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我们面对文化问题
任雨农
历史、社会、文化，演进到了今天，构成一个挑战性的时代，既是个人的挑战，也是社会国家的挑战，是文化与思想的挑战。欧美民族，他们的历史没有中华民族悠久，然而，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他们所创建的文化、工艺、科学，以及政治制度，那种辉煌的成就，确确实实令人惊心动魄。过去，1百多年的日子里，欧美民族的嚣张势力，曾经使亚洲、非洲的人民受尽了屈辱与痛苦。就是到了今天，他们还要叫东方的国家照着他们所高唱的民主人权的步伐走路。同样是有知性的民族，为什么欧美民族敢于指挥别个民族呢？中华民族论历史，有4、5千年；论人口，有十一二亿；论文化，有浩如烟海的古籍，为什么我们会输给人家呢？而且，从新的观点方面说，我们输得太多，输得太远，输得太惨。要根究为什么吗？以我个人荒浅的看法，我们的民族不是体力不如人，不是智慧不如人，不是奋斗的毅力不如人，不是好学的精神不如人，我们的民族可以说样样比得上人，样样比得上欧美民族，比得上日本民族，只有一样，比不上他们，就是“爱国心，爱民族心”比不上别个民族。别个民族从“爱国家，爱民族”的基础上作出发点，他们的智慧、思想、学问发挥到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文化到达了最强最盛的时候。然而，反观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太多的人民把自己的智慧精神用在“私利”方面。“私利与公利”相冲突的时候，牺牲的是“公利”，怎样也不肯为了大众而决心让自己牺牲，正如前人流传下来的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话不是十分露骨吗？不是把我们民族本性刻画得面目分明吗？
说到这里，我感觉到我自己似乎从梦幻中醒觉过来。我个人的看法，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不是没有觉醒，是觉醒了，不过，只是觉醒一半，另一半仍然在迷惘中。好像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重心。在过去近百年的历史道路上，我们的人民，掌握国家大权的人，高级政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叫老百姓爱国，叫人民作出牺牲。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大家都有牺牲的义务，大家是应该作出份内的牺牲。可是，每当国难当头，每当民族危急当头，流血捐躯的，毁家纾难的，是热血青年，是勇敢的老百姓。然而，发大财的，做大官的，过着酒绿灯红生活的，是那些少数的特殊阶级人物。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就是出在我们的“民族良心”丧失了。“民族良心”不幸一旦丧失，那等如一个人失去了理智，心智疯狂了，那还有什么不会做出来呢？
过去，高喊实行“民主政治”，以挽救国家；提倡科学，以建设社会；打倒孔家店，以建设新一代的思想。五四运动时期，掀起这一股浪潮。国民党统治时期，文化运动是大力尊孔，把孔夫子奉为思想指导最高原则；教育方面，一面介绍西方科学，一面提倡读经书，读古典文学。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一方面在痛定思痛中似乎找到了生命的方向，一方面继续“儒家思想”的发扬。中国大陆方面呢？那是一片矛盾的云雾，斗争，批孔，腥风血雨，国家与人民捲入浩劫的痛苦中。自己的民族生命在战慄，外人在冷笑。这一划时代的悲惨情形出现了，也产生了别开生面的社会情形的出现，这是文化的另一新面貌呢？还是思想方面的另一面貌？严格的说，都不像，既不是新文化的萌芽，也不是新思想的发初。别开生面的社会情形的出现，是指那些地方呢？是指新加坡，是指马来西亚，不是指香港，也不是指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独立国家，一个是全面英文化的国家，一个是多元化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方面，忽然加入了一个插曲，响起了中国文化的调子，而这个调子又是两千年前的“儒家思想”，所以就显得特别新奇，他有引起人们深思的兴趣。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不被自己民族子孙看重，甚至遭到自己民族子孙的清算与糟蹋，相反的，却受到海外拓荒的子孙，而这些子孙又是受外文文化薰陶出身的，他们忽然看重起来，要提倡“儒家思想”，举办“儒家思想”讲座，举办“儒家思想”研讨会。真是一道彩霞击破了云雾，我想，凡是自己心田上仍然还有本身民族感情的子孙，该是多么的兴奋，多么的感到骄傲！
说到中华民族的历史，一说有4千6百多年，一说有4千3百多年，这两个数字都说明了这个民族历史的悠久。一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奋斗，而仍然存在。不止存在，而且繁衍昌盛，发扬光大，这就不简单了。这就可以看出这个民族本身有一种深厚的雄伟的力量在支持，在激励。什么力量呢？自然是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总汇，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化，是一个民族尊严的代表。民族要团结，民族要发挥力量，惟一的维系与促进，就只有靠文化，只有靠本身民族文化，不是别人的文化。本身民族文化是每一个人的生命之源，外人的文化，只能增添我们生活上的姿彩。
