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危机迎千禧
谢爱萍
马来西亚是个富饶的国家，这是上小学的时侯就读到的一句话，可是如果没有机会到东南亚以外的国家去看一看，并不会体会到我国是如何的富饶。就在这块土地上，26个族群和平共处，融洽的居住在一起，这是一个外国人所难以明白的事实。看看目前发生在科索沃的种族灭绝事件，以及不久以前的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人所施行的种族灭绝兽行，还有在邻国所发生的排华、宗教与种族冲突及杀戮事件，可见我国多元族群的融洽相处是多么的自然而珍贵。正当我们朝向资讯工艺时代，并且热切期待着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并尽量发挥自己的优点，同时学习他人的长处。
族群人口的变化
1990年的马来西亚人口统计显示华人人口百分比已经从1980年的32%跌至28%。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人与华人所占人口百分比相当接近。从每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统计中，可见马来人人口是逐年都在增加，华人人口反而是在逐年减少,这固然是因为马来人深受伊斯兰教影响，为人乐天知命，并且认为子女是上苍所恩赐，然而马来人不为子女教育费操心，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已经保障了马来人子女接受大专教育的机会。因此马来社会自独立以来并没有接受或实行节育。另一方面，华人自五、六十年代开始，已经接受政府所实行的人口计划，减少生育。华人也比较注重物质上的生活享受，同时因为在固打制之下，华人进入本地大专的机会受到限制，因此华人必须穷其-生的省吃俭用，方能勉强存到一笔储蓄庞大的教育费，让子女有机会或是出国或是接受双联课程的大专教育。有限的经济能力往往是华人不敢多生育的原因。
华人人口百分比的逐年降低令华人烦恼不已，忧虑在将来会沦为少数民族，失去政治上的谈判力量，甚至失去立足之地。这个忧虑含有我国政治上的3个隐忧。即固打制的不公正、少数民族地位的卑微，及强者对资源的垄断。固打制的实行始于英国殖民者，当时是为了保护弱势的农村马来人。在20年的新经济政策之下，固打制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在升学、奖学金、就业、公共服务部门的职位升迁、从商，银行借贷、房屋买卖价格、特定行业的执照批准等方面，都得根据按人口百分比而订的固打制，或是土著（在政治上土著是指马来西亚的土人与马来人）优先的政策而决定。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之下催生了马来中产阶级。到了90年代，固打制的继续施行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反变成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权利与机会的剥夺。已经壮大的马来族群有足够的信心在公平的基础上和其他族群共存。
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向来被称为马来西亚的3大民族，然而在政治上华人与印度人一直都是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1970年的国家文化政策以马来文化为主体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此外，华文教育与淡米尔文教育自独立以来一直被摒弃于国家教育主流之外，不但未获政府拨款，并且处处受到制肘不能发展。少数民族地位的存在说明马来西亚国族的塑造路途尚遥远得很。至于强者对资源的垄断，使到弱势族群不得不采取谈判的态度，这是因为民主与公正未获得尊重。资源受到垄断则足以造成专权与自大，甚至是权力的腐败。
从华人对人口百分比的变化而产生的忧虑就可以引申出马来西亚政治上的重重隐忧。马来西亚若要成功达到2020宏愿。上述三个政治问题当有待加以解决，以便各民族能不分彼此的同心协力为国为民作出贡献。
华人忧虑是因为经过数十年的争取无力而已经认同于固打制及谈判的方式。华人所没有看到的是马来社会经过从1971年到1990年整整20年的新经济政策改造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五、六十年代落后的农村社会了。
马来社会的变迁
一直到60年代马来社会基本上只有两个阶层，即是封建统治阶层与乡村广大的以耕种或捕鱼为生的贫苦大众。这些乡村地区很多都没有水、电、道路、学校、诊疗所等基本设施。在70至90年代里，大批的马来中学生被甄选派出国深造。他们被派到全球各个国家。选修各种科目，包括最先进的，或是冷门的科目。他们体验了各国的风俗民情，经历了各国不同程度的民主洗礼，目睹各地种族歧视与冲突。也汲取了宝贵的知识与学问。他们不但开拓了视野，也开阔了胸襟。
回国后他们在各个大专院校与政府部门任职，一部分则自行创业当专业人士，成为国家与马来社会的精英。在外国求学时期的经历使到他们能够放眼世界，尊崇民主与公正及人权，不为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是种族情绪所左右，可以说是思想开明之士。他们之间有者认为新经济政策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不应该再以其他方式继续施行，以免在各族群之间滋生不满的情绪，不利国家建设。然而他们也认识到目前的政治形势使到执政者尚未敢接受这一个事实。
这一批马来精英也就是80年代以来马来社会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产生，在很大的程度上稳定了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1987年的族群紧张关系是马来西亚自有马来中产阶级以来首次面对的考验，而1998年因金融危机而演变成持续整两个月的周末街头示威，则是第二次的考验。这两次的事件都没有衍生出类似“五一三”种族骚乱或是邻国的排华事件，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马来西亚拥有强大的，包括各族群的中产阶级，而邻国正缺少了这样一个中产阶级。
安华事件的觉醒
