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大马华人文化与中华文化
王锦发
（一）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和中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环境的不同，毕竟使得马华文化和中华文化不能划上等号。中华文化只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而且是至为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只是我们文化传统中的这个成分，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方面来看，始终困扰着我们。许多问题未得到华人社会应有的正视，以致我们在观念上还混淆不清，甚至失去了方向。有的问题更受到别有居心者的歪曲，以制造矛盾，遂其政治目的。
旧的种种问题未得到梳理解决之前，我们又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国家领袖拿督斯里马哈迪首相在1991年提出的“2020年宏愿”，依我们看来，正是马来西亚版的现代化宏图大计。配合着这宏伟社会工程的展开，首相也提出了“新马来人”这个口号，要求深受回教文明影响的马来同胞，摆正现世与来世、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过后，当华人社会也有人喊出“新华人”的口号时，却招来“东施效颦”的讥刺，这说明华人还未能体认到，华人文化也应随着现代化的需要而进行变革的必要性。
处于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已是到了我们正视、清理这些新旧问题的时候了。这项工作至为庞大深重，知识分子固责无旁贷，全国华团领导机构更应重视。本文只能就其荤荤之大者的轮廓，抒一己之见。
（二）
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来源是多元的。
当我们的祖先在19世纪南来时，他们便带来了自己的固有文化，即中华文化。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的这些祖先十之八九目不识丁，缺乏士大夫的传统，因此并无多少中华文化好传（注1）但是，固有文化不但包含有形的物质文化，而且更多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方面，尤其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等方面表现得更为鲜明（注2）。因此，我们的祖先即使是文盲，他们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方式，不会不深深烙上中华文化的印记。这种情况，一如中国学者李泽厚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广大的农民尽管未曾读过孔子，甚至不知道孔子其人，但是就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而言，他们都深受儒家的影响（注3）。
另一方面，19世纪在马来西亚创立的华文学校，是专注于讲授四书五经的（注4）。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华人教育，在课程的设置上，固然已开始留意到西方文化知识和语言的传授，但儒家经典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注5）。
中西文化融汇的思想，既体现在课程设置上，这便说明了生活在这块由英国长期殖民统治的土地上蕃衍生息的华人，不能不受到西方华人的洗礼。与此同时，在和当地民族交往接触、共同劳动中，华人的固有文化和当地民族的文化也不能不相摩相荡，交互影响。
当然，中华文化在其本土也不断在吸收西方文化，以便自身获得新的生机。但是，由于环境和生活条件的不同，马来西亚华人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毕竟不纯同于中国。单是对西方民主的认同，我们便相对地深广得多。
西方文化这种互有差别的影响，再加上当地民族文化的滋润，不但造成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跟中华文化既有“同”的一面，又有“异”的一面，而且还使得它跟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人文化也有明显的区别。
不幸的是，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其他地区，华人文化中所包容的中华文化成分，长期以来竟成为一个争议和非议的对象。本地区所鼓吹乃至于雷厉风行的“同化论”，对华人而言，实质上就是要化掉他们文化系统中的中华文化这个成分。华文教育、华文学校在本地区所遭受的种种挫折，以至于被禁止、被封闭，都源出于此。
在“同化论”者眼中，华人学习华文，并对中华文化的某些方面感到兴趣，便是在“重新中国化”、“重新中国文化化”(Re-sinicisation)（注6）。这种看法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所以当新加坡在1982年宣布将“儒家伦理”作为中学三、四年级学生的道德教育选修课程之后，竟引起当地非华裔和好多华人的关切和忧虑，深怕这样的决定，会增强那里华人的什么“中国特性”，滋长什么“中国沙文主义”（注7）。
作为对这种“同化论”的回应，有人提出“融合论”。据融合论者推度，多元文化只是一种“过渡”的文化状态，它将随着民族的融合而混合成为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在多元民族的国家里头固然是如此，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注8）。
但也有的学者抱着不同的看法。依他们看来，在多元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共同的东西，即各民族的共同性，固然越来越多，但各民族自己本身在经济文化上的特点和特长也将不断地得到发展（注9）
