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为了下一代——红坭山居民对抗亚稀厂
槟城消费人协会
建在曾经是矿地及农地的红坭山新村始于1950年，那是英国殖民地政府实施紧急状态的高潮时期。当局建立这类的受保护新村，目的在于阻止共产党渗入乡村华人地区。在红坭山方面，有数百位华裔农民和他们的家人被迫放弃家园和耕地，来到这个距离怡保仅8公里的新村。起初他们感到茫然，但在别无选择下只有重新开始生活。然而，逐渐地，这个新村演变成今日的这个群策群力及热闹的社区；村内拥有保健、社交、教育及文化活动上的大部份基本设施。
红坭新村市区人口目前大约是2千500人，这些以工人、农民及小贩商为主的居民，是简朴、勤劳与自力更生的一群。造鞋是村内的主要工业，村里有大约100名鞋匠。这是家庭式的工业，孩子们在假期时也会给予帮忙，制成的鞋子则大多输往新加坡。在未获得任何的津贴或援助下，红坭山居民对国家社会与经济作出了贡献。
危机降临
亚稀厂于1982年来到红坭山，当时，这个新村已有超过30年的历史。至于工厂将从独居石中提取一种称为紀的稀土的危险过程，有关方面就此却未征询居民的意见。它也未曾作任何公开的民意调查。
居民因而对有关危险懵然不知，直至亚稀厂于1983年末开始在甲板（3公里之外）附近进行挖掘埋藏槽地沟的工程。红坭山居民开始以忧心的眼光来看待甲板居民的示威。
当政府于1984年12月放弃在甲板贮存废料的计划时，安全储藏辐射性废料的问题，已成为全国的注目焦点。人们的注意力转移至在红坭山的工厂本身一一辐射废料来源。50岁的技工彭贵友说，“此时我们开始了解，原来在甲板的示威与在我们新村内的亚洲稀土工厂有关。”亚稀厂与村民的住屋仅是一条狭路之隔。
由于担心本身的健康与安全，红坭山居民着手成立了一个居民委员会，座落在亚稀厂隔邻的板厂东主钟连汉（52岁），当选为此行动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在成立后即邀请大马自然之友从槟城前来。他们向理科大学借了一副测量辐射程度的仪器。在进行对话时，他们告知辐射水平高及危险，并对人体有害。”
在了解严重的后果及工厂在毗邻的旷地上任意弃置废料的不负责任态度后，红坭山居民即团结一致，群起抗议。稍后，他们成立了一个有120名成员的霹雳州反辐射抗毒委员会，这代表了红坭山及附近的万里望、甲板、拿乞和峇丽莎花园的数以千计居民。
彭氏本身也当选为上述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我自己住在这里，当然关心这个课题，我的住家距亚洲稀土也只有300米。在夜晚，我们会嗅到一种异味，有时呼吸也变得困难，甚至流眼泪。”
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之下，抗毒委员会发起讲座会、研讨会，和平抗议及示威。它甚至设立了一个展览中心，让公众人士了解亚稀厂的作业方式及辐射危险。
居民聘请了数位专家，以研究红坭山的辐射污染程度，结果发现毗邻工厂的废料丢弃场会严重影响人体健康。这证明居民并非杞人忧天。根据专家们的测试，在亚稀厂周围的辐射水平远远超越许可水平，这当中，最高的数字竟超越允准水平800倍。一名专家甚至发现：辐射性废料被丢弃在每天有数百位村民使用的一条小径上。
要求工厂关闭的请愿和抗议书不断地被寄出，但政府的反应却令人失望。在不同的场合里，各政府部长一再坚称亚稀厂的活动安全；人民受促信任政府。
关闭的临时禁令
在别无选择之下，居民被迫把事件带至法庭。1985年2月，代表红坭山及其近郊的一万人的8位居民，起诉亚洲稀土厂。这8人是温腾坚（于同年5月因喉癌去世）、焊工罗鸿发、造鞋工友李敬菲、工友张育祥、退休者张金财（注1）、理发师张润明、拖拉机手罗春保及搬运工人李德明。他们的3位代表律师均以涉及公众利益的诉讼案见称：即GS尼查律师、莫希汀阿都卡迪律师和美娜西拉曼律师（后者来自槟消协的法律组），他们向法庭提出的要求包括：
·宣判亚稀厂无权在其厂地及邻近的土地上生产及贮存有毒辐射性废料，从而导致辐射性气体渗漏。
·以禁令禁止该公司在其厂地及毗邻土地上生产及贮存有关废料。
·强制亚稀厂把在其厂地及毗邻土地上的有毒辐射性废料移走，并给予妥善处置。
·禁止该公司重复或继续上述不良行为或任何类似的活动。
1985年10月，怡保高庭法官发出一道临时禁令。亚洲稀土厂必须暂停操作，直至它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及妥当处理辐射性废料为止。安努亚法官强调，他“并非在处理金钱，而是人民的生命……。金钱可失而复得，但人死不能复生。辐射所引起的恶性影响无法治疗，金钱买不到可医治它的药物。”法官也提到起诉人之一的温腾坚在事件入禀法庭后死于癌症之事。他说，“我不能忽视这名原告死于癌症之事。辐射可致癌来自红坭山、拿乞、甲板及万里望的逾3千位居民（他们自早上8点起即耐心地等待了5小时）旋即欢呼起来。
