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华教及民族文化的生存问题
郑庭河
一直以来，华社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这种认识：母语教育是民族文化的命脉。事实上，若非语文纵的延续作用和横的传播及凝聚作用，一个民族要维持其独立的文化个性，的确不易。所以，民族意识浓厚的华人普遍上都非常执着于华文教育，自觉地争取及维护实践华教的权利。
许多大马华人一向来都把华教的发展和问题列为民族集体，乃至个人生活里的重要议程，无论是在精神上的关注、讨论、思索，还是物质上的调度以作出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大马的华教还有被“图腾化”的现象，变成几乎象征整体民族的幸福、尊严、意愿及希望的某种精神依归，拥有极大的号召力，是大马华社中一股明显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足以形成强大的政治诉求力量。过去几十年来的历史可以见证此点，从学者文人、政治家、社会运动家到升斗小民，都牵涉其中。
华族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然而，历史是人类的命运，社会不断的在变化，很多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不知不觉中，就已演变至另一种情形了。大马华社是否已意识到，民族文化的延续及保存，在社会逐渐转型至工业化、城市化后，已不单是有没有华文教育系统的问题了。过去人们认为凡是受过华文教育者自然会吸取到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对中华文化会产生感情、有归宿感，会积极地认同本身作为华人的特质一一即是说有浓厚的“华人意识”，想当然的也会很关心、支持华教及中华文化的发展。
但是，我们似乎没看到一个重要的趋向是：在全球性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演变中，相应地催生了一种目前仍以西方模式为主流的新世代的生活方式，以及伴随而来的新结构、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新伦理等。
在城市化的地区，传统的家庭及社区结构迅速瓦解，这种变化不单是形式的，也包括种种精神文化层面的价值观、世界观、信仰、思维方式等。
华人“代沟”的形成
同时，由于交通与资讯科技的进步，思想观念的传布也早已突破了地理及文化的障碍，其结果是：夹着科技及制度优势的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新观念、新价值迅速浸透了主要为年轻一代的城市化华人。这时候，或许你会渐渐的发现到，在城市里，基本上生活方式差别不大的年轻华人当中，不同的语言教育背景已不再是可以区分他们的最大因素了。
事实上，他们之间相似的地方非常多，加上他们之中很多其实并非单一语言教育背景，而是多语言教育背景出身的，尤其是本地大专毕业生（例子：NTV7的播报员方若琪小姐）。若要讲区分的话，或许拿他们这一整代人来与祖、父辈普遍属于乡镇地区、传统工商农业及单一语文教育背景的上一代华人来对比会更显著。可区分的包括生活方式、品味、观念，乃至思想、意识形态等——比如最近闹哄哄的所谓政治倾向上的“代沟”。
年轻一代华人较崇尚个人主义
谈回主题，笔者所担心的便是在如以上所提的社会转型发生后，我们会发觉到城市化的年轻一代华人，基本上对民族文化的态度不再是被某种乡区社会比较普遍的集体意识所左右的了。他们比较崇尚的是个人主义的选择自由，高谈什么民族大义对他们来说不比列出事物的实际效益更有吸引力。
是以，他们会以工业化社会典型的功利价值理性来衡量所谓的文化，而不带着任何形式的精神包袱，凡是“好”的，他们都可以选择、吸收，管它来自什么文化传统，反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根本就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相关的也仅能是经过重新诠释，以适应城市结构的文化成份。
因此，他们的“华人意识”也许会相当的弱，民族课题已不再是他们的生活议程里的重要事项，不比人权、女权、民主、环保、社会公正、世界和平及宗教之终极关怀等一些普世性的议题更加重要。当然，他们之间还有更多的仅仅在忙着计算私己的利益得失而已，没空理什么崇高但抽象的“大”议题，最贴切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是：消费主义。
新生代华人的民族意识已淡化
在如此的新价值系统之下，民族意识的淡化肯定会削弱了新生代华人对于华教及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热诚，虽末至于会否定它们，但对他们来说，华教乃至整体中华文化的传承问题仅仅是民主人权的更大议题之下的小项目而已，虽不相冲，但却未必是最中心、最终极的关怀。另一方面，在城市，我们亦会见到华教的意义也工具化了，与其作为承续独特文化传统、催生民族认同感的“神圣”事业，传授者及学习者都毕恭毕敬的参与，现在反倒更像一种可以用金钱或时间来投资换取的某种技能训练，好用来在竞争剧烈的现代社会里谋生、求知，或方便与人沟通而已，失去了民族文化之“本”及生存之“根”的意义，因为已没有多少人还在那么“real”的城市生态里讲民族主义了，未来恐怕更是如此。
此外，更绝的是：某些华裔新生代，纵使有华文教育背景，但在“工具理性”的考量之下，肯定在大马社会里，华文的工具价值比不上国文及英文，结果自己逐渐疏远了华文，也不积极让——乃至刻意不让下一代学习华文了。对此，他们或别人也不觉得有什么“违反”社会道德的意义，反正这是个人主义主导的新社会。
是以，在社会转型之后，虽说风气此较开放了，但新形势所带来的格局似乎更加复杂，华教及中华文化的发展更加视乎诸种微妙的因素，而非简单的外在“压迫”而已。民族主义会否继续的没落，或是还可能在城市文明里脱胎换骨，找到新的土壤？若不是有赖于民族主义的“华人意识”，华教还可以不在工具价值化、庸俗化之下以另一种全新的意义寻求自我定位及稳步发展吗？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意义？
笔者本身觉得，“华人意识”对于本地（大陆、港、台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华教及中华文化传统的前景还是至关紧要的，这种意识一且没落，两者的生存也就岌岌可危了。除非一一在下个世纪里我们会见到中华文明在全球的格局里成功从传统的基础上翻生，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转型的主要先进动力，取代或者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那么在一种新的全球趋势里，我们会处处发现到中华文化的因素，让我们得以摆脱目前在趋向现代化、城市化的同时，不得不倾同工业化及西化的宿命（如新加坡的华人那样）。
当然，这仅能是一种臆想和企望。不然，也许我们大马华人会有足够的魄力和创造力，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仍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及生长寻找到一种新的基点和机制，比如把它“官方化”？我国著名的协商政治有办法办得到吗？
如何检讨民族文化方义及其生存问题
“官方化”显然是不太乐观的，而且如此亦未必能抵抗现代化所造成的传统文化边缘化的趋势。也许我们目前最可能做到的是开始学会用更全面的视野及更多元的角度来详细检讨民族文化的意义及其生存的问题，不能再单纯的把目光集中在华文教育这一点上而已了。虽说华文教育仍是一条主要的命脉，但忽略了时代变迁所带来的其他主要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不去寻思对策的话，也许我们所珍爱的中华文化传统最终会在这片国土上“死得不明不白”。
（10-07-1999《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