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略论马华文化贫困与传统权威
许德发
自大马华人飘洋过海，并于斯落地为居开始，大马华人就紧紧面对文化思想不能往深层发展的困境，一直到今天始终还是逃不出此局。不仅如此，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华文化困境反而是深化了，因为在这世纪末的年代里，世界各地尤其在西方由于经历了现代化以及工业化的结果，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文化危机，而这些外面的危机现在又都与马华文化固有困境合流了。
换句话说，我们现存的文化危机极为复杂。从这极为复杂的文化困局背景切入，以检视这几年来马华社会的一些文化现象是饶有兴味的。大体上，现代化所带来的危机主要在于文化被商品化、庸俗化，而文化创造不能累积，它往往缺乏持久性，就像“一阵狂风骤雨，其兴也暴，其去也疾”。这种所谓的流行文化特质在于：它是属于消费性质的，即一方面生产另一方面消费，因此可以流行但难以流传。在这一课题上，我们一直认为西方社会所遭遇的困窘尤其严重。但是，西方所遗留下来的人文传统却仍然厚植根深。因此，它们仍然具有内在的人文动力去反省、批判这个现况。就以学术传统为例，我们仍然不能否定它们的中心地位。
而反照马华社会，自华人南来伊始，我们终究耽于通俗文化/小传统之中，而没有什么传统或者精英文化可言。不要说大传统，即使属于小传统范畴之内的影、视、乐，我们基本上也仅仅是国外的消费市场，紧随着港台通俗文化而行。质言之，这些流行文化加上民间传统通俗文化表演、节令民俗几乎就成了我们显文化的总和。但是诚如刘放（麦留芳）在许多年前谈论马华文化时所指陈的，这些传统通俗文化表现“其实仅是华商文化中次要的要素，要把这些纳入任何文化体系中皆毫无困难。……它们并不是中国文化或华裔文化的本质。它们只是一些文化本质的表现方式（注1）依此分析下去，我们甚至可以说，就算华人通俗文化广受各族喜爱，也截然称不上华人文化的复兴。这仅是一种“文化浮像”而已。以马华社会如此不具备深厚的文化传统而言，我们禁不住要兴问的是：究竟我们以什么思想与文化资源作为应对我们正面临的双重文化困境（马来化/现代化）之道？诚然的，我们除了要面对如何回应现代化所伴随而至的文化危机之外，我们更还紧紧面对马来化以及回教化的压力。试问当我们在谈与马来文化交流之时，难道大马华人真的相信自己的文化资源足以跟他们相抗衡？难道仅凭表演文化以及通俗流行文化便能建构“马华文化”主体性？
然而，紧从着这几年来的开放气候的置换，马华社会似乎也出现了一些思想文化的变化。最不令人生疏的文化现象该是易经、三国、孙子等研究学会的成立以及其思想的提张。甚至于孔明灯也受马华公会领袖的大力鼓吹，可见这个文化归趋之显而易见。但是，这些文化活动的机因看来不是纯文化性的，而是社会性的，甚至是政治性的。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是往往忽略了学术性的钻研。但无论如何，此文化归趋是否有其内在解释？
俄国史学家Aaron I. Gurevick曾对苏共崩解之后的文化发展作出极具启发性的论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破产以后，俄国只剩下了一片「哲学的空白」(aphilosophical void);现代许多人竟顺手乱抓一切荒谬的东西来填补这片「空白」，从神秘主义、「旁门左道」(occultism),到侵略性的沙文主义都大为流行。余英时曾以此跟中国大陆的80年代“文化热”相对照，而严厉批评中国知识人同样有“顺手乱抓”一切东西来填补“空白”的倾向。（注2）若我们把场景转移至马华文化状况，马华社会也显然呈现此“顺手乱抓”的现象，而且其严重性似乎有过而无不及。前述的文化活动如三国、孙子等的提倡基本上就是这个现象的具体显例。这一“顺手乱抓”现象的主要内在症结显然在于马华文化思想根基的薄弱，因为基本上，有怎样的文化氛围就会有怎样的文化现象。
前面已经说过，就整个“顺手乱抓”现象产生的背景而言，它明显是伴随着政府90年代文化教育政策的稍微松解而来的。实际上，这表明了长久以来官方文化单元化之下马华社会所累积的“文化思想贫乏”之深沉，以致于文化政策一松动，就呈现这一文化闹景。然而，在长期阙失深层文化思想发展之下，我们只能出现“顺手乱抓”的闹象，而未能出现以严格的认知态度为本位的文化学术活动。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学术活动，但是学术开展竟显得困难重重。以华社研究中心的发展为例，此中苦涩就自不待言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文化闹象长久下去，并无助于马华文化困境的疏解，反而深化了这固有的困局。
