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的马来亚华人
巴素着 刘前度译
当1939年英国对德宣战时，在英帝国战略上所分配给马来亚的任务，便是担当一个胶锡的生产者，以供应作战机构，俾能使英国获得美元；因为这个在租藉法案实施之前，在那些日子，对于作战努力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不错。在报纸的口吻中，马来亚素有“金元军火厂”之称。预料所有马来亚的人力。是集中在这种活动之上；同时政府对那些欲从军的英籍欧侨，拒绝发予出境证，因为他们的任务，在马来亚更为需要。
当战事爆发时，马来亚的军队，只有少数英防军。马来步兵两营。义勇军
及柔佛军(为小队巫印军组织者)。政府并无武装马来亚人民或训练他们在军队服役的政策。不错，1919年，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英美代表曾决定。对于
使殖民地土人军事化的政策，为不道德。关于马来人，在30年前。他们却认打架为一位军士唯一可能的职业；但英人干预马来亚后，便劝告他们从事和平的业务。
法国沦陷后，改变了全部局势，马来亚显然应采取其本身防务的紧急措施。
海峡殖民地的义勇军，计分：
(甲)在新加坡有两步兵营，一个轻炮队，工程队，一个小装甲车队，一连炮台信号队，及一个情报分队；
(乙)在槟榔屿与威斯利，有步兵两营。及在马六甲有少数军队。在马来联邦，有一个轻炮队。一连信号队，以及在四邦分驻有一个步兵营。在柔佛方面，有一连欧人义勇工程队。在吉打，有一营欧巫兵队，三个来复枪连及两个机关枪分队。在吉兰丹，有一欧人分队及三个马来分队所组成的一步兵连。
在新加坡。槟榔屿与马六甲，分驻有一连华人义勇军，每连人数为120人。所有华人义勇军，是受英文教育的，在马来联邦。没有华人义勇军，但却有若干华人被允许参加运输队。救伤队及书记的任务。此外在马来亚义勇军的轻炮队及信号队，亦有少数华人服务。
1940年。在海峡殖民地通过一项强迫服役(义勇军)法令，以及在马来联邦、柔佛、吉打及吉兰丹，亦通过同样的法令。每个英籍男子及在海峡殖民地或马来联邦的每个男性。不论其为何国籍，有可能被征募参加义勇军或任何被组织防守地方的辅助的军队中服务。继之于当年7月。便组织一个地方自卫团。类似英国本土防军的组织；规定所有在41岁至55岁之间的英籍纯粹欧人后裔。以及值得延期参加义勇军内服务证书的18岁至41岁间的英籍人士。必须加入地方自卫团。此外英籍男子，及非属于纯粹欧人后裔的受英国保护的人士，亦有被征募的资格，除非他们已经在军队，义勇军或总督所规定的任何项目中受训练时为止。1941年2月，地方自卫团。亦容纳超过18岁年龄以上的非英籍欧人及受英国保护的人士。
有人屡次询问，为什么在这个危机的期间，不把华巫人全体武装起来。这个问题的答复，就是以何种兵器武装他们，以及训练他们的人员，都不曾存在于马来亚。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力扩大现存的军队。
除增加义勇军及组织地方自卫团外，政府还组织消极防务队----防空队、医药辅助队、消防辅助队、救护队、埋葬队及拆除队。所有的服役，华人是占大多数。他们在战时各种的服役中，大体亦担任----巡回餐室、输血、检查局、电话局、政府机关与海陆空军部内等工作。在我们论述华侨在日本侵略期间活动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他们在经济方面协助英国作战努力的经过吧。
