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华文报新闻工作者的过去与现在
朱自存
1880年新加坡商人薛有礼创办了《功报》成为一份具有当代形式报纸之后（这之前，1815年创刊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应算是一份宗教性月刊），几经物色，聘得香港《中外新报》的编辑叶季允（名懋斌，号永翁）到来主持编务及笔政，使叶氏成为第一位华文报的专职新闻工作者。以后。一般撰写华文报史料的人，经常誉叶氏为“南洋第一报人”。
叶季允是位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应无疑问，虽然在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由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不少革的分子如尤列、胡汉民、居正、汪精卫、戴季陶等，在新加坡（和较后时在槟城）在革命党人创办的华文报担任编写工作，但他们的工作目标是政治重于新闻性的。无论如何，华文报新闻工作者这份职业，在新、马已经确立了至少一百年。
由于当时本地华文水准问题，初期华文报的新闻工作者大多是从中国或香港聘来的。例如《助报》之聘请了叶季允，及较后时革命党人于1904年在新加坡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图南日报》亦从香港聘请了《中国日报》的记者陈诗仲到来主持编务，这便是例子。再5年后，革命党人另一份报纸《中兴日报》的编务人员中，有后来成为黄花岗72烈士的李文楷、劳培及周华等人，都是来自中国的。
直至陈嘉庚于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胡文虎于1929年创办《星洲日报》早期的编务人员，绝大部分由中国、香港聘来。且因本地新闻的使用不多，少数的通讯员（兼职的）则一般上由社团书记或学校教师等人士担任。而这些能写通讯的人，多数亦由中国米的。上述两分历史悠久的报纸，由中国南来任职的知名文士，计有胡愈之、傅无闷、郁达夫等，此外担任过短期间编务工作者，更难尽举。而当时的《南侨日报》也聘用过夏衍、沈兹九。洪丝丝等主持笔政；甚至世界第2次大战结束之后《益世报》在吉隆坡创刊时亦从香港聘请了刘问渠、钟文苓、李星可、刘以囹等任编务工作，刘、钟两人后来还留在马、新两地。
本地人接掌编采工作
华文报编辑部人员由本地人充任，应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事。此时各语义报章恢复出版，华文报销路日增，促使报社聘用更多新闻工作者，于是编务工作不再依赖于聘自中国或香港的文化界人士；而新闻采访工作方面，亦增加不少专职新闻者而非兼职的通讯员。这批报坛新血，便在廿世纪60年代成为本地报章编辑部的负责人物。亦由于国家的脱离外人统治而独立，政治上的要求有需要让本国报章由本地人执行言论责任，逐渐使到报社必须面对现实，不能继续从中国或香港聘请文化界人士前来工作。在许多工作领域里，非国民任职必需领取工作准证，新闻工作者是属于受到这种规定所限制的一种人士。同时，本地当时已拥有足够资格担任新闻工作的人，报社亦没有充分理由必需聘任外来工作人员。
当华文报拥有一班本地的专职新闻工作者之后，他们具有为本国华文文化献身的精神，以服务报界为终身职志。说到60年代开始的华文报业篷勃情况，报章内容充实；应是吸引读者购买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项华文报的改革：由鼓吹祖国政治（革命或抗日。）转而注重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报导；由多用外电、通讯文章到注重当地新闻，都是这班本地新闻工作者努力的结果。
虽然，由60年代开始的华文报企业化，也曾改进出版技术，扩大及加强通讯设备，采用新式管理方法，为报业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但假使没有当代的新闻工作者的努力，贫乏的报纸内容，是不能以现代设备和新式管理使它符合读者的要求和需要的。
回溯陈嘉庚于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时，主要目的是传达树胶价格讯息及刊登树胶产品的广告。胡文虎于1929创办《星洲日报》亦以宣传其成药为目的（胡氏兄弟的永安堂出品万金油，行销南洋一带。）这是现代华文报以商业为嚆矢。
当时华文报设立目的，显然是经济重于文化。可以说若当时没有一班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在努力服务，两报主持人虽以庞大经济为后盾，亦不能使报社免于亏本，且无法打开销路。陈嘉庚发觉报纸不是赚钱生意之后，3年后便把报社转让给其女婿李光前的弟弟李玉荣接办。
有必要在此强调，现代华文报之成为一项深具发展潜能的企业，是当代本地新闻工作者的努力，加上了投资者配合了新技术及管理的结果。这项成就，新闻工作者的贡献不容抹煞。
新闻工作无异文教人员
新闻工作者这分职业，大致上和一般文化、教育界人员相同：那是受雇用于一种与文化有关的工作（以报业而育。商业已变成比文化重），而在报社工作的人多少也有为文化作贡献的心理，不然的话，可能会选择其他行业（或不带文化性质的行业），或者是干了新闻工作一段短时间之后，掉头他去。
从事新闻工作。特别是采访工作的人，由于在社会上接触不同阶层人士，可能被认为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一些人要借重新闻记者的笔以便在报纸上亮相的时候，对记者表面上是尊敬的（甚至是投其所好的讨好）。这种假象，使到干新闻工作的人感到满足。在察觉到这种礼会地位的假象存在时，许多人便有了满足感而对所做的工作加倍努力；也有另少数人，体会到别人会借重他工作上的方便来达到其要求。因而利用别人所提供的机会为本身利益打算，谋求好处的。这类利用工作上方便谋取私利的新闻工作者存在，会使到新闻工作者的形象，在社会人士眼中被低贬。
