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师情
郑良树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学术单刊第十六种
南方大学学院出版
2015年9月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师情师恩
郑良树（注1）
我一生只进过两间学校；宽柔自幼稚园到高中三，国立台湾大学从大学一年级到博士学位；前者十年半，后者十年，共计二十年半。在这二十年中，我遇到无数的老师，也获得许多老师的教导，使我在学业上及品德上不断地进步，因而有今天这么样的一点点小成绩。这些，我都应该归功于宽柔及台大的老师们。
宽柔今天已是个学村，建校也已一百年；宽柔教我养我，我趁这一百周年写点文字来庆贺祷祝她，就好像子弟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实在是很自然很应该的事。就让我追忆教导过我的一些老师，写下他们的点滴行谊，作为菲薄的贺礼吧。
一、周炳麟
在我的印象中，周炳麟先生是从广东聘请来的教師，是“外地人”而长期执教于宽中的老师。千禧年后在南院撰写《宽柔纪事本末》，展读有关宽柔的史料，才知道周先生原来是宽柔1936年的高小毕业生，和你我一样，是“本地产品”。
周先生高小毕业后，第二年和同班同学苏纳克一起到厦门，考入集美学校，几年后转入集美高级农林学校。1942年毕业，继续深造，1947年获得福建省立农学院学士学位。第二年回校服务，一直到六十年代的末期，才转往新加坡新民中学担任校长。以当时教育界的情况来说，专科学院的学历新马一带是难求的,加上他教学非常认真,又是宽柔校友,他担任宽中校长是绰绰有余地的。只可惜校董部没有聘任他；否则，宽柔当会有另一番气象的。作为他的学生的我们，习惯上都称他为“周生”，“周生”前“周生”后，虽是习惯使然,但是，此中也对他带有几分的敬意。
我们有所谓“畏友”，周生可以说是我们的“畏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长期担任寛中的训育主任，执法之严垢，处事之公正,许多同学望而生畏，闻风而胆寒,没有不降服得五体投地的。记得某一年假期里，班上十几位同学闹事，趁老师不来上课之际，敲桌子、打黑板、高声大喊、放喉大叫，简直无法无天！突然，走廊上传来声“周生来了”，课室内立刻鸦雀无声，恢复平静.“周生”二字的摄服力，于此可见了。宽中担任训育主任时间最长久的就是他，此中自有道理在。他也担任过教务主任。
周生教过我初中的“卫生”和高中的“生物”。谈起周生教书，同学们没有不心悦口服的。习惯上进教室后，花一、二分钟点名；点名后就讲书，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带，光靠嘴巴站在台上讲；他讲得是那么有条理，讲得和课本是那么一模一样.只有内容増加，没有内容遗缺，枯燥无味的课文，他讲得生动活泼，令人心迷心醉，百听不厌。记得他讲“卫生”时，讲到男、女生殖器官的不同和用途时，他说：“男女生殖器官的不同，以及他们的用处，要留到你们结婚时才来讲了！”全班立刻哄然大笑。原来周生也会开玩笑的！
在日常接触中，周生都脸带严肃，不苟言笑，所以学生们都很害怕、畏惧他，对他敬畏三分。1964年我大学毕业回校任教半年,和校内师友多所接触,聊起周生时，才知道周生表面上那么“威武”，实际上他有很强的“惧内症”，对太太不但毕恭毕敬，而且还敬畏三分；看来一物克一物，天意安排，还能说什么呢？
周生和黄继翔都是潮州人，都住在宽中的后面，两人来往甚密，看来是很好的朋友。黄校长为人随和，满脸笑容，我一生都常和他保持相当的来往；周生为人严肃，一切公事公办，我虽然是他的学生，而且他也是我敬爱的老師，可是却不敢登门致意。后来他迁居新加坡，我几次都想要去探望他、问候他，总无法成行。如今想起来，甚感遗憾。在宽柔的校友里，在当年来说，他不愧是个杰岀的人才；如果他当年能长校，该是多好的一件事。他迁居星洲，即长校新民，可见他的才干早己远近皆知。要到1956年黄则吾以大学学士的身份才来出长宽柔，那是寛柔第一位大学生教师。那么在1947年周先生以专院的资格，怎么不能长校呢！何况他还是杰出的校友！我相信，他如果和黄继翔合作,一正一副，一严一宽，宽中一定有更好的成绩。往事如烟，一江春水向东流,夫復何言。
