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寻找共识”的迷雾
《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评议
何启良
导言“寻找共识”的迷雾
目睹大马中华大会堂联合会（堂联）草拟《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总纲领》）从头到尾的种种运作，以及后来事件自身动力所引发的一连串戏剧性发展，身为一位马华文化的观察者，心中不无感慨。这整个事件的是非纷争，反映出华团的一些必须批评的思维生态和行动模式，里面更隐藏着太多的复杂问题值得探讨和反思。我认为《总纲领》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给予马华文化诉求的理论基础或行动准则，而在于其草拟和增删过程里所散发的文化意涵。事实上，它不仅是近年来马华文化建设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亦是华团组织之间的一场权力的拔河赛。从中我们可以窥看这五、六年来剧烈转化中的华社思潮里隐藏着的种种矛盾和张力。这些矛盾和张力，时隐时显，在传统华社“寻找共识”、“以和为贵”的大迷雾里。被我们“扫到地毯下”去了。因此常令人扑朔迷离，真的是“安能辨我是雄雌?”
笔者明白现阶段发表过的《总纲领》乃为初稿，在以后的6个月内其内容还会被进一步的修正和扩充。是好是坏，尚未可知，如今就对此文件作出批评、刁难，是否太急躁、太仓促了些？实则不然。我的看法是，经过了两年余的审核和修订，《总纲领》的基本意识、思维架构、甚至核心内容，实已成形，再作増删时，只能是渐进式的补偏救弊，除非有重大的“典范转移”，恐怕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好比一个在母体已孕育了八、九个月未出世的胎儿，其四肢、五宫和性别已定形，究竟择一良辰剖腹而出，还是再待一、两个月才自然生产，已无太大的分别了。在11月堂联召开的大会里，讨论时出现了是否应把文件当作“初稿”还是“参考文件”的争议，反映出与会者对文件一些基本建议的质疑。最后大会主席吴德芳认为视之为“初稿”才不辜负这两年来草拟文件的心血，此见解后被大会接纳，这已进一步肯定了《总纲领》已成形的事实。
为什么《总纲领》？何谓“新形势”？
首先，我们必须回到第一线上，回答“为什么需要《总纲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任何组织要提纲领或宣言，都必须师出有名，不然难以显示出其适时性，更遑论其正当性了。这方面堂联会长吴德芳作了最明确的答复，他重复了文件里一句关键的话：“《总纲领》的草拟是为了配合新形势的需要”。在这个“新形势”之下，《总纲领》可以作为马华社会迈向21世纪时“开展文化活动的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这些言论透露出堂联编制这分文件的意图，以及纲领的主要用途。但是，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个“基本假设”，因为这里牵涉到整个大马政治气候和文化生态的争论。
何谓“新形势”？《总纲领》指出，自1983年华团文化大会召开以来，国家的客观和主观的形势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主观者，乃华团内部的种种文化工作获得进一步的开展，而客观者，则是外在政治形势的种种变迁，使到主观因素产生的可能。从文件的内容和语调来推测，对于这些变迁的评估，都是相当正面和乐观的。《总纲领》一方面肯定了堂联这些年来对华团文化活动的贡献，另一方面亦赞扬首相“2020宏愿”把国家带上一条“康庄大道”，“使民间团体在文教领域，获得较大的活动和发展空间”。换言之，堂联领导层认为，这些客观和主观所带来的变化，对整个华团文化工作，以致整体马华文化发展来说，好处多过坏处，故华团组织必须各方面配合，运用这些契机，不落人后地迎头赶上。
