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社内部的“紧急状态统治”
张景云
我在几年前曾提出一个问题；在向国家当权者争取民主与人权的时候，华人社团是否可以藉内部团结的要求而自行冻结民主与人权？很不幸的。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今天我已经从各种不同的距离看到一些迹象，华教组织中的少数当权者，以华教危机为口实，想方设法在组织内部实施本身的“紧急状态统治”，冻结民主与法治，消除异见人士，和建立一言堂。
无可否认，华文教育所面对的危机尚未解除。行政偏差、国家意识形态、最终目标、文化沙文主义的阴影等等，加上新教育法令迄无定案。都令人难以消除多年来积淀的隐忧与戒心。当然这个危机是马来西亚整个种族政治现实的一部分，整个大局的走向的任何改变都足以影响作为局部的华教处境。有人从弱势的角度综览全局，遂有“屡败屡战”的说法，无助感之中透露着顽强斗志。然而我个人觉得华文教育在我国（即使只是近在20年后的）的前景是乐观的。
盲点衍生出来的盲动
危机意识是现代人精神面貌的一个特征，因此它绝不是“中华文化人”的“专利权”。现代社会变迁急速，个人对社会的自觉性提高，要求主宰变化的意愿强烈起来，失败的无助感相应出现。整个西方世界社会史就是一部危机壇递史，20世纪作为意识形态的世纪，自然是危机意识寻求总决算的高潮时期。“中华文化人”的传统忧患意识与现代社会的危机意识相乘，自然出现文化认同身分的高度紧张状态。
高度紧张的危机意识极不利于生存策略，因为这个状态极易生出盲点。华教团体小部分领袖所采行的冻结民主的措施，即是这么一个盲点衍生出来的盲动。
与“大家庭”相反的言行
华教团体的领袖们，从董总现任主席胡万铎到雪隆董联会前任主席刘明渊，无一不表明华教界像一个大家庭，不问宗教、政治等背景，欢迎各界人士加入。然而广大华社却又同时听到和看到与此相反的论调和行径。
这个与门户开放相反的论调，是在同一口气含沙射影说有人别有居心，意图夺取某州华教组织的领导权。以近日雪隆董联会的争论来说，被指意图夺权的是马华党员。持马华党籍的基层华教工作者遍布全国大城小镇，他们参与华教行列也非自今日始，然而平常他们只是普通的华教人士，一旦参加竞选或引起争议就被视为马华的第五纵队，被扣上意图渗透夺权的罪名。同一句话里前言不对后语，教华社相信不党不颇的前言，抑或是偏狭不公的后语？
有些华教领袖说话违背民主精神，又有另一些华教领袖做事罔顾法治原则，最近雪隆董联会举行换届常年大会时，台上两三个常务委员的表现即是如此。针对力行华小董事会代表符家侠代表资格被否定的决定，大会主席和选举委员会主席至今没有对以下数点质诘提出合理及令人信服的答覆：（1）在法庭未对陈明光讼案作出判决之前，或在没有向法庭申请得禁令的情况下，怎么可以禁止符家侠出席大会？（2）常务委员会是否有接到两个敌对董事会呈报改选后的新阵容名单，因而出现“闹双胞”的局面？（当时台上的刘明渊和叶新田两人交头接耳了半天，始终答不出来。）（3）常务委员会的职权是乗承执行委员会的意旨办事，但是3月10日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却否决2月28日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的议决（接纳符家侠的代表贫格），这是否越权和违反章程的规定？
这些都是程序上的小问题，但是法律公义就是维系于这些程序的恪守无讹上，民主精神的贯彻更是有赖于此。雪隆董联会三几个领袖的所作所为，已严重的玷污了雪隆董联会的正直形象。
绝对不容异见存在
上述事例，加上某些华教团体领导层当权集团压制内部异见的情事，在在透露了部分华教人士的权术心态，即认为华教界面对当前的危机，必须绝对团结一致，内部绝对不能容许异见存在，“费厄泼赖”（Fair play）必须缓行，内部的民主、法治、人权必须冻结。这种权术心态，犹如某些党派的“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在民主思想四海激荡的今天，是否还能引领我们去迎接未来严峻的挑战？
华教将来若是出现分裂的局面，可以肯定那不是由于不同的意见公平竞争所造成，而是由于居强势的意见不能容忍其他异见而横加压制所致。华教界若是不能以民主态度对待内部的弱势异见，我们又要用甚么大义和原则去向国家当权者争取教育上的民主。
对元老的期待
由于华教组织内一言堂的局面已经形成，即使有人敢冒大不題，发出逆耳忠言，恐怕也人微言轻、无济于事。或者两位元老级人物的铮言还能发挥多少作用。前董总主席林晃升数月前为社青团一本新书主持推售礼致词时。曾提到新加坡李光耀资政在菲律宾和香港鼓吹的“纪律优先论”，言下之意似是大不以为然。华教界的“冻结民主论”，其实与“纪律优先论”异曲同工,只是现在这位老华教斗士已经有了政治身分，基于不做任何间接间接又间接有利政敌的事，希冀他出声匡弼自己的门徒，可能是强人所难。沈慕老呢，他老人家一身旧式读书人的风骨，让人感到不能没有期待。
（27-03-1993《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