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部分缺席到集体失语──试论马华本土文学批评贫弱的要因
朱崇科
表面上看来，本土的马华文学批评似乎从未间断其一贯的轰轰烈烈，实际上，若在尘埃落定后，往往不得不面对它实质上外强中干的尴尬。当然，这种尴尬程度可能因人为的因素而减轻──如果有人自欺欺人地坚持，骂架式的论争也算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话。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对本土马华文学／批评进行并置式检视的话，无论是从出版的数量（尽管这种比较有其不精确之处），还是从创作／研究的影响力／国际声誉（即质量）进行分析的话，都可以粗略看出马华本土文学批评的相对迟钝和凝滞。
毋庸讳言，诸多文学爱好者、作家、学者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也反证了这种弊病的普遍性。黄锦树即曾深刻又不无偏激的指出，马华本土“只有一群在暗处搞到鸡毛鸭血乱飞、写不出象样的东西、喜欢出书、读书读到牛背上去的‘马华文学斗士’”，显见黄对马华文学／批评缺乏创造力，以至死气沉沉的弊端毫不留情面。
考察马华新文学八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在地的马华文学批评似乎经历了从“部分缺席”到“集体失语”的复杂进程。相较而言，新马独立前的马华文学批评，基于文学相对的贫血与苍白，反倒只是吊诡的显示出其“部分缺席”的表征，因为在这时段中，往往是激情洋溢、（追求）立竿见影的口号标语压抑了可能的创作实践，表面的意气之争遮蔽了沈静的理性之光，但无论如何，在文学与批评重镇基本迭合的前提下，文学的生产、消费等同一场域中，文学／批评的对称关系仍然清晰可见。到了立国之后，数十年来，马华文学新人迭出、得奖频频，在在引起华文文学圈内外的侧目与青睐。相比之下，马华本土文学批评虽然也有不小进步，但还是相形见绌。某种意义上讲，马华文学批评／研究的中心似乎不在马华，而是在台湾和互大陆。至少，多元研究中心互成犄角之势，对有形／无形研究地盘的分割，更映衬了贫弱的马华本土文学批评的贫弱，我称之为“集体失语”。
当然，此发展进程的耐人寻味在于：为何如此？如何纠正？换句话说，我们怎样解剖马华本土文学批评的贫弱，从而加以改进？
一、创作比批评更长久？
某种意义上讲，批评似乎只是文学作品的寄生，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没有文学文本、现象等，批评就难以有效展开。从此视角看，文学创作似乎总是牵着批评的鼻子走。而对书写主体来讲，讲求主动、趋利避害的思维模式，往往使得创作成为首选，毕竟，被人研究总比追逐他人更具成就感和主动性。
需要指出的是，大马独立前文学批评的相对兴盛（如果此处将批评的内涵扩大至文学论争，乃至文学斗嘴的话），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首先，报纸副刊提供了难得的表述空间。比较而言，在此特殊环境的副刊操作中，批评比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有更强的适应性和更大的灵活性。
其次，在特定时期的强烈需求下，批评的工具性和实效性发挥了巨大功用。无论是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主题的发挥、表达与延伸，还是指向在地的激情要求，批评往往化为有力的建构工具。比如以一九三九年初关于“几个问题的论证”为例，便不难发现，槟城青年在询问郁达夫的背后，其实对问题的答案已经“胸有成竹”，类似设问式的提问，只是希望引发郁充当自答的那个角色，对在地文艺青年苦心经营文学这种集体文化产业（a collective culture industry）的热情给予总结陈词式的鼓励／肯定。但当初来乍到的郁对此类问题进行旁观式的冷静解答后，诘难随之而来。从此过程即不难看出，批评在此中扮演了及时、高效的承载角色：对话与冲突、旁观与融入等都侧身其中。
毋庸讳言，此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其实因风云际变的历史时空影响／制约，而表现出其另致的繁盛，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此时的批评其实在马华文学创作的缓慢发育中更是扮演了清道夫角色，一方面有力的廓清了文学路途上的障碍，指出了其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它的功利性繁荣又无奈的压制了文学创作自身发展的诸多可能性。
