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国家文化与马华文化的内涵
吴海凉
由堂联所发表的《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总纲领》），基本上表达了华社决心发展本身文化以及推动马华文化成为国家文化一环的要求。马华文化的建设与推举马华文化成为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严格说是两回事，要把马华文化容纳成为某种建构的组成环结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马华文化的本质与内涵，没有实质的内涵，或者有内涵却不具体，马华文化凭着什么去为塑造国家文化作出贡献呢？另一点总纲领要考虑，但却没提到的问题是：正当国家在朝现代化方向迈进途中，现代化过程如何影响国民文化？马华文化对塑造一个现代社会的文化要求又采取什么价值取向？马华文化本身的价值取向是什么？谈文化会有什么影响，要马华文化对国家文化有献出，若完全不涉及价值观，结果一切只是表面功夫，努力也是徒然的。
写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对《总纲领》有所遗漏或表达不足的地方能有所补充、有所加强，因此我想从马华文化内涵的建设以及国家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关联性这两大课题表达个人一些粗浅的看法。
马华文化的建设
要建设马华文化，首先我们不得不为马华文化下定义。《总纲领》对马华文化的定义是：“当19世纪华裔祖先南来时，他们带来了自己固有的文化，即中华文化。这个源自中国本土的中华文化，在马来亚以及后来的马来西亚不同的环境和生活条件下，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西方文化和大马其它各族文化的影响和涵化之后，逐渐形成的具有本地色彩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简称，马华文化，）。更贴切地说，马华文化即是中华文化传播到马来西亚本土后扎根在马来西亚，并在马来西亚的客观环境和生活条件下经历调整与涵化历程之后发展起来的华族文化。因此，‘马华文化’是马来西亚华裔公民的文化。它是马来西亚华裔公民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为适应马来西亚的环境，而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进而继承。调整、改造的历程之后产生的精神与物质成果基本上，我个人认为这个定义相当充足地说明了马华文化的本质，不但具备历史上的真，也赋有文化上的新。依照定义，马华文化既然是自成一体不断在调整演进过程中的实体，这个客观的实体又能呈现怎样的文化内涵？《总纲领》3。4部分有关建设马华文化的理论基础指出：“在建设马华文化过程中，华社应当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去芜存菁，及创造性转化的工作，以开创新的传统，使之适应于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华社在深化对本族文化认识与发掘精神资源的同时，也需要研究和拟订文化的发展策略，以融合我国其他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的优秀因素，力求不断的丰富与建设自己的文化。”
马华的主体性如何本土化？
在谈到马华文化的主体性前，我想华社会同意马华文化的历史根源起自中华文化，而儒家思想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也许会认为，马华文化既然是在另一种社会环境下衍生的文化体，为了展示其主体性与个别性，马华文化应切断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免得成为中华文化海外的延续或旁支，甚至进一步奴化成殖民文化。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偏激的看法，一方面马华文化需要一个传统，假定这一百年来的马华文化是建立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上，而不是回教文化或西方文化的框框内（这个基本假设也没错，马华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很明显地已表现在传统文化价值和社会习俗的共通性，人言海外华人在保有及体现传统中国价值方面如婚姻、家法、人际关系等，比道地的中国人更中国化，这便是明证）。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已渐成形的新马华传统（所谓马化的主体性）本土化，在这过程中，吸取中华文化（我想主要还是儒家思想的部分）的精华和抛弃其糟粕的所谓去芜存菁的创造转化工作，是免不了也是极重要的。基于此，《总纲领》中3.4部分的原则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出在以这种方式而演化出来的马华文化，应具备何种适合本土化的文化内涵。可惜，《总纲领》没有进一步提出这个重要部分的看法。我想谈到文化内涵及价值体系的问题，文化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它有内发为动力的一套价值体系（value system）。有人认为只有讲大传统的精英文化才谈价值观，属于小传统的民间或大众文化则与价值无关，但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应是，我们要国家认同接纳的究竟是表层的文化（像民间习俗等），还是涉及核心价值的精神文化？两者中何者更能影响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以致形成马来西亚的国民性格？文化学者大致上都同意，文化能塑造一个民族心理结构的意识层次，而心理结构又往往是人类心态及行为的实际表现。
有关文化价值体系的分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但为方便讨论计，大致上可根据人类的活动层面分成下列几类，即：认知、经济、政治、社会、宗教、道德和成就的价值观。在这众多价值取向中，必然会有一些主宰性的所谓核心价值（core values）,文化学者文崇一认为，核心价值足以左右人民的态度与行为方向，许多研究也证明核心价值是塑造行为模式的基本动力来源。
核心价值是什么？
马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总纲领》没有列出马华文化的价值观，它只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文化再创造的蓝本。采纳儒家思想作为发展马华文化的哲思泉源，从今天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有它乐观可取的一面。进入第三期发展阶段的儒家，在“打倒孔家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60年代文化大革命等洗礼后，目前正在经历一场自我评判与提升更新过程。杜维明教授曾形容儒家传统是一门“遥远的回响”，听得到，感觉得到却好像接不上头。但从近年来国际一般儒家热（新加坡搞儒家教育在先，大马最近也搞儒回对话，足见儒家实际上还有些看头！），儒家发展的前景不至于太悲观，另一方面东亚经济蓬勃的一面也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挂上了钩。撇开这一切，在吸取儒家的精华并转化为马华文化的内涵时，儒家传统的阴暗面固然要抛弃，然而其积极正面与大马当前发展有相容性的精华又是什么呢？
