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论“文明对话”从“外在刺激”至“内在推力”的转化
许文荣
“文明对话”(civilization dialogue)是去年开始在我国盛行的一个文化风气，由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一一马来亚大学推广开来之后，已在本地吹起了阵阵涟漪，而且仍在回波荡漾，是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文化现象。
我们应该非常感谢亨廷顿与他的那篇〈文明冲突论〉，因为若不是他在那篇文章里的偏激观点刺激了我们的政治与学术领导人，“文明对话”就不可能在本地热起来，或者可能要再过10年20年才会出现这个现象。
关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们都经已非常的熟悉，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将来世界上的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或经济上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他把世界划分为8个文明，即西方、儒家、回教、兴都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及非洲文明，而站在西方利益的立场上，他认为儒家及回教这两大文明将给予西方最大的挑战，儒家与回教文明若真正结合起来，西方可能就会处于挨打状况了！
亨廷顿的看法，激发了那些“反西方”、提倡“亚洲复兴”的人士。亨廷顿似乎给予他们前所末有的灵感，成为实现他们的理想的一道亮光。于是，绝无仅有的“回儒文明对谈”国际研讨会去年在马大响锣。这个作为对亨廷顿理论的间接回应的研讨会，吸引了约700位海内外各界人士参与其中，盛况空前！亨廷顿所列的世界八大文明之中，至少有四大文明在本地同时出现与并存了相当的时日，即回教、儒家、西方及兴都教文明，因此这里被誉为是一个得天独厚，举行“文明对话”的最佳地点。
我们的这项文化觉醒虽然明显地是由“外来的刺激”所触发，而不是本土的“内在自推力”，然而这并无须过于在意，重要的是我国确实地已产生了“文明对话”的意识，尽管它并不是那么强而有力地支配大多数人的思维，但是，没有一个健全头脑的人会否定它的意义与价值。
“外来刺激”触醒觉
第一届的（回儒）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落幕之后，文明对话的声音在官方与民间继续回响。在马大本身，诞生了东亚研究系以促进东亚文明的研究；也组织了一个由马大中文系讲师鄂拜地拉带领的“回教与儒家研究小组”，此外，也有两位研究生目前在马大研究院（IPT）从事回教与儒家比较的研究。据笔者所了解，东马的砂膀越州政府去年也在该州赞助一场回儒对话会的举办。
在民间方面，马青团、大马留台联总以及星洲日报/马来西亚前锋报/英文星报先后举行了回儒对话讲座会，尤以3家不同语文报章联办的对话会最具规模。笔者相信，也有不少较小型或不成型的类似对话会曾在各地（如各大专、各社团及各中学等）进行，尤其是在去年。
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一连串的文化热潮中借助“外在的刺激”充分地转化为“内在的自推力”的话，我们的这股文化热忱将会很快地耗尽，渐渐地冷却下来。星洲日报/前锋报/星报联手举办的文明对话会来看是本土的“内在自推力”，然而接着由马大所办的第2届文明对话会的冷淡反应，似乎又告诉我们这股“内在自推力”还是相当的薄弱。若不是还有亨廷顿这位掀起文明冲突/对话热潮的中心人物前来捧场，场面可能会更冷清。
当然参与人数的多寡还不能很充分地说明“内在自推力”的薄弱，因为这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日期的安排、期限的长短及宣传的问题等，然而，进一步去解读第2届文明对话会的题旨与它所邀请的主讲人，似乎很难不让人相信它还是被“外在的刺激”所驱动的。
第2届文明对话会的题旨是“西方、回教及日本：和平共存或冲突”。很多人都感到很疑惑，为什么“日本”会加进这一次的对话里，姑且不论“日本”是否可称得上是一种文明（亨廷顿把“日本”视为世界八大文明之一），但“日本”毕竟不是在本土普遍流行的一种“文明”。
当然，“日本”之所以会是本届对话会的一个主角，与日本国际基金会作为本届对话会的赞助者有密切的关系（星洲日报也是赞助者之一）。但是，难道因为日本人出了这一点钱，就一定要把日本放在对话会里了吗？实际上，这种安排很明显地还是针对亨廷顿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去年“回教文明”已成功地拉拢了“儒家文明”，今年又成功地拉拢了“日本文明”，大大地削弱了亨廷顿所维护的“西方文明”的强势。
再看大会对主讲人的安排，这次的对话会虽然是三大文明，即“西方”、回教及“日本”的对话，但是在所邀请的22位主讲人当中，代表西方文明的就唯独只有亨廷顿一人而已！反观代表回教的学者总共有12位、代表日本的有6位，其他3位则是属于中立者。
