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价值观的演变
骆静山
所谓“价值观”(Value)是指每个文化或时代里，人们据以判断事物好坏的一套标准。
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系统(Value System)同他的信仰是分不开的。符合信仰体系的规范和要求，就被认为是合理的、美好的、正当的；反之，则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丑恶的、不正当的。价值观也受到理想的影响。任何事物越接近理想，它的价值就越高，违背理想的就被认为没有价值。
价值判断(Value Judegement)既然同构成信仰的世界观(World View)和人生观(Outlook On Life)有关，一个具有广阔世界观和深邃人生观的人，他的价值判断自然不同于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都非常浅陋的人。
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常常改变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作为上层结构的价值系统当然会随着物质和社会基础的改变而改变,因此，谈到一个族群的价值观时，我们必须区别圣人的道德理想与俗人的心理倾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人们的价值观牵涉很多复杂的因素。
从不同的观点来判断事物的好坏，会得到不同的结论。科学家求真，宗教家求善，艺术家求美，他们各有所偏。自古以来，真、善、美一直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价值。
作为观念型态（Idealogy）的构成部分,价值观（伦理及行为准则），世界观（宗教及哲学）和社会观（文物制度）起着相互作用。要了解一个族群的价值观，必须先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伦理思想、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
儒家价值观
儒家学说形成中华文化的主流，因此儒家价值观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儒家把周朝遗留的天命概念和先秦发展起来的人文思想调和起来，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他们把古代的天帝信仰伦理化，认定人性的良善是秉受天道的良善；所以实践仁心就是体现天道。
儒家的价值系统是以他们的仁义学说为中心，他们“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荀子·不苟》），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也认为富贵利达“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他们都不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去看待天命和判断事物的价值。相反地，他们认为君子不可妄求，应反省自身，从道德的实践中去认识人生，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具有泛道德主义特征的儒家往往仁义并举。“义”就是君子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陆象山说：“君子以义为质，得义则重，失义则轻，由义而荣，背义而辱”。“仁”是一切美德的概括，包括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
从仁义学说出发，以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为鹄的，儒家的价值学说为古典中国提供了一套伦理准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纲”和“五伦”。“三纲”是指上下尊卑的三种伦理关系，即臣听于君，子听于父，妇听于夫。“五伦”是指人与人之间五种正常的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符合这些准则的被认为是善，违背的被认为是恶。
儒家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对世界大同的追求，带着崇高的道德理想。为此，他们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人生追求的目标。
简单说来，儒家的修身之道是“明天理，灭人欲这就是说，作为万物之灵，人的存在价值不在于感官上的满足，他应该弃绝私欲，通过对仁义礼智等天理的体认，而达致精神的升华；通过对家族和国家的奉献，而永远活在别人的心中。
众所周知，儒家学说是宗法社会小农经济的反映。它的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是群体的、伦理的、精神的、永恒的。这与今天商业社会典型的价值观大相径庭。后者是个体的、功利的、物质的、眼前的。人类价值观往往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华人当然不能例外、虽则如此，总有不愿随俗浮沉的人把超越时空的传统价值观保留下来。
峇峇的心理倾向
华族移民大都来自中国社会的下层，他们的文化水平低下，带来的只是中华文化的小传统，诸如风俗礼仪、祖先和精灵崇拜等，对诸如哲学、伦理学和宗教思想等大传统，确实无法掌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价值观怎能达到儒家所要求的高度？
早期移居大马的华人为数不多，由于海禁关系，他们跟中国失去各方面的接触，久而久之便被土著同化了。他们在语言、服饰和饮食方面都模仿土著。然而由于没有放弃固有的多神教，而无法进入以回教为中心的马来文化殿堂。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当局推行奴化教育，这些被称为“峇峇”的华人虽然进入英校，却没有机会接触西方的人文思潮。因此，他们在文化上是没有根的。
峇峇们所属的“侨生社会”是一个闭塞性的、奴隶性的和保守性的集团。他们媚外崇洋，向英国效忠，只懂得以唯物的观点去看待生活，全然以财富去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富有的崙崙多数模仿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喝烈酒，养马，参加俱乐部，有许多甚至变成狂妄而不负责任的享乐主义者。