这两者之间存着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前者相信，在同一性发展的过程中，多元这一头必然削弱，乃至于消失；后者则认为，多元这一头不但不应而且也不会被削弱，相反地，它还会发扬光大。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谈论文化时，多元一体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想法，不能说没有，只是这种格局的存在，到底是永远的呢？还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现象，一般上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严格的说，很多论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融合论（注10）。
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拿督斯里马哈迪首相当然乐于看到各民族同一性的增加，这一点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2020年宏愿”里。在这个宏愿所规划的30年间的情景中，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当中“各种肤色”的人和各种宗教的信徒都能自由地奉行自己的习俗、文化和宗教信仰（注11）。
依我们看来，这幅宏愿图景，意味着“马来西亚民族”是在各民族充分发挥其民族特性的基础上一体化起来的，而在“马来西亚民族”共同性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各民族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特性仍然可以得到保存和发展。换句话说，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以消弭民族的多元性为代价的。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各民族都面临着对自己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这样一个共同的任务。
但是，从目前各方对“2020年宏愿”的论列来看，“融合论”不能不说是存在的，甚而至于在极个别的看法中还可以影影绰绰看到“同化论”的影子。
（三）
对传承华族文化，华人社会是很热心的,这清楚地反映在鼎力支持华文教育上；11年来锲而不舍地举办“文化节”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
对需要往下深耕华族文化，华人社会也不是没有认识。1983年3月在槟城召开的历史性华人文化大会通过的议决案之7,便明确地“吁请华裔社会，在积极研究本族文化内涵及进行去芜存菁的工作时，亦应加强对我国各友族文化的认识，并大力促进华族文化与各友族文化的交流，为塑造国家文化，特别是文化共同价值观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注12）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在1985年成立，主要任务之一，更是为了要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华人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但是，诚如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师何国忠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维护华文教育，却只在乎基本的中文书写能力，由始至终都不曾注意这种表面层次的做法并不能让我们真正做到文化的传承和推陈出新。（注13）
就本邦教育的具体情况而言，要继承并宏扬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华文”这个科目的课本，即使不是扮演唯一的要角，也应该是极其重要的角色。“文道统一”应是我们处理华文教材教法的主导思想，这是为我们客观环境所决定了的。
从这一点出发，80年代，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赞助下成立的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学研讨工委会，在编纂《华文》课本时，曾有个构想，要在立足于本邦的基础上，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当中的中华文化成分，进行筛选汰洗，择取那些有助于我们在本邦安身立命的菁华，作为整个课程设计的指导方针。
当时，这个工委会讨论过，以往课本侧重的是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这一类“失败的英雄”，他们的善意决断、壮烈殉道，固然体现了中华文化格外珍视清名这一传统；但他们的牺牲，往往并不能缩短社会与理想的距离，待编的课本不妨在保留他们某些诗文的情况下，转而突出那些意气风发、豪迈进取、汲汲地使自己的社会理想实现于当世的开拓型人物，如商鞅、李世民，等等。
像这样筛择的工作毕竟是浩大而艰巨的，并不是几个人能力所能及的，更不是短期内所能毕其功的。因此，工委会最终只能以来自西方文化的民主、科学和法治的观念，作为参照系，配合热爱本邦、热爱人民和民族和睦共处等思想灌输的需要，来规范中华文化特性和华族伦理道德的择取，作为选材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无论如何，“表现中华文化的特性和华族高尚的品德”，始终是编纂工作的一个侧重点。（注14）
但是，在片面强调语文技能的培训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加上对本地色彩和生活的狭隘理解，《华文》课本在延续文化传统的功能，正在淡薄下去。
其实，要说生活化，战后小学的课本何尝没有。“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这样的课文，便充满了生活情趣，而又不着痕迹宣扬了传统的价值观。在这里，价值观和生活经验互为表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像这样文理俱惬的课文是越来越少了。今天所谓的“生活化”，更多是“生活现象”罗列有余，而思想内涵不足，甚而至于价值观匮乏。以语文技能培训挂帅的思想，似已到了“一统天下”的境地。