然而，1987年2月，在获得大马原子能源执照局发给执照（尽管高庭的禁令是在85年发出）之下，亚洲稀土厂恢复生产。大约1万人因而不顾警方的警告在红坭山游行，以示抗议。长达3公里的队伍是一排4人并肩地游行，参与者并手持布条或牌子。警方的摄影人员在现场拍下照片。
接着在同年3月的另一次示威导致发生冲突事件，原因是联邦后备队欲驱散人群。当时有超过20位居民受伤。一天后，警方逮捕了60人。除了6名青年之外，这些被捕者皆在盘问后获释。有关6人则因警方未作进一步提控而于一周后获释。
审讯开始
1987年9月，亚洲稀土案正式开审。尽管警方事前警告勿举行非法集会或游行，1千名示威者（其中许多是妇女）从红堤山徒步8公里至怡保高庭，以示支持及团结。身为祖母的一位70岁妇女说，“我要每天来回步行12英哩，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认真及关心的。我要争取的是孙儿的健康。”
警方试图迫使穿着抗毒委员会T恤（上有“反对辐射”字语）的人们折返回家，以期中止游行。根据卖香妇女王秀英（译音，54岁）的描述，她在前往法庭的路途中总共被警方拦截四次。首次是在清晨七点半。“由于我身穿抗毒委员会的T恤，他们叫我返回去。我截停一名朋友的汽车继续上路，但我们在不久后又被阻止。他们也叫我下车王女士接着上一辆巴士，惟又遇上警方的路障及与一群朋友被命令下车。她再乘另一位友人的汽车，不过却再次被警方所阻。王女士称，“我最后终于乘坐一名友人的电单车抵达法庭。”
警方总共逮捕了9人，包括抗毒委员会主席丘运达（48岁的猪肉贩）。稍后，他们各以马币500元获保释外出。在万里望警局外聚集的居民亦报以喝采声。
在87年接着下来的聆讯日子里，支持者继续每天四、五人地结伴，步行至法庭。为了避免警方的骚扰，很多人在抗毒委员会T恤外多套上一件衬衫，但另一些人则不愿这么做。合约工友江进发（译音，52岁），就因身穿抗毒T恤而被一名警员抓住。“他扯着我的衣领，问我为何穿那件T恤。我默不作声直往前走，但被他叫回。我然后就转身向他发出挑战，要他逮捕我。”由于T恤多次引起事件，38位示威人士向警方报案，指警察滥用权力。他们指的是警方因为他们所穿的T恤而命令他们下车。
一群年迈妇女——何妹（80岁）、梁妹（92岁）、王娇（85岁）、李妹（74岁）及傅玉梅（80岁）——出现在法庭，以示支持抗毒委员会。梁妹女士说，“我很清楚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我已在红堤山住了50年，我不想看到那间工厂污染我们的地方。我在过去数天都在这里，只要有审讯，我就会前来。”
不论是共乘汽车、电单车或徒步，在安排使数百位居民每日前往法庭方面，抗毒委员会展现了予人深刻印象的组织能力，对于那些全程步行者，委员会安排在法庭外面为他们提供午餐和饮料。在同心协力之下，居民捐助数百包的食物和饮料，以供支持者在法庭场地用餐。在华林的一家面包厂报效了300粒圆形小面包。
为了筹获法律基金（充作反对亚洲稀土及作为在案件开审时游行而遭控以非法游行罪的居民之法庭辩护费用），委员会亦主办一项二天的食品义卖会，筹获大约马币1万元。75名小贩捐出猪肉、蔬菜或其他物品，或者是他们的义卖收入。捐出一个早上义卖所得的二百元的面贩丘运梅说，“我很清楚我们是在争取什么，也很高兴能捐出这笔钱居民亦报效熟食来供义卖。
内安法令下的扣留
法庭诉讼于87年10月开始的一个月后，抗毒委员会的4位主要负责人（主席丘运达、委员彭贵友、当时的秘书李坤万及副主席丘玉兰），加上起诉人律师之一的美娜西，遭当局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加以扣留。他们被视为威胁到国家安全，并被个别地囚禁。在这期间，丘氏曾一度被轮班制下不同的政府人员连续盘问达78小时之久。他回顾说，“他们要知道谁在幕后支持我们”，“我向他们表示这是人民的运动。”
彭贵友则连续遭审问84个小时,“他们一直追问为何我要参与如此非法的活动上述5人在2个月后获得释放，但当中一些人是在有条件下获释。
被上述扣留行动所耽搁的聆审终在88年恢复进行。如往年一样，数百位红坭山居民又暂时放下日常的工作或生意，使红坭山看似变成一个荒城。在怡保法庭外面，这群以行动作沉默抗议的人士皆异口同声地表示，“我们来此是为了孩子。”
