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以来的中英碰撞：战争、贸易、科学及治理
（澳）王赓武 著 金明 王之光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目录
鸣谢
一 导论
二 “去打仗”
三 “去贸易”
四 “去传教”
五 “去统治”
六 余论
鸣谢
1995年，史末资纪念基金会邀请我在1996—1997年度到剑桥大学发表英联邦讲演，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讲演之前的几个月，各种意料不到的事务缠身，迫使我干脆取消此行。这使得主办方很被动，尤其给接待者、剑桥沃夫森学院院长戈登·约翰逊带来极大的麻烦。
为了这次讲演，我专门写了中英两国在中国、英国和英联邦的交往故事提纲。我刚在中国一隅香港这个英国在华最后的殖民地工作了近10年，然后移居新加坡。新加坡早在30多年前就加入了英联邦。这两大港口城市似乎可以成为我尝试之旅的很好的出发点。在我阅读现代中国历史时，从未严守现代政治边界。我生于荷属东印度群岛爪哇岛上（今印度尼西亚泗水）的华人家庭（当时这里是荷兰殖民地），这辈子，除了短暂的三年，一直生活在前英属殖民地或现英联邦国家，是否能以某种方式将中英两国的故事联系起来讲述，心里一直在犯难。史末资英联邦讲演为我思考中英两国自1800年开始的交往史，提供了有趣的框架。
两年后，史末资纪念基金会再度发出2000年度作英联邦讲演的邀请，这个邀请来得那么突然，让我欣喜万分。戈登·约翰逊仍是接待者。这真是慷慨的恩赐，让我有机会重拾过去留下的笔记和讲演大纲。本书在2000年10月剑桥讲演的基础之上，稍稍作了修订。
一 导论
受邀做史末资英联邦讲演，我深感荣幸。我在马来西亚西北部的霹雳州首府怡保市长大。历史上，霹雳州曾接受英国的保护。我在当地一所公立学校（安德森学校）修读英帝国和英联邦史，获颁剑桥证书，这所学校以总督约翰·安德森（1858—1918）爵士的名字命名。我在新加坡新建的马来亚大学就读时，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1870—1950）爵士依然健在。我感兴趣的是，为何这位负笈剑桥的殖民地居民一度痛恨大英帝国，却又离奇转身成为英联邦的忠诚拥趸。1968年，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见到史学家基思·汉考克（1898—1988），当时他刚完成《史末资传》（第二卷）（1），我对史末资的研究兴趣油然而生。我乐于阅读这位布尔人青年时代的故事和他在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期间建立的功勋。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也就是1933年之后的经历，更让我关注。他为何变得对英联邦如此忠诚？在我这个华人看来，有两个原因甚为突出。一个原因，他是欧裔基督徒，认同英国历史文化，同时是世界名牌大学培养的英美法系律师。另一个原因，他是殖民地居民，深爱祖先的南非土地，渴望他的民族在那个多民族大陆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明国度。因此，他大力宣传巩固英联邦制度，使他的国家奉行自由和博爱，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这两种动因在我身上都找不到，难怪我有机会走近英联邦历史，却没能从事这项研究。我出生在遵奉帝制的中国文人家庭。辛亥革命改变了这种家庭的生活。我的父亲放弃了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研究，考入现代大学。毕业后，他发现必须离开中国去寻找他乐意从事的职业，遂侨居英属马来亚（2），以教书为生。父亲之后回国结婚，夫妻一同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我生在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市。父亲时任一所中文中学的校长。在我年幼时，他离开爪哇，在马来西亚霹雳州英国管辖的教育部担任汉语学校督学。父亲在中国大学学过英语，极推崇英语文学，但他从没把我培养成大英帝国的顺民。不过，通过学校工作，父亲开始了解大英帝国管理多元社会的举措。他便自认他的工作目标是让中国孩子接受良好的现代教育，使华人社区将中国文化力所能及地传播给感兴趣的民众。我的母亲中文很好，但一点也不懂英文。我们在家只能说中文。对于父母来说，马来亚不是真正的家，他们内心最深的渴望便是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们向我这个独子宣扬要爱中国及中国的东西。（3）