前副首相安华被捕的事件在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史上划下了一道分水岭。在这之前，我国虽说奉行民主，然而在执政的联合政党里却以巫统为大；在内阁会议里，虽然各成员都有发言与表决权，却未有能够成功为民请命的部长。这是一种尊祟长者，以长者意见为依归的传统亚洲文化。安华被撤职之初尚且不敢违背这个传统。随着事态的演变，安华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不得不反传统指责首相，并破天荒的叫首相下台。安华的这一表态，打破了马来社会中不能拂逆或是公开挑战长者的传统；形成了敢于质疑政治领袖与具有尊贵衔头的高级公务员的风气。而网络的风行使到讯息的传播有如水银泻地，再也难以受到压制。在城市求学或工作的青年很快的就把从网络获取的讯息传回乡下，因此在短时间内在全国形成了一股不满政治高压手段，进而诉求正义的民间运动。这一发展完全在执政者的估计之外，因为他们忽略了网络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也无视于数十年的普及教育已经开启了民智。
安华事件乍看起来是分裂了马来社会，回教党与人民党的新党员因此事件而增加了不少，旺阿兹莎所领导的人民正义运动也获得群众热烈的支持。其实这些发展只足以证明人民的政治觉悟提高了，要更直接的参与政治，同时表达人民对政治现实的不满。中产阶级的尚未表态并不等于认同现有的执政领导层，这个阶级的生活历练使到他们不易冲动或是情绪化，不过他们将以手中神圣的一票表达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中产阶级有能力与魄力组成超越族群的新政党参与竞选。一旦时机成熟，那将是马来西亚政治翻新页的时候。无论如何，马来西亚人民的思想是比10年前成熟了。在可见的将来，从政者若再要以种族课题来捞取人民的支持，恐怕将不能如愿了。
国际与区域环境
以上所说只是马来西亚国内的一些问题。在国际环境里，马来西亚是一个重要的棋子。随着苏联的瓦解与中国在全球的崛起，亚太区变得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显得重要。中国、印度与印尼的庞大人口使到亚洲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市场，因此亚太区已经是下个世纪兵家必争之地。美国首先就不讳言中国是她的首号假想敌，她不只想要孤立中国，也要围堵中国。而美国商人则是急不及待的争着进入中国市场，以免失去了立足点。另一方面。一些欧洲国家则担心中国在壮大以后会有政治野心，他们也亟想了解中国与东北亚及东南亚的互动关系，以评估中国的威胁潜能。当然欧洲商人也渴望在中国这个令人垂涎的市场立足。如果说战争是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为了攫取资源与倾销产品而展开，那么新世纪的战场将是在亚洲，说得确实一点，是在中国，印度与其周边国家。亚洲资源丰饶，人口众多，欧美国家从各自的历史经验这个角度看亚洲，认定亚洲的多元化是个大弱点。亚洲不但族群众多，而且语言，宗教、文化等多元化。再加上亚洲多个国家贫富不均，潜伏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南亚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宗教与种族冲突已经是不时的发生。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不排除强国有意加剧亚洲区域的矛盾，以便从浑水摸鱼或是挑拨鶴蚌相争，好让渔翁得利。
在这场国际资源与市场争夺战中，马来西亚是选择了与亚洲国家结盟，并扩大亚细安组织。马来西亚也支持“万隆会议”所提出的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原则。马来西亚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及中国维持友好关系。加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有助于稳定亚洲区域的和平与繁荣。马来西亚和各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经商及投资活动，可以加速区域的经济成长，提升区域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消除区域贫穷，促迥各国之间的谅解与合作，让资源富饶的东南亚各国人民能有富足和平的生活。
朋党经济不堪一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洲经困了数个阶段的经济快速成长，首先是日本在6至70年代开创了经济高速成长，接着是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与新加坡在7至80年代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随着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与菲律宾或越南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半段制造了亚洲经济神话，然后就是突如其来的亚洲经济危机一一也是神话的破灭。发生于1997年中的亚洲经济危机暴露了所谓亚洲经济奇迹或是神话其实是不堪一击的亚洲朋党经济。说穿了，马来西亚及一些亚洲国家在过去10年所取得的高经济成长率未必值得我们自豪。这是一个人人必须谨记的教训，就是经济必须建基于有生产性的投资，股票交易所必须是筹资集资的地方，而不是投机赌博的场所；同时实行民主与公正，则朋党难以立足。
在迎接新世纪的当儿，我们尚有需加紧步伐解决国内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要坚决执行民主、公正与正义。我们也要放眼世界，别继续让国内的族群争执扯着后腿不能向前迈进。教育机会要开放。让全民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如果每一个青年都有机会接受大专教育，他们将是新世纪里我国最重要的资源，国家兴盛与区域繁荣全系于此。
（09-07-1999《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