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嘉庚兴学看侨教政策的发展
定 熙
一、前 言
陈嘉庚，二十世纪前半叶一位典型的「华侨」。他出生于中国，发迹于南洋，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新加坡度过，但却怀着强烈的中国意识，时时刻刻关心着中国的事务，晚年落叶归根，回归中国，结束其大半生的「华侨」生涯。陈氏一生，最受后人景仰的事，莫过于其领导南洋华侨援华抗日，及毁家兴学二事。华侨对中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总体而言，即华侨的经济支持。华侨的经济支持有各种形式：对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经费的援助及抗战时的爱国捐款，是政治捐款；平日巨额的侨汇及企业投资，是经济资助；对偶发的兵燹天灾的济助，是社会救济。而最值得探讨的是侨办教育的投资。教育乃百年树人的工作，其效益不见于今日，而见于未来，华侨对中国教育的投资，实蕴含对中国未来深切的期许。今仅从陈氏捐资兴学一事切入，去分析华侨的中国情结，及探讨当前台湾侨教政策的过去及未来方向。
二、「回馈式」的华侨教育
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镇，1890年(17岁)应父亲陈根柏之召，第一次出洋到新加坡辅佐父亲经商。1894年(21岁)第一次回乡，看到众多乡亲儿童失学，即捐资 2,000元，建立「惕斋学塾」，这是他第一次捐资兴学。其后，随着事业的发展，陈氏投资于家乡教育事业的金额愈来愈多，先后创办了集美中学、师范学校、女子初中学校、幼稚师范学校、集美幼儿园、国学专门学校、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集美小学校及福建最高学府 ─ 厦门大学。据统计，陈氏从1904年自己创业到1931年企业发生危机的28年间，其各种企业一共获利 1,331万元(叻币)，扣除业务上亏损的386万元，他兴办大、中、小学等所支出的费用高达837万元，占其总获利的63％，而他整个家庭的开支30万元，仅占总获利的２％(注1)。由此可知，陈氏毕生的心血，皆灌注于中国的教育上。
事实上，陈氏对中国教育的投资，仅仅只是一个个案，据不完整的统计，自1915年至1949年，福建省侨资兴办的中学有48所，小学 967所，捐款总额达2,000多万元(注2)，华侨众多的广东省情形亦差不多。「华侨」为什么如此热心于中国教育的投资，我们可以从「华侨」的境遇及陈氏的相关言论，来加以探讨。
首先，「华侨」这一群体，不同于中国境内的同胞，他们绝大部分身处西方社会，切身感受到西方较进步的文化、思想与制度，而相较于民初中国的落后，这种文化落差的冲击，促使「华侨」对自我文化作深刻的反省。在陈嘉庚的言行中，就常以西方的种种来与中国比较，例如，他曾谓：
欧洲卫生家，研究世界人类寿命长短，以人数最多之三区域民族比较，即欧洲﹑中国﹑印度各区人寿平均，欧洲人每人五十四岁，中国人每人三十九至四十岁，印度人每人二十八九岁，然此为廿余年前之事。‥‥人自出生，艰难培养，以至成人，须二十多年，若论其能振作实业，普通人当在三十岁以上，再加以阅历经验，亦须有相当年纪。
‥‥国民身体强弱，寿命长短，与国家最有密切关系。若我国之弱质，年未五十，老气横秋，安得不事落后也。(注3)
在这类的比较、反省之后，陈嘉庚认为中国的贫弱，惟有借重教育一途来改善，他曾说：「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反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学识，不足以躐等而达。‥‥吾人若复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奚堪设想」(注4) 。这种由西方反观中国，油然而兴的报国意念，普遍存在于有识「华侨」的心中。
其次，民初中国政局的纷乱，华侨虽身处海外，但家室财产、宗室亲友，均在故乡，目睹「桑梓之沦，同胞之涂灰，呼天不应，入地无门，莫不披发樱冠」(注5) 。陈嘉庚之捐资兴学，亦是有感而发，其曾谓：「当时政府腐败，国弱民贫，教育颓废，不可言状。乡村十余岁之儿童，因失学而结队成群，裸体游戏，那种情况，近则败坏风俗，远则贻误民族前途。每念及此，乃默许自己如力之能及，当以竭力兴学，以尽国民天职」(注6) 。对于中国，华侨有深切的期许，深信「中国的纷乱，为过渡时期之必然现象，二三十年后，国家必可发达」(注7) 。这种信念，强烈促使华侨在乱世中兴办教育，希望能为国培育人才，使这种纷乱能早日渡过。
