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伊斯兰与儒家文化尚未碰过面！——安华“文化之旅”对华社的警训
曾庆豹
副首相安华率领一群企业家到中国的“商队”被本地报章有意无意地渲染作“文化之旅”，尤其走访孔老夫子故乡曲阜被吹捧为“对儒家文化的向往”或“理解中华文化”等似是而非的夸大之词。我没有怀疑安华对儒家思想的热忱，也相信会增长马中双方文化交流的机会；但如果说那“就是儒家思想”或“中华文化”，我则无法苟同，在飞往北京专机上观赏的《霸王别姬》，我看不见它与儒家文化有什么关系，《霸》片更多的接近“道佛”文化。
姑且不论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兴起是否真的与儒家思想有关联的学术争辩，也不去深论儒家思想如何刺激起商业活动等论说。我在这里要检讨的是华社的“文化尴尬”，并以安华“取经”一行说明华社并没有什么儒家文化的，不然又何以劳驾安华一行人千里迢迢到中国“学习中华文化”或“认识儒家思想”等云云的。换言之，这件事凸显了华社没有重视儒家思想的研究，压根儿就谈不上研究，没有学者，也没有研究成果。
没有研究中心和出版论著，如何与马来学者及回教徒交流？
我们的“多元”究竟留下什么丰富的文化成果？所谓的“交流”难道止于各族新年相互造访而已吗？我们口口声声说：5千年中华文化、丰富国家文化、不要妄自菲薄，但却看不见有什么具体的成果，难怪安华在华社的中间看不到什么“儒家思想”，甚至以行动说明华社没什么了不起的“文化”。这些现象华社领导层不单不重视，也谈不上有什么“学者”之类的，所以诸多的文化活动只能显出我们的文化贫乏和迷糊。试问，没有长期的“文化政策”，一年一度的“文化节”又对文化研究起得了什么作用？没有研究中心和出版论著，马来学者和穆斯林信徒如何可能与儒家有交流和对话呢？
马来学者反而译介《论语》等著作
我深深觉得，华人对马来西亚的“文化贡献”是交白卷的，两大古代文明儒家和伊斯兰之间尚未真正碰过面，更遑论在什么学术研讨会的场合上这两方人马能够互通彼此。儒家和伊斯兰同居于两个不同的大传统，若没有札实的研究、探讨，很难说得上“理解”，我觉得马来学者是比较成熟和认真的，他们不单已开始翻译出版《论语》、《孟子》等著作，马大的奥斯曼•崙卡博士还曾在91年办过一场《伊斯兰和中国哲学》的学术会议。反观华社，游走坊间书店，找不到几本国人自己研究的儒家专著；更看不到报章上有深入的介绍、探讨伊斯兰文化，当然，至于研究方面更乏人问津了。92年的《国际汉学会议》，柳存仁教授曾鼓励国人更多的研究伊斯兰文化，甚至翻译伊斯兰经典著作，但至今我尚未看到有什么作品发表。
民族互相了解，才能产生交流
安华的“取经”间接地否定了华社的文化思想，我们也确实应该感到“汗颜”，并检讨我们的“文化生命”，不然我们就不能责怪为何有劳安华远赴南中国海的另一端。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说得上成熟，我相信穆斯林可以在国内直接向华人请教儒家思想，伊斯兰与儒家两大文化传统能有更多“会通”的机会。当我们又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和社会中时，这种交流、会通的价值一定不会止于纸上谈兵而已，他们可以相互谅解，结合到生活实践上去。
一位不识华文的华人官员在一次学术会议的公开场合上，大谈马来西亚的成果，也称幸多元文化的交流成果。这位博士说到椰浆饭、印度饼、拉茶等等就是所谓的交流的成果，令人啼笑皆非。我真怀疑我们整个华社在文化素质上是否能称得上有所谓的“文化”，甚至可能连起码小学的“常识”都没有。
建议先成立研究（基金会）中心
我建议华社的有识之士能提出具体的“文化政策”。除了热闹的张灯结彩，我们至少要发展三方面的文化工作，它们包括：成立研究中心、延揽学术人才和召开学术会议。我相信只要国内大财团几位前辈能拨出一笔款项筹募成“基金会”的形式，成立一间专门做文化研究的学术单位，像马来社会有ISTAC、IKIM、ABIM等研究伊斯兰的中心，难道我们不能至少成立一间小规模的吗？接着，提供研究津贴，雇用5到10位的研究人员，除了定期出版研究成果，并一年至少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研讨会议。
我们有不少学术专才都因国内学术环境的不成熟而“想回来又不敢回来”的尴尬，如果我们有心于文化工作，应该不会不重视他们，不然，我们不能怪罪他们只能“旅居海外”。总之一句话：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学术专才，但“只欠东风”一一成立研究（基金会）中心。
勿成为被友族轻视的“文化侏儒”
我们不能光把“5千年文化”、“儒家思想”挂在嘴边空喊口号，不然我们相对于马来社会伊斯兰学者的热忱，我们就越显得肤浅和无知。现在副首相安华以穆斯林的身份宣称他对儒家思想的欣赏，而我们华社又一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供友族同胞欣赏，我们除了感到尴尬之外，不也成为伊斯兰学者瞧不起的“文化侏儒”吗？儒家思想和文化如果真的如安华所说的那么了不起，我看不到这与华社现今的文化现象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也怀疑国内的华人文化是否曾经“保存”得起儒家文化的丰富遗产。
（30-10-1994《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