43岁的木工黄廷西（译音）说，“来这儿须付出金钱上代价。这本来是我最忙的时候，因为华人新年即将到来。但我还是关店5天来这里和大家在一起，我的孩子的健康和安全更加重要。”
这些人并没有明确的领导人，在现场也没有任何演讲。在少了抗毒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情形下，妇女成了这场斗争的主干。沉默地与两名孩子坐在行人道上的一名母亲说，“我们会坚持下去，以保护儿孙。我们不会为自己担心。”
有60名联邦后备部队人员、15名警员及5名交通警察被派驻现场，控制群众。居民要进入法庭，但所有入口处被封锁。他们因而被迫与牵系着本身命运的法庭审讯隔绝。
84岁的祖父刘进财（译音）说，“我只是要知道在里面进行的审讯，不是要讲话。里面有那么多的空位子，为何我不能进去？我进入时被警方赶出来，我现在被迫坐在路边晒太阳。”
这些人在进入之前须先获得法庭的特别允准，就算这样，联邦后备队人员仍以绳障来“拦住”这群不滋事的居民。然而居民坚持要出现在法庭周围。就如刘氏所说，“我已这么老了，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只要还活着，我就会坚持到底。我不害怕。”
聆讯终于在1990年2月结束，总共在32个月时间内费时65天。
判决
1992年7月110,5千位居民重返怡保，等待他们的8年法律斗争的审讯结果。和过往一样，许多人在这一天暂停他们的生意。
在白瑞真法官宣布亚稀厂必须关闭的那一刻，在法庭内的居民爆发热烈的掌声。在法庭外，群众亦雀跃欢呼。他们高抬起本身所选出的抗毒委员会委员，也抬举起代表律师尼查和美娜西。（另一名律师莫希汀未在场）。
但抗毒委员会主席丘运达提醒居民，虽然法官作出一项正义及勇敢的判决，“斗争还未结束。”
不及二周，亚稀厂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7月24日，随着亚稀厂的单方面（即是在另一方未出庭下的聆讯）申请后，最高法院院长敦阿都哈密暂时中止高庭庭令。
挫折
1992年8月3日，在午夜过后，载着逾2千位村民的30辆巴士从红坭山出发，准备前往吉隆坡最高法院。这当中有很多是与孙儿同行的年迈妇女。他们的目的是聆听亚稀厂提出的（在上诉结果之前）暂停怡保高庭禁令的申请。
稍后，在最高法院，备着警棍及催泪弹的数百位警员及联邦后备部队人员站岗，并与这些妇女们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虽然在法院周围形成相当数目的人群，但红坭山居民看来颇有秩序和纪律。
这是因为他们从85年开始已多次经历这种场面。在法院内所进行的与他们息息相关，但他们却不明白它所使用的语言。虽然是他们的案件，不过他们却不获准进入。他们能表达本身的焦虑感受的唯一方式，就是现身在法庭。这应不是过分的行为，因为，法院原就是为人民而设的，不是吗？
在法院内，主审法官丹斯里莫哈末尤索夫决定展延聆讯，“因为在法院外的人群构成一种压力、‘他要求居民的代表律师尼查转达讯息，要居民们回返红呢山。
尼查在回复时表示，居民为了前来吉隆坡而暂时放下本身的工作，而他们并非要施压。“他们急于知道案件结果，因为这对他们事关重大……，他们是诉讼当事人。他们并非来此纠察。”
对法官展延聆讯感到意外的人群，较后前往雪州中华大会堂，以听取尼查律师的汇报。后者表示虽然在8月5日当天前往法庭是居民的权利，然尊重法庭的要求也同样重要。不过，尼查律师费解地表示，最高法院以“受压”为由而要求当事人离场，这尚属首遭。
在表示尊重法庭之下，红呢山居民决定回家，只留下40人等候法院在8月5日的判决。当天，最高法院主审法宫丹斯里莫哈末尤索夫（连同拿督尤索夫真和高庭法官拿督安努亚）表示，关闭将危害到亚洲稀土厂及它的员工。他因此批准亚稀厂的申请，暂时中止高庭庭令。
在这之前，亚稀厂的代表律师曾反对拿督安努亚作为其中一名承审法官，因为，后者曾于1985年发出临时禁令，禁止亚稀厂制造废料。这名法官当时曾表示，人命肯定比盈利更加重要。但拿督安努亚接着表示目前情况已有所“不同”，而他不介意聆审此案。亚稀厂代表律师遂不作反对。
最高法院的裁决沉重地打击了红堤山居民。抗毒委员会主席丘运达说，“我们的律师在最高法院花了将近两小时，强调红堤山的一万居民的健康受影响的问题。但他们对此却只字不提。”“我们对这一切深感失望和悲伤。”
不过，或许亚洲稀土厂和有关方面早已意识，他们在今后仍须面对一个处逆境而仍坚持不懈的社群。在经过了10年后，红呢山居民仍然会竭尽所能，以期使亚稀厂关闭。
注1：于91年4月因心脏病去世。
《荼毒生灵一一红坭山辐射毒害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