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是维护民族教育的力量泉源
林振慕
明智的创举
最近《星洲日报》拨出宝贵的版位--言路版，让大家来讨论--“董教总应否参政”的课题。
不管是特意安排抑或是一种巧合，《星洲日报》编辑部选在大选来临之前，提出这个对华社富有政治教育意义的课题，可以说是“对症下药”的明智创举。
众所周知，要求民主，维护民权与人权，是目前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需求，也是我们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o换句话说，要求“民主政治”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局势发展的洪流，也是主流，明乎此，董教总应否参政，已是不言而喻了。
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文化素质
参阅了几篇不论是赞成抑或反对“参政”的文章，笔者认为都不能针对“主体与客体”、“政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提出正确而明确的政治观点，进行逻辑的论证而得出令人折服的结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有者对“参政”和“加入政党参政”两者之间的异同点不甚了了，甚至混淆不清，就贸贸然地提出似是而非的论点和论据，胡乱反对一通。有者则因噎废食地说，由於1982年董教总“参政”的惨败，不应再涉足政治，避免引起非议和纠纷，导致声望大跌。这种不探讨“参政”惨败的因由根源，就主观片面地下结论，除了暴露本身的政治无知外，恐怕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有者却完全乖离了“董教总应否参政”的主题内容，提出说：“个人参政无可厚非”。无形中这也使我们了解到，在某些人的脑海里，已经混淆了政党专业的政治组织和民间团体非专业的政治组织跟“个人参政”的公民权力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范畴。“个人参政”的公民权力，必须通过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整体政治组织力量，才能发挥强大的政治力量作用。两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作用的辩证关系。绝对不能片面地把两都孤立起来看待。综合上述种种“论政”的现象，真叫人惊异感叹，目前我国国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文化素质，是否已经低落、差劣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维护民族教育”是维护人权与民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故，“维护民族教育”就是一种积极参政的行动。如果说，要维护民族教育而不参政，简直就是说：要自由！但不以摆脱手上的枷锁作为先决条件。
再从教育观点出发，教育的宗旨就在於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教育，倘若离开了政治，就失去教育的意义。教育是政治力量的泉源；政治力量是维护民族教育的支柱力量。两者具有相依相存，互为促进的辩证关系。
董教总，作为华社最高的教育领导机构，肩负着教育民族的重任，必须组织并教育培养广大的人民群众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尊严；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文化素质，从而加强他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醒觉；促使他们意识到“维护民族教育”、“维护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组织、培养并凝聚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和民主力量，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获取强大的民主、政治的支持力量。这也是董教总，作为华社华裔最高的教育领导机构，不可推诿的民族教育责任和政治义务。
特别是当“华裔、华教”被挤出国家文化教育建设主流之外，而各华裔政党又令华社伤心失望，完全丧失领导并组织教育人民群众的政治功能，放弃本身应尽的民族责任和政治义务时，董教总更应该义不容辞地挑起组织、教育民族的重担。
语曰：拥有理想目标，千斤万担我敢挑，没有理想目标，一根稻草就弯腰。
“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
作为“参政”的主体--董教总，必须建立自己坚强的“参政”的健全组织和政治领导核心。不论是专业的政党政治组织或是非专业性质的民间团体政治组织，都必须拟定自己“参政”的理想目标和方针政策以及包括方式步骤等等细则问题。即使要和其他政党配合、合作，甚至派代表加入某政党进行“里应外合”的政治活动，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领导核心，随时随刻指挥、监督本身代表的一切行为活动，务使代表遵从社团的宗旨原则行事。相反的，如果把客体--政党，变为主体，把所派去的代表完全纳入客体中，由客体指挥一切，主体则失去了决策权和行动权。自然的，所派去的代表必然沦为“嫁出去的女儿”，毫无发言权，甚至“变质”。
无庸质疑的，参政的主体--董教总，如果本身没有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素质，拟订长远的政治目标、计划、策略、战略、方式、方案和方法等等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系统和政治斗争哲学，那么不论是“参政”或“加入政党参政”，一切都只是沦为表面化、形式化、公式化的把戏。
众所周知，根据过去卅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党政治”的政治表现是令华社伤心失望的。董教总，做为参政的主体，如果把参政的政治任务完全依附在所加入的客体政党中，企图通过“政党政治”争取本身所要的一切权益，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董教总，身为华社最高的教育领导机构，其教育宗旨和政治任务，就在於提高华裔（甚至包括其他民族）的思想认识水平，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因而从广大的人民大众中获取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支持力量。最终实现董教总的政治斗争目标。