从亨廷顿亮相的第一场主题对谈，到接下来的每一场亨廷顿都没出席的对话中，亨廷顿的阴影一直是无处不在，挥之不去。有亲身参与者难免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次的文明对话更贴切的说，应是一场对亨廷顿理论的“批驳”大会。
易言之，第2届文明对话的举办还是和第1届的一样，都是在回应“外在的刺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尽全力地回应亨廷顿，而本土的自推力在比较之下，就显行非常的薄弱。在第2届的文明对话上，本土议题甚至完全缺席！
当然能够与世界各大文明对话是值得称庆的，但笔者认为，“循序渐进”也应加以考虑。事实上，本地普及的各大文明之间的对话。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实践空间，例如回教与兴都教、回教与道家/教、回教与基督教（亨廷顿所代表的只是西方的政治文明、而非宗教文明）、回教与佛教、儒家与基督教、儒家与兴都教等，为什么迫不及待地把“日本”请进来，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总体了解还不是那么地完整及有把握的话，我们似乎很难和别人进行深人的交通。
若以首届及次届马大所办的文明对话会作个比较，或许我们可以发掘一些能激发“文明对话”本土自推力的诱因。为什么马大的首届文明对话比次届的来得成功？笔者认为，具有本土关怀及本土议题是因素之一。
次届对话较逊色
首届文明对话会是回教与儒家的对谈，这可说是本地万众期待的一场对话会，因为回教与儒家文明在本地已有长久的“面对面”，两大文明的实践者也在此地一同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然而这两大文明之间的正式对话却还是头一遭。因此，它的举办虽然是受“外在刺激”所驱使，但这股“外在的刺激”很快就被转化为本土的“内在自推力”，使它获得了巨大的响应，而且过后还掀起阵阵的回响。然而，第2届的对谈所涉及的三方是狭窄的亨廷顿式的“西方”、回教与不属于本地“显学”的“日本”，明显地缺少了本土成分。
其次，关于文明对话的进行方式也值得思考的。首届文明对话会只安排两个文明之间的双向对谈，却比第2届的三边对谈来得有效。若在字眼上加以玩味，不管是中文的“对话/对谈”或英文的“Dialogue”，都含有“双”或“两个”的意思。若以数学的方式计算，3个事物交叉相连，将会产生6个组合，若除去3个同质的组合，仍然还有3个可能性。在一个对话会上，要三管齐下地进行并非不可能的事，但是却会给予听众不胜负荷，庞杂与中心迷失的感觉。
再来，虽然首次的文明对话会里，有些代表儒家的主讲者不能算是合格的儒家学者，不过，大会确实请来人数相当均等的主讲者，即回教7位，儒家8位。笔者要强调的是，在一个文明对话会上，如果要达到平等尊重的对话，各个文明的代表人数最好是相等，不应该有太大的差距，然而，第2届的文明对话似乎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一点，造成一面倒的现象，这不禁使人担忧“文明对话”的意义是要平息文明之间的冲突呢？还是延续文明之间的冲突？难道亨廷顿的话真的不幸而言中，文明冲突是比任何冲突都来得难以消解吗！
为了使“文明对话”能更普遍深入各族群各阶层，语言的使用范围也应加以扩大，过去我们在文明对话会上只用一种语言进行，只有能操该种语言的主讲者及听得懂该语言的观众能够参与。如果能够同时以两种或3种语言（借助通译）的方式进行,相信将可请到更适当及更好的讲员，也可吸引更多的参与者。
此外，对话的议题也应由“外沿”转人具体，如各文明对宇宙、人生、伦理、知识、政治，甚至对一些社会问题如商业道德、环保等的看法，都是可以互相交流的课题。
笔者对“文明对话”存在着很大的期待与盼望，甚至把它视为最有可能在未来协助我国各民族建立共同意识，价值系统的桥梁。文明之间虽然不必然地产生冲突，然而在历史上文明之间的冲突又是比任何冲突更普遍深入与长久，例如希伯来文明与阿拉伯文明之间数千年来的冲突至今仍然是挥不去的梦魇，威胁着世界的和平。
建立共同意识的桥梁
文明之间的冲突动因经常是一个文明的实践者对另一文明的实践者因不了解而产生的误解、猜忌、忧虑及偏见，进而转化为对对方的攻击行动。此外，某一个文明的实践者若对自身的文明存有强烈的优越感，想要扩展自身的文明使之成为普世化的文明，不愿接受其他文明存在的事实，欲除之而后快，即使斩不掉也要把对方压抑下来，因此就有侵略与反侵略、压抑与反弹的文明冲突。
藉着真心诚意的文明对话。不同文明之间的猜忌与误解是可以减少的；通过平等尊重的文明对话，是可以有效地散播“接受多元、尊重多元、欣赏多元”的文明种子，排挤任何正在滋长的文化激进主义；同时，更重要的是，提供建设各民族共同价值体系与思想意识的雨水和阳光。
其实，每一个文明虽然表达的方式殊异，但从本质上来说都具有普世性(Universality)的一面，只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加于发掘而已，而长期及深入各层面并冲破禁忌的“文明对话”，将提供广阔的空间让各族去发掘与吸收其他友族的精神资源，并将之与自身的文明融会贯通，创造各族普遍认向的文化系统，即一个具有多元特质的马来西亚文化。