二、黄继翔
黄继翔是我初一的华文教师：那时候，新甘光（即今日的校本部）的校舍刚刚盖妤，寛柔小学五年级及六年级都搬过去上课,我是五年级生，所以，每天都得“拔山涉河”到那么远的地方上课，实在很不方便。所幸那时候学校已经办有校车，由“拔山涉河”改为“舟车劳顿”，倒也还可以接受。
第三年，我在新甘光上初中一，课室编在大路边的第一间。那时候，中、小学还没分家，中学部由小学部校长王秀岩兼理，教务主任也由小学教务主任吴在涛代办，许多老师都还是从小学部高班调遣回来，我的华文老师黄继翔也是如此。
我小学四年级以前上课的教室都在直律街的校舍内，幼稚园（半年）及一、二年级是在校本部那座浮脚楼的校舍上的：三、四年级是在柔佛古庙那座临时盖起来的校舍上的。所以，校本部后而那些小屋以及古庙附近的各处茅舍，我每天穿来穿去非常熟习。那儿有什么房屋，那房屋是什么人家的，我们都清楚得很。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校本部后面的斜坡上，有一座浮脚楼的大房屋，里面住的都是宽柔小学的女老师。我三年级的班主任沈薇莎就住在这里。每天我们经过那边时，一定驻足停步，向大房屋膽望膽望。那个时候，我最常碰见一位年轻人，他时常到大房屋前，向大房屋某个固定的窗口喊叫，然后，一位女老师从前门出来，两人亲密地手牵手就出去了。我时常碰见他们，所以脸孔非常熟悉，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是那一位老师呢？我不知道。
初中一的时候，黄继翔来上我们的华文课，我才恍然大悟！他就是黄继翔老师！他正在追求女朋友，在谈恋爱！可惜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也不知道情之为何物！
上课的第一节，他用最简要的方法把中国文学史讲述一遍，使我们有“上大学”的感觉，迄今还印象深刻。此外，他讲书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使我们爱上这门课。
除了上课令我们感觉愉快外，他还教导我们怎么样处理事情,怎么样“做事”。我念初二时，他兼任图书馆主任，他把我选进“图书馆管理员”，在图书馆里“学做事情”。我学会编书、做卡片、按类编书目、借书登记、图书登录等等，总而言之，黄先生除了要我们会读书外，还必须会“做事”。一直到今天，我还得到它的益处。初中二以后，我的“华文”改由其他老师任教，真是可惜。
战后不久，黄先生即担任过华文报驻新山的记者，报导新山区的新闻。在报章上，他发表过篇专题报导，涉及新山的民风俗情，颇为有趣。我在香港曾经影印寄给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可惜我自己没有印存一份，他自己那一份后来也丢失了，其可惜。
在马来亚大学任职，甚至于后来到香港任教，只要我回新山探亲，我都设法去探望他：他是我崇敬的老师之一，虽然他只教过我一年书。
三、黄少怀
我在宽柔就读初中(1952—1955)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黄少怀先生。他是我初中三的华文老师，也兼任我们“历史”的课，海南人，满口海南腔的华语，使人一听就知道是典型的海南人。黄老先生是位拘谨的教书先生，认真，从没缺课，一板眼地教书，按老师的规定把功课教完。但是，没想到黄老师也有例外。
