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马华文化是边缘文化？
安焕然
马华文化是否是边缘文化？发问及回答这问题的人，或许都含有不少的感情因素。诚如陈美萍的“马华社会今天之所以被称为马华社会上就在于马来西亚华。裔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也就是说马华文化有它自己的个性”。但吊诡的是，在处理马华文化上，它到底有些什么内涵，有些什么具体内容时，我们却面临了“马华文化个性困惑”的尴尬场面，彷佛这一切都谈不下去了。你会惊兀的发觉，一部马华文化史是空白及充满错觉的，马华文化的认同是滞后的。
这种空白及挫折感不是没有原由的。从国家文化的角度看，70年代，以马来文化为中心内涵所拟定的国家文化政策，已明显把马华文化排出国家文化的核心范畴。就马来文化这中心文化，它意味着是主流文化，它是带有权威性、宰制性及领导性，乃至促成文化霸权地位的确立，为此，对这文化领导权的拉锯战，刺激了华社赶紧奋力争取马华文化在国家文化的“地位”确认，希望能在所谓的“公平”的诠释下，让马华文化能在国家文化中取得应有的地位。于是国家文化政策的拟定，却反而吊诡地激起了华社对其自身文化的醒觉。1983年全国15华团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1984年以后，各州各地举办了一波波的华人文化节，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活动的确仍年年在搞，但其疲态似乎已显露。
若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华社，尤其是华人中小企业主，其心境是受挫的。再加上80年代初中期大马经济萧条，种族关系两极化加剧，我们或可推知这场文化的“创造”运动，实具有把“文化”作为一套意识形态，企图动员和凝聚华社的斗争力量的涵义。“运动”，它基本上是带有抗争性的。这在当时，固然是有其时代意义的。廿四节令鼓的咚咚锵锵、九舞的冲动、中秋传灯的激情、舞狮舞龙的狂舞，仍记忆犹新。
没有文化思想依据
然而，舞啊舞，文化节办啊办，为了什么？为了让当政者知道我们的“存在”？要让舞狮堂堂进得了表演舞台的殿堂，以表示我们文化地位确有几分重量？争啊争，我们到底争到了什么？或许吧，舞狮登上表演舞台了。那又如何？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内涵？从国家文化这一层面，华社对文化的“醒觉”，始终是“运动”式的，是抗争涵义的，是因外在刺激而回应，基本上仍是被动，谈不上“自觉”。所拼命争取及拥抱的，数来数去，亦不过是文化表演项目，乃至沦为浮面的表演文化，即使能争取进入国家文化的表演舞台，我想，它仍是边缘的，因为它内容贫乏、空洞，且被动。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思想的依据。
然而，进入9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国强权的复兴，一种所谓的“文化中国”所拟构的中华文化圈，似乎又让大马华社以为找到了新的文化思想依据。这些日子以来，各项大型的国际性汉学及学术研讨会纷纷举办，而且文化盛宴愈办就愈大。规模愈大，媒体报道愈多，参与者就蜂拥的愈多。然而这对于马华文化内涵的寻找、型塑乃至创造，又有多少的助益？
这股“文化热”，对马华文化的型塑上，似乎仍令人感到沮丧、空白的。在投往中华文化圈的怀抱中，我们似乎仍忘记了自已的存在，或是在此中华文化圈中自拟了一个沾沾自喜的幻象，而忘记r自己所生长的土地、自身的独特性及自主性。我们又不自觉地纷往中华文化圈中的主流核心朝贡。于是国际学术文化盛会犹如一场场的学术大拜拜，来自中国或台湾或欧美的著名儒者汉学家来讲演，不管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我们都视之为文化明星，东问问、西问问，买明星学者的著作要求作者签名，最后排排站来拍张照片留念留念。
在语言上，以为我们的语言已经分歧污染了。而盲从的以为一切华语的语法语音的规范都要跟随“中国主流”。在文学上，早在20年代末期既有南洋色彩的提出，至40年代更有马华文学独特性的论争，马华文学早已不是中国文学的支流，。然而今天我们的马华作家纷要靠中国大陆的出版社来帮他们出书，耍靠中国学者来帮他们作评论。至于一些旅台才子，在台湾取得文学身分证后，就以不屑的态度，大大声嘲笑我们本地的老作家。马华文学的颂赞肯定及受嘲诋毁，似乎都要等待这中华文化圈中的主流大老（中国、台湾）的点头或摇头。抽离了这些，马华文学的特质还剩下什么？至于那些不回归文化中国之主流的，我们还有些什么可以依据？而我们真正本土的文学评论在那里（互相吹捧及互相谩骂的除外）？
等待中华文化主流首肯
当我们沉醉于回儒交流的和谐氛围之际，大马华社有谁在谈？有谁能谈？缺席缺席，我们似乎都一再的在缺席着。如果在文化、语言、文学上，我们若都是以“中国”为主流，那具有本地特色的马华文化、语言、文学，其地位到底要摆放在什么位置？
在盲目的回归中华文化圈之主流，我们会发现，马华文化的具体内容，仍是空白，文化认同仍是滞后的。
从国家文化的层面，马华文化是属于少数民族的，是国家文化中的次文化，亦是边缘文化。但若此边缘文化有其独特的具体内涵，而且是充满活力的，令人激赏的，那这次文化目然就有其堂堂的尊严及地位。若仅是被动式的抗争，仅是执着于一些表面化的文化表演内容，那这种边缘文化，始终亦是受挫、苍白、压抑的。
而从中华文化圈的层面来看，相对于中国、台湾而言，马华文化亦是当然的边缘次文化。但若马华文化能应用其独特性，进而发挥其边缘效应，相信此边缘文化（就如同今天的台湾文化）仍是能活出其尊严来的。若仅是被动盲从中华文化圈的主流，而丧失了自身的发言权、诠释权，那这种在中华文化圈里的边缘文化，始终亦是受挫、苍白、压抑的。
不要说马华文化没有什么主体性，而要问，我们的文化工作者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去发现、寻找、型塑，进而去创造。而过去，显然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我们是严重缺席的。在国家文化的回应上，我们是抗争性的；而在中华文化圈里，显然有太多现成的东西是可以让我们“自我”陶醉一番。
当然，马华文化，不论是在国家文化或是中华文化圈里，它都是边缘的次文化。我们也无须盲目排斥这两大文化圈。尤其在现今中华文化圈的复兴之际，更多的交流、沟通及对话，对马华文化的型塑都是很有助益的。惟，边缘文化欲发挥其边缘效应，要活出其尊严，马华文化的主体性是有待我们去努力型塑的。不要说没有，因为文化就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23-08-1996《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