我们应该记着，自1937年以来，中国已经对日本宣战了。中国难民筹赈会的设立。就是表示援助中国作战之意。而且受到马来亚华侨慷慨的支持，自然这些基金的筹募，以华侨最为得力，尤其在中国生长的华人；但当英国对德国宣战时，在马来亚便推动一种战争爱国基金，这种推动，亦受到华侨热烈的支持；募捐有数百万元，以慰劳英军及救助世界任何地方受难的英国人。在这些基金之中(华侨为最大的捐款者)，有37万5千镑，经由马来亚情报局汇返救济伦敦的难民。除此之外。并从当地的募捐中等得57万5千镑。亦经由马来亚情报局汇返作马来亚轰炸机基金之用。
在日军侵略期间，华侨社会人士，都尽力来协助英国。比方有一个美籍渔夫。把他的舢舨----是他唯一谋生的根源----赠给一位英警官，让他逃至苏门答腊，便是许多例子之一。新加坡第一次受空袭后的早上，华侨方面所表露的大体情绪，都是具着克制与沉默容忍的精神。在战争展开期间，华人防空监护员----多数为商人、零卖商人、店员、秘书、教员、书记----都热诚执行他们的任务。在马六甲，250名的防空监护员，除与欧人及10名印人外。其他完全是华人。在医药辅助队里服务的华人救护士。都非常尽责任，他们与欧人及其他种族人士，很融合地并肩工作；埋葬队及拆除队几乎完全由华人担任，他们的工作，曾受到当局的赞许；此外华侨男女，亦准备施惠于输血工作方面，还有关于华人耕作者与苦力，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协助英军的故事，真不胜枚举；同时欧籍难民向华人请求供给粮食与金钱或积极的援助，都未尝遭遇拒绝的。
1941年12月最后一周，华侨动员委员会，即在陈嘉庚主持下成立；目的是征募华侨全体人力，以保卫马来亚。多数征募者，是从事防务工作的工人，但其中约1千名华军----多数为共产党员----即被编入于Dalforce部内，于战事最后阶段期间，在新加坡的“咸水笆”作战。虽说他们的配备不足，但都英勇作战，以及遭受重大死伤。
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暹罗的宋卡与北大年登陆，以及受过打击后，在吉兰丹的哥打巴鲁登陆，此事世所熟悉。12月12日，吉打北部的日得拉防战(Jitra
Line)被侵人；旋于翌年正月11日，吉隆坡被占领。2月15日，新加坡亦宣告失陷。
关于那些黑暗日子的记事，是属于马来亚普通历史的范围内；我们这里所关切的。便是叙述这桩悲惨事件所给予华侨的影响。
焦土政策迎日军
日军侵略的直接影响，就是造成扰乱的局面，使地方上于日军先锋开抵之前，发生抢劫与暴动。那时撤退工作，虽很普遍。但在任何时都并不完善。许多华人留下保护他的产业；其他即因为无金钱及无去处而不能离开。最初尚未实施“焦上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但槟榔屿12月19日陷落后。这事即由当地的军队司令自行决定。对敌人有用的汽油库与栈房，予以破坏；矿泥机被凿沉于水潭中。此外亦任由民众将物品取去。在新加坡，亚细亚煤油公司囤积的汽油，亦任意分发；在乡间地方，英军把英人公司及仓库打开，任人取物，然后纵火焚烧。
于是在预料中抢劫事件，便立即爆发了。至于比任何市镇受炸最惨的槟榔屿，在其破坏区域的周围，亦遭受一部份的洗劫；假如不是地方自卫团及义勇军(多数侨生)。尽力将治安维持至日军先锋队抵达时为止，则抢劫事件更不堪设想了。新加坡方面的产业，亦同样受到尽力的保护。若干区域的军队，于训令破坏所有任何足以资敌的物品时，解释这是包括金店与钻石店在内；结果在乡间地方的许多华人及锡兰人的店铺被冲入。此外酒店亦被军队打开。免被野蛮的日军酗酒，更增加他们的疯狂。所以任由民众去取。这些都是军队总撤退前的情形。当他们离开时，抢劫并不再限于人力车夫。印人驾牛者及印度班查族警卫的轻微的劫掠；整个地方变成大规模的掠夺，因为警察已离开他们岗位。抢劫者虽属于个人的行动，但通常都是集体的；政府的米仓、海关仓库及欧人大货仓，均被抢掠一空。欧人住区的家私、银具物、陶器、保险橱，均被搬走，房屋的装饰物。甚至厕所的设备。都被拆去。在抢劫者之间各种族的冲突。演成流血及击破头颅的事件，许多忠实的市民，发觉他们的资财丧失时．自已也变成抢劫者了。
