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从文化哲学观点探讨国家文化政策的方向
林振慕
导言
现实的不符合理想，并不能否定崇高理想的真实性。
如果没有健全的哲学文化理想为主导，我们不但无法解决纷乱如麻的国内外政治现实、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即使是个人，也将被挤压在现实的夹缝中而丧失自己清明反省的心灵与创造建设的能力。
尤其是在一个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度里，我们更需要借助“哲学文化理想”的理论武器，作为制定国家文化政策的指南，以实现“百花齐放，百家共呜”的开明民主国家文化教育政策。
我们应当了解，最大的现实问题的危机，不存在于外表的险恶，也不存在于缺少高亢观念，它只是缺乏了可以实现高亢理想的信念。
韩非子说：“安危在是非，不在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众寡”。
只有超脱出来，又关心进去，潜心于艰苦卓绝的理论工作，才能为政治家、实践家指出大方向，为民族文化理想保存一丝元气并播撒一些未来的种子。
我们必须在理论之中更进一层探测我们将如何在最平庸、最不利的情形下，始终维持我们高亢的理想，并且指出我们将如可在最坏的条件下，作可能扭转历史方向的努力。
“哀莫过于心死”。如若我们复活了一颗僵死的心灵，我们便恢复了这时代已经枯萎了的生命的一半力量了。
一般说来，文化的优劣，跟时间的长短是成正比的。所谓五千年优秀的中华文化，就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千锤百炼的实践累积而来的。
除去古人和前辈所积累的智慧和文化，我们能有多少智慧？还有多少文化？
文化的发生
文化，非自然的存在；自然，非文化的存在。
一座山，一棵树，一条河，一池水，它们只是自然存在的天然物体，没有文化的意义。
一座建筑物，我们之所以能够鉴别它是一间庙堂、或是一间基督教堂、或是回教堂，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设计与建造而成。它们不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具有文化意义的“文化存在”。
哲学地说，文化是取源于自然，通过人类的“实践的方式”，经过摘取与培育而创造出来的“自然之树”的果实。
易言之，实践是文化发生，发展的根源。文化是实践的产物。
实践，在本质上是生产的。
人，一生出来就要解决衣、食、住、行这四件大事。为了满足人类衣食住行最基本的需求和欲望，我们必须从事生产活动。
我们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形成人类的积累，交换、传递、继承和发展自己本质力量（注）的特殊机制。这种机制，即称为文化。
（位）本质力量——在人的自然素质基础上，形成人的社会力量和能力。
文化的意义
从实践的观点看，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符号的动物，而且是创造自己的理想世界而不断实现自由的动物。
德国的思想家恩格斯说：“文化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文化既然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因此，并非任何人类活动的产物都具有文化的意义。只有那些具有“人的价值”一一即真善美的价值的活动产物，才具有文化的意义。
我们人类早已发明了种种名称来表示自己活动的成果。之所以还需要“文化”这个概念，就是因为只有它才确切地标明了这些成果在有机联系的总体上及其发展中，所体现的人类在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冲突和转化中，争取与实现自由的历程。
是以，人类文化演变的历程，就是人类不断追求自由解放目标的实现过程。
动物也从事生产。但动物的“生产”只是个体肉体存在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其生命活动在本质上是生产和消费直接同一的过程。
飞禽走兽，它们是靠一种夭生的本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简单的动作---种处于“本能状态”的动作，经过几百年、几千年都是如此，毫无演化、改进、提升。它们就是缺乏一种“积累、交换、传递、继承”和发展“本质力量”的特殊机制。是故，动物的生产活动不含有文化的意义。
我国华、巫、印主要的三大民族，由于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斗争中，已经彼此互相了解沟通，融洽地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奋斗。
目前我们理论的任务，在于把各民族在生产和交往的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不论是各族群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外部文化冲击抑或同一族群文化共同体自己内部的文化冲击，都必须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建立起对当代实践深刻理解基础上，化解各民族间内部与外部的文化冲突。并且把各族间的文化差异导向文化发展的泉源。像语言的差异构成语言本身的发展一样。同时把各民族文化交往积极促成由“本能状态”向“自由状态”的转化，解决文化发展和变革的各种问题。
交往与文化
文化是实践的产物。而生产与交往一开始就是实践的两个不可分划的侧面。
交往作为实践活动的不可缺的重要方面，起初只是保证生产活动得以正常进行。随着生产的发展，交住本身也就成为人新的需要和能力的泉源；成为个人创造和发展社会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塑造个人和发展个人的基本形式之一。
物质生产的需要始终制约着交往的需要。同时，促进交往本身的发展。
随着生产进一步的分工发展，交往分化为独立的领域，并从物质交往中分化出精神交往。由于交往活动本身的对象化（注）成为客观对象存在的独立王国，交往随之形成了稳定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形成社会关系和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促使一种以一定的制度和准制度（习俗、风俗等）为承担者的规范形态文化的形成——其中包括政治法律规范、经济规范、道德规范等等。
注：对象化一一把“交往活动”从主体的存在方式，转化客观对象的存在。
交往和语言符号
人们在交往和生产活动过程中，为了交换意见，传达思想感情，表达愿望、统一意志以保证协调动作的需要而发明了一—语言。
语言符号，是由一系列可感知的感性符号单元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包括声音符号和书写符号。
语言符号的运用，使人们可以直接可感知和理解的形式，把头脑中进行的观念过程表达出来。
精神产品只有通过符号的形式才能加入交往过程。当然，语言符号所具有意义和价值，是不能凭感知来达到的，而是靠理解。这一点造成了符号和信号的一个原则区别。
语言符号不仅是表达的工具，本质上是观念过程的实现形式。
借助于语言符号，个人得以把内部的意识过程对象化，并以交往为媒介而达到自我意识。从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的进化，造成了人的自我意识的重大飞跃。这一飞跃，对于社会文化的个性化又具有重大意义。
语言符号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就在于它是把个体的活动成果和力量融汇成集体成果（共同体），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公共积累”和传递的重要形式。
一定的语言就是一定的共同体的存在-取消一种语言，无异于消灭一个民族。掌握一种新的语言，意味着取得了进入另一个族群的通行证。
语言符号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决定了母语母文成为民族文化教育不可取代的重要语文工具。
社会共同体与文化
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实质上也就是诸多个体的力量和能力的社会化。其实，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共同体本身就是人类文化方面的伟大创造。
文化发展史跟共同体的演变史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表明，人类的发展，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相互制约而形成了各种形形色色的共同体和五彩缤纷的文化。
像语言的差异构成语言本身的发展一样，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相互作用也构成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泉源。它是通过“生产与交往”的发展而起作用的。这其中，交往是包括文化共同体的内部交往以及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外部交往。
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存在着的文化差异，而在于了解，分析这些差异的特性及其成因。从而在各个族群原有的文化共同体基础上，建立起各民族都能接受认同的，新的文化共同体。
自从人类摆脱动物状态，生产和交往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人对自然的关系，自然条件总是或多或少地以生产和交往为媒介，影响着共同体的发展。因此，一个共同体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生产，分工以及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迄今为止，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直接以自然条件为前提的发展。
第二阶段，以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前提的发展。
第一阶段的发展为第二阶段奠定了基础。例如，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为向近代的过渡，准备了非常重要而优越的条件。执政者如果不好好利用这些优越而有利的条件，反而以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观念压制、放弃这些有利条件，无疑的，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6-03-1991《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