长久以来，工商领域在华社内受到普遍的重视。但对于文化学术的价值，华社则不予重视，不然就习常的以功利或实用的观点来衡量之。不必多说，这里面最主要的因素自是在于前者可以直接促进富强，而后者则似乎非“当务之急”。从整体的视角来看，不只整个华社，而且家庭与个人的观念都表现出同一的趋势。最近偶读及陈寅格的一段话，陈表示中国人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这一段话其实在今天而言，已经是一般的常识，但还是让我有一点惊识之感。我所惊识的是陈氏此语是发于1919年，而且对象所指是中国人。但是今天我们处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之中再来重温此语却仍感确切，由此可见大马华人这一特质之根深蒂固。（注3）王国维曾批评将学术分为“有用”、“无用"者为“不学之徒”，（注4）但华社从来不以之为鉴。华社对学术最多仅表现出五分钟热度的态势，而且这种热度往往又是在外缘的激素下才形成的。比如80年代在族群情绪激烈的情境之下，轰轰烈烈的催生了上面所述及的华社资研中心，但是在国内族群情绪稍淡之后，却让它“在生存线上徘徊”。显然的，这种“五分钟热度”即是一种文化或精神贫乏的结果。延伸的说，华社当今“忧患意识”的失落，林良实大谈华社基本问题已解决的背后深层因素恐怕也正是精神贫乏所结的果。这些例子适巧证成了余英时所说过的，“……经济繁荣只会把人推向歌舞升平的方向，不可能在一般人心中激起普遍而持久的忧患意识。……一个有深度文化的社会比较能提供其中个别分子以应付忧患所必需的精神资源一一包括集体的和个人的忧患”。（注5）
诚然的，我们应该清楚，文化思想根底的厚植与其增长需要长期的开发才能累积起来，绝非临渴掘井所能济事，世界上绝对没有凭空开创这回事。所谓人是文化的载体，因此从整个大马华人历史轨迹看去，早期南来的华人先辈之形态与素质似乎已经注定华人高层次文化发展的艰巨。他们几乎没有承续任何大传统或者精英文化。所以不难索解，70、80年代在官方单元化政策压抑之下所呈现的文化反弹亦仅能是文化表演以及通俗文化的张扬，而不能是高层次文化的反应。这个历史现象反映了华社的内在文化拮据，它十足说明了华人社会所潜藏的自身的内在文化动力仅限于此。我们势必凭借他者(the other)的文化资产始能有所突破。
在正常的情况下，大小传统应各有其位置，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以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而言，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补充、滋润的。但往往大传统具有引导社会发展以及小传统取向的作用。然而，由于华社始终没有建构或移植一道具体而有社会力量的大传统，从而建立自已的文化价值核心，华社因此难免长期不能摆脱文化肤浅化、伦俗化以及文化迷惘的笼罩。
职是之故，今天我们恐怕迫切所要做的是寻回我们失落的传统，那就是中华文化传统（这里指涉的是大传统/精英文化）。换句话说，我们正面对着严重的传统文化内在权威失落的危机，这是马华社会显现文化空白与匮乏症的内在根源。当然今天大马华人并非人人认同中华文化传统，因为经过长期本地经验的洗礼之下，大马华人的集体历史记忆分殊极大，文化认同亦呈现落差。无论如何，以族群文化认同的历史性角度来说，我们的传统就是中华文化这一脉延绵系统。华人一般上也比较倾向这个认同，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是一个笼统而且没有经过严格梳理的说词，因为中华文化传统可能是清末之前的，也可能是五四之后的。华社从来没有厘清，也就说不上有共识。总而言之，我们虽有大传统，但已断层。华社虽有倡导，但总是止于皮相，或者没有落实于社会生活之中。这就是说，所谓中华文化大传统仅是一种抽离本土情境的虚词而已。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文化传统只能扎根本土才有力量，不然一切只徒具形式而已。（但同时必须立即指出的是，没有文化传统的连系性，文化一样是无根的。）
因此很自然的，这里所谓的传统接棒并不表示我们必然铁板一块的把中华文化传统全盘接纳。传统文化仅能作为文化发展所应具有的依循根据，以便在此具体的根据上吸纳其他的文化资源。一言以蔽之，处于今日多元化的情境里头，多元文化老早就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准此而言，马华文化传统系谱的建构是在现代化以及本地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但任谁也否认不了马华文化本身与中华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上下文的关系。中华文化传统跟本土化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的。文化发展的逻辑是必须有所根据，必须推陈出新，而截然不可能凭空创造。我刚才提到的所谓的传统权威危机，就是指我们失落了文化开创所必须根据的传统基础。这里所指陈的权威是指真正具有权威性或实质的权威(authoritative or substantive