这个所谓主观和客观形势的分析，其实是非常“主观”的。随着政府的“2020宏愿”翩翩起舞，固然是与全国上下步调一致。但对未来趋势如此乐观，不能不说是一厢情愿的看法。再说80年代开始，大马政体和政策的变化，是越来越极权呢，还是越来越开放，众说纷坛，说法不一。至少我所看到较独立性的分析并不那么肯定马哈迪政权的正面性。现在我们姑且退一步，接收较正面的评估，即10多年来国家的经济成长已导致政治上的部分开放，但是这个“新形势”如何正面影响到马华文化的发展还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基本上，国阵政府在70年代所拟定的“国家文化政策”，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至今并没有改变。政府从来不曾表示过要检讨“国家文化政策”里的三大原则，而历年来影响马华文化发展最深远的，就是这三项原则。马来知识分子对文化政策从未让步，尽管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作出修辞式的诱导。那么堂联所谓的“新形势”的依据在那里？显然是人人乐道的首相“2020宏愿”九项挑战的第五项，即“要建立一个成熟、自由、容忍的社会。全体马来西亚人可以自由实施其风俗、文化及宗教，但同时人民具有单一国家的归宿感。”无可否认的是，宏愿的理想色彩浓厚，自有其振奋人心的政治作用。但是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挑战”，是不是一项国家政策？它和“国家文化政策”是否存在着矛盾？矛盾在哪里？两者哪一项是指导政策实施的真正“最高指示”？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国阵政府整体的政治意识和施政方针。如果我们只片面地看问题，将会陷入一种错觉。而不幸的，这正是当前堂联领导层在草拟《总纲领》时所透露的征象。董教总在拒绝出席讨论大会时，公布了1996年2月13日针对《总纲领》提出的几项问题（“这10年中，华团做了些什么？政府政策作了哪些调整？等等”）。看来这些问题是相当合理的。
回顾堂联成立的过程，如今它对“新形势”的分析和其温和求全的运作自然很容易得到解答。堂联自1991年成立，从内政部副部长黄家定的手中接过注册准证以来，其领导层一直有要检讨、修订1985年的《全国华团联合宣言》（《华团宣言》）的企图，1994年吴德芳竞选雪兰我中华人会堂会长时就发表过“我国的政治气候已经有了改变，我们应该审时度势，重新探讨，重新修订（《全国华团宣言》）”的言论。但是，要检讨《全国华团宣言》谈何容易，故迟迟未见该组织有具体动作。经过了约6年的酝酿以及领导层的易人及其地位的巩固，今年终于有了一些头绪。这份《文化总纲领》和《大马毕人思想兴革大会》相继而来，便是该组织的实际行动，但显然这些活动又是没有事先联系或配合好的。故又犯了常被舆论界所批评的“无全盘计划”、“杂乱无章”的毛病。与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密切合作，不时与政权前呼后应，堂联是否已不知不觉地成了政府的华人民间“代理人”？
原则与形式的延续、意识与精神的决裂
像《1983年全国华团文化宣言》、《全国华团国家文化备忘录》和《全国华团宣言》一样，《总纲领》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反映出那个年代的理想和挣扎。但是，从它的草拟过程推测，《总纲领》更属于一个新组织在新领导层下的一个相当“本位主义”的产品。我们发觉，以往任何政党领袖或华团领导人上台，总要“循例”摆出重大建设的蓝图，理由是，以前有，现在也应该有，用这种循例来合理化整个运作；既然以前有《华团文化宣言》、《文化备忘录》，现在提出《文化总纲领》，而纸上作业成果也该算是重大业绩。结果是，华社在这种被诱导的心态下，对所谓《总纲领》就赋予过高的期待。
事实是，《华团文化宣言》、《国家文化备忘录》和《全国华团宣言》，和这分《总纲领》有政治意涵和精神本质的不同。前三者基本上是对政府政策的诉求。对当局的各项政策都作出尖锐的指摘，其批判色彩非常浓厚。例如《国家文化备忘录》里就提到：“目前的国家语文、教育及文化政策却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与强制同化他族的倾向，只从单一民族主义立场与观点看待与处理语文、教育及文化问题它所提出的，是华社“对当前国家文化政策的反无意见。”《全国华团宣言》也重复了这些基本立场。对过去忽略华社发展的不满，对“马来族中心主义”政策的抗议，是这些文件的核心思想和精神意识所在。
《总纲领》是否延续了《全国文化大会宣言》、《国家文化备忘录》和《全国华团宣言》这核心思想和精神意识？堂联坚持《总纲领》不是这些文件的“替代者”，理由是“根据《国家文化备忘录》及《全国华团联合宣言》的精神和原则而提出的具体行动纲领，让华团在文化工作上有所依循，就是一种延续。”（1996年11月13日文告）。这个说法太笼统了，不晓得是故意还是无意的含糊。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宣言的原则上，《总纲领》未能突破上述三分文件，其中大部分重复了《全国文化大会宣言》，语言雷同。如果这算是“延续”，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较抽象的层次来说，《总纲领》已缺少更创造性和更理想色彩的坚持。其对“新形势”的分析、其核心意识，皆是对当前权势“2020宏愿”的向往和信任，与上述文件的政治意涵和精神情怀已经截然断裂。