传统文化的传承，固然不全靠学校教育，但学校教育不能不是极其重要的筑基工作。这一环抓得不好，深层文化的开拓便可望而不可即。
华社文化活动始终停留在表层次上，原因固然很多，但华文教育所受到的主客观局限，不能不是个主要的因素。
（四）
儒家思想既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大马华人文化若要往下深耕，对儒学就不能不深入了解，并进行分析、总结、扬弃、更新、使之适应于现代化的历史潮流。
这个浩大的工程，牵涉到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和价值、功能的转变，极其复杂，决不可能一蹴而成，更不可能靠别人替我们实现。这只能由我们自己持之以恒，一步一个脚印做去。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要重视对那些成为理论体系的经典文化的研究，而且还要把眼光投注到现实生活上去。事实上，传统文化是斩不断、抛不掉的，它们积淀于我们的意识层和非意识层里，成为我们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传统文化，就不止要看典籍，而且还要以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为根据。正如包遵信所指出的那样，“仅止从典籍理论来研究传统文化，充其量也只能揭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性质，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可能被我们忽略了”（注15），“只有开拓新的思路，采用新的视角，从现实生活的文化出发”，“注意到民众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以实证的材料，理性的精神，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对传统文化的特点有一真切的了解”，并“从中得到建设新文化的启发”。（注16）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应进一步把传统文化放在尽可能广阔的文化参照系下，进行横向的、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这样的探索比较，将有利于我们吸收、融化、整合其他文化体系中那些现代化社会需要的优秀成果和积极的内容，来充实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毕竟“参照过程，是一种正视世界、正视自己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超越的过程”，“多一个参照系，就多一个面对自己、认识自己的镜子”
参照系不应只限于来自西方，更主要的还必须包括本地主体民族的文化在内；这不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友族同胞的了解，而且在我们理出传统文化适合本地土壤的养分，进而促进各民族文化精华交融的工作上，也会大有助益。
尽管有人不同意“国家文化”的提法，1983年全国15个华团领导机构在槟城召开的文化大会上，通过的议决案之7,还是有它的现实指导意义-华族文化要往下深耕，这不能不是我们所努力的方向之一。
注释：
1参阅《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黄枝连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2参阅《广义民族学》，施正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
3李泽厚：《关于“西体中用”》，收入《中国传统文化再检讨》，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商务印书馆，1987年。
4,5参阅《新马华人社会史》，颜清湼著，粟明鲜等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
6参阅《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94年7月14日该期的主题文章"A Questions of Identity”。
7参阅《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杜维明著，高专诚译，生活•读读书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8参阅《论民族》，阿拉坦、孙有、华辛芝、齐小平合著，民族出版社，1989年。
9参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费孝通等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10参阅《国家文化备忘录特辑》，全国十五华团领导机构联合出版，1983年；《国家文化的理论》，陈祖排编，吉隆坡中华大会堂，1987年；《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谭亚木、周福泰编，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1981年。
11参见Malaysia: The Way Forward, by Dr. Mahathir
Mohamad,收入Malaysia's Vision 2020, Edited
by Ahmad Sarji Abdul Hamid, Pelanduk Publication,1993。
12参阅《国家文化备忘录特辑》，全国十五华团领导机构联合出版，1983年。
13何国忠：《边陲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收入《今我来思》，十方出版社，1993年。
14参见《华文》课本里头的《编辑说明》，马来西亚华校萤事联合会总会出版，1984年。
15,16包遵信：为刘啸筑《圣贤语录与文化现象》所作的《序》，此书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9年。
17参见刘再复、林岗合著《传统与中国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
（14-10-1994《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