在抢掠中，华人党徒是居于首位，他们还再接再厉，进行暴动与威迫。他们多数利用夜间工作，不是盟面便是伪装日军洗劫。同时对牺牲者施行拷问，迫他们吐露收藏资财的地方，印度班查族人及帕旦族人，即为其次的抢劫者，就是马来人亦不甘落后。于是日军开抵了，他们的先锋队，便从事抢劫及暴乱的行动，他们开入村庄时，便搜查所遇见的任何人，把他们的手表、戒指，自来水笔取去，甚至有时剥除他们身上的衫裤。此外又走入房屋，打开私人枷锁之物及抽屉，将对象拿走，没有人敢抵抗或抗议。但当日军主力开埠时。才恢复治安。
日人惩治抢劫者与盗贼的手段，是简单与可资警戒的。那些定罪的抢劫者和盗贼。是公开被斩首，他们的头颅悬于市场及桥梁的竹杆上示众。所以抢案在侵略者的极度残酷惩判之下，的确变成减少了。只有在市郊外，抢劫事件继续发生而已。
抢劫者所造成浪费是非常巨大的；白米(后来变力极珍贵)散满路上，而罐头食品，触目皆是。这种抢劫的最初结果，造成正如陈奇安氏所称“不正常丰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日军占领后，抵维持一二星期吧了。物品非常便宜，尤其是欧洲货，罐头牛奶一珍的售价一角，还被认为昂贵；三颗星(Hennessy) 及斧头标(Exshaw)的白兰地酒，每瓶定价1元，还无人敢问津，但日军惩治抢劫者的法令颁布后，便使市上的货品销声匿迹了，于是一般投机家开始囤积货物，所以在短期内，市面开始感到货物奇缺。黑市便走进它统治市场出现可怖残忍的时代了。
日军在马的暴行
强奸事件，亦为陷落马来亚的的一桩极真正的祸难，也许最残忍的，就是华巫印一群武装盗贼所为强奸的事，但进行大规模的强奸。还是日本的胜利者。最初，连续不断的日军敢死队长侵入马来半岛，他们所经之地，都进行掠夺，屠杀及强奸。大体他们都忽视印籍女性，尤其苦力妇女，但并非都是这样。男子对女性保护所予以的抵抗。都没有用处。而且始终被杀害的，他们立即会受到刺刀刺死。但通常他们先被缚。因为怀着此种对民众威胁的观念，所以他们便失掉了使华人拥护他们的黄金机会，在饱尝胜利者的骄傲而又具有一种秘密。无理由的潜伏危机的恐惧念头，于是日人便从各方面扫荡违反他们意志的实际或疑惧了。在新加坡，日军当局下令将华侨大众实行分隔，以及将市中划分为“集中”区，而被迫目击他们的女性受蹂躏。
所以一个市镇的命运，却要视管理的日本军官的形式而定了。若干是严正的长官，而执行命令的。有许多居民因“有功”，而被发给“持别保护证”(所谓有功或许是赠送一些礼物，例如汽车或受到款待之类)。甚至这个也不能防阻那些好色及贪婪的胜利日本士兵；通常日军官还凌驾他们部下之上。华妇与混种女性，是日军的得宠之物，但欧籍妇女，因若干理由，却能幸免。在村庄上。军事当局曾征求妇女。以供应其军队的“需要”。
除去其他种族，日军都视华人为他们世仇。尤其共产党为甚。这些胜利军队。对共产党怀着恐惧与仇恨。因为中共军队在中国，给他们最多的困扰。他们阻止日军的进展，以及击毙他们许多兵士，同时实施“焦土政策”的是共军，发动“游击战术”的亦是共军。在马来亚战役的最后阶段中。我们已经看见共产党在防守马来亚中显露的头角了。
新加坡陷落之后，日人便开始他们的肃清工作。那时“第一步铲除抗日份子”已为一种定例。最重要的，就是必须铲除对日本皇军的任何威胁。事实上日人自认为“亚洲的解放者”。日军部队各自奉派至他们的管区去。这些部队的官长，亦只知服从其上峰命令而已。于是军事行动展开了。在新加坡沦陷的第3天，他们开始肃清抗日份子。手执刺刀的兵士，命令所有华人男性与妇孺出发至街上。“从晨曦至黑夜”，据陈奇安氏说：“这种从屋中被赶出的工作仍继续未止，人民被鲁莽与野蛮的兵士，领着从一条街道走至别条街道，有时来回行走。因为在街上不同角隅的军官，发出不同的训令，当群众在街上交叉处相遇时，都变成拥挤不堪：此外混乱亦增加，因为日军官不能决定那里是人民集中最好的地方。”在各方面研发出的抵触命令，已开始启示日军组织的限制了。