说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很自然的就想起孔夫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在孔子之前，中华民族还没有文化产生，殷商时代，只有简拙的卜辞，就是甲骨文，是初期民族记载游牧生活情况。卜辞以后，可作为上古文学重要资料的，便是周易。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有伏羲画八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周易的时代，是商朝末年，周朝初年。周易，是一本卜筮的书，也不是一人所作，由那时一些巫卜之流的人所作。今天，有些地方有“易经研究会”的组织，看作是一部有大学问有科学理论的书籍。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卜辞，只是一部迷信的书。虽然只是一部迷信的书，但是，她是由卜辞时代走到诗经时代的桥梁。不论在思想上与文学上，在这一条进化的道路上，卜辞（周易）是过渡时代的产物。那时代的艺术，正是利用迷信魔术作为宣传的工具。在那时的人民，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在周易里面，自然谈不到伦理教育，谈不到政治理想，就是唯美艺术，高尚的宗教，都谈不上。所以说，要谈中国的文化，只有从诗经时代开始，只有从孔子开始。
孔子生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大小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很大，社会动荡不安，人心向犯罪的方向奔流，这个可怕的局面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把它阻止，把它扭转，把它改善。希望有一天有人能够把“仁道”的力量发挥，不仁的人，不仁的事，不仁的现象，自然会渐渐好转过来。社会的病态，人民的苦难，激发他的爱心，这爱心就是“仁道”。所以一个“仁”宇，就成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他要人们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
孔子说：“仁者爱人”，这是一种利他（为他人）的行为。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志士和仁人，他是不会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去做不仁道的事，为了大众的利益，他可以不惜牺牲自己。
“士见危授命，见得思义”。临到人们有危难的时候，先把自己的生命拿出来；有利益的时候，先要考虑应不应该得。
这种行为，就是“仁道”精神的发挥。孔子顺应当时奴隶制度解放的潮流，他认识到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先把他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先尊重他人的生存权利，自己的生存权利才能得到他人的尊。
一个人有“杀身成仁”的精神，有“见危授命”的精神，在社会人群的大事情上，那有甚么好怕的呢？所以，他说：“仁者不忧”、“仁者必有勇”、“当仁不让于师”，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后世子孙，有没有体会到呢？后世子孙有多少人临到社会人群的大问题上，发挥过这种精神呢？今天高谈“儒家思想”的人，他们临到社会与族群艰难危急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像这样冷漠的社会，残酷的社会，希望有“见危授命”的人，希望有“杀身成仁”的人，本来是不容易的。而古今社会人们的面目太多“巧言令色”的人，一副对待上层人物的媚态。媚上的人，必定是傲下，对待下层人一副傲慢的态度，这种人是不会有仁爱心的，所以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些儒家的伦理真义。可惜后世只看到他的皮相，看不见他的精神。
论语所含的哲理
“论语”这部书，谈到“仁”的问题很多，我不想逐条来讨论，总的来说,孔子的“仁”，就是博爱，就是要爱所有人的生命，要每个人的生命不受到侵害，这是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人们的生命得到保障，社会才会安宁，社会要安宁才有进步。两千多年的孔子，有这等眼光，有这等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成为民族文化主流，他的影响到今天，今天的人权、民主、自由，就是孔子精神的化身。我们本身的民族文化，早已具备了这种精神，为什么要学欧美人的那一套呢？
孔子不但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还是一位很好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方法并不是机械式的，他能够“因材施教”，诱发性的教学法，两千多年前就实行了。今天的教学，填具式的教学，这样的情形，想要藉教育的力量来增添文化的生命力，会有希望吗？
孔子更是一位平民教育的开山祖师，他主张“有教无类”，教育是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权利，教育不应该分贫富，不应该分贵贱。他要打破他所处的时代邢种奴隶式的社会，只有贵冑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这种主张，这种眼光，这种精神，正是民族文化所不可缺少的力量。不过，在教育问题上，孔子遇到了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孔子自己说：“惟小人与女人，为难养也”。孔子说的小人，是指当时社会上那些失去父母，没有人照顾的少年，所谓流浪孤儿。这些流浪孤儿，连生活都成问题，要养（教育）他们，那就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所以孔子说难养。养，就是教育问题。孔子的时代，奴隶制度虽然破了，残存的旧的不合理的制度仍然存在。女子想要受教育，同贵族男子一样受教育，那就非常难了，女人虽然同样是人，而时代限制了她们，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难养的意思。后世的人没有从孔子做人的精神气质上面去细心理解，把孔子的原意误解了。说成“小人与女人”是最难对付的人，是品流极下的人。这一错失。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请想想，以孔子的气质，以孔子的情操，他会说出伤人的话吗？何况这句话含有轻佻性。