那么，我为什么有资格谈英联邦？一个原因是，除了短暂的三年，我这一生一直生活在前英属殖民地或现英联邦国家。我过去的岁月是在以下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中度过的：马来亚、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最后是独立的新加坡。另一个原因包含多种因素。尽管学术写作围绕中国历史和海外华人，我的历史可是从大学里的英国老师和同事（4）那里学来的。我的研究、教学和写作都在英联邦体制下的大学和环境（5）中进行，这使我有足够的机会思考中英关系，不管是在英联邦国家之内，还是在英联邦以外。于是，我时常纳闷，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同英国人打交道时的际遇怎样，从与各色英国人的交往和英国人在亚洲各地区的活动中，中国又得到了什么。
因此，这些讲稿都围绕这个角度来写作。内容上不可能面面俱到，涵盖英国与中国、中国人关系的各个方面，而是从中英两国的外围加以旁敲侧击，试图将关乎两国人民的中心问题与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相提并论。我使用“交往”一词，没有吉莉安·比尔定义的“有力的、危险的、诱人的、基本的”这些属性，但是我希望这个词正如她所提到的，“能充分探讨未经省察的假设，允许一般解释者而不总是政要们去挖掘未经表达的动机”。（6）我选择的研究视角有时比较棘手，提供的场景扑朔迷离，始终不够全面，不过，我的核心观点是：在关乎深层价值观的最重大问题上，中英两国人民仍存在巨大分歧。
我从中英两国一开始就动荡不安的关系说起。两国人民之间能对上眼的东西本就不够多，以至于无法增进相互了解。个中原因是复杂的。有些源于政治经济上的直接冲突，但大部分是出于历史文化上的千差万别。这一点本来就不足为怪。英国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而中国有着自身创造出来的独特的文化传承，双方可谓大相径庭。另外，在跟中国相遇之前，英国人已和其他伟大的文明国家打过交道。事实上，比起与中国人的联系，英国人跟西亚的穆斯林国家、南亚的印度这两大文明的交往更加深入。英国跟上述两者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英国人的帝国疆域越来越大，始终苦于寡不敌众。他们觉得自身势力横竖不稳固，便建立起防护栏，并扩展到社会和文化关系。外族环峙，令英国人根本应对不及；人手不够，也实在做不到减少防御工事。
尽管如此，中英关系的发展却丰富多彩，卓有成效。尽管两国差异悬殊，但汉语世界的人与英语民族在许多场合中过往甚密，有些交往甚至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中国对英国海军的强大耿耿于怀，但更羡慕一个现代的民族主权国家造就了这种实力。中国不断地评估自身的国防和国家安全，但是国家为应对那种实力所须作出的洗心革面却姗姗来迟。同时，中国的官僚阶层对海外商企能够创造的巨大财富感到震惊。这最终使他们重新审视中国商人的地位，重新定义在中国复兴过程中商人的角色。此外，不同的中国群体对于英国传教文化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最终，英国的科技进步赢得了最多的信徒。其结果是，对于中国各民族而言，科学思想成为衡量现代文明的方式，并决定了现代教育的意义。最后一点，大多数中国人对英国人的遵纪守法、市民自律和行事高效感到惊讶，尽管他们并不总是理解如何培养起对法律的这种尊重。要理解这个法治社会的管理体系是如何分级建构的，也不是一桩易事。但无疑，两国范围广泛的交往日积月累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我将撷取中英交往的历史，分析和思考其在当下和未来的意义。第二、三章探讨中国对战争和海外创业战略的态度。第四、五章讲述中国科学史的重新发现和中国对于现代治国方略的回应，包括对政党制的试验。然后我将对这些思想进行归总，以提供对英中现象的一个长远的眼光。
一旦比较英国对中印两国产生的影响，我总是震惊于19世纪印度穆斯林诗人米尔扎·迦利布（1797—1869）（7）的两行诗。当时，他正向印度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创始人赛义德·艾哈迈德·汗（1817—1898）提议，希望后者不要过度关注莫卧儿人的过去。他这样写道：
睁开眼睛，审视英国人，
观看他们的作风、风俗、贸易和艺术。（8）