迁民的生活态度
跨进廿世纪以后，大量的新客从中国南部涌入马来半岛，他们取代了峇峇们对华人社会的支配地位。这千千万万的“迁民”像季候鸟一样，每隔一两年总要回国一次，而没有把侨居地当作永久的家乡。
迁民生活的中心是在经商，他们的生活从苦力、小贩、店员到商人，是一个艰苦的历程。这许许多多文盲或略识之无的迁民无不迷信鬼神，服从权威。他们敦厚朴实，封建色彩浓厚。除了想办法赚钱，以便光宗耀祖以外，缺乏任何高尚的嗜好。不过出于忠孝仁爱，因果报应的思想，他们对公益慈善事业非常热心。
对于这一类功利主义者，殖民地华民护卫司巴素批评道：“累积财富，定期汇款给中国的亲人，忙着吃和喝，……他们缺少文人阶级，以及从事文化活动的休闲时间。”由于乡土和宗族观念非常浓厚，他们的价值观还是属于儒教文化圈的，层次比峇峇们略高。
对传统的反叛
廿世纪中期，由于战争的关系，迁民不能像以前那样定期回国，不得不在此地安家落户，长居久留。他们注重第二代的母语教育，目的在学习经商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技能，例如珠算、记账和写信等。
迁民设立的学校，大体上遵循中国的教育方针，采用中国出版的课本，大量聘用来自中国的教员。这种日益普遍化的侨民教育，加上鼓吹革命的华文报纸，改变了迁民社会的精神面貌。
迁民的第二代生长在一个新旧交替而思想激荡的时代，感受中国革命的影响，追随世界潮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侵略战争和民族主义的冲击下，他们跟在中国的同龄人一样。纷纷反叛传统，养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它的特征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他们反封建、反迷信、反专制、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凡与理想不合的都被认为是丑恶的，没有价值的。
现代性格的养成
本邦独立以后，华校纷纷改制。当局通过马来西亚化的课程及其文化內容，减低外来文化的影响，加强马来西亚意识的培养。七十年代以后，当局推行单一语文和单元文化政策，使华人文化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新生代在崭新的文化氛围和社会转型期中成长，具有现代人的性格，倾向个人主义。无论在气质上和思想上都与前辈不同，他们立足于大马的土地，远离中华文化的源头，却又无法进入土著文化的堂奥。这就是说，他们生活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之中，但任何一种都不深入。所谓“文化的边际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许多边际人在价值混乱和物质诱惑之下，不再响往传统文化里那超越的永恒的人生境界，也很少冥想内修。他们的典型价值取向是感性的，现世的。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再也找不到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虽然这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变迁的一般结果，但是马来西亚的特殊环境委实加剧了华裔新生代的精神迷茫和失落感。他们在华裔庸俗化的文化生活中，在杂乱无章的表层文化活动中，往往伐不到价值判断的标准和简单的依从。
结语
现代科技创造了富裕的工业社会，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却没有给人的存在赋予任何意义。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科技带动的现代化，使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丧失了道德义务的感觉和感情的特质，只靠彼此的交换价值加以维持。
诚然，现代人最深刻的思想危机就是“意义危机”。根据中国思想史学者张濒的说法，这一“意义危机”在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中，表现为三个层面的“精神迷失”。第一是“道德迷失”，第二是“存在迷失”，第三是“形上迷失”。这些迷失的东西都属于传统价值系统，今天我们要怎样去找回来呢？
心理分析学巨擘佛洛姆指出，当人从传统社会关系的依附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一种个人无价值的感觉压倒了他。他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际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和焦虑的感觉。
不言而喻，人不能忍受孤独无助的无根状态，大家都想在大千世界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这意味著大家需要建立新的价值观和新的信仰。如果不能达致这个目的，不如回去探索昔圣先贤所发展的价值观，在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里寻回价值创造的泉源，看看生命有没有值得奉献的价值。
（附）主要参考书目
(1)朱义禄著：《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
(2)沈清松编：《中国人的价值观》
(3)金观涛，刘青峰著《兴盛与危机》
(4)杜维明著《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5)陆象金译：《当代欧洲人的价值观念》
(6)张荣明编：《道佛儒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7)《四书读本》
(8)时报书系《近代中国思想•保守主义》
(9)尼·瓦·贡恰连科著：《精神文化》
(10)艾恺著：《文化守成主义论》
(11)陈振明著：《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
(12)顾伟康著：《信仰采幽》
(13)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
(14)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15)C. Jung:“ModernManInSearchOfASoul”
(15-01-1995马来亚理科大学华文学会讲稿,
10-10-1996摘自《跨世纪》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