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马华文化面向21世纪——从90年代的文化议题说起
许文荣
踏入90年代，由于国家政策的转移，马华文化的外来压力相对地缓和了，马华文化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因而走向一个自觉的道路，内在的动力主导了文化前进的路。在现代化宏愿大列车号召下|,马华文化内部的力量在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步伐，以纳入现代化的轨道与国家宏愿列车奔驰进入下一个千禧年。
90年代马华文化的进程有很大的转折。基本上，从“自救”趋向“自强”前的“自觉”时期。从建国初期至80年代，马华文化似乎别无选择地必须朝逆流而上，在面对主体民族文化的强力冲击下（注1），在还未真正认清自己之前，就得本能式地在逆旅中挣扎求存。当时“反同化”成为了马华文化的发展基调，人权成为了它抵挡来势汹汹的同化论者的盾牌，1983年的文化备忘录及1985年的华团宣言充分地反映了当时马华社群的“自救”声音，前者是对国家文化马来中心主义的回应，后者则是各领域权益屡遭切割的进逼中，情急智生地打出人权牌的大声疾呼。
踏入90年代，由于国家政策的转向，马华文化的外来压力相对地缓和了，马华文化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因而走向一个自觉的道路，内在的动力主导了文化前进的路。在现代化宏愿大列车号召下，马华文化内部的力量在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步伐，以纳入现代化的轨道与国家宏愿列车奔驰进入下一个千禧年。
在迈向21世纪的当儿，马华文化的建设大军在逐渐地增加，挥动着新旗旧帜投入文化行列里。根据个人的归纳，至少有六支队伍在推动马华文化的发展进程：
一是华团：这是文化建设的传统力量，以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简称华总）与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及全国华校教师总会（简称董教总）最具影响力。在马来西亚，大大小小的华团共有5千762个（注2）,分为血缘性、地缘性、业缘性、校缘性四种，它们在直接或间接地或设立、或管理或经济支援一间资料研究中心（注3）、2所大专院校（注4）、60间华文中学以及1千200多间华文小学。
二是知识界：包过学人、作家、报人、文化工作者及教育工作者，马华知识界近年来显得相当的活跃，一连举办了几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注5）、文明对话会，以及在今年6月3日发表了空前的《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注6）。
三是华校：包括1千200多间华文小学、60间华文独中、两间华社所办的大专院校：即南方学院及新纪元学院、以及两间国立大学，即马大及博大的中文系。
四是华裔大专生：近来对本身与文化建设关系的自觉在不断地提升，斗志相当高昂富有热情与理想，意图冲破传统上的商人及老人在文化上的主导，想开辟一条“另类”文化发展的道路，他们经常举办文化讲座、文化展览会、文学周、大专辩论赛、出版各类刊物等等。最近在新加坡勇夺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的马来西亚大专生代表，将给予这一群体在文化建设上更大的鼓舞。他们经常从知识界队伍中获得理论上的指导，两者关系相当密切。
五是宗教团体：其中以佛教团体及基督教团体最为活跃，他们在马来西亚两家最大的华文报，即《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辟有定期的专栏，也创办及支援多家社会辅导中心及不计其数的慈善机构，倡导无私奉献及爱心文化。他们也定期地进行各类形式的活动及聚会，以提升华人的宗教情操及生命境界。这一群体凝聚力最强。
六是华文报馆：从间接的文化宣传到直接的文化参与，近年来马来西亚的华文报馆在文化界越来越活跃，它们对推广马华文学及倡导人文精神的建立成就尤为显著。
七是华基政党（注8）,尤其是马华公会发起、设立及支援一些文化团体，如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注9）、红楼梦研究会、三国演义研究会等等，也联合其他华团举办文化活动。虽然政党对文化的推动有其宣传的动机，不过由于华人媒体对于政治领袖的偏好，政治人物的参与会给予文化活动带来很好的宣传效果。
以上所述推动马华文化前进的队伍里，有些是联手与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队伍前呼后应地开展文化自强之路，有些则特立独行，獣默耕耘地支援文化现代化的工作。从独立至今，文化建设在马华社会里全是自发性的行动，官方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乎其微的。