大马独立后，马华文学在逐渐步入经营“独特性”的正轨后渐入佳境，尤其是最近廿年来，更是新人辈出、佳作连连，其强劲势头在在令读者／行家侧目，而本土的文学批评却明显出现不该有的力不从心和贫弱不堪。黄锦树在对马华写作人阅读资源（或习惯）匮乏、好的“批评体制”缺席下，对将来可能的穷途末路浑然不知予以抨击时，却也顺带从反面说明了创作者可能不无偏颇的主体选择：“可是在这个地方，似乎写作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无需阅读，也不必思考，并且拒绝批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出名”，“很容易变大师”。
需要提及的是，如果过分强调文学创作，使批评成为艾略特所谓的“创作的副产品”（by-product），那么，这种只是由诗人批评自己有兴趣又努力创作的诗歌，其操作即被称为“创作室批评”（workshop criticism）。据艾略特所言，它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凡是与诗人自己无关或是他憎恶的（antipathetic），都超出了他的（批评）权能（competence）；此种批评的另一个缺陷是，批评家的判断力在他自己的艺术之外，就显得不健全（unsound）了。
不言而喻，当代马华文学批评的贫弱与上述论断不无关系，而作家型的批评者往往也难免坐井观天之弊：批评者往往各抒己见，或重陷“对过去对象的意识形态，其批判正是为了开展我辈当下的历史性”悖论式的二元对立，更有甚者，则成为所谓“全能型”作家，貌似“著作等身”，实际上却多不可取。
同时，还需指出的是，马华文坛作者选择创作而兼事批评，乃至离弃批评的原因，还在于批评自身特点的限囿及巨大挑战性。优秀的正规文学批评，往往需要高深和贴切的文学理论支撑、学术范式的严格规范，和异常敏锐的鉴赏能力，这显然比可以天马行空的创作束缚多多，艰涩些许。鉴于下节会详细论述，此处不赘。
简言之，对文学创作的青睐（包含了功利性原因），对批评的忽视、恐惧与避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创作比批评更长久”也就成为创作主体的主动认知，也成为解释马华本土文学批评贫弱的要因之一。
二、话语霸权压制：从外来到自我
美国著名文学史家韦勒克（Rene Wellek）认为，“无论他们（此处应指批评家）在立场上是多么不同，却都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理解文学和评价文学”。然而，要如何更好的“理解”与“评价”文学，往往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即批评和理论的关系如何？
批评和理论其实是唇齿相依、密不可分，严格的学术批评尤其如此。即使是表面上看来学术术语淡出、理论运用渐入化境的批评，其实背后同样掩藏了深厚的理论积淀。
显然，类似的理路同样适合马华文学批评，不过，当我们以此标准来检视本土批评时，便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本土理论资源的匮乏，才导致论述深度的脆弱以及创造力的苍白。一般说来，马华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主要是互大陆、台湾、西方。比较而言，以当代西方文论来处理马华文学时，往往又可能隐含了必须小心处理的隔膜（适用性考虑），而且西文原著价格不菲，值得斟酌。反观互大陆与台湾方面，其物美价廉和同文同宗的亲近，使它们成为本土批评加以借重的理论资源。吊诡的是，它们往往也成为一种莫名的话语霸权压制。
毋庸讳言，某种程度上，大部分马华本土批评长期延续了互现代文学中的杂文传统，对应有的学术规范和批评范式不甚了然，使得本土文学批评的逻辑及其严密论证都相对比较缺乏，往往予人诟病的把柄。
以互左翼文学思潮对马华文学的影响为例，某种程度上，在互曾经风靡一时、甚至成为文学主流的左翼文学，近乎同步的传染了马华文学，当然也影响了当时的马华评论界。一九三○年滔滔提倡“穿普罗衣裳的地方色彩”，其实就是以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为理论前提，将南洋文学定义为具有地方色彩的普罗文学。尽管此后的相关论争绵延不绝（新兴文学、互文学的地方文学等等），大致上都未能突破这一框架。
类似的互现实主义思潮，经过改造后，顽强的在马华本土生存了下来，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盘踞了文学思潮／流派／批评的主流位置。它来自互的霸权话语源泉，最后却也吊诡的成长为本土的理论霸权和背负。