陈嘉庚的教育事业，不但具体反映了当时华侨的报国心态。而他庞大的教育事业，也充分表现出「保守中求进步」的侨办教育特色。侨办教育，有它保守的一面，也有它进步的地方，无论保守或进步，都与「华侨」的特质有关。侨办教育的保守，在于华侨身处异乡，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对中华文化的危机有更深刻的认识。陈嘉庚即强调教育首重文化的传承，他认为（为元、清所统治的）汉族所以能两度恢复，全赖中华文化得以保存与重振。「总而言之，将来世界如何变动，祖国当局，无论走那一条路，亦须保留我国文化，乃能维持民族精神」(注8) 。因此，尽管面临「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冲击，陈嘉庚仍坚持中华文化的推行，国学专门学校的设立及任用提倡尊孔的林文庆为厦大校长，就是这种理念下的产物。华侨不同于国内同胞，「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在于国内知识分子鉴于历次改革的失败，国难日迫，对传统文化失望，认为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绊脚石，欲去之而后快（文化大革命亦然）。华侨则不然，华侨孑然出洋谋生，卓然独立于西方世界，其所凭籍者，亦自身的中华文化，所以华侨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陈嘉庚即曾谓：「中华民族绝无甘居人下之理」(注9) ，就是这种民族自信心的表现。这种民族自信心，反映在侨办教育上，即对中华文化的推崇与讲求（李光耀提倡儒家文化，亦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受到西方制度的影响，陈氏兴学亦有其进取的一面。以设校的类别来看，1917年陈氏在集美创办了闽南第一所女子小学，后又于师范学校内增设女子师范部，女子学校的创设，冲破了长期以来的旧礼教、旧风俗，开始树立男女平等的新风气。此外，陈氏特别重视技职教育的发展，在集美学村中，他就设立了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及农林学校等专业学校。对于厦门大学，他特别要求：(1)对自然科学的设备务求充实；(2)对于海产的研究务必努力；(3)对海防的管理务求格外注意(注10)
。对于技职教育的重视，主要源于他在西方社会所见所闻，认为当时中国最缺乏的是这方面的人才，要迎头赶上西方，当前急务，就是必须充实这方面的人才。以水产航海学校的设立为例，陈氏就认为「自有轮船以来百余年，世界交通，日臻发达，富强隆盛，多属沿海国度」，「海洋事业为世所重，各国无不皆然，其技术之重要，前途之远大，生活之安定，为各业冠」(注11)。基于对西方富强的观察，而施之于教育的取向，是华侨教育的一大特色。另一方面，在教育的内容上，除正规的智育课程外，陈氏特别重视体育及卫生教育，他认为中国国民体质孱弱，致国势不彰，皆因国民不重视体育及环境卫生。对于体育，他特别勉励集美学校师生，「发扬精神，锻炼身体，扫除病夫之讥，并望能以学界少数而影响及于他界人士」(注12)。而对于环境卫生，他亦告戒集美学校即使无人管理亦不可放松，甚至反而更严厉要求集美的学生，以做为将来其余国民的模范。以上种种，皆显示侨办教育在引进先进西方思想、制度，提升中国教育质量上的努力。
教育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侨办学校倒底为中国培养了多少人才，是无法加以估计的，以陈嘉庚所创办的学校为例，据统计，从1913年到1949年，集美各校共有毕业生8,709人，厦门大学各科系共培养了2,326名毕业生(注13)。侨办学校不仅为中国各领域培养了不少的专家、人才，事实上，也为海外华人社会培养了一批人才，马来西亚前尊孔中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华教总会主席、著名的华文教育工作者林连玉先生，亦是其中之一。特别要指出的是，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在先进国家中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是立国根本。民初的中国，政局纷乱，政府无力担负起这项责任，「华侨」中俊杰之士，乃毅然担负起部分责任，诚如陈氏所言：「盖发自民国成立后，念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以一平凡侨商，自审除多少资财外，绝无何项才能可以牺牲。而捐资一道，窃谓莫善于教育。复以平昔服膺社会主义，欲为公众服务，亦以办学为宜。更鉴于吾闽文化之衰颓，师资之缺乏，海外侨生之异化，愈认为当前急务而具决心焉」(注14)。教育的投资，是回馈于整体社会国家的，华侨投资国内教育，对其本身并无直接的获益，其所为者何？诚如陈氏所言，「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具体反映了华侨办教育的时代使命感。
三、台湾侨生政策的由来与成效
民国时期，政府对于侨生回国升学的措施，肇始于民国三年教育部公布「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规定各级学校对侨生应从宽录取，若侨生国语未熟练，各校得设国语补习科(注15)。其后，对侨生回国升学措施逐渐完备，基本原则上，对侨生皆给予较优待的处置。政府迁台以后，蒋总统中正先生为防止中共渗透侨界青年，同时为培植华侨人才，团结侨心侨力，以支持复国建国大业，乃指示应大量招收侨生回国升学，教育部乃于民国四十年订颁「侨生申请保送来台升学办法」，办理侨生回国升学事宜，但由于财政困难，当年回国侨生仅60名(注16)。