进入90年代，由于政府致力于经济的现代化，在文化也采取了比较开明及开放的态度，马来西亚华人在文化上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再是被同化的威胁（注10）。而是如何调整自身凌乱的步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配合其他友族，尤其是马来人发展的节奏，以便成为他们的有效伙伴，手牵手、肩并肩地推动国家的现代化，以达致2020年宏愿。在这个过程中，各族如何达致稳定、融洽、亲善的关系，已成为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并决定马来西亚是否可被建立为一个美丽的家园。
根据杜维明教授的观察。迈向21世纪，人类在文化上有两大趋势，一是全球化，一是根源化。大马华人在全球化上的观念及行动是相当一致的，即吸收现代的科技与现代知识以应付急速多变的现代生活；然而在根源性方面，却有很大的分歧，有一派认为应该继续把根植于传统民族文化之上，笔者把他们称为“传统派”；另一派则认为应以当下所生活的土地为根，以本土特殊的生活体验、思维模式及价值取向作为马华文化的主体，传统文化只是可支取的本土众多文明资源之一。笔者称这一派为“本土派”。显然的“传统派”以“民族”作为文化建设的“第一性”，“土地”居次；“本土派”则以“土地”作为文化的“第一性”，“民族”为次，这种分歧引起有关马华文化主体性的论争（注11）。
一直以来，由于马华文化源自于传统中华文化，因此马华文化总是被视为“在马来西亚的中华文化”。所以，发展马华文化与发展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常被划上等号。虽然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已经历一定程度上的自然涵化过程，然而，在独立初期同化压力无所不在的年代，并且在一种“被压反弹”的心理驱使之下，华社有意无意地回避与其他文化的交融，采取全盘“中华文化化”为文化建设总方向，全面地从传统中国文化中寻找民族自信心与精神资源。
无论如何，这种全盘中华文化化的进程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一，继承传统中华文化成为唯一的文化发展方向，忽略了对本地其他文化的了解、吸收与整合（注12）；二，只传承没有开创，只消费没有生产，久而人之养成了对中国知识人与文化人的过度崇拜与依赖心理，产生很不健康的文化跟风主义（注13）”。
到了90年代，随着地球村的形成，世界已从单一走向多元，国内的马来友族在文化上也逐渐比较开放，一些较有本土意识的文化思考者认为，马华文化的建设不应再局限于全盘中华文化化。马华文化除了必须现代化之外，也必须经历更深层的本土化，以便能够更加地适应本土的现代化生活，以免与甚他族群及文化格格不入，活在自我的小天地里。
在90年代，这些马华“本土派”知识人认为，马华文化要健全地发展，朝向独立自主是她必经之路，而非继续自囿于中国文化的边缘性与被动性的处境。即使对现代中华文化的吸收也得按着本土生活的需要，毕竟本国的种族结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政治情境以及历史进程与中国大不相同，全盘照收或直接的移植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必须经历本土转化的过程，至于传统文化，也是精华及槽粕混杂，必须批判地继承，去芜存菁，才能建立优越的马华文化。
无论如何“与此同时也有另一派仍然持着传统看法的知识人，他们认为马华文化应继续“再中华文化化”，因为唯有以中华文化为主体，马华文化才有实际的内涵，离开了中华文化，马华文化就显得一片苍白。显然的他们的思维仍然是局限于“马华文化即是中华文化”的老论调中，只是他们强调对中华文化精深层面的吸收，以加强马华文化的深层结构。
“本土派”与“传统派”在关于马华文化主体性建立上纵使有其差异，而且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达致共识；不过，两者皆没有否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吸收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高层文化方面如哲学、思想、艺术、文学等等，只是“传统派”主张应以传统文化为马华文化的主体，“本土派”则认为除了中华文明之外，也应整合本土各族与各宗教文明及现代思想，并通过会通、转化与创造的过程，建立马华文化的独特性，开展以其自身为主体的文化系统。这样，马华文化才是名副其实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就如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一样，其独特性可以给予中国学人在文化思考上提供宝贵的灵感。或许可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反作用。
