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之七
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百年史
（一八八0～一九八0）
著作者 吴燕和
译述者 王维兰
主编者 李亦园 郭振羽
正中书局 印行
海外华人社会硏究丛书总序
中央硏究院民族学硏究所自民国五十一年起，接受中国东亚学术硏究计划委员会之支持，开始从事「华侨社会」之硏究。当时硏究的理念，是把海外华人社会当作中国文化的一个实验室，企图藉实地调查以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入的社会组织在本土以外的环境下是如何适应与发展，同时也可以与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实验室一台湾的硏究互为比较，以便在某一程度上达到社会科学方法论所说的控制的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本丛书的编者之一亦园曾实际参与此一硏究计划，并先后前往砂捞越及马来亚从事田野硏究工作，本丛书第二号「一个'移殖的市鎭——马来亚华人市鎭生活的调查硏究」，卽是此一工作的一部分成果。其后因东亚学会的经费缩减，无法再支持费用庞大的海外调查计划，而亦园也因本身课务与行政职务缠身，不可能作长时间的海外田野工作，以致整个计划暂趋迟缓，其间虽陆续有室内硏究成果发表，而民族学硏究所也始终以华侨社会硏究为硏究的重点之一，但工作的推展巳欠缺动力。
民国七十一年秋季，本丛书的另一编者振羽受聘为民族学硏究所客座敎授，其任务之一卽是重振民族所华侨硏究的传统。其间除努力促进硏究工作的再重整外，也觉得推广的工作甚为重要，只有对华侨学术硏究工作多作介绍与推广，才能吸收更多年轻学者参与，所以我们决定编辑一套「海外华人社会硏究丛书」，以作为推广工作的基础。于是由所方推定亦园、振羽与文崇一敎授三人组成小组负责筹划，由文先生负责接洽出版书局，而亦园与振羽则负编辑之责。
当我们开始筹划丛书编纂之时，首先觉得初期民族所的华侨硏究只着重于东南亚区域似已嫌狭窄，所以决定丛书的范围应该在地域上包希全世界各地的华侨；其次，前此的硏究较着重于华侨如何适应于当地的环境，近年的趋势则兼及对现代化的响应，所以我们在编辑时对古典与现代的著作都尽量顾及。此外，我们也希望尽可能多选华裔学者的作品，但也不排除西方学者的著作，以求其观点的均衡。
经过我们仔细的挑选，终于决定了十三本著作，作为「海外华人社会硏究丛书」的第一辑，并希望如能顺利出版，或将再编第二辑。第一辑的十三本书如下：
第一号 东南亚华人社会硏究(上册) 李亦园等著
第二号 东南亚华人社会硏究(下册) 李亦园等著
第三号 一个移殖的市鎭——马来亚华人市鎭生活的调查硏究 李亦园著
第四号 美国华人经济现况 吴元黎主编 广树诚译
第五号 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 郭振羽著
第六号 海外华人与东南亚的经济发展 吴元黎、吴春熙合著、陈永墀、杨保安合译
第七号 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百年史(1880～1980) 吴燕和著、王维兰译
第八号 星马华人私会党的硏究 麦留芳著 张淸江译
第九号 砂捞越华人史 陈约翰(John Chin)著 梁元生译
第十号 爪哇土生华人的政治活动(1917～1942) 廖建裕著 崔贵强译
第十一号 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 Maurice Freedman著郭振羽、罗伊菲合译
第十二号 夏威夷的华裔移民 Clarence Glick著吴燕和、王维兰合译
第十三号密西西比的华人 James Loewen著 何翠萍译
这十三本专著中，第一、二号是编集六篇在国内发表有关华人社会的论文而成，可以说是专为本丛书而编的论文集。第三号是编者之一亦园在民国五十年代末期的田野硏究报吿，因绝版多时，特商得所方之同意列入本丛书予以再版。第五号「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则是另一编者振羽在民族学硏究所客座期间的硏究报吿，也一并列入本从书。除去以上四号之外，其余九种都是从英文原著翻译而成，其目的卽在对国内学者介绍西文的华侨硏究著作，这也是本丛书的特色之一。