大量招收侨生回国升学，主要是从民国四十三年美援侨生计划经费资助之后开始的。美援侨生教育计划缘起于民国四十二年十一月八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 访问台湾，十日晚间与当时台湾省主席俞鸿钧晤谈，席间曾问到关于海外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的情形。由此可知，在尼氏抵台之前，美国政府已经筹划游说中华民国政府增收东南亚侨生，防止中共赤祸漫延，以符合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注17)。十一日，尼克松于东海大学破土典礼的演说上，即指出：
我们看到我们的敌人(共产党)，对思想方面很用脑筋，许多在国外留学的有为青年，被骗到大陆工作。将来的战争要有把握，非先把握住青年，把教育办好不可，否则很严重。(注18)
尼克松在访问亚洲之行结束后，即表示「共产党现在竭力想攫获这个地区(指东南亚)」(注19)。因此，他提出反共产暴政祇在经济上努力是不足够的，应该从思想教育、文化上去根本改造人类的灵魂，才会有完全获胜的结果。所以，他希望自由中国能够把海外华侨子弟，都吸收到台湾就学，台湾应该有更多的教育机会给予青年。他更率直提到近年来中共派遣许多人员，鼓励青年一群群不断回大陆受教育，故海外侨生回大陆升学的是一大批一大批，而到台湾来的祇有一百几十个，显然这一点中国需待努力。否则，十年八年后，青年一辈继起，华人社会全部恐会变色，对东南亚地区亦会带来动乱。至于因招收青年回台就读所需之款项，美国乐意支持(注20)。因此，中华民国政府乃实行号召侨生回国升学。
由上述可知，台湾侨教政策的开展，一方面是自由中国与赤色中国在海外华侨社会的一场生死博斗。另一方面，亦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实施「围堵」政策中的一个环结。侨生政策，不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斗争色彩。
美援侨生计划自民国四十三年(1954)开始，持续补助至民国五十四年(1965)止，十二年间，侨务委员会及教育部共接受援款新台币318,118,638 元及美金1,057,444 元(注21)。其中侨务委员会接受的援款计117,241,955
元(新台币)，占侨教美援(新台币)经费总额的36.9％，主要用于侨生往返旅费、生活津贴、宿舍建筑及其他医药费等杂项开支，受惠侨生共计20,078人。而教育部历年接受侨教美援新台币部分，计200,876,683元，占美援(新台币)经费总额的63.1 ％，而其中90％以上用于学校建筑及设备，建筑设备中之荦荦大者，如台湾大学之体育馆、工学院研究室及教室，政治大学、中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等之学生宿舍及图书馆、实验室等，中学学校如华侨实验中学、建国中学、新竹中学等，受益单位几遍达全省各地。此外，在美金部分主要运用于遣送学者出国进修(计38人)、物资采购及顾问人员费用等(注22)。在国家财政艰难的时期，政府利用美援侨生教育经费，扩充收容侨生各学校的教育设施，物资补助，使全省学生亦共受其惠。可以说，台湾初期的侨生政策，由于美援的支助，并未造成政府财政上的负担，相反的，近三分之二的美援款项用于教育设施的扩增，有助于当时台湾中、高等教育的推展。
民国五十四年美援侨生计划完全停止以后，基于实际的考虑，政府仍继续招收侨生，每年回国侨生人数由数千人增加至万余人，到民国七十八年，实际回国升学的侨生人数已累计达到109,199 人次，大专毕业侨生人数为51,421人，分布全球57个地区(注23)。
如前所述，台湾的侨生教育，一开始即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政治因素占很大的一部分。政府在检讨美援侨生教育计划时，明列侨教计划的主要目标有五点：(注24)
(1).鼓励海外侨生返回自由祖国就学，以免被诱进入匪区。
(2).对于东南亚各国华侨青年施以专业及技术方面之训练，养成其领导能力，俾将来返回侨居地后有所贡献。
(3).配合侨教需要，扩建台湾各学校校舍，增加图书及教学设备。
(4).使侨生认清民主生活方式，俾返回侨居地后可广为宣传其优点。
(5).达成上列任务之同时，应努力促进与有关各国间的友好关系。