个人认为，经历2千余年考验再经过近代新文化评判的洗炼，儒家传统依然遗留下一些值得马华文化吸取并可进一步转化为本身文化内涵并与其他大马民族分享的东西。举凡世上任何一种文化哲思，其基本要义都免不了要涉及三个领域的答案，即：（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与天的关系及（三）人与人的关系。儒家学说与其他宗教文化的不同是，它对人际网络的发挥最全面，儒家教导一套人性化的做人道理（故被称为“为己之学”）目的是要培养一个面面俱到的君子人格。传统的君子在五伦的规范下扮演他与众不同的社会人伦角色，如果以今天专业社会的要求看，儒家所塑造的这种多面性又具人际关系的理想性格，与工业或后工业社会所培养出来的唯我人格相比较，就显得更有人性。事实上，儒家有关人格发展的价值取向，从个人修身到成圣成贤，意义不在于道德实践问题，而是它所包涵的宗教内涵。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成圣人，但是圣贤人格作为一种理想，可以激励人们进行一生的奋斗，成为现实世界中人们体现其生命最高价值的动源。因此，儒家这。种从群体大众中追求人格完满，讲求修身养性的“圣王”理想，在今天面对现代化大浪潮洗礼后失去自觉的现代人，更显现其时代意义。
融中庸之道于国家文化
有人批评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代表妥协、落伍或拆衷主义，只能培养出“乡愿”型小人物，不能栽培开创型的人物。儒学专家杜维明替“中庸”下的注解最中肯，他认为:“中庸”的意思，是要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复杂的时空网络中，取得最好的、最合理的选择。这种说法，似乎接近现代管理学上的所谓大赢策略(all win situation)。若从这点分析’“中庸”所体现的从大局着想的人格形态，是排解极端与偏狭的中介体，在政界、企业界的角力场内，是具有开导性作用的。我想这种“中庸”之道如果能通过马华文化开创融化成为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对我们一路来所渴望的国民团结基石来源，会起另一种儒化作用的。
《总纲领》4.1部分表明支持国家文化建设所依循的四大原则，但是，清楚主导这四大原则的价值取向，像科学、民主、法治精神，基本上是属于西方文化的产物，更是众多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中照单全收的原则系统。马华文化融会了中国文化中的儒家学说，是否能抗衡当前西方文化所面对的一些危机，这是当前尚难以客观回答的问题，但在引用西方价值作为国家文化的奠石的同时，也参照东方哲学的智慧，应该是明智的选择。但这也不意味儒学百无欠缺，完美无比，在为马华文化的内涵求取深层的意义时，我们也不要对儒家的负面作用，像权威主义、官僚主义、小农经济的保守思想等所谓封建荼毒掉以轻心。
现代化中的文化挑战
发展中国家目前所刻意追求的现代化，除了带来物质层面的全面丰收外，政治面也引导制度上的更新，而社会文化层面则涉及思想与行为模式的改变。有关现代化这专有名词的含义极多，一般上是指一个’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所经历的质变和量变,现代化的最明显特征大概少不了民主化、工业化、都市化、法治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信息传播大众化及均富化等。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现代化造就了现代人特有的心理特征，这方面最早的观察来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卡尔（L. A. Kahl）等人。
一般的发现是现代化程度越高，传统的文化价值就越削弱，价值与态度方面的转化由集体取向（强调上下关系）变向为个人取向（强调个人自主性）、对社会约束与自我控制的生活方式喜欢程度减低，对自我纵容与感官享受的生活方式喜欢程度增高，对美感经验与权力影响兴趣日增，对理论思考、经济价值感、社会关爱及宗教经验兴趣日减。
另一方面，现代化所带来的物质成长并没有伴随等同程度的精神成长，相反地，研究证明，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的心理健康程度有下跌之势（表现在心理异常病例，如躁郁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病、反社会行为、酗酒等），换句话说，社会变迁不但影响价值态度的改变，也改变了一部分人的心理适应指标。
调控西方理性主义的影响
面对国家现代化可能出现的负面发展，建设中的马华文化或者马来西亚文化能起着怎样的启发作用呢？包容在马华文化中儒家思想所蕴含的“实践理性”部分像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所说的敬业乐群、刻苦勤奋的经商精神，已在东亚经济体系国发挥无余。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有一句话或许可以借镜，他说：“儒家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的适应，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合理的宰制世界。”韦伯话中的含义显然在暗示，儒家追求和谐而有秩序的理性价值观，是不利于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启动，但是一个国家一旦进入现代化或面临现代化危机时，儒家理性和价值就有重新估价的意义了。
在强调科学力量来主宰世界的强势现代化趋势下，儒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观，也许有中和西方理性主义无节制扩张的影响；在个人取向越来越受现代化国家大众欢迎并作为生活方式的当儿，也许儒家着重的人伦关怀（但必须去除依附的权威或绝对顺服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可替马华文化添加时代新意义。这些新挑战和新意义都必须在马华文化建设（及《总纲领》）中获得新阐释。
总之，在一个价值观随社会变迁而变迁的大时代，文化作为人们行为的准绳，也是成长中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贵不在它的绝对独立性，因为文化是相互影响的；而是贵在其实值内涵，因为内涵影响心理结构，后者则是行为的实际表现。我们期望看到马华文化的内涵，不但包涵本地意识和时代意义，最好也是有根有源有理有据的。
（12-01-1997《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