同时代的中国官员是不能够听从这一建议的。为什么会这样？背后有重要的文化因素。这也能衡量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与中国人世界观的不同起点。在迦利布希望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审视的四个品质中，只有英国人的“贸易”才可能吸引中国的沿海商人，但另一方面，清朝官员要控制的也正是贸易。他们绝不会鼓励中国商人学习英国的经商之道。对英国人的“作风”和“风俗”更是如此，清朝官员一般会积极找茬。一些中国人可能觉得英国人的“艺术”有趣，尤其是其实用设计艺术、工艺美术，以及材料使用上的创新。但在大多数时间，中国人所景仰的还是英国人的强国之道。
那么中国人的关注点是什么？我注意到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1889—1966）在《我们欠中国的情义债》一文中卓有高论。文章写于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两年后，该文在萧乾（1910—1999）的《千弦琴》（9）中再版。韦利谈到在20世纪头20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的伟大转折点到来了”，当时英国的有闲之士、诗人、教授和思想家，接替以往的士兵、水手、传教士、商人和官员，开始到访中国。韦利竟吸引大家留意这种转变，有点令人惊讶。伊万·莫里斯这样写道：
最奇怪的是韦利从没到过中国和日本。我问起原因，他始终没有直接答复。雷蒙德·莫蒂默说，“韦利痴迷唐朝时期的中国和平安时代的日本，他不能一边直视现代的丑陋，一边在荒芜中寻找许多保存完好的美迹”，他这么说自有一番道理。韦利心中早存有中日两国的风光景致，他不希望旅行冲淡这种美好感觉。（10）
韦利揭开中国诗歌的神秘面纱，将中国诗歌领入英语世界，他自己就属于“伟大的转折点”。他独辟蹊径，与中国人进行深层次的心灵和审美的交流。遗憾的是，能意识到这份情感如何对中国的思想、语言和艺术产生咒语般魔力的中国人，实在寥寥无几。
阿瑟·韦利在文中提到几个人，他们“不是去传教（to convert）、贸易（to trade）、统治（to rule）或打仗（to fight），而仅仅是为了交友和学习”。他认为这些访客本该为中国带去英国人的崭新形象。他提到的高尔斯华绥·娄斯·狄肯逊（1862—1932）和罗伯特·特里维廉（1872—1951）没有产生影响。只有伯特兰·罗素（1872—1970）给中国留下了印象，但像他这样有影响力的学者屈指可数，且访华时大多为时已晚，没能结交多少朋友。事实上，韦利前面提到的这四个词比他期望的更正确。当然，我们不能怪他没有预见到在接替英国的更强大的国家身上，用这四个词同样适用。我指的是非正式的美帝国，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中国人、东亚人和东南亚人的视线，取英帝国而代之。不管正式与否，美国荣登帝位，加入中英交往的第二阶段，使更加宽广的历史画卷无缝连接，直至当下。所以，我建议依然将这四个词作为故事展开的关键词。“传教、贸易、统治或打仗”描述了中国和英语民族关系史的核心内容。
这四个词暂不按顺序来讲。我先说“打仗”，中国对这词的关注度最高。1842年，中国初尝鸦片战争失败的屈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厄运的开端。也许，中英人民之间从此没法把关系理顺的原因正在于此。我再说“贸易”。“贸易”起步很早，但只有当战争的硝烟散尽，贸易的影响方能彰显。中国人远较英国人了解对方，随着双边合伙贸易的深入，彼此评价较少发生偏差。“传教”则是单方面的。中国传统上较少关注劝人皈依的工作，但当该词延伸到涵盖宗教和世俗两方面的教育，双方就有了充分的探讨空间。结果是，没有什么对上眼，但中国人还是设法从接触中获得了很多其所需要的东西。“统治”更是单方面的，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势必是不完全的体验，如果不是边缘化的经历的话。在打开中国沿海地区之前，英国不得不统治印度，但对于中国，却并无统治的兴趣。英国最后还是统管了零碎的行政权，管辖范围包括中国通商口岸、中国海关，辖区涵盖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社区，主要是香港、马来亚和婆罗洲（东南亚加里曼丹岛的旧称）的北部地区。中国人对此反应不一。但这可能加深他们对现代治理本质特征的理解，值得关注。