吊诡的是，这次堂联领导层并没有对前三分文件作批判或扬弃，反而振振有词，肯定《总纲领》的延续性,我们不难了解为何堂联有此动作。理由似乎有二：第一、在华社心目中，《全国华团宣言》的正当性仍然是相当高的，若要审修，确实不易；第二，在“以和为贵”的社会假象里，堂联实无胆色与过去华团的路线作公开的、鲜明的决裂，为了要把冲突保持在最低点，堂联釆取了较低调的手法，两年来小心翼翼的经营，以为可以太平无事，怎知董教总最后关头却搞翻了它的棋盘。显然董教总在华社里的号召力仍然不可低估。它登高一呼，其他不谋而合的华团组织纷纷发难。可以看出，当前华团已经分裂成两大阵营。一个以堂联为马首，另一个以董教总为盟主。不管一直迷思“和谐团结”的华社愿不愿意看到，这个分裂局面巳经成为事实了。
就整体内容来看，《总纲领》与前两份文件不同的地方，是它拥有“对华团的建议”这一部分。此乃其他文件所无。可以看出，堂联希望在华社过去十多年来文化建设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审察。就这一点来说，《总纲领》可以说是一份较为完整的文献•但是其中的建议毕竟素质参差不齐，仍然跳不出华团固有、保守、沿袭的思维方式。在这些众多的“自我期许”里，有肯定的自满（6.1全国华人文化节），有空泛的呼吁（6.6企业赞助文教事业），有理想的企图（6.4革新组织），有貌新的概念（6.5成立马华文化书院人有毫无意义的描述（6.11哲学、6.12历史），有最“标准”的声明（6.3华社研究中心），更有陈旧不堪的要求（6-10文学“呼吁各华文报章增设文艺副刊，提高稿酬，以激励马华文学的发展。”）总的来说，这些建议，说得客气一点，是“离理想还远”，说得苛刻一点，是在“迈向21世纪”的口号下它们似乎太缺乏创意了。
程序的变相：“互相尊重”建议抑是“本位利益”诉求？
《总纲领》初稿草拟的另一个争论点，是其程序的不够民主和不够严谨。这个争论点有两个面向：第一是堂联与董教总的争持，第二是堂联与其他、个别华团组织的利益要求的不调和。
先说第一项。董教总对《总纲领》的草拟过程和部分内容啧有烦言，认为堂联“漠视”其意见，故对文件采取“保留态度”。从该组织的文告内容和口气来看，它对堂联和《总纲领》的看法实已超出“保留态度”的程度了。堂联后来反驳说这是诬告，因它的确曾有询问过董教总的意见。事实上，两者之间的争持，并不是“有没有被照会”那么简单，而是牵涉到精神意识和领导地位的问题。
我们仔细阅读《总纲领》的内容，发觉它并没有违背董教总的主要诉求。《总纲领》提到“协助董教总维护华小、支持独中、申办新纪元学院及发展华文高等教育”（6.7教育）。这是董教总历来的大方向，《总纲领》已经明列。董教总所要求列入的，是针对《全国华团宣吉》的目标之五“更新数据资料及删除已废除之措施”（见董教总“5点建议”的第四项）。这个要求是否合理？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必须了解《总纲领》实与《全国华团宣言》有别。前者是集中于文化事项，而后者则是一分百科全书式的华社总要求。《总纲领》“延续”的重点，是《全国华团宣言》里的“文化事项”，而不是“语文教育事项”；同样的，《总纲领》所牵涉的议题，是《贯彻华团联合宣言第一阶段九大目标》里的目标之四，即“文化政策的制定必须承认及接受我国社会的多元本质”，而不是目标之五的“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及各族语文”。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目标密切的关联性，但是我们亦必须抓着重点，不然将会犯上节外生枝的毛病。董教总这次把《总纲领》的范畴看得太大了，显然捉不到也击不到重点所在。
事实上，董教总继续作出的五个建议（问题？）才是关键，而第四项“探讨华团对《全国华团宣言》和《文化备忘录》的态度”更是质疑堂联草拟《总纲领》的动机。这些责问，已透露出董教总和堂联大路线的分歧。同时，堂联和董教总亦是在争取领导整体华社的地位。如今堂联的地位已代取了1990以前15华团的地位，机构上正式与蓮教总分家，打从1991年第1届堂联会长竞选开始，谁来领导华社的争执就已开始了。当年林玉静和沈慕羽的较量，马华舆论把它简约为“协商”和“施压”的相持，换言之，华团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华团与权势交涉的手段上，事实则是，这场竞选表示出华团更深一层意识形态的分歧。后来两个阵营在“团结和谐”、“寻找共识”的迷雾里维持了距离，但是在运作上终于在去年董教总主催的“争取华教权益大会”发生了冲撞，如今《总纲领》更进一步把这两大阵营拼出火花,所以说，这次的争持，内容、条例是虚，精神、路向才是实。这就证明了上述“原则形式的延续，意识精神的决裂”的论点。可以预料，这场角力只不过是一个预演，以后在《总纲领》修订和增删过程里，以及“华人思想兴革大会”的举行，两者之间的分歧和异见将会进一步明朗化。平心而论，董教总在争取母语教育的合理权益上，贡献很大，但是在近年来文化建设的推动上，其主导地位却不比堂联。毕竟，文化工作乃堂联的职责所在。这次董教总在这方面想占夺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显然是不智的。