当时学校奉当局的命令，教历史的不允许讲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满清入关以后，一律必须腰斩，不可以讲给学生听。为什么有这个规定呢？中国自满清以后，屡屡遭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负酒凌辱，特别是英国；如果把这些历史都讲给学生听，无疑等于“拿起石头敲自己的脚”了°殖民地政府哪里允许自己管辖之下的学校做此“叛逆”的行为呢？但是，黄老先生不但不理会这种禁令，反而花多几节的时间，把近代史各重要的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还使我们在听书之余，知道有“民族气节”这事情存在。
黄老先生在讲历史时，有时还“加添”材料，使我们知道“弦外有音”。当他讲到苏俄侵占中国土地时，站起来打开挂在墙壁上的中国地图，指着东北外兴安岭的一大片土地，又指着新疆外面的伊黎，然后怒气冲冲地说“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领土！今天我们收不回来，因为我们只有四万万的人口而己！等到我们有八万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出兵收回！”在座的同学，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俨然如接受皇帝的圣旨一样。
黄老先生讲书索来认真严，不苟言笑，同学们都不太敢亲近他。我不知是什么原因，初中三的时候，我对文史科目感到很有兴趣。那一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读《论语》和《孟子》，想把这两部经典搞通来。我在新加坡友联书局买到香港广益书局编注的《论语读本》和《孟子读本》，真是喜出望外,在家里日夜捧着苦读。虽说有注释、有翻译，但是，有些地方还是读不柱。怎么办呢？找黄先生！于是，黄老先生在授课之余，还加添了我这个“私墊子弟”了。黄老师很有耐性，凡是我有所问的，他都没有不一五一十地回答，这样的恩情，迄今我还非常感激。同学们不敢亲近的老师，我却和他“过从亲密”，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有一次，黄老先生讲解一首宋词后，合起课本补充说：“诗人于是在清晨四、五点才把女客送走。”我觉得很奇怪，立刻举手发问：“黄生，送客人走应该在夜晚来临之前的黄昏时刻，那里有人送客在清晨四、五点？”黄老先生笑着说：“诗人当然应该在傍晚送走女客，但是，拖延到第二天淸晨，也是自有其道理呀！”我抢着问：“什么道理呀？”只见黄老先生大笑起来，说：“什么道理你都不知道！良树呀，多亏你还是个男人呀！哈哈哈！”于是，全班哄堂大笑起来。七十多年前的往事，回想起来甚觉有趣。
他的儿了黄守坚后来也来宽中任职，教英文。
四、匡海藩
匡海藩是匡光照的儿子。匡光照年轻时在马六甲培风中学执教，历时甚久，在培风中学纪念特刊内写了不少文章，名闻远近。晚年来宽中担任教务主任，和王宓文校长相善，后来移居笨珍，在培群中学担任过职。长寿,笔者到过他在笨珍的房屋。匡海藩似乎别开门户，不与父同居。
匡海藩先生的学历不高。有过多年的教学经验后，他申请台湾侨务委会假期师训班的课程，在台北参加短期密集训练；宽中童军总教练陈朝远先生也参加这项课程。
匡先生学历虽然不高，不过，教学却非常认真和负责。记得高一华文“作文”的时候，有次我向他请教白居易的〈琵毯行〉,他叫我回座位等一下，随即踏出教室的门口，不知去何处。一个多小时后，他回教室来，手中拿着几张白纸给我。打开一看，原来是〈琵琶行〉的注释，真使我吓了一大跳！那时候影印机还不流行，一切都靠手抄，一篇二百多句的七言诗，要花多少功夫才抄得完，何况《国语日报》版的注释特别详细，其注文多过原文一倍以上。他为了我的提问，竟花了一个多小时全篇抄录出来！真使我吃惊又感动。这件事深刻印在我脑里，迄今猶感激不忘。
在他认真教学的感召下，高那年我读了不少好文章、好书。这件事使我有所感悟：一个好的老师不一定要学问好，讲书的方法、技巧、态度和认真比学问更重要，匡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我将永远记得他。
五、陈文加