鉴于我将畅谈中国，跟史末资纪念讲演由以得名的英联邦相关的问题暂且放在一边。我希望各位接受我的一个观点，即尽管创建英联邦的政治家自有动机，但英联邦背后的理想却超越了一个由有着共同过去的成员国组成的温馨俱乐部。他们取之于一个大胆尝试的理想，要将一个多文化、多种族的世界中各个国家的独特经验予以归纳总结，并梳理这些经验供他国学习，乃至效仿。中国自身不直接属于那个世界，并仍坚持一己之愿景，以便在定义那个世界的未来中依然能扮演重要角色。但目前，有千百万海外华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其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由美国非正式领导的说英语的帝国里。他们成为沟通中国和全球化了的那个世界的有用纽带。
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会理解20世纪前后半叶世人观点之嬗变。他是同龄人中最国际化的布尔人。他敬仰温斯顿·丘吉尔的世界观，惋惜美国的孤立主义，畏惧苏俄的崛起，认识到印度独立的必然性。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于1937年9月带着不详的预感，写下这样的评论文字：
完全释放之后，这个巨人将做什么？我担心日本所为不仅自毁前程，而且日后可能威胁到西方国家几代人，这种破坏将超过东方国家历史上的任何历史事件。中国的英雄主义或将震撼世界。（11）
引用史末资的原话，他的悲剧是“担心淹没在黑非洲……造物主犯了一个错，造成了不同肤色，我们有什么办法？”（12）因此，英国没有管好南非，史末资没有加以责备。回想起来，英国人错在跟布尔人打仗。英国胜得并不轻松，尽管最后是赢家。他们终究未能阻止世界上最丑恶的政权在英联邦诞生。但英国在经贸方面干得不错。南非确实成为非洲大陆上最富有的国家。至于劝人皈依基督教理念，功劳当属英国国教，培养了像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基督徒。照中国人的话来说，曼德拉就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朵美丽的莲花定会得到中国文人雅士的敬仰。
更有甚者，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不经意地诞生了另一位杰出人物，那就是印度国大党领袖圣雄·甘地（1869—1948）。他先前在南非担任律师，与史末资是同代人。韦利用在旅华的英国人身上的四个词——打仗、贸易、传教和统治，如果用到印度身上，甘地会拒绝接受。甘地反对一切战争，因为印度人和英国人造成了太多的杀戮，他看不见在印度这片战场上战而胜之的曙光。甘地欣赏基督教的精神力量，但反对基督教会。他在公开场合引用基督教中那些能够使他坚持本来信念的信条。他更加强烈反对英国统治，但在寻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他对遇到的每个问题都坚持非暴力解决，这难住了顽固不化的大英帝国当局。他还反对基于大规模生产的贸易方式，英国人借此垄断了印度市场，削弱了印度的传统农业经济和文化。
与甘地的四个拒斥相比，中国缺乏如此彻底革命、不屈不挠的政治领导人。中国倡导彻底改革和革命的领导者，如康有为（1858—1927）、孙中山（1866—1925）、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蒋介石（1887—1975）和青年毛泽东（1893—1976），对大家看到的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反应，比甘地来得更加迅急。跟许多实干的中国人一样，这些领导人乐于以西欧模式为学习榜样，而不单单向英国看齐。那么，为什么在今天看来印英交往结出的硕果貌似多过中英交往？为什么英国对印度的影响甚至大过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我将不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希望通过我对中英交往的述说，帮助其他人揭开这一看上去引人入胜的谜题。
（1） 威廉·基思·汉考克：《史末资：乐观的岁月（1870—1919）》（第1卷）、《史末资：角力场（1919—1950）》（第2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年、1968年。
（2） 马来亚，或英属马来亚，1948年以前，指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之后直到1963年马来西亚建立之前，指马来亚联邦和新加坡殖民地。
