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儒学与华人教育文化
曾庆豹
儒家与独中的“文化教育”
华人社会的政治斗争课题，尤其放在“教育”问题这一环节上，包括了国民小学与独立中学。自独立以来，华教人士以董教总的领袖，无不高呼“母语教育”为口号，而他们也於其他做了维护母语教育的机会与管道。然而，笔者针对这份对“母语教育”的执着有不少的隐忧。
笔者早在几年前曾以一文“马华现型文化的反省与批判”论及独中教育的课题（注1）。独中教育固然在维护母语的“语文教育”上相当出色，然却忽视了语文教育背后的“文化教育”（注2）。任何的语文，其背后必然以文化做为基础，消极性的维护母语而忽视文化，也不过将语文现为“工具”而已。语文与文化之相互关系是不能分割的，若将语文只不过是工具性的维护，我们宁可办多几间“独立英文中学”好了。停留在母语教育形式层面上的维护，这只能使独中生更感茫然与怀疑。独中的语文教育说得好听是“维护母语”或“三种语文教育并重”，其实则是将独中带入另一个死巷，因为在马来西亚现实环境中，独中生的语文能力与谋生工具往往是招致质疑的。
我们看不出有任何凸显文化之教育实质行动，虽然部份有意之士也在倡导以复兴文化为独中之使命。独中应深刻在自身的教育路向，尤其是由“母语教育”提升入“文化教育”此一办学方针。笔者提出“文化教育”其理由有：（1）“语文”可化约为工具性而已，做为吸收知识之一种方式。这种“工具性”的考虑减弱了独中生存的理由，因为我们可以利用更恰当的语文“工具”。去吸收知识，尤其是英语此一国际性语言；（2）语文教育无法培育“文化认同”，若没有“文化认同”，华人社会，甚至独中毕业生很难有一份“文化自觉”去关心独中教育，因为独中教育的继续，是有赖於广大华人群众给予支持的。一个华人可以说他不认同其语文，但却无法磨灭其文化传统，而这份“文化责任”是无法在语文教育寻获的；（3）教育其实就是一种人格的培养与教化，这在固有文化传统是极明确的。一个独中生能够写华文、讲华语，非独中生也同样能，可能有过之者。一个独中生的伦理人格不必然比非独中生要来的好，对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的实践也没任何凸显之处。这一方面在“语文教育”层面是无法着手教化的。（4）独中生的“华文”课本，多少带有点缀与装饰的意味，无法明确了解文化的内容，也无以实践文化的理想。
笔者无意再阐述“语文教育”与“文化教育”两者之关系。在此，笔者所要带出的议题是“文化教育”的呼吁。
陈泽清先生曾倡议致力於在独中课程中注入儒家思想的教育，尤其是《论语》、《孟子》之教授（注3）。陈先生所注意的在於“民族主义”的唤起。笔者所强调的，儒家的伦理教化是一种人格成长的启蒙，而非沦为一种民族意识建立的工具。儒家经典所告诉我们的，是关乎人性的问题，它所阐明的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华民族早在尧舜时代就重视道德教育，言“教以人伦，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真正注意到人性之内在完美道德人格的是孔子所创始的儒家。儒家肯定人有“善端”，需要努力实践，以成就善的行为。孔子献身於教育工作，其理想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有道德表率的领袖，百姓就会闻风景从、心悦诚服。这不正是华人社会所需要的道德人生观吗？
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所以提出五伦之说，并且特别强调孝与悌。一个若是对父母不孝，对兄弟姐妹不悌，我们怎能期望他对国家尽忠，对朋友尽义，对人群尽爱呢？教育即是教育人成为“人”，而非教育人成为“工具”，儒家这套道德教育显然派得上用场。教育使一个人学得此时此地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可以使个人心安，也可以使社会得到共识及和谐。儒家教育不是要树立一个教条式的权威，而是激发人内在本有的潜力，呈现良知与善心，而减少自然心灵的束缚。
面对马来西亚多元与复杂的环境，儒家的这套教育放诸四海皆准。独中教育应重视文化教育，以实现一份“人性化”(humanize)的教化，这更附合教育之本意。当回顾笔者在前文提及有关於政治伦理、沟通伦理、商业伦理、价值信念等时，“文化教育”尤其是儒学的道德教育则更显其重大意义。