陈文加先生是我初中二及三年级的数学老师。我们的数学老师原本是余玉堂，他教我们代数及几何，是新加坡中正中学的毕业生，才高八斗，讲书很有条理，我们很佩服他。可惜我们升上初中二时他就走了，学校为我们换来陈文加先生。
陈文加也是新加坡中正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和余玉堂恐怕是朋友，所以，余玉堂隐退时就找自己的同学来顶代。陈文加教我们代数和几何，是几位数学老师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把数学讲得很有条理、层次分明、而且还勤于改作业，并且在作业里时常与上一、二句勉励的话语，比如“有进步”、“要一步一步推理”、“按步就班”等，使学生很受鼓励，更对数学产生兴趣，我便是其中的一个。
余玉堂和陈文加那时候不过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从外表来观察，余玉堂是富家子弟，而陈文加应该是穷苦岀身。在教我们数学的那两年中，陈文家的衣着都非常简朴，有一点“左”的味道。那时候的我们，都很欣赏这样的味道，所以，他的课，是我们的最爱。我的数学突飞猛进，陈先生要居首功。离校文凭考试中，我华文及数学都考得A,陈先生启蒙之功不可没。他对我的鼓励,更是毕生难忘。
第三年，陈先生离开宽中，转往居銮中华中学。只呆了一年,他就转回新加坡，担任华侨中学的数理老师。那个时候，南洋大学开始创办，在新加坡办了几个先修班课程，余玉堂辞职就是为着去念一年制的先修班，而陈文加极可能是因为家境的关系，只好出来执教，坐失深造的机会，终其一生呆在中学里。
六、施于国
在我六年的中学生涯中，不可以两个人没有提到，一个是施于国，一个是王龙山。
施于国来自香港，为人洒脱、灵活、聪明，一眼望过去，就知道是个“鬼才”。他离开香港后，落足于槟城韩江中学。一年后，他随萧宗谋及龙仪夫妇南下，到宽中任教。施于国担任我们髙一的数学和物理，萧宗谋担任我们的化学，龙仪担任我们的历史。他们三人都住在水上浮角屋，时常同出同归，同学们称之为“三剑客”。三人之中，龙仪书教得最好，据说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北京人，满口悦耳的普通话，颇受同学们的欢迎。
记得施于国上第一堂时，拉开香港腔的普通话，说：“我姓施，中国四大美女西施的施：如果你们叫我'老师’”，我都把它当作你们叫我‘老施’，不当作‘老师’，知道吗？”整个课室寂静如无人，没有一点反应。当时，同学们呼叫任课的老师为“生”、“先生”，绝少数呼叫为“老师”的，所以，施于国这么一出口,同学们反而给弄糊涂了。“我是香港人”，他接若说:“将来你们长大了,什么地方都可以不用去看，唯独香港非去看不可！”课室内依然鸦雀无声，没有反应。第一堂课，师生之情尚未掀开，当然没有人敢开口。
施于国人非常聪明，思路明快有条理，是个很好的老师，只可惜他不备课，还没把课本的内容弄清楚就立刻开讲，在堂下的学生就跟者他的思路一直跟，爬过一山又一山，涉过一溪又一溪,突然发现不对，钻错了山路,“等一下，大家等一下，我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带队的立刻喊停，同学们失望得哎哎叫，整个课室耳语遍遍，大家望着脸红耳赤的“老施”。几分钟后，老施又扬着旗子喊道：“来，大家跟我来，往这边走！”全班哄然又欢笑起来。
尽管老施教书时常“迷途亡羊”，东走西转，大家还是很喜欢他。为什么呢？他是当时能够打破师生隔阂的第一位老姉，使师生相处融洽愉快。从这相处中，我们的确学了不少东西；老施堪得上是位好老师。开学后不久，他就和我们约定，每一个星期六轮流十名同学到他的海屋作客，“做什么事？”我们狐疑地问着。“打牌、聊天、喝汽水！”老施说。
我是抢着第一批应约赴会的，星期六下午两点半准时抵歩，敲门半天，老施披着睡袍开门，“欢迎！欢迎！”穿着睡袍会客,真有模样。“我告诉你们呀!”老施又说：“单身男人的生活是这样了的，屋里乱七八槽，东西乱摆乱放！”“那里，那里。”我们只好假装客气一番了。