马华社会90年代的另一个文化议题是“文化总纲领”的制订，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华社能够在建构马华文化的过程中达到基本共识，也给予遍布全国各地的5千762个华团推行文化活动时有一个“纲领性”的指导。
“文化总纲领”的制定是由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简称华总）所带动。华总在1995年庆祝每年一度的华人文化节时，举行了“迈向21世纪的华人文化研讨会”，收集了各专家、学者、文化工作者的意见，以该研讨会的论文为蓝本，并成立文化总纲领专案小组，草拟这分后来成为颇具争论性的文件，前后为时两年。在制订的过程中迂回曲折，成为华人媒体报导及讨论的焦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因为这分文化总纲领，使两个华团最高领导机构，即华总及董教总双方的矛盾尖锐化及白热化。董教总本来也参与文化总纲领的制定，后来由于觉得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而退出专案小组，过后他们又在华总发布文化总纲领全文之前抢先发布本身的文化总纲领。董教总的行动激起华社舆论界的论辩。在这场论辩中，意识形态之争并不怎么凸显，因为两份文化总纲领的差异并不大；反而是两机构欲争华团最高领导地位之心昭然若揭，也使两造陷入非常尴尬的处境。
董教总在争取与维护华教权益的贡献使它从50年代开始一直在华社具有极大的威望及影响力。董教总非常担忧其威望及影响力一旦被分化，她是否还能够有效地像过去一样领导马华社群捍卫母语教育的权力。为了维系她在华社的威望，她经常釆取较高姿态及较激进的行事作风。华总在1993年成立后，宣称为华团的最高领导机构，并以促进各民族的亲善与团结为其主要宗旨之一（注14）。因此从一开始华总就不打算以压力集团的形象出现，而是以协商及中庸的姿态来赢得官方及民间的支持。它的“温和”形象获得华基政党及不苟同董教总激进斗争方式的人士的支持。华总也有意识地想在华人文化上奠定主导地位，除了获得一年一度的全国华人文化节主办权外，也主动举办文化研讨会，并与学术机构联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募文化基金、发起制订文化总纲领等等，声势有越来越超越董教总之势。
马来西亚华社的基本意愿是希望两造能平息争执，通过冷静及理性的对话与沟通，在文化课题上达致一定的共识，即使共识无法产生，至少也应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不必陷入情绪化的无谓漫骂及争吵。这不但对文化建设带来负面的影响，也会使到华社对华团更加的反感，特别是对华团斗争越来越不感兴趣的年轻一代。无论如何，这两大机构若以良性竞争取代恶性竞争，以实际的文化建设取代空洞的言词口号，这是广大华社所喜闻乐见的。华总若能把文化总纲领的主张付诸于行动，它在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将是不言而喻的；随着新纪元学院的成立，董教总在华人教育领域的地位将更加地无法被任何团体所取代。若这两大华团领导机构今后在文化建设上有更加明确的分工，将使文化发展更趋专业化及系统化。
马华文化界里另一项具有历史性及前瞻性的事件是《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的发布（以下简称《宣言》）。这项宣言于今年6月由24位学人、报人、文化人联名发表（注15）。《宣言》表达了知识人对马华文化建设的基本观点，即从理性出发，以恢宏的胸襟，汇集所有社会资源，并基于传统中华文化与本土生活方式的融合，以及汲取现代文明而展开独特的主体性建构。《宣言》也表明知识人在文化建设中的自我定位，即扮演钻研者的角色，以发挥其传承、转化、批判和启蒙的功能。虽然《宣言》发布后如所预料的并没有获得巨大的回响，然而这却是马华社会空前性的以知识界为名所发出的“第三种声音”（注16）
早期从中国南来的华族移民几乎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口，知识人并非完全没有，但多为官方委派的华校教师、报人或外交官；或因政治逼害逃亡而来的，如康有为及梁启超等人。无论如何，这些知识人士都非自发性移民，因此只在这里作短暂的居留便回国，因此在传统“士、农、工、商”四大阶级里头，“士”一直是马华社会中力量最贫弱的阶级。建国以来，随着政府推行全民教育，特别是近年来全面扩展高等教育机会与素质；再加上华教运动在风雨中逆流而上，挽狂澜于即倒，有识之士前仆后继，默默耕耘，数十年如一日地兴教办学；两者齐头并进之下，为马华社群培育不少知识人才，使马华知识界队伍日愈扩大。
无论如何，在这之前，马华知识人队伍散漫，自觉性不高，没有汇集成坚实的力量，在文化上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他们大多依附于华团扮演幕后及次要的角色，经常得忍受被人“招之则来，呼之则去”的遭遇，或被卷入华团权力斗争的尴尬处境，有者则因此而垂头丧气，退隐江湖，明哲保身。
