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日报／言路2010.12.03
釐清国民型中学“弃婴论”争议
陈晟
上世纪60年代华文中学改制浪潮，华文中学为了生存接受改制，一直以来是捍卫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一道历史缺口。
星洲日报最近推出有关国民型中学现况的系列报导，逐步点出改制华文中学（下称国民型中学）的陈年痼疾，似乎将华社的聚焦点通过时光隧道，重新关注国民型中学的存在与价值。
历史的前因后果真会开玩笑，国民型中学的生存与定位上的尴尬，更有“弃婴论”之说（见
11月19日星洲日报）。据说是华社不关注国民型中学，政府也少照顾，一语道破国民型中学缺席华教发展史的事实，争论点在于究竟是华社忽略国民型中学，抑或政府无法兑现诺言，违背初衷遗弃了国民型中学？
日前全国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前主席彭运明指出华社疏远国民型中学，要求华社关注国民型中学的问题和困境，笔者个人对此论调有所保留！
我们不妨从华教史的角度去探讨华教变化的整体脉络，釐清国民型中学“弃婴论”的争议。《拉曼达立报告书》和《1960年教育法令》左右开弓，法令规定1962年1月1日起，凡未改用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华文中学，不能享有政府津贴，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成了国民型中学。
当时的教长拉曼达立和马华领袖如李孝友、李三春、李润添等人上电台，再配合铺天盖地的新闻部文宣――《今日之谈》，鼓吹改制的“好处”，如保证教育报告书的政策不会消灭华文、华文地位受到宪法的保护、教育法令能发扬华人文化、改制中学能教授华文、每週能保持三分之一节数的华文课，而拒绝改制的华文独中，原有校舍被鹊巢鸠佔，一度沦为摇摇欲坠，专收落第生和超龄生的破落户。
如果说华文中学改制是形势所逼，改制这样好那样好总之好到不得了和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关，是为了减轻学生的学费、家长的负担、保障毕业生的升学管道和教职员的“饭碗”等现实的生存问题。
然而，国民型中学存在半世纪了，国民型中学校园保存浓厚的中华文化气息，为华小和政府源流学校输送华文师资，有些国民型中学生甚至比独中生更热爱母语华文，可是问题和困境依然存在，其中华文师资不足和华文课节数不足，还有拨款、发展和行政运作上往往栽在小拿破仑手上和法外立法的人为因素所拖累，政府的津贴杯水车薪，校方和董事部还得筹募建校基金和自行缴纳水电费。
回到改制的原点，就是当年的华文中董事部过于屈服政治压力，相信政府软硬兼施的空头承诺，不选择和华教斗士站在同一阵线抛卢头洒热血，一批又一批反应过激的华教人士被清算打压，其中林连玉老师被吊销公民权和教师准证，严元章博士被永久驱逐出境，为何若干年后，当国民型中学行政层因“误信圈套”，勐然发觉当年有关当局的承诺有所出入，办学过程被绑手绑脚，回头已是百年身却抱怨华社不关注国民型中学？
问题是国民型中学的办学主导权不在华社手中是事实，华社资源有限且有心无力，董教总疲于奔命维护华小发展独中，怎能越俎代庖解决国民型中学的问题？
历史是一面镜子，改制课题是反面教材，可见当年华社担忧横行无忌的单元主义幽灵蚕食母语教育的阴谋并非无的放矢，毕竟解铃还须繫铃人，政府对教育的行政偏差应被追究责任，只不过国民型中学当年拒绝（难以？）自力更生向政府津贴“投怀送抱”，如今却有华社疏远国民型中学的怨言，给人找错对象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