总括而言，侨生教育的目标约可分为三方面：(1).政治性：与中共的海外斗争。(2).外交性：增进与有关国家的关系。(3).教育性：培养侨生专业技能。四十年过去了，侨生教育的效益也逐渐浮现出来。首先，就与中共的斗争而言，蒋总统经国先生曾说：「侨务工作是要：达成反共复国的任务，必须把握三个层面，在基地扎根，在海外播种，在大陆收获」。前行政院长孙运璇先生亦谓：「由海外政治反攻大陆，是一条最有效的道路」(注25)。今日，大陆开放改革，据笔者印象所及，今年(1995年)2、3月间某报一则报导，自1978年大陆开放以来，投入大陆的外资80％以上是来自于海外华人，这其中有多少成分与来台侨生有关，不得而知，但由海外「经济」反攻大陆，确定已经开始了。其次，在外交上，台湾当局近年来倡导「南向政策」，台商在东南亚各地都有投资，但中华民国政府与东南亚各国均无正式邦交，台商所获得最大的协助，恐怕就是当年来台就学的侨生了，四十年来培育的外交先锋，此刻正发挥其效用。最后，侨生教育所培育的各方面人才，现在正在各个领域做出贡献，欣欣向荣的泛太平洋经济圈，必有留台侨生的一席之地。当前局势，实有必要重新检视四十年来侨生教育的成果，为即将逝去的二十世纪做一总结。
四、当前「侨生」教育政策的困境与出路
四十多年来，政府对侨生政策多所检讨，对侨生的辅导工作日渐周全，如教育部设侨民教育委员会，侨务委员会设侨生辅导室，各大专院校设侨生辅导室等独立单位。但无可讳言的是，侨生教育在台湾愈来愈不受欢迎，在「名不正」、「言不顺」，乃至逐渐「事不成」之际，「侨生」教育实有必要做根本的检讨。
为何「侨生」教育「名不正、言不顺」？首先，四十年来，海内外局势迥异，以东南亚为例，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民族纷纷独立建国，民族主义抬头，各国皆推行各式各样的「同化」政策，迫使「华侨」政治认同转向。加上1950年中共政权建立，闭关锁国，「华侨」与侨乡的关连顿遭切断，1955年，中共与印度尼西亚签署「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放弃血统主义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华人加入当地国籍(注26)，「华侨」时代从此逐渐落幕，海外华人由「落叶归根」转而「落地生根」，大多加入了当地国籍。因此，现今对「华侨」的定义日趋严格，「华侨」指的是在中国国境之外持有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者，其效忠的对象是中国。而在大部分的海外华人加入了当地国籍的情况下，当地出生的华裔青年，称不上是「侨生」（「华侨」在侨居地所生子女），来台后，也称不上是「侨生」(华侨学生)。推行数十年的「侨生」教育，严格来说，是处在「名不正」的情况下。在初期，尚有美援的支持，但在民意高涨的今日，实经不起舆论的质疑，而「侨生」本身在认同上也容易发生混淆而无所适从。
其次，台湾侨教政策的推展，很大成份是建立在与海峡彼岸的政权较劲上。但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关系趋于和缓，台湾当局的国策由「反共抗俄」、「反共复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到最近的「建立新中原」。侨生教育的的首要目标模糊了、消失了，这从教育部在民国七十九年「侨生教育施政报告」(注27)中完全没有提及侨生教育的目标为何可以看出。侨生教育目标的模糊化，是「言不顺」，使为政者亦不知何以为而为。
三者，台湾与海外华人的关系，不同于大陆与海外华人的关系。大陆，是绝大多数海外华人的「母土」（以前称「侨乡」，对华裔青年而言，称为"mother land" 似乎更适切），双方存在着乡土的纽带、血缘的纽带及文化的纽带，两者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台湾不是海外华人的「母土」，海外华人与台湾，仅存在着政治信仰与文化上的认同。而台湾同胞也没有经历过、没有感受过民初「华侨」对中国无私奉献的热情。台湾同胞所目睹的，只是「侨生」优待入学对本地生的不公平。
这些历史时空因素的落差，是今日「侨生」留学台湾尬尴处境的根源。当前急务，唯有正本清源的重新建构「侨生」（称为「华裔外籍生」似乎更恰当）与这个建立中的「新中原」之间的关系，「侨生」教育才能注入新生命。现今的海外华人世界，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各方面，更胜往昔，廿一世纪明日之星的环太平洋经济圈，海外华人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台湾要在海外华人中扮演「新中原」的角色，不是政治的中心，也不是经济的中心，而必须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大陆信仰马列主义及历经文革浩劫，中华文化犹待复兴），从这个角度去重新诠释「侨生」教育，当更具有时代新意义。其次，当前台湾在国际外交上频遭中共打压，如何突破外交困境，立足国际舞台，「在海外播种」的「侨生」教育，不失是一有效的途径。三者，廿一世纪全球经济必然是走向区域合作的经济形态，三千万的海外华人是台湾在海外潜藏的助力，如何有效开发这股助力，「侨生」教育是一项值得「投资」的事业。从以上三点来审视台湾的「侨生」教育，「侨生」教育仍有其时代的新意义、新使命，仍有值得推展的空间。
五、结 论