90年代是马华知识人对本身的文化职责与使命的觉醒逐渐提高的时期，他们期望摆脱“依附者”的宿命，在文化建设上独树一帜，与其他团体平起平坐地携手建设马华文化，《宣言》的发布虽然是直接对文化总纲领的纷纷攘攘感到反感所激发，但是这也是知识人长久以来自觉自醒酝酿过程的必然成果。当然知识界的形成并成为自觉性的群体是一个文化趋向成熟的标志，然而马华知识界能否加强凝聚力、突破目前的框框及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如何避免自视过高而独来独往，反之能不卑不亢地与其他态度真诚的华团或文化组织并肩作战，这是他们未来的挑战。
将于今年杪所召开的华人思想兴革大会是90年代马华文化的另一个盛会。它是马华社群在文化思想上的自我审察与反思的思想激荡大会，并试图提出新概念、新思想以引导华人进入下一个世纪。
几年前马来社群提出“新马来人”的口号（注18），马华社群的领导人也有样学样地呼吁华人自我革新，槟弃陋习，以成为“新华人”。不过当时只是动动嘴巴，没有进一步的实际行动。直到去年，当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在马华公会代表大会开幕演词中劝请华人须配合其他族群的步伐，在文化思想上应自我革新，这才激发华总、马华公会及全国商联总会3大机构联手发起举办“华人思想兴革大会”。
华人思想兴革大会具有相当高的自我期许，试图整合各造的力量以发动持久性的华人思想兴革运动，从小组讨论到州级大会到全国大会一层一层推进。大会列出9项需待振兴及革新的领域，即文化、政治、宗教与习俗、种族关系、经济、资讯科技、教育、社会及华团。思想兴革大会并没有计划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只是全面地检讨大马华人过去在这些领域的种种弊端、弱点：如不守时、不团结、好赌成性、形式主义、政治冷感等等；以及将来所会面对的冲突与挑战，并提出一揽子的实际革新新方法供华人参考，以净化及优化华人的文化及思想，进而建立马华文化的自信与精神。
华社过去曾发起好几次的革新运动，如“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移风易俗运动、守时运动等，但是都成效不大，流于三分钟热度。思想兴革大会目前进入州级大会的层次，虽然这项大会获得华社媒体的广泛的宣传，不过民间对它仍然提不起兴趣，这大概是他们把它与过去的失败例子联系起来，对它不抱有太大的期望。此外，整个筹划、决策与推行的过程都只集中在高层领导的层次，并未给予专家、学者及文化工作者太多的参与机会，也是一个局限。这项兴革大会能否带起华人思想的革新，文化的现代化，就得看它是否有后续行动，持续不断地引导华人进行革新，此外，如何整合各文化队伍的人力、物力与智慧，把革新之苗深植于广大的民间，并通过潜移默化，才能使他们在廿一世纪时成为“新华人”。
在21世纪逐渐逼近的当儿，马华文化的建设大军在不断地扩大。而且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参与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使马华文化的发展在多元互动的情境中展现前所未有的生机。不容否认，虽然当中仍然有不少人事的纠缠，意识形态上的纷争，不容易在短期内平复进而达致共识。然而马华社群大都能认清“道相行而不相悖”，“殊途而同归”的道理，多元本来就是马华文化的独特性（注19），由于多元而使到马华文化展现异彩纷呈，丰富充实。总的来说，通过初期的预备直到90年代的“自觉时期”所奠下的基础，马华文化在下个世纪的建设与发展有着光明的前景。
注解：
1.即“2020年宏愿”，由马来西亚首相在1991年2月28日所发表的重要国策之一，表明政府要在2020年时，使马来西亚发展为一个先进工业国。
2.这是根据马来西亚副内政部长黄家定所披露的资料，华团的数量甚至比大马最大种族，即巫族的社团（共3,423个）还来得多；载于《星洲日报》24-2-1996。
3.即华社研究中心，或简称“华研”。她的前身是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于1996年8月22日正式通过易名为“华研”。她是由15华团领导机构于1985年元月所创立的，以收集及整理华社资料，供研究用途；并从事大马华人历史、社会、经济、教育等人文课题的研究，推广学术风气；参阅《不废江河万古流》，华资10周年纪念特刊，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出版，吉隆坡，1995年。
4.即南方学院及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是于1990年由新山华团所创办并开放予全国学子就读的大专院校，她的前身是附属于宽柔中学，并拥有15年历史的宽柔专科班。新纪元学院是重教总所设立的高等学府，在今年中获得政府的开办准证，预料将于明年初正式招生。