独中每一年送出到海外深造的人数极其惊人，有能力送学生出去，却没有把握他们能返国服务，为此笔者更怀疑独中教育的意义。一个国家，其教育除培育国民的人格发展外，其更没有忽略为国造才。独中生到了国外，留在国外，甚至移民的不占少数；不是国家社会不需要他，而是他被国外利诱了。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马来西亚此现实环境的确比不上国外先进国家，但却不至於让他们活不下去。儒家教育除了建立道德伦理，其更是培养每个时代有“忧患意识”的青年，有“忧患意识”进而产生：国家意识，社会责任和道德勇气（注4）。
台大黄光国教授曾统计调查台湾留学生返国的动机，他认为就回国服务的留学生整体而言，他们动机是“以道济世”，用自己国外所学的知识回国来改造自己的母社会（注5）。留学生返国服务及献身於己属的社会，虽然国外的条件较好，但传统中国"经世”思想却推动他们返国的意愿。
有鉴於此，独中的“文化教育”的担子应重於“语文教育”，你认为如何？
儒学在华人文化的价值
读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接受儒学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的地位是很低的，甚至“儒门淡薄”也无足於形容此一悲惨命运。因此，当我们谈及“儒学在华人文化中的位置”此一题目时，我们所要进行的，正是批判第二章所描述的现象。
文化之继存在於其活泼性与生命力如何，更深一层则我们要提到文化的具体内容。我们同意文化包括人的生活一切内容与表现，但我们不能掉入“泛文化"(Pan Culture)的窠臼中，因为文化必有其精致或深层的结构面，尤其是华人文化中的儒释道传统。
民俗技艺、舞蹈表演等；华人，尤其中学程度以上的，都对文化感到异常的模糊。如果文化是那些的话，我就看不出吾族文化有任何的前途可言，因为，那些东西尤其无法“现代化”，其“现代性”更不必言了。我们认不清，甚至不知道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家，也就无法分辨什么是“通俗文化”，什么是“精致文化”。
华人社会的活泼性来自其文化之生命力。原有的儒家传统已被忽视了，我们不知到底我们文化中本有的深层精神是什么，而只不过知道“表现文化”的形式而已，华人领袖高谈“文化交流”，以为有文化“节目”就可达到交流的成果，就可让友族认识吾族的文化，曾是叫人啼笑皆非，甚至羞辱了吾族的真正文化本质与内容。
我们势必摆脱空洞无意义的错误文化观，在此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交流”是将文化的深层内容凸显出来，进而有前一步的“融通”或“交会”。那些大谈从文化中去寻找种族和谐的人士，应该看出此环节的重要。换言之，文化交流是将吾族的文化原貌，尤其是儒家精神与回教文化，甚至印度文化进行对话与学术研究；不然友族根本就无法了解吾族文化，可能还会造成错解。儒家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尤其是个人内在本有善性之发挥，这些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才是我们要摆出来给别人了解的：
华人社会对於文化的倡导是极其努力与踊跃的，从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此一行动可知（注6）。但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对“文化”的解说还是相当空洞与模糊的，这与唐君毅等四先生所发展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相比较，就可知“备忘录”的空洞与模糊的。到底我们的文化理念是什麽？在一次由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举办的“国家文化研讨会”中，华人文化部份有达摩难陀法师“佛教与国家文化”一文，然却不见得“儒家”提出（注7）。到底华人文化有什么？我至今仍感困惑。我们提出的文化理念，其具体的内容又如何？连华人自身都无法说明，这又如何将华人文化融入“国家文化”中去呢？毕竟我们不能只有“理念”而没有“内容”吧！