人民的运气。却要视那些管理区域的日军部队的气质而定，假若某部队在战役时。受过重大损失的话，那么人民就要倒霉了。如果在一个好的集中区域，便比较少遭受蹴踢、掌击、欺凌及使用柔道术的滋味。假使在一个坏的集中区域，人民不准坐在地上，他们被强迫采取一种半蹲跪的姿势，任何人松弛或者发怨语，头上便受到棍子的殴击。如果伸出舌儿，表示口渴的话，便被唤出，对冒犯者的四肢，施行“柔道”。人民亦不准到厕所去，他们被迫在站的地方大小便。
本书没有详述日军暴虐的余地，但所言及的已足够指示征服者的趋向，以及他们最嫌恶的华人可预期的命运了，上面所描述的，不过是开端而已，而后头的更不堪设想。他们常常进行肃清，这种事件可能在白昼或晚上任何时候发生，日本军人与警备队，是不受约束的。他们可以任所欲为，年轻身体力壮的中国青年，有可能成群驱上一辆军车内被载走。他们不再有下落，没有人知道他们命运的凶吉，就是女孩子也没有例外，数百名把头发剪去企图逃避被奸淫的妇女与女子，都被检举了。在日人看来，她们或许曾在武吉知马参加对抗日军，所以她们也失踪了，而不再有下落，在整个占领期间，日军的行动是不能预测的，一辆汽车在你的附近停下来，或者就是你生命的完结，这种事是你不能料到的。
所有嫌疑份子，都当有罪看待：从来没有所谓保释的事----这个竟推翻了人民长久使用的英国制度。
光复后日战犯受审讯所吐露日人实施拷刑与残忍的事，实不能使人相信的；但占领期间人民受苦的全部故事，却不曾叙述出来。许多神秘隐瞒的事，有可能最后从目击者的报告中获得解决。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新加坡陷落后日军举行的大肃清共产党。
日军占领不久，日人命令民众列队检举共党份子。那些情报人----男女与儿童----像美国的三Ｋ党(Ku
Klux Klan)党员那样蒙着面，把整千的牺牲者指认出来。大规模的屠杀，连达数日之久，在肃清死亡的人数。估计在4万人至10万人之间。目前似乎没有人能知道那种数目是较为接近的，但大体认为超过4万人，目击受害的人士----欧人与华人----真不胜枚举。有些站着被枪杀；有些受拷刑至死。数千牺牲者装在驳船上，拖曳至港口中，被迫跳入海中；如果他们在水中泅泳或挣扎，那些在拖曳驳船的渡船或海军船上的日军。便用机关枪扫射他们。数百具尸体后来被浪潮冲至新加坡港口的海岸上。
榨取华侨每文钱
“东亚解放者”及“共荣圈”(Co-Prosperity Sphere)的创立者的计划第二项，便是尽力榨取华侨所有的每一文钱！
新加坡陷落后数日，那些被推选的华侨领袖。便被山下奉文及他的参谋官召至跟前，据说那位敲着桌子的山下，对他们高声大嚷：“马来亚华侨应受斩首之罪，他们曾无耻地支持英国与重庆！”
闻有一位不服气的华侨代表答道：“阁下，我们将予日本同样的支持。我们愿意把一部份财产贡纳给帝国。”
“甚么！”山下震怒地说：“你们一部份的财产吗！喂，你们的土地。你们的楼房，你们的资财，你们的衬衫，甚至你们的生命，也是属于我们的，你们怎样敢说把一部份的财产给我们！”
不管这故事是否属实，倒没有多大的关系，不过这确实是代表日本人的见解。他们意见所不同的地方，也许只是关于如何能尽量榨取华侨资财的问题。
于是华侨领袖被通知，日本已决定要求华侨奉纳5千万元，由各地方分担，其数目如下：
新加坡1千万元
雪兰莪1千万元
霹雳8百50万元
槟榔屿7百万元
马六甲5百50万元
柔佛5百万元
森美兰2百万元
吉打与玻璃市1百万元