第二项争持集中在华团组织对《总纲领》不够齐全而表明的不满。从时间来看，《总纲领》的草拟显然不是即兴之作，它的撰写前后历时两年，看来在准备工作上并末草率（至于它的内涵素质，却另当别论）。堂联说在这段时间里，它“多次同华团组织征求意见”。华团组织也少有异议者，为何到了最后关头却突然纷纷发难？理由看来非常简单。在事前，华团组织实在不清楚堂联要召开“第二次华团文化大会”的动机和意图，故亦不能理解《总纲领》的重要性，这与堂联的低调处理和华团本身低弱的领悟能力有关。如此的“后知后觉”，导致它们临时抱佛脚的抱怨。众目睽睽下，堂联会长吴德芳对风波表示遗憾，但是却认为《总纲领》因此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并提供许多宝贵意见，这未尝不是好事这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心态，与华团组织的“后知后觉”显然是十步笑百步。
在整个大会的讨论里，华团组织之为“本位动物”，实已表露无遗。几乎每一个组织就《总纲领》的批评都是从本位出发的。如文化协会认为该会筹划的“华人文化中心”应列入纲领内，华文作协抗议为什么忽略了“马华文学节”。我们可以预料，以后将会有更多的组织“提意见”（华社的一些青年团可能会有“青年宣言”了，某组织又要华社“关注”某些课题，“照顾”某些计划了）。乍看之下，华社好像百花齐放，民主抬头，殊不知这将会使到草拟纲领的运作变成了集团利益诉求的斗争场所，而《总纲领》最终将变成一个四不像，一个利益“杂碎”。在这个事件的过程里，华团组织表现出其传统的舍本逐末，狭隘的本位主义。事实上，华团组织对所谓“民主”、“协商”的误解和迷思，已到了变相的程度。民主、协商不是漫无节制的“独我主义”，不是将“自我”利益膨胀到无限大的地步，而是领导和跟从关系更复杂的界定与反动。这种格局所推衍出的意见，只和利益权力斗争有关，但和民主协商无涉。在以后的进展里，若华团组织本位主义进一步显张，纵使新的纲领能顺利产生，也无济于马华文化的重建和再生。
华团组织的另一个极端态度是对此次的是非论争欲完全“置之度外”。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领导层在风波的高潮时发表声明，说该组织的任务是“处理我国华商在工商经济方面所面对的问题，全面及深人探讨文化工作总纲领，非该会任务范围。”故该会不出席、不签署、不讨论这项《总纲领》。如此似是而非的言论，令人惊异，甚至令人哑然失笑，既然该组织只注重“经济方面”的问题，何以会参与“华人思想兴革大会”的筹备和主办？这态度侧面反映出一些重要华团组织对于《总纲领》的不重视。《总纲领》里有一条是这样的：“呼吁我国华裔商家继续发扬办学兴教的优良传统，慷慨赞助华团与学者的研究计划,。大力支持华文教育和华人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对牛弹琴乎？连领导华社“商家”的最高组织也漠然畏缩，可以看出这个呼吁是多么的空洞枉然，它的存在又是多么的具讽刺性。
华团文化意识的批判：泛泛的纲领抑是落实的策略？
写到这里，我们又必须回到堂联角色和运作领域的讨论。平心而论，我们必须肯定堂联成立以来在马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角色。作为一般民间力量，它在马华政治社会的罅隙推挤中，跳出水面,挺立在民间社会，为90年代马华社会文化发展刻划出了一个错综盘结的脉络起点。文化发展最需要的是自由的空间和充分的资源；文化活动要从民众自动自发开始，只有归结到民间，文化才有出路。至于资源，我们在盼望马华文化能彻底的脱离政冶的干预之余，同时期望华人执政党（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将来能真心的去为整个文化环境争取较多的资源与较自主的地位，在政治制度的完备上多作努力。在当日讨论大会上，民政党署理主席郭洙镇在被询及时，说政党不宜干预文化发展，同时认为堂联作为文化领导机构，还是恰当的。这是他的讲话里最可取的几句话，因为政党是政府的“文化警察”，与堂联之为马华社会“文化保姆”的角色是不调协、甚至是冲突的，故有职权分离的必要。
