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生河与两座城市的故事（3之3）：
巴生河与两座城市的故事（3之3）：
被污染的河流在哭泣‧被背弃的城市在喘息
被污染的河流在哭泣‧被背弃的城市在喘息
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一段传奇，那是特殊的历史与环境，才能造就一座城市的身世，赋予她清晰的面貌。吉隆坡，我们的首都，从一个泥泞河口，化身为一个大都会，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我们缺乏的，或许是一个像帕慕克的作家，以书写伊斯坦堡为命题，刻画出那座古老城市的忧伤与深沉，让世人感受到一座城市的灵魂所在。又或者，我们缺乏了好莱坞的制作，将吉隆坡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的历史，史诗式呈现在银幕上。
不管我们用甚么手法讲述吉隆坡，她的开场，恐怕一定得从巴生河说起。
由于我只能坐船到沙亚南，而不是效仿前人那样从巴生河口直接到吉隆坡，于是，后半段的河道，我只好根据不全的记载来想象。
由于河流弯弯曲曲，所以无法以高速公路的概念来计算航程。我问开船的占比里，根据他的经验，若把船开到吉隆坡要花多少时间。他回答我说：“我从来没驾船去那么远。现在这一段我也是第一次来。”虽然如此，他还是估算了一下，并说：“至少要一个半小时吧。”
“那你对开发水上交通的看法如何？你觉得可行性高吗？”我接着再问他。
占比里一面专注握住方向盘，一面回答我的提问：“是可以的，不过首先要把河流弄干凈吧！”这是巴生河的致命伤，要发展，就非得整治不可。
坐在摩托船上的我，脑海里却想象着百多年前人们划桨逆流而上的情景。那时候，河流也许未必清澈，但绝对不会发出异味。两岸丛林茂密，偶尔经过一些部落，原住民在岸边生活，汲取巴生河的河水洗衣做饭。出行的人，必然带着食物上船，因为这趟行程得花上3、4天的时间，而沿途想必没有可供人们用餐的地方。
如果我们有好莱坞，你说吉隆坡的崛起，是否可以拍成一部史诗式的电影呢？
沉默的见证者
蜿蜒的河流，会有鳄鱼出没，但还算安全，可是如果遇上雨季，就会阻碍船只前进的速度了。白天，太阳必然猛烈，划桨的船夫肯定汗流浃背。晚上也许会在岸边扎营，与森林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到底不太安全，就算没有猛兽，蚊子的叮咬，也随时让人感染疾病，甚至导致死亡。
1天、2天、3天，苦闷的行程想不到有任何娱乐，直到人们看见了现在的甘榜雅达（Kampung Attap），发现了村庄，才兴奋起来，因为再过不久，小船就会抵达巴生河与鹅唛河的交汇点，那就是目的地吉隆坡了。
甘榜雅达就是现今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一带的地方，那也是吉隆坡最早建立高楼的地段，像1953年建的警察合作社大厦（Bangunan Koperasi Polis）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再往前一点，是15碑Brickfields。Brickfields是吉隆坡的第一个工业区，因印度劳工在空地上晾晒砖头而得“砖地”的名称（Brickfields就是砖地的意思）。
这些具有历史性和划时代含义的地区，都挨在巴生河边。这条河，默默地见证了吉隆坡的发展。一如152年前的那个寂静天，它目睹受雇于拉惹阿都拉的华人劳工来到吉隆坡的起点，接着在安邦发现了锡矿，从此改写了吉隆坡的命运。吉隆坡的发展潜能，促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华人前来开矿，而后来更是在第3任甲必丹叶亚来的强力开发与管辖下蓬勃发展，奠定了吉隆坡的经济基础，以致英国人后来的干政，再到后来迁移行政区到吉隆坡，逐步规划了吉隆坡，使得吉隆坡日益兴隆和整洁，让人对她曾经是个沼泽荒野的印象不再。
失修的老房子，空有历史意义，却不受重视。吉隆坡绚丽光彩的背面，如此残旧破败，而这里，竟然是这座城市的起源地。
泥泞口的奇迹
众所周知，吉隆坡在马来文里面，意指泥泞可口的意思。为了更准确了解吉隆坡的名字来源，我们必须从马来文着手。Kuala Lumpur的“Kuala”，指两种情形，一是河与海的交界处，二是两河碰头的河口（不像Muar，单指即将出海的河口，如麻坡“Muar”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找到古地图，我们还会发现，鹅唛河以前被称为“Sungai Lumpur”（泥泞河），而吉隆坡之所以叫Kuala Lumpur，结合以上两点，结果就显而易见了。