在区域的分布上，除去第一、二号属通论性者之外，仍以东南亚华人社会占最多，共有七本，其他则美国华人硏究占三本，大洋洲华人有一本。在著者的分布上则有三本是西方学者，其他十种分别为十一位华裔学者所撰。在译者方面，我们都十分小心邀约，大都是对华人社会问题素有硏究的学者，有些甚至是著者的好友或者是著者的夫人，所以全丛书的译文可说都畅顺而信达。
这一套丛书的出版，首先应该感激民族学硏究所的支持，以及同意选用其专刊与集刊上的论文。文崇一敎授努力为本丛书催生，正中书局蒋廉儒总经理、颜元叔总编辑慨允由他们设法编印，侨务委员会在经费上全力支持，使本丛书得以问世，都是我们最要感谢的。编者亦园与振羽在他们硏究的历程中，长期得到许多海外华侨友人的协助与支持，我们谨以这一套硏究他们的书献给他们。
李亦园
郭振羽
一九八五年四月序于南港
前言
我写本书的愿望，是想用人类学做工具，来描画一个处于弱小地位的中国移民社会。在我分析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社会时，使用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两种方法，而特别强调了后者。由于我对华侨社会之发展，以及社会组织的原则特别注意，在硏究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社会时，发现我处于难得的机会，亲眼看到该社会在殖民主义制度、和殖民地社会后期的状况。因此得以追寻一个华侨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并掌握其社会原则，乃因其人口之少，而历史又相当短的缘故。此一华侨社会之发展史，颇能做为许多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华侨社会的缩小模型。我因此盼望本书能乐助许多读者,进一步了解华侨社会。
虽然商业活动，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最主要的谋生方式，但本书并非专门讨论他们如何经营商业。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社会的商业化过程，是以后我要写第二本书的内容。华侨在东南亚，常被刻画为成功的商人，他们经商致富虽然不假，但是给人的印象，常遮盖住他们奋冈、受苦以及尽力适应环境的一面。我一到达首都摩瑞斯比港，就马上看出来华人忧心忡忡，缺乏安全感的心境。初到时我跟华人社会旣无任何关系，只好靠一些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任敎的白人朋友，介绍我认识学校附近开商店的华人。有时我也自己走进华人店里，买点东西，然后跟店家闲谈。绝大多数的华人，把我当做是外地来的自己人，而对我这个中国「游客」十分亲热和友善。但是后来才发现，许多人并不相信，我的硏究除了为了学术不带其他企图的。基于我过去硏究土著部落社会的经验，应该先去拜访当地社会领袖人物，说明此行来意，以便争取大家对我硏究的合作。我在摩瑞斯比港以及每到一地，都如法泡制，去拜访华人社会领袖。但是多次发现这些领袖人物躱避不见。我一去拜访，有的就突然生病了；要不然就约好时间，到时并不应约见面。这种情形，很快就使我了解，我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好碰上华人的难关大限——该地之独立自主正慢慢来临了。那时碰巧又有几个澳洲学者，也不先不后地来硏究华人社会(见Cahill 1971, 1972;Inglis 1972)。这种情形，触发了普遍流传的看法；那便是，澳大利亚政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的前夕，向华入社会发动了调査。
