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黄润岳的文字交往
黄吉生
南洋商报的读者，对「黄润岳」这个名字，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他为南洋商报撰稿，至少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那时，我在中学念书，就常常拜读他的大作。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在《教师杂志》写的有关，林连玉和严元章博士两位前辈的事迹及交谊。
一九六八年，我在《蕉风月刊》拜读了他的长篇连载〈龙引十四年〉，被那充满人情味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住，恨不得早日把全文读完。可惜连载还没登完，我就来了加拿大。
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吧，听说润岳先生提前退休，来渥太华和儿女团聚。有一晚，我去加拿大国家图书馆看电影，润岳先生也在场，经朋友介绍，大家第一次见而，寒暄了几句。我提起我是念经济学的，他忙说:「这样我们算是同行了。」他在中国国立政治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相信必须修读不少经济学的科目。以后大家同在一个城市在了十多年，竞没有机会再见面。
南方学院一线牵
一九九一年二月，加拿大南洋大学校友会决定为南方学院筹款，便在渥太华的社区中文报发表一封公开信，吁请华人同胞捐款支持。几天后，校友会秘书郑声彬来电提到润岳先生交给他一张支票，托校友会转交给南方学院。忝为加拿大校友会会长，凡是非校友捐款交持南方学院的，我都代表校友会—一去信致谢。我给润岳先生的信中提到：「……作为退休的教育界前辈，您对大马华教仍然这么热心，使我们深受感动。同时也促使我们要将这次的筹款工作做得更好。这里我谨代表加拿大南大校友会同人向您表示感谢。……我在新马念书时，很爱阅读您的作品。一九六八年在《蕉风》读了您的连载大作《龙引十四年》，可惜那篇连载还没读完，就来了加拿大，至今仍觉若有所失。如果您不介意，改日想向您商借《龙引十四年》。
把信寄出后，我有点后悔。第一次给他写信，就要借书，未免过份。两天后，接到润岳先生的电话，说收到我的信了，大家又谈了几句客套话。又过了两天，收到一个邮包，打开一看，原来是润岳先生送我七本大著：《教育业谈》、《独中论业》、《基督教与华人文化》、《古稀探秘》、《信心与得救》、《龙引十四年》和《此生此旅》。每本书的右上方写着『吉生同学惠存』，左下方写着『润岳敬赠』和日期。书内还有一封短信和一份复印的大作：《我的朋友林连玉》。收到这些著作，真是如获至宝，即刻打电话向他道谢。我说这些书应该由我去拿，不应该让他花时间包装了寄来。他说他退休了比较有时间，不像我有工作比较忙。
挑灯夜读受益多
晚上打发孩子上床后，马上拜读〈龙引十四年〉，一读就不肯释手，虽然第二天要上班，但还是读到清晨三点，才蹑足上床睡觉。第二晚再开一晚夜车，才把《龙引十四年》读完，过去那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总算消失了。《龙引十四年》不仅是作者的自传，也结束我们认识的郑振中先生，同时更记载了许多联合邦华文教育界的宝贵史料。一部好的作品，往往有一两处重要的伏笔。《龙引十四年》的重要伏笔是在第六页的最后一段，写他搬去龙引那天的情景：「那天正逢大雨，一部份行李都淋湿了。学校为我租了一间民房，放下行李不久，振中先生从峇株赶回来；他在峇株渡口等了两个钟头，不知道我的车是走昔加挽那条路。我的心中，不免有一丝温暖。就凭着这一丝温暖，我竟在龙引住了十四年。」读完全书再回味这段「伏笔」，我的眼睛已润显了。
《此生此旅》是作者的自传，六万多字的书，几个晚上就写成了，可说是一气呵成，我又开了两晚的夜车把全书读完。正如润岳先生的高足郑治国在序（一）上所说的：「《此生此旅》对各层面的人都帮助，此书有数大特点：一、对青年人：能励志，激发上进的精神，探索人生的意义。二、对中年人：能激发对家庭、社会人群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寻找生活更崇高的目标。三、对老年人：尤其是退休的人，更能调整人生的价值观，……对剩下的光阴更能积极有效的发挥功用。」
蔡南如在在「《此生此旅》读后感」中对润岳先生在大马的经历作了如下的概括：「设绛帐於马来西亚，发扬中华文化，维护华文教育。高朋满座，桃李成荫。」润岳先生当了二十多年的中学校长，桃李遍天下，他的学生中有成就的不少；在提到润岳先生时，都恭恭敬敬的叫他「校长」由此可知他是个好校长。在此书里，润岳先生把他们的夫妻关系形容为「天作之合」。天下怨偶多矣，敢说自己的夫妻关系是「天作之合」的人，天下没有几个。润岳先生的五个子女，全部受大学教育，其中二个还拥有博士学位。他为了子女的教育，把自己的房子卖掉筹经费。天下父母多数都爱自己的子女，但肯如此牺牲的父母，也不会很多。
东施效颦写感怀
有一次给润岳先生的信中写道：「拜读大著《此生此旅》后，感触良多，因此也来『东施效颦』，把我在加拿大二十多年的经历，以《旅加感怀》为总题写下来。您有光辉的事迹可写，我写什么呢？写一个年已半百而一事无成的人的遭遇，作为后辈的警戒，大概也无不可吧？」
一九九一年秋天，拜读了润岳先生在「商余」版发表的大作《香港访严元章博士》，又听他提起会再写一篇《我的朋友严元章博士》，一时心血来潮，便写了《我的老师严元章博士》一文。写完后心里不知合不合规矩。后来想到润岳先生和严博士是同一辈的人，他的文学修养又很好，请他指正是最恰当的了。便打电话征求他的同意。他说写了就寄出去吧，不必再看了。在我再三坚持下，他拗我不过，只好答应了。我便把拙作寄去。几天后，他托他的公子亦乐君亲自把稿子送上门，还送我一张他和严博士在香港的合照，弥足珍贵。润岳先生很客气，只替我改了一个错字（我把解释写成解析）。
他的大作《基督教与华人文化》再版时，又托他的公子送我一本，在扇页的上款写着「吉进生兄恵存」，下款写着「润岳敬赠」。过去他称我为「同学」，以「一同学习」来解释，勉强混得过去。现在升格为「兄」，就乱了「长幼之序」了。以年龄来说，他是我的父执辈；以学问和修养来说，他当我的老师而有余。因此在打电话向他道谢时，不得不对这个新称呼提出「抗议」。他笑笑说，这没有什么。
远在万里他乡，有一个像润岳先生这样的一个长辈可以随时请益，真是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