5.近年来马华知识界单独或与其他文化机构联手所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计有：1994年的国际汉学研讨会、1995年的“中华文化迈向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国际研讨会、1997年初的“东南亚文化的冲突与整合”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年中的“马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每次举办都获得华社的热烈响应。
6.见30-9-1997《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扌艮》。
7.马来西亚的西马及北马目前共有5家华文日报，即《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明日报》及《光华日报》。除了《光华日报》属于地方性报纸之外，其他4家都是全国性的报纸，其中《星洲日报》及《光明日报》属于姐妹报，《南洋商报》及《中国报》也是如此，分别由两家报业集团所拥有。
8.华基政党是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它们未必是纯华人的政党。这些政党是西马的马华公会、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东马的人联党及自民党等。
9.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简称华人文协，是在1977年由马华公会所发起成立的。她的宗旨是维护、发扬及推广华族传统优秀文化、成为马来西亚各族文化交流的媒介等等。参阅马华公会45周年纪念特刊1949-1994,马华中央宣传局出版，吉隆坡，1994年。
10.现任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医生最近在接受中文《亚洲周刊》的专访时表示，马来西亚华人是难以被同化的，现政府已改弦易策，无意再同化其他民族。
11.有关马华文化主体住的论争，参阅许文荣：《从总纲领对马华文化的定义论马华文化的建设》，《星洲日报》22-13-1996；郑庭河：《中华文化一一马华文化：一场对话会的评析》，《星洲日报》17-2-1996；许文荣：《从解构文化中国意识再论马华文化的建设》，《星洲日报》30-3-1997;安焕然：《再掀一页马华文化本土化运动一一给文化总纲领和兴革大会一些建议》，《星洲日报》30-3-1997；郑庭河：《文化中国的〈压力〉和文化马华的探求努力》，《星洲日报〉〉3-5-1997;黄文斌：《如何〈立马华文化之主体〉兼解读从解构文化中国意识再论马华文化的建设》，《星洲日报》15-6-1997;22-6-1997;29-6-1997及6-7-1997；许文荣：《略谈马华文化的独特性》，《星洲日报》27.6.1997等。
12.前《南洋商报》总编辑朱自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华人只一味地在保留自身的文化方面努力，下意识的陷入自我封闭的境地，阻碍自身文化与别的文化的交流，也就无利于建立文化融合的基础。朱自存：《寻找文化融合:努力了多少》，《南洋商报》9-10-1994。
13.参阅许文荣：《从总纲领对马华文化的定义论马华文化的建设》，《星洲日报》22-12-1996。
14.见《南洋商报》I4-12-1995。
15.这24位知识人是：安焕然、许文荣、许德发、陈亚才、陈再藩、陈锦松、张景云、何启良、何国忠、郑云城、郑良树、林幸谦、林建国、罗正文，祝家华、胡兴荣、骆静山、谢爱萍、欧阳文风、黄文斌、黄明来、黄锦树、曾庆豹及赖瑞和。参阅《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我们对马华文化建设的基本观点》，《南洋商报》6-7-1997。
16.所谓的“第三种”声音，即华团及政党之外的声音，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声音。传统上，华团及政党领袖由于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威望，并受华人媒体所偏爱，因此也就“名正言顺”成为华社的发言人，包括在文化领域，不管他们对文化“是懂”还是“非懂”。
17.参阅黄枝连：《东南亚华族发展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页205。
18.“新马来人”的概念最早是由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医生在发表“2020年宏愿”的演词中提出来的，后来在1993年的巫统（大马巫裔的最大政党，也是马来西亚政府的骨干政党）的高层选举中，被少壮派加以应用成为党选口号，势不可挡，使少壮派领袖安华登上副首相的职位。“新马来人”是指一个有崇高道德、充满自信、富使命感、自强不息并且能够与时并进的马来人,
19.参阅许文荣：《略谈马华文化的独特性》，《星洲日报》27-6-1997。
（19/26-10-1997；2/9-11-1997《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