当我听到有人造谣，说我是「皇家间谍」时，我心里很难过。(由于澳洲当时在理论上还是英国女皇的属地，澳洲政府派来的人自然就称为「英女皇特派员」了。我自嘲没想到变成OO七字号的人物，虽然后来发现，华人间也在辩论，到底我是堪培拉、北京、还是台北派来的。)华人对我的怀疑，促使我想要了解：他们对我硏究之害怕，代表什么意义？他们对政治环境变迁采取小心的反应，代表什么意义？他们老报怨，无论过去还是当时，社会环境之艰苦，代表什么意义？而他们老想做生意发财，又代表着什么意义？我慢慢明白，要想了解他们社会活动的现状，必须要调查华人在此地的全面历史。华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适应过程，就在我做田野硏究期间，慢慢变成我的硏究重点了。
本书数据源，全靠1971与1974年间，在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的亲身田野调査和图书馆材料之收集。当时我是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硏究学院的博士奖金硏究生，我很感激大学给我的硏究费，支持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田野工作。并感谢纽约文氏人类学硏究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给予慷慨支助（奖金第二五七三号）。我在澳洲国立大学硏究期间，得到许多人的帮助，这包括：A. L. Epstein敎授、Marie Reay博士、Derek Freeman敎授、Steward Firth博士、Hank Nelson博士、及已故David Penny博士。
虽然我受恵于许多位老师，给予我人类学的训练及学术上的发展，我希望特别说明，我对李亦园敎授和许貌光敎授的感谢。两位老师启发了我对中国社会和华侨社会的兴趣，以及硏究的恒心。我特别感激于心的，是两位老师长期不断的指导，并对本书初稿提供宝贵意见。在本书出版前的一年间，夏威夷大学的Harry Lamley以史学家和中国社会硏究专家的身分，给我提供有用的指示。我还要谢谢我在美国的第一位老师Alice G. Dewey敎授」，感谢她持续不断的精神支持和鼓励。
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期间，受到很多人的好意协助，包括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摩瑞斯比港及西新布列顚的行政部门，圣心天主敎堂，和亚巴城的卫理公会敎堂的工作人贝。
本书得以写成，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许许多多华人之慷慨合作与款待的结果。虽然我无法向每人提名道谢，我还是要提出给我特别落助和友谊的人：Mr. and Mrs. Francis P. Cheung,
Mr. and Mrs. James Cheong, Mr. and Mrs. Vincent Chan, Mr. and Mrs. John Lau, Mr.
and Mrs. Andrew Lui and their family, the late Mr. Seeto Soon and his grandson,
Mr. Kim Seeto, and the late Mr.Luk Pui-wai, Mr. and Mrs. Cedric Chee, Father Raphael
Chow, Mr. and Mrs. Cheong Wing Hui, Mr. Chin Pak, Mr. Perry Kwan, and Dr. and Mrs.
C. S. Li。
内人维兰，跟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田野工作期间，以及撰写本书期间，共渡无数愉快与忧郁的日子。她在田野帮我访问人家、调査询问，并对我的硏究分析赋予启发刺激的批评。这些年来，她以人类学同工的身分，对我无时无刻的支持，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其情的。仅以本书献给维兰。
D.Y.H.W.吴燕和
1981年元月于
檀香山、东西中心。
许序
首先我要说，这是一本十分令人增长见闻的书。报导一羣中国后裔，生活、工作在异国，在文化与体质特征极为不同的人们中求生活。新几内亚起先受徳国人统治，后来是澳洲人，接着是日本人，其后又是澳洲人。二次大战之结束，见到白人势力之逐渐削减，直到1975年，独立自主来到土著间。吴博士很用心收集的资料，供给我们用来跟其他殖民地耐1会之华人报导做比较的极好基础；其它报导例如田汝康的「色拉瓦克华侨——社会结构之硏究」(1953),以及Will-mott的「三宝咙的华侨——印度尼西亚变迁中的一个少数民族」(1960)。