authority),这与具强制性、形式的权威(authoritarian)有根本的差异。6所谓的“权威”一词原是外来语。英文权威(authority)是从拉丁文auctor(author)演化而来，其意思是：作品的创造或创始者。其衍生义则是：创始者具有启迪别人的能力，他的看法与意见能够使别人心悦诚服，使别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看法与意见而受其领导。因此，他的看法与意见便变成权威。创始者的看法与意见之所以能够使人心悦诚服地服庸主要在于他的意见能够变成具体的范例，与能够赋于行为的正确性，并导使其成功。而本文所指涉的权威当然不只是个人创发所形成的权威，也包括整套价值成规、制度以及文化丛集的权威。实际上，文化赖以进步的普遍与抽象规则的权威性也是耍依靠传统的架构才能建立的。正是传统提供了我们依循的权威。只有处在一个稳定而不僵固的传统架构之内，当我们学习与模仿我们所信服的权威性具体行为与范例的时候，我们始能于潜移默化中学到普遍和抽象的常规。（注7）换而言之，当这些有创造性的权威被心甘情愿地接受而志愿地服庸之后，才有被累积、继承、进而更新的可能性。甚至于锐意超越传统或者反传统权威者，其运思也同样建基于这个权威本身，所谓入室操戈就是这个意思。质言之，文化思想与学术发展最忌不断受到割裂，然后就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永远从零开始。因为这只会促成传统永远无法被堆起于寸毫之间。
刘梦溪曾说：“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却不容易凝结为传统，有传统，却不能很好的传衍，这是我们所遭遇的真正文化危机。”（注8）这段话虽然不是针对马华社会而言，但若把它置放于马华的文络里头，也不至干完全无涉。以中国传统里的人文传统、学术流派、哲学思想、人格价值等文化遗产来说，此中并非丝毫不可取，但这些似乎没有在此地留下痕迹，当然不用说什么传衍了。没有传衍，也就无从铢积寸累。就这层意思而言，权威危机也就是传承的危机。大体上，如果传统越深厚，往往所取得的业绩会更大。李业霖先生就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说，“要栽培类似冯友兰的人物,。至少需要两、三代的时间”。李氏这颇见劲道的认知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显然的，寻找文化发展的根据地应是我们的启点，亦是一种马华文化建构的可能性途径。
就以解构主义来说，当它把一切都予以解构之后，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它仍然是预先信服了本身的预设。因此再一次不厌其详的说，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文化传统的建构必须在权威之内进行，不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起步。根据许多传承或者实质性的权威所提供的充足支援意识，我们始能有创发的根据地。用孔恩的术语来说，这也就是所谓的“典范”（paradigm）。简而言之，以马华文化长期的发展轨迹而言，其中困局的根源在于马华文化的发展是在没有实质权威（或者仅根据“中华文化”虚词的权威）的环境中演化的，因此今后如何导使实质的思想文化内涵的产生与生根将是马华文化人的重大问题。
注释：
1刘放：〈华裔文化通讯谈〉，《流放集》，八打灵再也蕉风出版社，1979,页55。
2详见余英时：〈自序〉，《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页45。
3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1996,页9-10。
4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册4,上海古籍书店，1983。
5余英时：〈文化建设私议〉，《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辰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页54。
6详见林毓生：《中国传统创造性的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页6。
7同注上，页77-80。
8见刘梦溪：〈解构与車建一一中国的商品大潮和文化空间的拓展〉，。载《明报月刊》1993年5月号，页25。
（31-01-1998《资料与研究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