如果说有河的地方就有生活痕迹，那么路必然也是人走出来的。在英国殖民政府规划吉隆坡的道路以前，有3条道路呈蜘蛛网状散射，和英国人擅长的井字形街道规划很不一样。这3条道路，分别是安邦路、白沙罗路，以及富都路。这3条主要道路，是勘察锡矿的拓荒者穿越森林走出来的路径！
有了道路，可以通往矿区，锡矿也可以从矿区运送至河流，之后再顺流到巴生出口。早期白沙罗是一个货运码头，“Damansara”（白沙罗）在北方印度语里，就是“山脚下的港口”的意思。那时候，乘客在巴生河与鹅唛河交汇点上下船，而货物则被运送到白沙罗。
巴生河未发掘到锡矿以前，一直不是很重要的河流。可是自从有了锡矿，就变得“有价值”了。根据张集强在《英参政时期的吉隆坡》一书里透露，1876年至1877年间，叶亚来向所有巴生河锡船征收每播荷（Bahra）一元的锡税。
说起吉隆坡，我们很难不提起叶亚来。作为吉隆坡第3任华人甲必丹，他扮演了开发、建设、投资与管治的角色，也因为他的建设基础，才让英国人将雪州政府的行政机关从巴生迁移至吉隆坡来。
参政司瑞天咸在一份报告中曾经这样表扬叶亚来：“参政制度还没实施前，这个市镇（指吉隆坡）曾三度被烧毁，而甲必丹每回都把它重建……他排除万难，极力维护这个地方的安宁。华人甲必丹也建筑了多条道路，以联系吉隆坡及各主要矿区……”（《英参政世纪的吉隆坡》26页，张集强着）。由此可见，叶亚来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对于吉隆坡的发展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叶亚来也是一个积极的投资者，是吉隆坡的大地主。1880年吉隆坡市中心一带有147间店屋，而叶亚来一个人就拥有了当中的116间！巴生河东岸吉隆坡市区有2／3的产业属于他，当中包括大菜场（现在的中央艺术坊）、赌馆和妓院。
想来，那时候要在吉隆坡市中心租房子，很大机会就租下了叶亚来名下的房子。信兴祥参燕行的老板钱重正就告知，他于20多年前买下位于中央艺术坊旁的三层楼建筑时，发现这栋楼最早的业主，正是叶亚来！
顺着叶亚来街前进，就会抵达当年英殖民政府的行政大楼“大锺楼”。
破败不已的发源地
钱重正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茨厂街一带打理家族生意和生活，他们家早期是经营参茸批发的。与茨厂街毗邻的街道，如苏丹街、指天街、谐街、李孝式路等，都是吉隆坡最早的中心地带，也是从巴生河岸最早的几间棚屋发展起来的地区。30多年前，这一带居住了许多人，不像现在，多数店屋只是租给人做生意，居民都外迁了。几十年前，钱重正与附近一带的居民结交朋友，他们有的是咖啡店老板，有的是旅行社老板，还有卖眼镜的、磨剪刀的，甚至卖小鸟的都有。
钱重正习惯在这一带出没，当他决定扩充家族生意，要购买自家的店屋时，也决定不远离这个地区。他选择了具有“海味街”之称的Leboh Pudu，经营药材店，还开了家以补汤为卖点的“靓汤餐厅”。
只是，曾经一度最繁荣与华商集中的市中心，渐渐被涌入的外劳取代，钱重正过去的街坊，也都一个一个搬迁，现在的“海味街”，其实一点也不名符其实。更尴尬的是，这一带虽然古迹林立，可是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与重视，整个环境显得破败、残旧。另外，由于巴士也多，空气污染指数比别的地方来得严重，交通更是堵塞非常。
站在街道旁，看着古老建筑物斑驳的墙面，我感觉仿佛来到了第3世界国家，而这个地方，如此靠近吉隆坡的源头，可是景象却一点也不浪漫。汽车喷出废气，失修多时甚至随时倒塌的店屋，涂抹上奇怪的鲜艳色彩，异常刺眼；几步路之遥的巴生河，更是为流逝的历史增添不堪，与外围的景物齐齐让人皱眉头。
巴生河的传奇不再，巴生已被吉隆坡取代，而吉隆坡迈向国际大都会的当儿，她的起源点，竟然躲在绚丽光彩背后暗自残喘，感觉犹如被历史背弃般，这是多么令人伤感的结局。
利用鲜艳的色彩来掩饰残旧的建筑，其实是破坏景观与不尊重建筑历史的做法。
信兴祥参茸行老板钱重正自上世纪70年代，就在茨厂街生活与工作，如今他过去的街坊，一个个迁移，只有他留在具有“海味街”之称的Leboh Pudu做生意。
星洲日报/副刊‧文：林悦‧2009.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