彭亨50万元
吉兰丹30万元
丁加奴20万元
谁决定这种“奉纳金”，谁规定5千万元的数目，以及谁分派每地方的负担，都没有人敢过问的。这种“奉纳金”须于1942年4月20日缴交，但当日期至时，这笔款项还不能全部募集；因为从华侨手中尽量所募得的现款，是2千9百万元。其余款数即由奉纳者本身拿物品向横滨正金银行抵押。及在各地华侨的团体担保之下藉出。
但关于各团体间分派公平问题，后曾引起许多互相责咎。新加坡似乎负担最轻；雪兰莪与槟榔屿，对于奉纳方面，曾费尽极大的力量；马六甲的资财。即过度被估计。但霹雳比之任何其他各地最困难，因为它受到“焦土”与抢劫，较之其他地方更严重。但日本人是残忍的，于是霹雳的华侨领袖，便被太平日警察局长召至面前，这位警官对他们设法摆脱他们的责任感到满意。既然霹需雳名流。不能分担他们奉纳金的责任；那么他们便像犯人 (计15人，包括一位女性)被迫在警察局长办公室的角隅上跪着，迨后他们一起30人被押至监狱，与其他通常犯人关在一处。他们被关着两三天，然后才释放。
当“奉纳金”交出时，山下泰文似乎曾粗暴地说，这个不能赎回华侨以前拥护英国与重庆行动的罪过。“实在最重大的关系。”他说：“便是马来亚华侨对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态度。”
虽“奉纳金”已缴交，但对于处境较佳的华人，仍为一桩痛苦的事。因为当利息的缴纳或资金尝还拖延时，终受横滨正金银行的催迫。
对于贪婪无厌的日本人。当然“奉纳金”仅是一种开端吧了。在新加坡陷落的5个月内，马来亚的经济开发，便开始实行了。日本人的“会社”(Kaishas)出现了；三井 (Mitsui)与三菱(Misubishi)，是随日本胜利军之后首先活动。白米输入的垄断权操于三菱手中，而食盐输入的垄断权，即为二井所占有。树胶工业，由一组指定的“会社”垄断；至于最优的锡矿。即分配予“三井矿山株式会社”(Mitsui Kozan Kabushiki Kaisha)及“Y. K. K.
K”(另一企业会社)管理。铁工业及铸造广、椰园、棕榈园、冰厂与其他能出产资源的工业，都交予一些“会社”去开发。
于是主要的工业，部被吸收于日本资源榨取者方面了。余下较小规模的，便由成群的日本商人所霸占。他们组织“组合”(Kumiai)，所谓“组合”，就是一种企业组合或商社。目的在使供应物配给化；而在它统制之下，把物品公平地发给民众，但不管组织的制度，在日本办理得如何良好来说，可是在马来亚，却是一种祸源。它们变成政府保护下的黑市机关，它们操纵垄断权，以剥削民众，在这方面，它们还得到华人之间那些横行不法暴富的份子的协助。
华人与其他亚洲人的嗜赌癖，显然亦是征服者及他们工具的获利的来源，我们已经知道，英国人曾费许多的功夫，尽力实行禁赌，以及赌博承办饷码的制度，也长久废除了，马来亚沦陷之后，最初警察仍使用英国法律，在各地，大规模搜捕赌徒，但不久他们开始在持别区内，开设“受保护的赌业”，这便是警察贪污的第一次证明。因为组织是那么大规模，结果于1942年11月，首次正式批准的赌博承包饷码，便在霹雳开办了，们3个月后，它们被日人封闭，虽赌风仍在警察保护下照常甚炽，可是于1943年11月，赌博承包饷码，再告复活，不久在全马重新设立了。
显然根据所有证明来说，日本的政权，都表现着贿赂、贫污与无能；在军事作战计划方面，却具有若干显赫实际的思想；但在马来亚行政方面，日本人却犯了一连串愚蠢的错误，我们且把日本人若干持殊心理冒味的问题搁置不谈，但最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大部份的日本官员，不适于负担这种责任，因为日本人的理发师、或古董店、影相店、或卖淫的客栈助手与水手，断不能在一剎那，被改造成受训练的行政官员。