新闻工作者对社会，文化的贡献，肯定比许多其他行业工作多。读者一天没有报纸看的感受，可能比没有东西吃更具失落感，不用说比没有娱乐或缺少一些其他物质的享受更令人难过了。此外，报纸也辅助了教育，对所有各阶层及不同年龄的读者，提供了无形中的学术上的进修和知识上的加深。然而自重的新闻工作者，在负起其任务的当儿，会觉得他自已所负的繁重工作，与他所取得的报酬或所处的社会地位，并不等配，于是不免有所表示。全国新闻工作者职工会于60年代成立，负起了争取合理待遇的任务。而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之于70年后期组织起来（1981年批准注册正式成立），为促进及提高华文报刊水准，维护编辑人的专业性尊严及权益而努力。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是于1978年9月23日的一项由各华文报编辑部执行人员参加的会议上筹组的，当时选出的筹备委员会为：主席朱自存（南洋商报总编辑），黄宗理（星洲日报总编辑），秘书张齐清（建国日报总编辑），副秘书谢诗坚（星槟日报总编辑），财政周宝源（新潮月刊执行董事），委员吴仲达（新生活报总编辑），罗广成（斗士杂志主编），黄兆熏（中国报总编辑），钱博（新明日报总编辑），郑宪文（砂膀越国际时报总编辑），庄之明（通报总编辑）。这组织的创立，是所有华文报的编辑部负责人员有意为促进华文报新闻工作而努力的。
经过两年之后，编辑人协会获得政府批准注册，于1980年9月28日举行成立大会，选出朱自存为会长，黄宗理副会长，总务罗广成，财政林通光，委员谢诗坚，吴仲达，黄丁龙，钱博。郑宪文。。此后，这个协会负起了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专业地位促进华文出版业及提高报刊的水准发扬编辑人的自律精神等宗旨而努力。
1984年编协由第二任会长刘鉴镣领导时，获得商界名流黄纪达资助，设立一个“拿督黄纪达新闻奖”每年颁发5个奖。奖金共I万元以上。黄纪达曾在一个时期领导华文报（1981年被马华公会收购后的《通报》董事长），他自言是以华文报读者身分（当时已非报社董事）设立这项奖赏。黄纪达在商业不景时仍继续支持这项新闻奖。但一般华文报的资方却很少有出款资助为提高新闻工作者水准及报刊内容水准的任何行动•虽然在一些筹募工作上，出力动员其职员。
华文新闻工作者在提高本身水准及报刊水准方面所作的努力，似乎得不到报社资方的赏识。他们经常申诉华文报新闻工作者的待遇比不上英文或马来文报（销路小的报纸的待遇的差距更大），新闻工作者的待遇连出色的广告员也比不上（广告员除薪津之外尚可领取佣金）。
他们认为报社应该体会到：内容比不上别家的报纸将会影响销路，销售额和广告的增加有赖于内容的加强。而报业资方若昧于这些事实，将会自食其果。
由于新闻工作者在本国的环境是属于受佣用阶级，那是和其他专业人士有不同的地方。即是：纵使他们具有专业资格也无法自行开业。。于是，报社的承认新闻工作许的专业地位与否，便成了主要的关键。客观地看：华文报业经营者一般上仍没有对新闻工作者的取得专业地位，作出积极的响应。
首先：报社没有主动的斟酌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资格及水平，相应的提高其待遇；反之，对待新闻工作者一如其他行业的白领、劳动阶级，看供求情况，尽最以较低待遇（订有薪制的则尽量不去改善薪制规定的待遇）去聘用新闻工作人员。这种发展已经使到新闻工作不是一项吸引人才的工作（从80年代开始来越多女性任职，男性则进入其他待遇较高的行业工作）。结果是报社不容易发掘到有良好素质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以致报章文字水准日渐下降。以目前和以前的一段时间比较（例如10年前的80年代），这现象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任何推诿的说：本国一般上华文水准已经下降，影响报章内容这种说法是难以被人接受的。
其次：报社并不热心于为在职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专业训练。当聘请了一位新闻工作者之后，便毫不犹豫的让其执行工作，充分利用所提供的劳动力，而不考虑到培养有关工作者的更高效能，这显然是目光短小的看法。一些报社虽然会自夸它的常年营业额多少，而利润收入又多少；但从开支预计上看，用在训练职员，特别是训练在职新闻从业员上而，其数字几等于零。很多时候，外国报业或学术机构，考虑到国际性的训练计划，而向本国提供了新闻从业员进修性质的训练和考察性的机会或奖学金时，报社表示十分欢迎，甚至争取类似的机会，作为鼓励或驯服其雇员的奖品，拿别人提供的“不费之惠”的东西，作为放在驴子前头引诱它向前跑的胡萝卜！对一些自称如何规模庞大的报社来说，这是一项悲哀。
此外，报社对于组织和提高新闻从业员水准的本国机构，经常吝于捐助。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于1980年获得批准注册成立迄今，没有听过报社拨款资助其活动。该会于1983年筹募经费时，想不起有那家报社自动捐助。而所筹到的捐款，多是来自社会人士。由1985年起举行的“拿督黄纪达新闻奖”并不是来自报业界，报社不去协助促进新闻工作者水准的努力，不关心直接或间接提高报刊水准而惠益报社的活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90年代中期华社商界闻人集资I百万元作新闻奖基金。）
总结
华文传媒新闻工作这份职业已存I百多年，进入80年代华文报业里从职新闻工作的人，总数超过I千。这些人不断努力，在推广文化、启迪民智、沟通讯息等方面作出贡献。他们的职业尊严和社会地位，正待国家、社会和所作服务的报业予以肯定。任何事物的争取，不能坐待假手别人，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所应正视的。
（01-01-1992《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