就这样,我们全班轮流到老施的家玩耍聊天、打桥牌、钓鱼、唱歌、喝白开水，真的一点师生的界限也没有。虽然招待我们的是白开水、汽水、饼干、水果、糖，但是我们玩得很开心,每每地渴望这个月一次的联欢会早日到来。在当时，也只有老施家里才有这样的联欢会了。
除了师生联欢之外，老施还提倡师生运动，他组织师生足球队，跟英校的师生队比赛。记得有一次他带我们去比赛，地点在市政府大厦后面那个广场，在宽中出发的时候，“我的车很旧,也没去换胎，后面只能坐四个人！记住，四个人！”他叮咛着。路上，一面唱歌一面高谈，从市政府大厦前面的斜坡爬上去的时候，车子显得很吃力，好像八十岁的老太婆背着一群孙子在爬山一样，突然轰隆车后一声巨响，“完蛋！爆胎了！”老施叫了一声。“下来下来！”他双手插腰，很不高兴地叫着。“你们坐了几个人？”这时候他猛然才醒过来，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二二个，你们坐了十二个人！我的天呀！你们以为我是马戏团吗？我不是说只能坐四个人吗？你们怎么坐了十二个人！你们怎么装得进十二个人！你们在那里学了软功！我的天……”
从小学一年扱到高中一年级，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老師；诚如他所说的，他是我们的老施，不是我们的老师！真的，我们很怀念这样的老师，尽管他教书横冲直撞，弄得大家都焦头烂额。
老施很快就转到新加坡去，去工艺学院担任讲师。我到香港教书的时候，有缘认识了他的姐夫，一起“饮茶”、聊天，他担任九龙一间劳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在香港时，我也和老施通了多次的书信，他写小说呢，还寄给我读，真奇怪有趣。
1971年年底，我率领马大代表队到新加坡作战一一新马港华语辩论比赛。在一个晚宴上巧遇到他，他非常高兴拍着我的肩膀，对大家说:“我有一个学生在马来亚大学做讲师,我感到很光荣！”四十年前旧事，历历如在眼前，想起来也真惭愧。怀念你，老施。
七、王龙山
我在这里要特别记录位杰出的年轻老师，也是教数学的：他就是王龙山先生，也是中正中学的毕业生。施于国打破传统，使我们师生没有你我之别；王龙山是另外一名“亲民”的老师，他像“大孩子”般的带领我们，使我们忘记这里是学校，而是一个温暖的家。后来他和女学生结婚，可谓顺理成章有其道理的。王龙山中正毕业后，教了几年的书，才来宽柔执教；他担任我们髙二及高二的数学，即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等，都是艰深的功课。我们高中一的数学老师是施于国先生，他拥有相当的教学经验和数学知识，应该是个好老师。然而，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施于国教书不作课前准备,讲书好跳跃步骤天马行空,演算题目结果往往和书中所言不相符合，使我们无法接受和理解。他时常忘记自己设下的测验时间，脚踩进教室才发现今天要测验，于是,只好临场出考题，结果所出的考题往往无法演算，弄得大家很尴尬。大学毕业生教高中生尚且如此，现在换一位高中毕业生的王龙山来教高二的数学，我们怎么会有信心呢？在王龙山走进教室为我们上课之前，我们都纷纷纭纭，不敢有任何信心。
王龙山那时很年轻，不过二十来岁，他正准备参加英国伦敦大学校外考试文凭数学科的考试：这是很高级的一种考试，如果过关，就等于拥有大学文凭了，前面所说黄少怀的儿子黄守坚，那时正准备参加伦敦大学华文科校外文凭考试；两人都是少壮派,奋发前进,精神可嘉。