那时的民众，尤其都市的华人，受到最可怕的痛苦。除却生命无安全外，要求生存亦非易事，黑市周遭的阴影，愈来愈深沉，只要是人类使用的东西，都成为黑市营私之品。在投降后八个月内，各地的黑市的垄断及企业的组合，都包办所付的商品，每个人为着自身利益起见，唯有从事黑市的活动了。但最受到严重大打击的，是书记、教员及而政府公务人员。他们没有物品拍卖，而他们所设法积蓄及收藏的贵重物品，仅是少数吧了。
黑市中通货膨胀
当然随黑市而来的，就是通货膨账了。
日本人来到马来亚后，亦不知道自己发行多少军用票。最初的纸币，在印着连续的号码。但在1942年10月后，号码也没有了。只有字母留着，可是在1943年正月之后。甚至连字母也取消，物价高涨至不可想象的程度，单拿基本粮食来说：1941年12月，白米每斤6占；白糖每斤8占；猪肉每斤4角8占；鸡蛋每枚3占，但在1943年12月，白米每斤2元5角；白糖3元8角；猪肉4元；鸡蛋2角8占，到了1944年12月，白米每斤涨至8元2角；白糖18元；猪肉22元；鸡蛋1元2角5占，又1945年8月，白米每斤飞涨至75元；白糖120元；猪肉2百80元；鸡蛋35元(一枚约值4金镑)
那些居住在乡间及能出产少数物品的华人，生活即比市民较忧裕．但在全马来亚，营养不足，倒是普遍的现象。
在外表方面，却显露东方人对征服者的服从性；但在内心里，憎恨的成分却增加，华人可以说具有一种高超妨碍的能力，因为大概他们在反对方面工作，都能装成合作的精神。他们使用机智，避免日本士兵喜欢所干的不能辩解的掌击与其他侮辱行动；他们尽力避开日人；他们不愿意为征服者工作，以及用所有的方法去避免他，固然有少数与日人合作的人，藉以避免麻烦；但甚至在那些声名狼藉的华人之间，没有一个不暗中憎恨及藐视交代他们工作的“野蛮矮子”的。
日本人来到新加坡不久。便根据昭和天皇的意思，把新加坡的名称改为“昭南岛”(Syonan)。那时昭南蔓布着深惧与恐怖的空气。没有人能在警备队中得到安全，因为沦陷后一年，到处不幸的人民，可以被目睹缚在铁轨、树上或电杆上，显示着因触犯日军而被粗暴处置痕迹。日本人恢复的“治安”后的数月，都可以看见首级在街上热闹的地方示众。
不久日本人便发起强迫人民学习日语的运动，政府及工务局的职员，如果能通晓日语。便可获得津贴；学校方面即停止教授英语，而将日语列为一种强迫的课程。但这种运动无何结果。
假如要记述日本占领期间的详细报告。即不单需要一章来概述在恐怖统治华人的经验，而且还得描写“邻保班制度”的设立----日本人曾藉米粮配给(市中仅发给少数，乡间即无分发)使男子与妇孺附系在一起----日人为海陆军部队征募劳工的技两；以及华人发明那些不能再获得用品的代替物的伟大资力，例如软肥皂、粗纸、胶鞋、自用车轮胎、硕莪与大薯、饼干与糖果、草帽、粗布、牙刷、绝缘电线、香与金银纸、雪茄烟与香烟、翻制订字机、丝带，用黄梨纤维制造的绳索，杯与小碟
这些都是由当地制造，大体为华人所经手，而且亦属于初次。多数物品，不过是权宜之计，对于输入品，没有永久的代替物，但若干的发明，无疑奠定了马来亚永久工业的基础。
日本当局为了公言欲对抗通货膨胀起见，便发起自仰自给的运动，贮蓄运动，发行彩票，招办赌博饷码及增加税收。所谓白仰自给的运动。便是引诱人民增加粮食的生产。他们被鼓励种禾及易迅速的收成的东西，例如蔬菜、番薯、生果、木薯、大薯、玉蜀黍及ragi(一种植物，可制糕饼用者)。为解除槟榔屿与新加坡人口的拥持，日本人便计划组织合作种植新村。于是在那些地方的华侨协会，马来福利协会与印度独立同盟会，奉命组织委员会。挑选种植者。以及他们个别的侨民社会中，鼓励种植。一万英亩“具有20余年历史”的树胶与椰园，及数千英亩的森林，都拿来开辟做耕作之用，日本人对种植者。使用种种引诱的法子，包括予以白米与衣着免费配给。医药与诊治免费。低廉农具供应，及给予辅助与贷款。为支持这种新村种植者召募运动起见，日政府于1944年12月通过一条限制男性雇庸法令，这个目的．就是说妇人与女子，应代替男子担任侍者、仆人、推销员、电话生与升降机生、洗衣者、娱乐场与戏院的雇员、厨子、裁缝师与小贩等职业，于是男子或可被微募至新村种植，否则他们必须参加所谓“防卫工作”，或被征募于勤劳奉仕队中。