当然，这种话语霸权也同样可能来自马华本土批评内部：或是官方人为的因素（如学术资源垄断及对中文的压制），或是恶性循环之下，对外来资源的过度依赖等，都压制了本土批评可能的创新与深化。
文学理论的提炼是异常艰辛复杂的过程，迫切需要丰富的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想象力、创新，与严密的内在逻辑建构。在此过程中，吸纳、汲取艰深晦涩的原有理论，同样也是一个枯燥又严肃的实践操作。其间，活力十足的对话、思想交流／碰撞十分必要，往往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受不了个中形单影只、孤掌难鸣的寂寞而不得不放弃。
马华本土文坛似乎也缺乏民间学术化的文化语境，除了官方压制等客观原因，往往由于创作者的野心太大（一窝蜂不甘示弱的力求全能全才），无暇进行必要理论修炼（或是因困难望而却步），现有的文学评论因而大多过于朴素，虽不至于隔靴搔痒，但论述视角的单薄、理论功底的浅薄，在情绪化的介入情况下更是令人摇头叹息。严格说来，这些评论大多流于散漫的感悟，缺乏锐气与攻击力。
同样，马华文坛并不发达的出版，也是羁绊本土批评发展的部分原因，从现有的出版物来看，由于更多注重“轻”批评（轻松恬适的鉴赏式批评，商业化色彩浓厚）和市场销路，有分量的学术批评往往青黄不接，甚至成为令人尴尬的阙如（有时是依靠研讨会的形式，交上论文集了事或作遮掩）。在此情况下，极富个性的批评家更是难于培养；同时，狭小的发行市场空间（往往只能在新、马两地非常有限的读者群中销售），也限制了话语的传播范围与分量。
三、文人相轻与避重就轻
平心而论，马华本土批评的内耗与无谓纠缠，拖慢了批评逐步推进的步伐，比如小圈子意识、文人相轻、帮派林立等不良习气，往往牵涉了论者太多的精力，使原本粗疏的批评界更显荒芜（质量上而非数量上）：
1.文人相轻──马华文坛大多洋溢着互不买账、各行其是的氛围，尤其是对同行，如果不是一味吹捧，就是一剑封喉。纵览八十余年的马华新文学史，文学论争似乎显得格外热闹。以独立前为例，一九二○年代“南洋色彩”的提倡，对其具体操作大家各持己见。一九三○年代马来亚地方文学提倡时期，论争则逐步升级，随着抗日战事的推进，“战时文学”与“华侨救亡文学”的口号之争，也同样热火朝天。一九四○年代“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在侨民文学作者与坚持前见的作者间，又展开猛烈的对抗与互相抨击，正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九○年代的马华文坛，仍然呛味十足。
综上所见，尽管文学批评的历史时空可以时进事移、沧海桑田，但文人相轻的习气似乎代代相传，愈演愈烈，这样一来，难免让马华文坛长期处于拓荒阶段中，缺乏培养大作家的“息壤”。与此相反，书写（包括批评）恰恰堕落到平庸、重复、无味的陷阱中。
2.帮派林立──据林孝胜的界定，“帮是一个方言社群，它带着浓厚的地缘性和业缘性，偶尔附有血缘性”。一般说来，帮派是联合方言族群或志同道合者组合成的有机团体，无论是对内的个体权益，还是对外的集体利益，都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有时也难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侵犯他人，至少不容（也可能不见容于）他人。回到文学上来，帮派的关联纽带可能会更加复杂多变，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籍贯、对文学理论（流派）或某一文学立场的坚守等等。
林立的帮派往往具有排他性，至少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就难免会导致不同意见／派别之间的摩擦，乃至意气之争，而对某一帮派的效忠又难免造成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恶果。
同样的帮派纷争，似乎也可套用到马华本土与留台的马华文学批评对抗上。某种程度上讲，马华文坛的确有一股“强烈的‘排外’意识”（陈大为语），这表现在本土批评对发展了几十年的文学流派（更多是现实主义）的固执坚守，有时已到顽固不化。某种意义上讲，旅／留台创作群的批评固有其洞见和良苦用心，吊诡的是，背后凭借台湾理论资源支撑的“盗火者”们，采取决绝的二元对立姿态，在表达他们的不满与洞察时，也宣泄了过分愤懑的情绪。至少，在这种帮派林立、杀气腾腾的论争架构中，他们不是足够理性的克制者，反而同他们的对手们一起重复（演）了这种恶性循环。