就如笔者在上文所说，如果我们要“文明对话”普及化，并从中得利，就必须把萌生“文明对话”的“外来刺激”巧妙地转化为本土的内在原动力，这样“文明对话”现象才能持久而不衰，从知识分子逐步深化至民间，从大专层次逐渐下移至中小学，从正式的对话扩大至非正式的对谈，即使只有两个不同文明的人在一起喝下午茶，也可以进行“文明对谈”。
当然，想要把“文明对话”深化及广化，是有不少的阻力摆在我们面前。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文化禁忌与文化自我主义，我们都不太愿意去和其他不同文明的朋友谈论他们的文明，深怕会触及对方的文化禁忌，更惧怕会陷入孰优孰劣的文化比较的争锋相对中，伤了和气。
无论如何，文化禁忌很多时候是人为，而非本来固有的。越是落后、封建、保守的社会，文化禁忌就越多；反之，越是文明、自由、开放的社会，就越少有所谓的文化禁忌。“禁忌”的产生多数是要把有关文化或宗教神秘化，使人高深莫测，可以卖弄风情，然后产生莫名的优越感及满足感。但是倘若我们要提倡文明对话，就必须勇敢及坦诚地除去这些人为的障碍，营造一个“无所不能谈”的情境。
此外，我们也必须对文明对话的亲旨有更清楚的认知，对话的宗旨并不是让不同文明者互比优劣与过招，而是互相了解与欣赏。几年前，由华资在雪华堂主办的“基督教与佛教的对话”中，大会主席陈忠登教授在开场白中所讲的一句话让笔者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们办这个对话，并不是要比较哪一个宗教比较好，也不是要大家组成啦啦队来为各自的代表喝采，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大家互相了解与交流。”如果我们都有这种认知，文明对话必能开出灿烂的花朵。
再者，任何文明对话的主办者都应该以平等的心态来提倡“对话”，不应该以掌有主办权的方便而太过于突出本身的文明。马大誓言每年都会举办“文明对话会”是令人雀跃的，然而，从第二届文明对话的进行过程中，我们同时也有一种隐忧，这种隐忧就如对“国家文化”的隐忧一样，会否由于主办者“过于热心”的安排而使到“文明对话”也跌入回教/马来中心主义的格局里呢？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能够比较单纯及理性地展开对话吗？或者还是仍然无法摆脱“文化领导权”、“圣战”及“卫道”情结？这是我们未来的一项严峻考验。
期许冲破文化藩篱
70年代初所提出的“国家文化”概念，其实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然而由于倡导者带有强烈的马来/回教中心主义的色彩，使到建立共同文化价值体系的意愿沦为同化的代名词，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确保“文明对话”不会重蹈覆辙，沦为高举某一文明的舞台，这样它必然会受到其他文明的“观众”所弃的，失去对话的崇高意义。
五一三种族冲突之后，马来西亚政府虽然成功地压抑及避免各族之间的冲突，然而各族之间在文化上还是“分而治之”，大家都活在一个“分离式的多元文化情境”中。我们靠着外在的“权力与利益分享”来承载相等薄弱的多元关系。感谢上帝，虽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然而迄今已有20多年，我们仍然没有爆发另一个“五一三”，而且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还成为世界的典范！
无论如何，我们是否就此感到自满了吗？不！虽然目前的蓬勃经济发展协助稳定种族关系，然而，又有谁敢肯定我们的经济永远处于“黄金时期”？当有一天经济走下坡时，族群关系仍然还是能处在最佳状态吗？如果我们的答覆并不是那么肯定的话，那我们至少应该要有最低限度的“居安思危”意识，寻求可行的方案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而非只一味地沉醉在当前的经济热潮中。
杜维明教授说得好，沟通多的地方，“社会资本”厚，发生冲突的时候，可以透过协调解决；没有沟通的话，冲突发生，谎言满天飞，斗争非常激烈。这种沟通最好是横向沟通，打破性别、族群、文化、地域等（参阅《星洲日报》29-9-96）。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观点。
肯定的，我们不能长久地只维持着这种“分离式的多元文化情境”，而是应该尝试冲破文化藩篱，去追寻文化上的“水乳交融”境界。我们必需更好地去经营在你我的眼前，并且是超越族群的文化沟通管道一一“文明对话”，让它带领我们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奇妙文明之旅，使我们每一个人对其他文明的精神资源与优秀成分由相知到相惜以至相融，成为我们文化与精神生命中的组成部分。
（13-10-1996《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