（3） 家父王宓文（1903—1972）毕业于东南大学（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前身），现南京大学。他去泗水（苏腊巴亚）之前，先后执教于新加坡、吉隆坡和马六甲等地。1932年，他前往霹雳州任职，大萧条席卷马来亚，劳工动乱事件在失业华人中屡有发生。在这之前，金文泰总督（1930—1934）出手镇压新加坡国共两党拥护者之间爆发的尖锐冲突，父亲认为此举只会给马来亚带来麻烦。在群体多元化的马来亚，将华人学校作为另一个战场是不可接受的，学官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父亲投身于华人教育事业，教导他唯一的孩子中国才是祖国。作为一个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他是问心无愧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华侨，一个旅居外国的中国人，或者说一个海外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使用“海外华人”这个词，表明他们不再是短暂出国，强调这批华裔长期定居海外的事实。《王宓文纪念集》是一本集诗歌、散文和书法为一身的纪念集，体现了父亲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传统研究上的造诣。王赓武编，里弗埃奇（新泽西州）：全球出版社，2002年。
（4） 1949—1954年，我就读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我的四位老师中有三位是剑桥人：西里尔·诺斯克特·帕金森（1909—1993）、艾瑞克·T.斯托克斯（1924—1981）和伊恩·麦格雷戈。我的第一位老师布莱恩·哈里森（1909—1995）离职后任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
（5） 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学生，1949—1954；讲师，1957—1959）；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生，1954—1957）；吉隆坡马来亚大学（1959—1968）；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68—1986）；香港大学（1986—1995）；新加坡国立大学（1997年至今）。
（6） 吉莉安·比尔：《开放的领域：文化交往中的科学》，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1996年，第2页。她在书中警告说，交往不能“保证理解”，可能仅仅突出“什么是不相符的”。此语很好地诠释了本书的写作动机。
（7） 我了解多处提及的迦利布在印度兵变时写下的一则日记和几首加萨抒情诗歌，收录在由拉尔夫·拉塞尔和胡尔西德尔·伊斯兰姆编译的《迦利布（1797—1869）》（第一卷）：《生平与书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品集：印度篇），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年。他是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爵士及其家人的好友。
（8） 这一部分是迦利布为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爵士解释的阿克巴宪法所作的诗体引言，这一宪法描述了伟大的莫卧儿帝王阿克巴（1556—1605）的统治管理体系。迦利布对莫卧儿体制不感兴趣，觉得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的解释缺乏意义。赛义德没用引言实在情理之中。拉塞尔、伊斯兰姆合编：《迦利布》，第90—91页。拉杰莫汉·甘地在《复仇与和解：解读南亚历史》一书中引用了这几行诗（德里、伦敦：企鹅印度图书公司，1999年，第136页），引自哈菲兹·马利克的《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爵士与印度、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现代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58页。
（9） 萧乾（选编）：《千弦琴：中国文选六卷》，伦敦：向导出版社，1944年，第381—383页。
（10） 伊万·莫里斯：《阿瑟·韦利的天才》，载伊万·莫里斯编：《在山上疯唱：阿瑟·韦利作品赏析》，伦敦：乔治·艾伦与安文出版社，1970年，第80页。
（11） 汉考克：《史末资》（第2卷），第283页。
（12） 汉考克：《史末资》（第2卷），第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