毋庸讳言，多数的文学爱好者／书写者往往会避重就轻的避免批评他人。即使批评，要么一团和气、蜻蜓点水，你好我好大家好；要么就是意气横飞、杀声震天，最后的结局，往往是对核心话语（话题）的更多遮蔽及不了了之。所谓深入洞察、真知灼见与理论推进的锐气，往往因此而缺席。而马华本土文学批评也就因此一如既往的积贫积弱，令人扼腕。
四、叩问对策及其可能
尽管笔者的上述总结难免有偏见与不足，但本文并非意在对马华本土文学批评贫弱的原因追根究底。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推动，乃至提升本土文学批评发展的可能性？如何可能？
在我看来，马华本土文学批评仍有很大的空间，而当下的关键在于扬长避短，合理整合现有的人力物力资源、不断提高人们对马华文学批评的重视，为马华文学批评发挥更有效的生长氛围。
考察文学批评的具体功能，大致可作如下分层，如鉴赏（“阐释”）、定位（“评价”）和预设等等。随着文学理论快速转换和更新，文学批评自身也可能发生相应的蜕变。如让─伊夫‧塔迪埃（Jean Yves Tadie）就指出，“自巴特（Barthes Roland）以来的文学批评，既是读析又是著作，并非因其风格的优美，而是艺术作品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当作品解体，失去昔日的神圣和含义的单一性时，它需要注释者传达它的意义和形式：阐释成为文本的构成部分”。应当解释的是 ，罗兰
巴特力行和操作的批评实践，和他有名的“作者死了”的宣言互相吻合，批评同时也成为读者人人都可参与的文本（text）解读。但吊诡的是，读者有无数，巴特却只有一个，他所代表的批评实践，其实是多重境界后“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的深刻感悟与理性糅合，而非一般人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杂文”式批评。
无论如何，马华本土批评必须探寻更广阔的出路与可能性，窃以为，可行的对策如下：
1 发挥本土优势──相比较而言，马华本土其实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首先，即可以轻易拥有最丰富的文本数据。尽管互大陆及台湾学者拥有较强的理论优势，但大陆学者有时难免会蹈入夸大其实的分猪肉、派高帽式的廉价赞誉；而台湾学者──哪怕是大马旅台学者，对大马搏跳动的深切感受与准确拿捏，则可能仍然无法与在地的学者相媲美。其次，身居大马，多种研究手法可以更容易的展开，如口述历史、访谈、田野考察（field work）等，自然可使观照的视角更丰富多元、立体可感。对在地知识、体验、书写烂熟于心的基础上，马华本土批评更可能实现对现在及未来的美好／合理预设，实现批评的终极关怀。
2 有效分工──马华本土作者在尝识多种书写后，可以选定自己最擅长的一种角色，或以此为中心兼及其他，而不应刻意追求所谓“全能作家”。否则，极可能如英谚所言，“贪多必失（Grasp all, lose all.）。与此相反，我们应当对文学批评赋予更多的关注与更合理的定位，而不应该一股脑儿追求文学书写，以致大多数人难逃命定：沦为平庸的文字写手。如果有足够的文字鉴赏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穿透力，经过艰苦磨练后从事文学批评，对马华文学的提升将是居功至伟。
3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批评必须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和科学性（scientificity），批评必须坚持自己的神圣原则。
对马华本土文学批评来讲，这个原则同样适用。马华文学的批评者在展开文学批评时，必须发扬“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决绝与客观精神，坚持批评与道德伦理层面的关涉暂时脱钩（当然论及文学中的类似主题时则除外）。惟其如此，才会逐渐遏制无处不在的帮派主义、小圈子主义和友（亲）情的种种干扰与渗透，更加贴近批评的精神内核。需要指出的是，马华本土文学批评的崛起，会是长期艰苦卓绝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希望在急功近利、重利轻“义”（指人文与终极关怀）的今天，大家能给予足够的耐心、支持、激情和理性来灌注。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评论：朱崇科‧29／06／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