“食色性也”这句话，一般人认为是孔子说的，其实不是。这句话是孟子的学生告子说的。告子说这话的动机是不满意孟子离弃妻子的理由。孟子离弃妻子的理由是，他认为男子身体容易败坏，就是有了妻子的原故。所以告子说：人，须要饮食，才能维持生命，同时也须要男女间的性爱，才能使生命活跃。食和色，是生命的泉源，是生命的继续，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孟子一心一意宣扬“仁义”，关心社会，忽略了男女阴阳间的重要性，也是值得同情的。由这些地方我们应该看出：孔子孟子这些哲学家，他们的眼光在社会，他们的爱心在人群，这正是道德最高警觉性。只是可惜儒家的道德最高警觉性到今天非常薄弱，华社与华族智识份子不能发挥道德的最高警觉性，而另一方面却来谈“儒家思想”。这样的情形，我有一个比喻，我们要上13层宝塔，不从第一级第一层开始，却想从第八九层开始，这怎么可能呢？说到“儒家思想”，这是一个十分深厚而又渊博的哲学课题。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大家一致认定孔子是儒家开山祖师。孔子之后，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在儒家领域又分成八派，（子张氏之儒，子思氏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绅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八派之下，另外还有自立门户的学派；汉朝之后，再经历唐宋明清，到民国，到现代，许多学者，许多哲学家，各有自己的伦理学说，各有自己的定见，各有自己的哲学发现。以梁漱溟、辜鸿铭、胡适之、冯友兰等等名家，各有一套对儒家，对其他哲学家的伦理现点，彼此不能信服。可见“儒家思想”这个题目之大了，这不是普通读书人能够有系统的透澈的说出一个折衷的义理来。
民族与本身的文化
孔子有崇高的政治理想，有充满爱心的伦理哲学，因为时代限制了他，也就不容易实践。我们，有了两千多年的文化资产，这笔雄厚的本钱，照理，我们应该创出光宗耀祖的局面来，才有面目谈儒家，才有资格谈思想。从理论的观点来说，要谈儒家，要谈思想，要谈文化，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感，要有一定的警觉感，要有一定的民族情操感。而这些智慧，又必须从学校教育中去寻求。可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却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生命奋斗方向。请看：
第一、以实际力量支持华文中小学，自己的子女受完全的华文教育。
第二、出钱出力支持华文中小学，自己的子女受外文教育。
第三、自己的工作岗位不是母语母文系统，而自己的子女受华文教育。
第四、自己的工作岗位是华文领域，而自己的子女受外文教育。
第五、自己出身华文教育。自己的子女一半受华文教育，一半受外文教育。
第六、自己出身外文教育，自己的子女一半受华文教育，一半受外文教育。
上面这个情形，这种现象，我们不能责备谁，也不好怨恨谁。因为,•人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志趣，有自己的选择，自然有自己的理想。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白，民族文化大江是一点一滴汇集而成的，也就是说民族文化是历经几百年几千年才壮大起来的。民族文化哺育了子孙，子孙才有知识，才能蕴育智慧，才能有生命力发挥。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他本身的特征，这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本身的文化。没有他本身的文化，他是属于那一类型的民族呢？德国的哲学家尼采说：“没有音乐的生活，是一种罪过”。我现在要说：“没有本身民族文化，是一种罪过”。想到一百几十年来，不畏风雨，忍受一切艰难，不惜一切代价，全心全力支持华文学校的民族觉醒者，他们才真正是海外华族的明灯。因为他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因为他们的民族文化感情，因为他们的民族文化魄力，今天，才有海外的华文中小学。先有了华文中小学，才出现了华文教育问题，进一步才有华文报纸的出现，进而形成海外民族文化河流，中华文化才能延续不坠。
团体的生命长于个人。民族生命，民族文化生命，长于世间的一切。我们如果真的诚心的想从“儒家思想”里面找寻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有必须拿出自己的感情迎接民族文化感情。一面继承旧有文化，整理旧有文化，一面开拓新文化。开拓新文化必须以新文化眼光。建立起有中华文化意识的精神，以抗拒外面的诱惑。西方人虽然科学发达，但西方人并非生活在科学世界中，而系生活在宗教信仰中，他们的心灵寄托在宗教上面。我们华族，尤其是教学人员，文化工作者，如果认为自己身上有知识使命，就得想想办法使我们的儿童、少年、青年，先接受母语母文教育，使他们认识民族文化价值，和民族文化发生感情，然后汇集群体的智慧，使民族文化溶入科学理论，溶入民主思想，溶人博爱情神，逐步的达到孔子“仁”的理想。
（08/11/20/27-06-1992《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