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文工与社会肯定
潘碧华
杜维明教授在《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讲座中，提及社会的人文意识和知识份子的地位，为东方从事人文工作的知识份子抱不平，激起在座者强烈回响。
西方国家科技发达，人文意识同样强烈，社会人士视人文研究为艰巨工作，国家投下大笔资金资助发展，因此从事者往往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有资格但舍赚钱工作如医生、律师等，而穷一生之力去研究人文，因此，西方的人文研究成绩斐然。
比较其他领域，西方的人文工作者也许不富裕，但他们的精神生活绝不贫乏。他们付出，必然得到应有的回报；所得的回报或许是金钱或许是荣誉，至少不至于落魄如许多东方的知识份子，郁郁不得志。
西方社会不尽完美，但在善待知识份子及培养人文精神方面，却是东方社会，尤其是华社远远不及的。
杜教授在讲座中也阐明“知识份子”，并不单指具有学术资格的人士，但凡具有社会意识及人文省思的人，不计工作领域和学历。
在进行社会关怀和人文省思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借用文字，通常，知识份子又是文化工作者，以语言和书写作为传达资讯工具。其中两大主流便是教育工作者和传媒人士。
在我国，知识份子的社会地位差强人意，尤其从教育工作者和传媒人士的待遇得见。
教育工作者肩负传播知识、塑造新一代的重任；传媒工作者公正报导社会现象，揭露社会善与恶；他们不只是从事一份工作而已，而且还需“以己立人”，以达教化社会、分辨是非的作用。
论责任，文化工作者并不比医生、会计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轻；论专业，文化工作者不但要有专业的知识，也须有专业的道德，更要发挥专业的精神。
论付出，身为文化工作者的知识份子绝对不会惭愧；论进取，这些人士也曾经努力；在工作方面，文化工作者肯定对社会发展有极大的贡献。
但是，在我国，文化工作者的回报和付出难达平衡。比较起其他专业，文化工作者可以说是最不具“专业薪酬”的专业人士。
我们的社会普遍上存在一个不健康的现象，既抬高“精神文明”，又看不起精神文明。尤其是在看待文化工作时，一方面视文化工作为“神圣”任务，重精神轻物质；另一方面，又轻视文化工作者物质方面不够丰富。
社会人士抬高文化工作者的“任务”，很理所当然的把他们归为“重精神”的一群，在薪酬上更理所当然的以“精神享受”为重。普遍上文化工作者的“物质享受”是较贫乏的，如果太强调“物质”，很奇怪的会被认为已乖离文化工作者的义务。
但是，社会却又重视“物质”的，以“物质”享受作为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故人人怎不往赚钱的行业挤呢？
西方社会之所以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文学家，他们可以弃医生、律师不当而选择在人文发展，与社会观念有极大关系。
反之，在东方的华人社会，很少人能够超脱世俗观念，不当医生而宁可当教师或记者的。
既然大部份资智较好的在学时期便选择理工商科，作为以后职业的准备，文科便成了少部份坚持兴趣和次等资智学子的选择。这种重理工轻人文的观念，自小学开始伸延至大专，在社会人士脑海中根深蒂固，因此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很少是国家最优秀人才。
专业水平和薪酬待遇往往是息息相关的，同时也是恶性循环的。没有好的待遇则没有好的人才，没有好的人才，该行待遇也不可能提升。
当我们批评教师素质和新闻工作者水平每况愈下时，是不是也该检讨一下社会人士对他们的肯定呢？
（23-12-1995《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