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营造有利精致文化发展的社会
刘敬文
首相宣布1999年度财政预算案后，媒体都大篇幅报导，这是历年的常态。
财政预算案为因应明年的经济成长，因此建议多项措施以刺激经济发展，是预料中事：据悉大选逼近，执政党不敢轻言加重人民负担，更是由来已久。倒是演讲词中提到的几项对文化和艺术的奖励，引起笔者的一些思考，不妨在这里和大家谈谈。
身兼第一财长的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宣布，“为了吸引有关机构在我国具有国际水准的场地举行文化和艺术活动”，有外国人参与并在国家画廓、国家剧院和国油管弦乐厅举行的文化表演可豁免50%所得税；非公民在有关场地进行国际水准表演的收入免税；有关场地举行的文化及艺术表演的入门票也可豁免娱乐税。
随着这几项奖掖的宣布，我们希望向来缺乏文化气息的首都将会开始出现一些国际水准的文化表演；一些大师级的音乐家和艺术家也会开始踏入我国，进一步带动民间文化艺术团体的发展。
虽然从首相的演讲词看来，宣布这几项税务优惠的本意不是出自推动精致文化，而是“充份使用耗资16亿的设施”，“向海外推介马来西亚”，有关措施的确代表了政府介入精致文化市场的“有形之手”。
且慢，在一个自由市场，政府不是应该让消费者自由选择吗？那么让各种文化（无论通俗还是精致）由“无形的手”去汰弱留强岂不更好，何劳政府费心？通俗文化和精致文化不过是橙和苹果的分别，选择其一只是品味有异，没有髙低之分，政府凭什么向唱片公司抽税，却补贴管弦乐队的开支？
类似的责难乍听之下有三分道理，深究之后却站不住脚。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答案都是否定的。
艺术品的特点是能流传久远，然而历史上穷困潦倒的艺术家罄竹难书。梵高一生困厄，然其作品至今犹挑动你我的心灵。艺术品这种“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特色，使从事该行业者不能获得收益或回报，导致生产活动偏低，造成市场失效；而通俗产品却不面对这种问题。根据初等经济理论：政府有理由介入失效的市场，扮演罗宾汉的角色。
而且，作为一种消费品，精致文化和通俗文化也有明确的区分。经济学家指出，以欣赏音乐为例，消费者要从聆听音乐中得到快感（Utility）,必须先打好音乐知识基础，即先进行欣赏资本的投资。愈是精致的艺术，愈要大量的欣赏资本。反之，从通俗文化产品得到的快感则接近本能反应。此即贝多芬迷亦能欣赏王菲歌声，而亦舒迷嫌《红楼梦》沉闷的深层因素。此外，从生产者方面分析，则可发现精致文化产品成本偏高，而且是愈高档愈高昂，通俗文化产品则不会面对这问题。以常理推论，成本越高需求越低，市场对精致文化不利。
加上大马建国才40年，富人大都是暴发型的有钱人，不是粗人打拼白手成家，便是上苍垂怜一夕致富，没有足够时间师事浸淫精致文化。他们自然较多消费在通俗文化上，使精致文化市场更形萎缩。不信但看Hard Rock Cafe的门庭若市与国油管弦乐厅的门可罗雀，就可明白为何需要政府介入以纠正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当然，管弦乐厅之所以不能高朋满座，还有一个十分简单的理由。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日子里，学校的教育只为下一代提供谋生技能，而不是文化的灌输；着重教学生如何赚钱生存，没教他们如何用钱生活。在校没有机会接触文化艺术，而透过传媒耳濡目染的又大都是不用思考的娱乐商品和诲淫诲盗的资讯，年轻的一代如何累积艺术欣赏资本？
简言之，严肃音乐或精致文化爱好者阶层的形成，绝无捷径可走。除了媒体的推广，还必须靠教育政策的大力推行，才有望形成持久的社会力量。如果教育政策贫之，即使年办千场音乐会，亦无法使严肃音乐生根茁长。
上周，一名高官挑战我国科学家在2020年夺得诺贝尔奖，充份反映了政府急于求成的心态。我国的科研水平一向底子薄弱，如今却想20年内一步登天，让人颇难适应。科学和文化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但却有不少共同点：无法速成，要长期投资，必须有实质的策略和行动。遗憾的是，施政者乎有意回避，一味口惠而实不至。
当今世界任何现代化大城市都有自己的交响乐团，首都吉隆坡也终于成立了自己的乐队并在今年9月25日假国油管弦乐厅展开了首季演奏会，这是值得国人自豪的。但我们切莫以为有了高水准的演奏厅和乐队，便已大功告成。若要造价近7千万元的演奏厅不形同虚设，若要支付交响乐团员的1千600万年薪花得物有所值，政府必须认清文化艺术对人的心灵和质素所起的重要作用，不把它视为娱乐或装饰。致力营造一个有利精致文化的社会生态，是一个有远见、负责任的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
(08-11-1998)《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