第二点我要说的，本书分析了，处于弱小地位的中国劳工与匠人，他们不顾严重的歧视与迫害，变成很成功的商人，而他们的生意，分布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境所有的城市里。
但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整个环境，由于从澳洲人手中独立，而产生激烈变化。华人从此会阶梯的近于最低的位置，爬升到仅次于操大权的白种人的地位，却又受到极无安全感的威胁；华人不仅怕失去辛苦挣来的一切，甚至还怕丧失性命。
吴博士使用了「适应之槪念」，做为分析的一般理论架构。但是适应过程，是一切生物在生存过程中必经之途，而人类也在内不免。澳洲土人跟美洲印地安人，都各自适应了白种人的侵略、统治、限制和歧视。新几内亚华人所不同于澳洲土人或美洲印地安人的地方，是他们用积极的办法对抗不利境遇，而能自寻与自造生存进取的好农会。这一点作者书写之详尽，实令人钦佩。
中国人的适应方法最重要之点，是他们特殊的亲扇制度，无论他们在中国本土、在新的革命政府统治之下，还是在外国、处于不同的人种与文化之间。
在中国本土，此一亲属制度使得中国式的社会，持久不断，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呈尖锐对比。中国人对亲属团结如此之重视，他们在中国以发展次要团体为主，这些团体跟亲属制度和乡土关系有直接的关联。但是这些团体之形成，不会变成有原则性地、去跟这些关联不相干的理由搞在一起。因此呢，像裹小脚这样的暴行，在中国一下就缠了一千多年。没有人发起运动去废除里小脚，直到西方带着传敎士来临，以及一些中国在欧美的留学生回国以后。
这种缺乏跟亲属制度或乡土基础分离的欲望，又表现在其它两大方向，是一般人没注意到的。第一点，跟全中国的人口比较之下，不仅是极少的中国人、背景离乡移出中国，旣使那些出洋的移民，比起欧洲人来，总是要保持他们跟家乡的社会与文化的环结。这是美国用来做排华法案百年之久的理由之一。第二点，在外国的中国人，絶大多数来自福建、广东两省的少数县份；住在其它各省的中国人，根本不把移民出洋当做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说，中国人并不缺乏航海技术与本钱。
亲属之团结，是造成中国社会延绵不断的一种力是，但是它也是一种弱点，阻止了中国人发展任何重大的、强有力的内在冲力，或广大羣众性的冲力，以求革新。这种缺少求变的冲力，甚至在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里都可明显看到，而使得有些西方观查家，视文化不命为消极的不抵抗(见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邂逅中国人」)。文化大革命是由上头煽动的，而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只是照着上头敎唆去做，.而'痛是做得过份热心。现在「四人和」下台以后，大多数的中国人又有过分走向另一极端之嫌。例如，从很多实例可以看到;自从1978年以后，许多人把所有过错都推到四人我身上。
自然而然,吴博士所报吿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绝大多数源自广东。其实多数是四邑地区来的；该地来的人，又形成美国唐人街居民的主要人口。他们的所做所为，以适应外国情况，都是可以从中国文化背景去了解。跟他们在美国的老乡一样，他们组成了亲族社团，或同乡社团。这些社团，并非像吴氏所说的「自愿社团」(voluntary association),因为参加的会员资格并非无限制的。相反的，旣便在「关帝厅」这样一个带宗敎色彩的它是推崇三国时代(公元二二O至二六三年)的关羽将军的，其会员仅限于五皖来的人。同时，职业团体，照理应该联合所有同职业的人于一个公会，却也受方言之别而分成几个会。因此说广州话的厨子组织一个公会，而说客家话的则另组一会。由此类推，木匠也分组两个公会，看谁是老移民、谁是后生或新移民。