诚如“言路版”所摘录的名言、谚语：“为寻求真理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总比不承担风险地占有它，要高昂得多！”--荣幸。
这段“名言、谚语”，应该成为董教总的“座右铭”。
三结合概念
不论是赞成或反对董教总“参政”的文章，都论及1982年董教总“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三结合概念。遗憾的是，双方都不能以明确的政治哲学理论观点，进行科学分析董教总1982年“参政”失败的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而逻辑地论证，董教总应否参政的结论。
其实笔者认为，所有参与“论政”的文章，都犯上了下列三种毛病：
第一、混淆“政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
第二、弄不清参政“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
第三、分不清“参政”和“加入政党参政”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斗争概念。
“嫁错郎”的悲剧
探讨董教总1982年“参政”失败的主要因素，无非是董教总作为参政的主体，却缺乏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层和政治领导核心。
其实董教总提出“三结合”的政治概念以及“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政治策略是正确的。但是，在战略上却犯了不可宽恕的谬误。
在“参政”的原则上，董教总作为参政的主体，必须建立自己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厘订一套完整的“参政”的计划报告书，确立一个长远的斗争目标和政治斗争策略与战略。同时拟定自己的政治斗争方式、方案和具体步骤。换句话说，参政的主体，必须发挥本身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然后配合灵活的政治外交手腕和机智的战略战术技巧，软硬兼施地利用“客体”--政党，实现本身的政治目的。事实刚好相反，董教总却在缺乏政治领导核心的条件下，以及毫无政治力量的基础上，抱着依赖性很强的心理态度，完全融入客体中，企图假手於客体为自己“谋福利”。天底下哪有这种“免费的午餐”？何况所托非人。常言道：“男人怕入错行，女人怕嫁错郎”。嫁错郎的女儿，其命运犹如华社所惯用的评语--“泼出去的水”。
何谓“超然立场”？
维护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等公民的权力，绝无“超然立场”可言。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并坚决贯彻政治实践。唯有通过维护人权与民权的政治斗争，才能实现维护民族教育的政治任务。
倘若说“超越政治立场”，置政治於“争取民族教育”之外，即所谓“超然立场”，那是自欺欺人的谬论。因为这是违反“维护民族教育”的政治斗争原则。
“维护民族教育”强而有力的力量泉源，就是建立在“维护人权与民权”的政治原则上。如今，我们如果自我缴械地放弃理论根据的思想指导原则，又在毫无政治实力的基础上，妄想在半空中建立起“民族教育”的空中楼阁，无疑的这是痴人说梦。
如果把“超越政党政治“说成是“超然立场”，这简直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董教总跟各华裔或以华裔为主的政党，根本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各自独立的组织。在争取民族权益和民族教育的立场上。各有各的观点和原则。甚至各有各的斗争方式和其策略，怎能混为一谈呢？董教总有此必要向社会人士宣称跟“政党”划清楚河汉界吗？有必要表明对“政党政治”采取“超然立场”的态度吗？再说这种态度和做法是对的吗？基于血浓于水的族群关系，如果华团和华裔政党都是为华社华族争取权益。彼此间应该保持“超然立场”吗？大家有可能保持“超然立场”吗？
其实，董教总作为华社最高的教育领导机构，必须为华社华族培养教育与政治人才，灌输政治思想意识，唤醒民众的政治醒觉，凝聚华社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董教总维护民族教育的政治斗争。同时发动群众，督促或施加压力迫使各华裔政党或以华裔为主的政党，务必为华社华裔争取合法的权益和民族教育，这才是贯彻“三结合”的政治概念，怎能说：保持超然的立场，是董教总应有的原则呢？真叫人费解。
“本末倒置”的谬论
董教总应否参政，虽然意见纷纭，但是，如果把华族的“民族性格”作为否定华人、华团（包括董教总）参政的因由，简直是荒谬到透顶，匪夷所思！
在几篇否定董教总参政的文章中，其中有一篇这样写道：“如果华人的民族性格是属崇尚纪律的，能像爱尔兰人那种的民族斗志，经过七百年不断的罢食、绝食的这种争取独立的精神，我们华人就应参政，团结全体华人。但是华人有这种精神性格吗？三结合概念提出后，就受到阻力、破坏，致使跑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参政，一定会触礁。”（参阅〈董教总应有的原则：保持超然的立场〉《星洲日报》，胡万铎）
华人没有爱尔兰人那种的“民族斗志”吗？“华教斗士”被喻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猛志，难道不是华人的“民族斗志”吗？如果说华人没有“民族斗志”，简直是胡说八道！其实每一个民族，不论是爱尔兰人、美国人、英国人、印地安人、华人、非洲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等等民族，都有民族尊严、民族斗志，关键问题是，如何去教育、启发、组织他们。所谓“玉不雕不成器”，正是这个道理。从英殖民统治时期的独立前以至独立后卅多年来，如果说统治者的文化教育政策是成功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华教”的失败。教育的失败，必然导致“民族斗志”的丧失。这是谁的责任？谁的错？身为董教总的高层领导人物，如果不能洞悉“民族斗志”和教育的辩证关系而轻视本族的“民族性格”，夫复何言？
（12/1997《迷失与醒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