说到“文化保姆”，我们还是回到老问题：现阶段的马华文化的发展真的需要一个“纲领”吗？过去的《文化宣言》究竟给了马华文化什么具体的影响？这些年来马华文化的发展在“没有纲领”的状况下不是好好的吗？有了纲领是否会使马华文化的建设更为坚固、更具生气？这些问题的提出，恐怕不是无的放矢的。纲领作为指导作用的原则，固然可为各华团组织参考，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堂联必须有可落实的短期计划。这方面堂联和其他华团这几年来在文化建设上的确做了很多，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是尽力而为却是事实。它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地提升文化活动的水平。具体的实践和行动，乃纲领的后盾，也是组织领导人来和去的政绩所在。因此我们希望堂联在落力草拟《总纲领》之余，也同时推出几项具雄心、而在短朗之间可实现的计划。
从组织的观点出发《总纲领》似乎是必定要做的“活动”。但是，对马华文化人来说，这些纲领可能都是不重要的，也不具任何意义。试问梵谷或陈瑞献作画是否有根据任何纲领？曹禺或姚拓写剧本是否有任何纲领？余光中或沙禽写诗是否任何纲领？况且，当堂联领导人被对方责问时，竟说出“纲领不是法律，华团组织或文化人士是不必遵从的”这样泄气的话。这样一说，整个文化纲领的草拟工程，岂不是无事生非？难怪已有文化人大喊“老母鸡啄瘪谷一一上当”。毕竟，太注重于社会功能的“纲领”，乃框框的东西，岂是有志于创新的文化人所会服膺的？指南、准则云云，作为宣传提倡工具尚可，深化提升人文价值则未必。堂联消耗了如此多的资源搞事倍功半的泛泛纲领，只会进一步疏离那些默默耕耘的文化人，不能不说是一种反效应。
结语：意识冲突抑是文化指南？
《总纲领》撰写的波折还会有“下回分解”的发展。它是否将真会成为马华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南，抑是其草拟程序标志着华社意识的抵悟状态？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当前华团之间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不因为纲领的“鼓掌通过”后和华团为了“寻找共识”暂时的合作就算消弭了，其潜在隐藏矛盾和冲突因素，随时都会在以后因特定的事件的发生，而再度触发它的危机性。堂联和董教总之间貌合神离，它们的心理障碍、意识矛盾和人事摩擦有待解决。堂联年资尚浅，经过了两任会长（林玉静和吴德芳）的领导，它在华社的威信尚未确立。董教总则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新局势的发展下似乎未能自我调整步伐，显得有点脱节。当前的趋势，是堂联走得太前，还是董教总走得太后？显然，未来的华社必须在两者之间作一选择，或者另外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平衡点。
综观《总纲领》，其内容当然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吴德芳语），但这并不表示它可以超越舆论的批评。事实上，它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依吾管见，《总纲领》对于“新形势”的分析，应该作更具张力性和通统性的探讨，同时，它必须重新提出一个解析的重点（interpretative focus）。有关"建设马华文化的路向”是其最强的部分，这应该是这多年来马华文化人努力于文化理论建设的成果•“对政府的建议”大幅度地重复了过去华团的要求，反映出许多关键性问题“悬而未决”的事实。“对华团的建议”是《总纲领》最脆弱和谈薄的部分，许多章例毫无新意，甚至有些是主客不分、本末倒置。
严格的说，《总纲领》名过于实，本来企图对华团文化活动作鼓动性的激励，却演变成了各组织本位利益的诉求文件。显然，当前的马华社会正在忽明忽暗的路上摸索，一方面它不想与历史记忆断裂，另一方面面对着世纪转折点又不得不殷勤的展望未来。《总纲领》就是处于这个既要保持现状，又要革新进步的尴尬场面。在形式上，它似乎是在“继往”，但是在气魄上，它实不能“开来”。要靠它来引导21世纪马华文化发展，实令人担忧。况且，现在它的增删工程如此一拖，在核心内容和完成时间将会与1997年中的“华人思想兴革大会”冲突，到时一定会有人提议为何不把两者“配合”？如此，一变再变，《总纲领》本来有限的合当性更令人质疑了。
（29-12-1996《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