其中最主要的新村，是为华人划定的柔佛兴楼新昭南村(New Syonan Colony in Endau, Johor)；为混种人与天主教徒划定的森美兰马口富士村(Fuji Village in Bahau, Negeri Sembilan)；为华人与马来人划定的威省巴淡园新村(Bertam Estate in Province Wellesly)以为马来人与印人划定的在新加坡海外眠东岛新村(Bintang To)。
马来亚光复之后，这些新村竟成为营养不良与疾病的最恶劣的中心区，以及成为英军行政当局救济医药工作人员的持殊问题。
抗日组织成立
日本占领不久，抵抗队伍便开始在马来亚组织了，在占领期间的为首二年，仅是华人活跃而已，以后马来人抵抗队伍，亦在霹雳北部及吉打英军官指挥成立，抵抗队伍分为两类：一种属于深藏于山岭与森林内的武装部队；另一种属于地下工作组织；它们的团员，是公开在市镇或村庄居住，他们不是协助游击队，便是抵抗日军，第二种是在暗中极秘密活动的，所以很少知道其活动。跟这种组织有关的。是一个称作马来亚人民抗日同盟的政治团体，这团体几乎为华人组织，由马共所控制，它是支持游击队伍，前称为“抗日同盟”，后改名为“马来亚抗日军”，同时国民党支部，亦继续秘密存在。1944年，-支国民党游击队驻于暹罗边境。据说他们是效忠重庆的，与抗日军不和，他们之间曾发生冲突，但一三六部队(为当地活动的英军)，却能使之局部化，以及阻止严重冲突发生。估计国民党武装实力的总数，未超过5百人。
马来人小游击队，是由霹雳北郡的一三六部队所组织，名为(Ashkar Melaya Setua)皇家马来军，全队由英军官指挥。
毕竟后来有少数在沦陷前当土匪的份子，被抗日军所否认；因为他们只穿上抗日军衣服，来掩饰其抢劫的勾当。
马来亚抗日军，是于1942年马来亚战事期间及以后所组织，由马共负责指挥。它分成许多专门部队，每队选有一位队长。它们的配置是：
第一队，在雪兰莪；
第二队，在森美兰；
第三队，在柔佛北部；
第四队，在柔佛南部；
第五队，在霹雳；
第六队，在彭亨西部；
第七队，在彭享东部；
第八队，在吉打。
这些队伍本身又分成许多小营地，藏匿于山林中。他们的粮食是获得外界的接济。尤其从抗日同盟会方面。此外他们在山林中从事小耕作，以增加生产，在若干区域中。他们曾获得沙盖族人极大的援助。沙盖族常常把自己积蓄的粮食，尽量地供应他们。
那时有二三位英军官，留在后方组织破坏工作。他们之间，至少曾和抗日军联络的，但直至1943年5月，一三六部队的侦察队，才乘搭潜水艇抵步或从飞机上降下。第一位领队为陆军上校戴维斯(J. I. H. Davis)。他能够与抗日军的霹雳队伍树立关系。他曾与该队队长结交；这位抗日军队长以前是一位华人教师。
抗日军本身活动很秘密，总之它的领袖是不可捉摸的，但戴维斯氏却是假手第三者向抗日军接洽。于是经一位名称作“C. T. P”华人之手，这问题使由抗日军中央委员会进行讨论，以及筹备会议，磋商草就协议的问题，经过多次的延迟，会议就在为这个目的而建立的一个持别山林营幕内举行，这个协议的拟就，便是说抗日军保证本身在战事期间及其后军事占领时期，接受东南亚最高总部的命令与训示，而予以合作。至于在交换条件之下，假如与印度树立联络，以及运输利便时，即应供给抗日军新武器，弹药与爆炸药，而他们即愿接受英国联络队的训练。此外英国须援助抗日军，每月供给150两黄金(约值3千金镑)。这协议后经抗日军中央委会的其他委员批准。但抗日军不能被用作政治用途，同时亦不讨论有关政治上的问题。料抗日军中央当局避免谈及这事的理由。或者由于日军占领前，马共与反日团体曾被认为非法，以及法律在名义上仍实施的缘故。