以上这些情形，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只是重复中国到处可见的多年老模子。在中国，在每个人都说同一种方言的小区里，好比云南的「西城」，亲属关系甚至使屠夫公会分割成两个支会(详见许与胡著：“Guild and Kinship among the Butchers in
West Tow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zv, Vol. X, No. 3, June 1945, pp.357—364)。
在外国某地，如果同一宗族来的人吸很少的话，中国人就组成多族宗亲会。因此，在夏成夷、美国大陆、以及加拿大，就有刘、关张、赵宗亲会，或者谭、谈、许、谢联合的宗亲会。前者是根据结拜兄弟之友谊关系，以「三国演义」传说为基础;后者则因四姓都是「言」字边。多宗族宗亲会之形成，确实是外在环境强加的因素而造成的修改，但这种修改是在中国文化的形态下成立的。
吴博士给读者提供了中国人方式族羣关系(ethnic relation)的非常吸引人的新材料。他说：「直到1970年，大多数的华人，对该国的政治趋向不感兴趣，过去一直是看白种人的指示行事」这有什么不对呢？在中国的中国人，几百年来就表现着，下列格言的思想：
不管谁当皇帝，
我们照样纳税。
在新几内亚的殖民地社会里，白种人(或者徳国人、或者日本人)是统治者，而巴布亚新几内亚土人，是被统治者。中国人当然听白人的话，而看不起或不理土人，除非是跟当佣人的或店员的有来往。他们不想跟土人有任何瓜葛，也不想去支持土人的独立运动，旣便是应付也不做，这种情形，延续到土人独立、不可避免的一天光临。晩近到1971年，亚包的华人领袖还表示对选举毫不关心,「因为他们不愿卷入土人自治的政权交替里」。从他们典型的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华人领袖居然「认为他们的(华)人，在独立之后，会受到整体的公平待遇。」
在这一点，新几内亚华人的行为，跟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和土生白人及欧洲傅敎士，成尖锐对比。这些老殖民地白人，跟印地安土著及混血种人联合，捆手对抗新到的西班牙人与西班牙殖民政府官员，争取墨西哥成为独立国家以后，全民的政治权益。
像马黛琳斯拉徳这样的例子，她父亲是驻印度与缅甸英军最高统帅，可是她却参加甘地推翻英殖民统治的运动，这种事旣便在中国人最荒唐的梦里，也要当做是怪事的。马黛琳来自富贵荣华的英国高等正会，取了印度名字叫米拉贝。她跪在甘地脚前拜他为师以后，第一件任务便是去刷毛坑。她把终身献给了甘地和印度，受尽苦工、疾病和监牢之苦。（见马黛琳斯拉著「鬼神朝圣」一书Madelaine Slade, The Spirits
Pilgrimage,1960）。在此书的序言里，文生希安写道：「依照卡尔容格医生的（集体意识之）思考方式而言，我们可以说，她是西方世界罪行的招认，以及赎罪的意志。」
在中国史上，很少见到，有人为了他们自己国家里的被迫害者、弱小人物之利益，奋斗疾呼的。他们更不可能为外国的什么解放运动做先锋。多数中国人，在社会上和心理上，是如此陷入对他们主要团体（如家族）的责任和莪务，他们根本没时间与精力，去管毫不相干的理想目标。
中国人从来没显示过、任何要改革宗敎的爱好，也没产生任何有名的探险家，一个人到遥远的、或没人去过的地方。没见过中国商人或企业家，像英国东印度公司替查理国王及后来的伊利莎白女王那样，为征服的皇帝铺路，也没有中国老百姓，跟着统治者战胜的军队，到新天地去落户。
然而，假定社会与政治形势具有固定的结构，而中国人变成此结构里的一份子，那么他们就会不顾一切，为了更上一层楼而努力不懈。他们的努力求进，主要的目标，为为了他们自己，以及有亲戚和同乡关系的人，去绕过绊脚石，寻求好机会，但不会去努力消灭绊脚石，或者闹革命，以求所有的人都可有福同享。
因此，吴博士书中说：「新几内亚华人设法敎育他们子女，达到如此成功地步，以至于1940年代末期，好几个华人子弟进入了澳洲的大学。华人父母，在1950年代，每年供两百华人学生到澳洲就中学，因为本地无中学」。