教了几堂课以后，我们信心大增，而且越来越佩服。王龙山虽然大学还没毕业,不过，他有备课，而且知道教书要有技巧和方法,也懂得用比喻来化解一些难题：另一方面,他姓准备英国校外文凭的考试，往往把所学的“立刻”教给我们，使我们有“获新知”的感觉。我们的数学这么好,前有陈文加，后有王龙山，四年的教导，功劳非常大。宽柔的数学素来非常强，这是全马教育界所共知的，在那个年代，陈、王已经立下丰碑了。王龙山和学生相处不但非常融洽，而且和学生打成一片，像个“学生头”。每次下课，他不是去教员休息室休息，而是到物理室和同学们聊天，有时又跑到前面咖啡店去吸烟喝咖啡,和其他同事聊天。有一阵子，他很喜欢钓鱼，经常在海边出没，很是有趣。王龙山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只当一名中学教师，实在太可惜了。据说，他的家累很重,弟妹众多，必须由他承担,所以无法跳出教育圏。
和一些数学老师一样，王龙山也很少改学生的作业；不但如此，他甚至很少鼓励学生做作业。但是他鼓励学生在上课前、休息时间把题目写在黑板上，大家一起研究、讨论。这样的教学方法非常奏效,投入参加讨论的同学越来越多，而且也越来越“热闹”，不久之后，数学竟成为班上的热门科目了。
八、Mrs Cheng
Mrs Cheng的本名叫吴志云：她的先生就是州教育局视学官的陈毓荃，所以，她跟先生的姓叫Mrs Cheng。她很胖，又时常穿旗袍，就显得更胖，学生们因此都暗地里叫她“八百磅”。
八百磅是一名很好的英文老师，教学认直、勤快、乐观，她知道她太胖了，所以上课不久之后，就自我解嘲地对我们说：“陈生每个星期都要迫我吃两次牛扒，所以，怎么不太胖呢。”“陈生”是指她的先生；不说她门己喜欢吃，把责任推向她先生，倒也是一方。
她真是一个手不释卷的好老师。她是从首都戏院那里乘搭校车来学校上课的；打从那一刻开始,她就看书。坐在座位上，目不斜视、旁若无人地读手中的书、杂志。到校后，除了上课、休闲之外，她就只是看书。有时还念出声来，真是令人佩服。同时期教英文的老师不少,李徳先、陈必弧、黄守坚等，都没有这么样的勤快。
讲到英文老师，就使我想起一件事。小学三年级,我们在古庙左侧的三间木板教室上课。英文老师黄生上第一堂课时，甫踏进教室,就手指着坐在第一排的胡同学,“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下了两道命令。胡同学还没站好，问题就下来：“What is your name?”胡同学还来不及醒悟怎么一回事,“啯！”一个巴掌就打在他左脸上。“坐下！蠢蛋！”黄生骂了之后，指着第二名同学,“Where do you live?”第二个巴掌掴在李同学的右脸上：“蠢蛋！”“把这两条句子抄起来，回家后，每句读一百遍。”黄生又下命令。
在一个没有语言环境里学习外语，真是谈何容易；老师的耐心往往影响很大。八百磅一方面出于自己的嗜好，一方面也以身作则，希望通过身教来感化学生，如此老师实在难得。
刚踏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家母训诲我说：“你要记住你的第一位老师，将来你有什么成就的话，首先要对他三跪九叩的大礼，然后才是你的父母。”家母这段话，深深地印在我脑里；她的“第一位老师”应该是指启蒙老师。我的启蒙老师是“吴巧玲”，迄今还印象深刻：她的一言一语，也都印在我脑中：可惜今天已经仙逝了。我无法如家母的教诲去行大礼，只好在这文章里表达思慕之情了。
师恩师情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学术単刊第十六种
作者：郑良树
编辑与排版：袁家芸、戴光傑
出 版：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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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5年9月第1版
•本文乃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南方大学学院的立场。
(非卖品)
注1：作者为南方大学学院终身教授暨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荣誉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