无论如何，戴维斯上校，及加入工作的勃罗美少校(Major Boome为马来亚
文官)与其他游击队官员间的关系是极好的，在中央总部权力适当执行下的所有抗日军的营地里，纪律是良仔的，事实上这些藏匿于山村内3年之久而无奋发机会的人士，难怪纪律会那么卓越的。村庄民众对许多的游击队所表示的尊重与好感，就足证明这事了。日军企图使人民相信所有游击队是恐怖份子与一群盗徒的组织；实则在所有适当组织的营地里，他们的品行是极端正的。他们在市场购买各种需要的粮食与原料，都付款的。(木文即未提及抗日同盟会，代表游击队募捐的事，此或有可能未取抗敌后援会的方法。)
在营地里的人，均受军事训练及华艾数学及其他的教育，大体的空气，几乎像童子军营的情形．虽由首领执行惩治的事，但任何严重的罪状，是大会解决的问题。惩治的执行，就是吃白饭与禁止抽烟，每一个阵营，由一个3人委员会(一位军人，一位政治人员及一位教师)所指导；但这种权力，对于任问重要问题的普通讨论，却受着限制。
任何被日军所捕的人，如果在他们的“讯问”之下，而在极小的程度中屈服的，将毫无留情地被追杀，但多数被捕者，对日军的讯问，都能宁死不屈。
除了纯正的抗日军外，尚有其他有资格自称为抗日军者；但因为交通不便，所以未在总部的适当训练之下，除此之外，还有从各种真正至全然的盗徒所组织的队伍，在阵营里受训练的抗日军，与抗日军总部的密切的关系，多少是一致的。
当马来亚仍在日军占领期间，马共曾发表它的纲领如下：
(一)驱逐马来亚日本法西斯者，设立马来亚共和国。
(二)从各民族中选出代表，设立一个民族机构，管理与保证我们的母国，实施人民统治权，改善平民生活状况，及发展工业，农业与商务，藉以将马来亚建立为一个和睦、自由与幸福的国家。
(三)给予言论、出版、组织与思想自由，废除所有旧压迫法律，释放所有俘虏及抗日被捕份子。
(四)改善人民生活状况，救济失业及难民，增加工资，废除高的及无需要的税务与高利贷。
(五)将马来亚抗日军改编为民族防卫军，对抗日兵士应特别照顾，以及援助为马来亚自由牺牲的战士的家族，救济伤兵与残废兵士。
(六)自由教育将在各民族语言中普遍实施，藉以发展民族的文化。
(七)没收德、意、与日法西斯者及卖国者的财产，而供作国民的财产。将日人没收的财产。归还原主，倘若他们为马来亚的人民或我们友邦国家的人民。
(八)实施关税自治，与友邦国家签立协约，及树立商务关系。
(九)与苏联及中国联合，及支持远东受压迫国家独立的奋斗，协助日本人民对抗法西斯者。
所有抗日军的宣传、新闻纸、演说词及类似物。都是以这些意旨为依据。虽然如此，但他们宣传的全部倾向，是完全与盟军合作的，它没有反英的性质。确确实实是“反帝国主义”的。
现在我们再来说述一下国民党的情形。国民党大体是在都会中，它的游击队很少。在暹罗吉兰丹边境，约有武装游击队1百人，在暹罗霹雳边境，约有70人；而在加赖(Krai)与米拉保(Merapoh)之间东岸铁路一带，约有散漫的游击队2百人。
1942年抗日军的全部实力。约3千至4千人之间，但在1945年(即在反攻前)，人数已增加至6千至7千人之间。当东南亚最高盟军总司令指挥下的军队。准备反攻马来亚之前，约有3百名英军官，用降落伞落于马来亚。此外亦供应军火，手溜弹与爆炸药。
在预备反攻期间配予游击队的工作，可以说与反攻法国时分配予地下工作份子的任务相似。但日本投降，却把全部计划改变了。代替反攻的盟军却实行和平占领。
抗日军称为“三星军”，因为它的旗帜，每一粒星代表一个民族，就是中巫印，但实在它是一种华人的运动。
(摘自《马来亚华侨史》第173-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