跟许多欧洲人（白种人）很不同的另一方面是，中国人多数在利用敎堂的关系，做为进身的直接物质依罪时，并不感到良心不安。新几内亚华人；「在宗敎上的行为相当现实，有好几个福音敎的改信天主敎，而加入天主敎集团，乃因经济或其它原因」。这种情形，使我想起在美国西北大学的一位香港来的大学生，她在奖学金申请书上说；「我肯变成福音敎徒」。另有一位北平的刘先生，他在1945年在报纸上公开向读者建议，为了要解决贫穷，建议大家去信天主敎，如此妻子儿女都有资格接受天主敎的救济(参看许烺光著：「美国人与中国人」F.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Purpose and Fulfillment in Great Civilizations,1970,pp.256—259)。
在书中有一段，吴博士似乎在建议，天主敎与福音敎两者之间的华人皈依者，有敌视之存在。但是接着下一页他又注意到，「在1960年代，华人之间明显的敌对，开始消失了，这可能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充分做生意的机会丄这是唯一的一次，吴博士失误掉进难以招架的经济解释，用来说明人类行为。因为充份的经济机会，跟美国或北爱尔兰的宗敎冲突之消减，并无显然的相关性。
在此情形下，新布列顚华人的行为，并不是不符合中国人行为特征。这种应付宗敎的现实办法，说明为什么,在他们之间从来不懂，因信仰不同而产生无法妥协的冲突。
白种欧洲人，在他们多彩多姿的历史上，早表现出一股对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或黑色的毁灭主义、之持绩不断的热情。总有一大批白人，情愿在白色或黑色旗帜之下，去砍别人的头，或涩自己的血。这些活动，打心底是跟他们的理想相结合的，因而使他们甘愿为善或为恶去跑腿或卖命。他们的做为都是走极端的「善则非至善不可，而必须消灭邪恶」；当然，反之亦然。西人慷慨解强、支持保护儿童或保护动物协会；但是又有很多人残害女童，或者去破坏动物园，杀害亳无抵抗的动物。
反之中国人在朝朝代代的历史里，并没有表现类似走极端的癖性。他们背着祖先的沉重包袱，他们的乌托邦是个毫不壮观的、消逝已故的金色时代。中国道敎的创始人，据说是个处女怀孕八十年而生的。他一生下就已衰老，故大家称他为「老子」。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扩大这个神话，因为在他们脑子里所想的，男女是互辅的，像光与暗一般。而不是互斥或敌对的，以至于从敌对的定义而言，一方之盛必建于对方之亡。因此，从来没有一个中国领袖，提倡以一个战争消灭所有战争，建立宗敎大审判，或者能发任何奇想，而想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一了百了的解决办法。
从某一方面来看，中国文化的行为方式，可以刻制为宽容的、宽大而不偏执的；而相对的西方人则是小气的、好图的以及充满偏见。但是转一个方向看，又很容易看到，西方文化上，行为方式的代表为坚强信仰、不肯妥协的讲原则以及组织之精确。反之中国人则是信仰薄弱的、原则上是骑墙的，而对他们自己小圈子里有亲属或同乡关系的扶植，对圈外人亳无同情心的。
无论对中国用什么经济决定论者的看法，其解释有什么功劳，事实总是很难支持这些解释。经济决定论，根源于西方个人主义。在人须之间缺乏情感关系，西方人一直是忙着去控制非人事务，或者把超自然私有化，以求满足个人愿望。中国人把人类之间的关系，看得比跟神或非人东西来得重要，是从他们的亲属制度沿伸而来的。亲属制度如此坚毅不拔，在面对革命、殖民地或殖民地后期的环境，都不会軽易消逝、或者大大改变其内在的属性特征。
以上这些观点，尙待读者从吴博士书中，小心求证的书页里去发掘。这本书在示范人类行为里、文化量面对经济或其他因素时大有力觉。这本书是硏究中国的学者，比枝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般必读的。
旧金山大学许烺光
Francis L. K. Hsu
目次
总序
前言
许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新几内亚华人移民和聚落史
第三章 从华人移民眼中看移民和适应的过程
第四章 亲属制度与商业成功的关系
第五章 社会政治组织
第六章 政治局势的演变和华人的难关
第七章 结论
附录一 阿鲁易·阿昆致约翰·安士我斯上校请愿书，1924年
附录二 新几内亚托管地华人人口：1921到1957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