天“挨番薯”时，他们家反而天天都有米饭吃，有时还能将多余的米拿去卖。
日军戴着“友善”的面具假装与小朋友同乐
为了阻止小鸟在稻米开花、结穂的过程中吸走米浆，他与姐姐每天天亮以前，走一小时的山路，到田里“保卫”他们家的稻米。若见到有鸟飞下来，他们就会大声喊叫、丢石子，把小鸟吓走，而且常常守到晚上。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因为他们比别人更用心地看顾稻田，收成自然相当好。然而，粮食富足的现象却给他家带来另一个烦恼。
那时候经常有抗日的民运分子冒用抗日军的名义,强迫村民交钱或提供粮食。由于民运分子是地下组织，一般人难以辨认他们的身份。但是，有传言说这些资源大部分都被民运分子私吞，真正交给抗日军的反而不多。
有一天，罗保华一家在吃饭时，被巡视到此的民运分子看见，对他们说:“你们家这么好，还有饭吃，每个月记得送几包米来。”自此以后，为了不让人发现，他们便在饭碗上面放满番薯，以掩盖米饭，虽然三餐丰足，却吃得战战兢兢。
居銮有数间“慰安所”，其中一间在后街（即明吉摩路，Jalan Mengkihol）,另一间则在毛申路的民天咖啡店楼上。“慰安妇”中，除了被逼为娼的，还有一些是愿意为钱出卖色相的居銮妇女及外地妇女。
联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消息在居銮传开，可是驻居銮的日军不但不投降，还突然把全部市民带到已架起机关枪的南峇球场，直到侨领赶来与军官谈判以后，市民才被释放。然而，当中已有几个人因态度不好而被日军当场杀害。
日本投降消息一经证实后，有民众兴高采烈地去买了一面中国国旗插在脚踏车上，招摇过市，路经日军哨站时也不下车鞠躬，触怒了驻守的日兵，被狠狠地打了一顿。
战后，奸细都逃到外地，一些来不及逃走的就被抗日军和老百姓打死。罗保华的一位同村人，原本过得相当潦倒，便在日据时期投靠日军当奸细。日本投降后，他用自己做奸细赚到的钱贿赂抗日军，但抗日军不愿意，最后把他打死了。
另外，某个马来村长仗势欺人，频频向日军举报，而日军往往不经调查就来抓人。村里有很多无辜的人被他害死，罗保华的父亲也差点因为他的诬告而入狱。这名马来村长声称自己刀枪不入，日军撤走后，村里人就将他活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