我们显然不能涂没“通俗文化”的存在价值，因为它们的存在还是有极强烈的“象征性”意义。正如华人争取舞狮加入国庆游行队伍那样，其意义是极深刻的；华人的传统民俗舞蹈争取参与在国家官方重要场合的演出，也是极其重要的。无论如何，笔者没有意思要否定它们的贡献。但是，这些“表现文化”至终还只不过是一种“符号”(Symbol)而已，而在对符号背后的“意义”(Meaning)显然被忽略了,换言之，舞狮或民俗舞蹈此一形式技艺已表现出来了，那隐藏於背后的精髓又是什么呢？文化不是表演节目的那份热闹，而是在阐述此一实质精髓与内容为如何。儒家文化没有“表现文化”，就算“祭孔大典”也并非表达儒家是什麽。儒家要成为国家文化，就必须将儒家的经典纳入国家教育的课程之中，儒家文化必须在不同的媒体中被介绍与阐明，包括电视等传播媒体。文化交流不是将图片穿插入教本或媒体中，文化交流必须把文化精神交待出来，这才是争取国家文化的具体方式。
近来，佛教协会在华人文化界的努力是备受肯定的。其影响也是极深刻的。笔者非常尊重佛教，并非出於卫道之士的眼光来看待佛教。笔者承认佛教是中华文化的一部份，但不是全部。华社近年来对佛教活动已从形式表现层次，跃升进入思想层次之讨论。士拉央有“华人宗教文化研讨会”（注8）、霹雳州的“佛教与华人社会”（注9）、“佛教与华人文化研讨会”（注10）。等。继程法师在佛学研究的功夫是相当深的，从其《论善生经对大马华人道德观念之启示》、《佛教与中华文化的贯通》、《佛教价值对华人文化之启示》等文可见（注11），是一位尊重学术研究的佛教界导师，这种种现象告诉我们，佛教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是颇高的。
笔者有些隐忧，深感有必平衡华人的文化内涵。从中国历史来看，文化应以儒释道为流，而非重这个轻那个。当代新儒家的主流思想家中，虽以儒者自居，然却本当离开对佛家的重视。中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与圆融性极强的系统，中华文化不但有儒家，也有佛家、道家、华人崇扬佛教之馀，应不忽视对儒家的留意。我们必须有一个平衡的文化观，任何想发展文化中的单一文化型态；都失之偏颇，儒家在中华文化的地位，对那些稍具史实常识的人而言是相当清楚，笔者无意以宋明儒家之偏见看待佛教，但我们必须给儒家一席之地；不然，我们将忽视了自身文化的“多元性”。一个根本的事实告诉我们，华人文化并非“等於”佛教文化。同样的，儒家文化也非“等於”华人文化，当我们在阐扬文化时，华人文化是儒释道的“多元性”，而非“单一性”。这样的平衡的文化观是极需拥有的。
无论如何，儒家在华人文化中的地位必须给予肯定及正面的价值，儒家至终是无法摆脱与华人的深层关系的，期待有识之士本着一位学术良知，电视阐扬儒家的精意，使儒家能在华人文化中继续的推动与发扬，除去文化偏见，重现“现代性”的文化本质，让华人文化更具生命活力，尤如易经所言的“生生不息”，再创文化的高峰，与其他中国文化区同步，归回儒家传统。
注释：
1.曾庆豹：〈马华现型文化的反省与批判〉，原刊於《銮中校友会20周年纪念特刊》（台北，1987.5）;后转刊於《大马青年》第7期（台北，1989.7）,下引文采后者页码。
2.同上，页138。
3.陈泽清，〈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南洋商报》（1986.7.11）。
4.曾庆豹，〈忧患意识与大马华裔青年〉，载於马来西亚旅台同学会《会讯））（1988.10.20）同文又刊於《文道》月刊第88期（吉隆坡1989.2.1）页14-16。
5.（台北，巨流1988。10）页304。
6.全国15华团联会：《国家文化备忘录特辑》（吉隆坡，1983.8.24）。
7.陈祖排编：《国家文化的理念》（吉隆坡，中华大会堂，1987.9）本书乃集结1986年3月22、23日的研讨会文章。
8.1987.10.7。
9.1987.7.26。
10.地点与日期不详，见《星洲日报》（1985.7.19）。
11.分别刊於《南洋商报》（1985.8.28/1986.5.29/1986.6.19）。
（30-06-1990《大马青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