民初华侨投资国内教育事业，及台湾的侨生教育政策，两者看似不相关连，实则有其历史上的一脉相承，它代表着中国与海外华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所产生的不同的互动关系。陈嘉庚的兴学，代表着民初华侨无私的回馈，仅欲尽一「国民之天职」。而台湾侨生教育的展开，有其客观的时代背景因素，因缘际会的对台湾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亦曾有所贡献。时代在变，潮流也在变，「侨生」是台湾与海外华人连系的重要媒介，当海外华人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愈来愈大时，「侨生」(或「华裔外籍生」) 教育对台湾的重要性将愈发明显。当此世纪交替之际，政府实有必要重新定位「侨生」教育政策的目标与方向。而「侨生」亦无须妄自菲薄，「华侨」曾有过一段光辉的历史，而新历史正等待着「新新人类」去创造。
注 释：
1. 李国梁、林金枝、蔡仁龙著，《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福州：褔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页579。
2. 同上注，页655。
3. 陈嘉庚著，《新中国观感集》（新加坡：南侨总会，1950年），页117。
4.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福建省政协编，《回忆陈嘉庚》（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页222。
5. 《厦门华侨志》编委会编，《厦门华侨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年），页128-129。
6. 庄明理著，〈悼念陈嘉庚〉，见陈嘉庚纪念册编委会编，《陈嘉庚先生纪念册》（北京：全国归侨联合会，1962年）．页27。
7. 杨进发编著，《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新加坡：南洋学会，1980年），页127。
8. 同上注，页58。
9.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福建省政协编，《回忆陈嘉庚》，页240。
10.
陈碧笙、陈毅明绵，《陈嘉庚年谱》（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86。
11.王增炳、陈毅明、林鹤龄编，《陈嘉庚教育文集》（厦门：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1版），页256。
12.陈碧笙、陈毅明绵，《陈嘉庚年谱》，页35。
13.李国梁、林金枝等著，《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页655。
14.陈嘉庚著,〈畏惧失败,才是可耻〉，见《东方杂志》，第31卷7号，1934年4月1日。
15.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页847。
16.侨务委员会侨生辅导室著，《当前侨生教育得失探讨与改进意见》（台北：侨务委员会侨生辅导室，民国76年6月），页5。
17.周正伟著，〈浅论美援与中华民国侨教之关系 (1954-1965)
〉，发表于「东南亚华人教育国际研讨会」，民国83年6月6-8日，页1。
18.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 (中华民国42年7月至12月份)》（台北：国史馆，1989年9月），页696。
19.许谨文译，《和平旳大道》（香港：华夏书局，1954年10月），页70。转见注17，页4。
20.《新闻天地》（香港：新闻天地社，1953年11月21日），第 9年第47号，页19。转见注17，页4。
21.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编，《侨生教育计划运用美援成果检讨》（台北：编者刊，民国55年12月），页17-19。
22.同上注，页2-20。
23.刘兴华著，《设置华侨大学可行性之研究》（台北：著者刊，民国80年1月），页14-15。
24.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编，《侨生教育计划运用美援成果检讨》，页2。
25.侨务委员会侨生辅导室著，《当前侨生教育得失探讨与改进意见》，页5。
26.徐中起、车志敏主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条约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页755-761。
27.教育部编，〈侨生教育施政报告〉，民国79年11月10日，页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