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的侨民战略与发展研究：以美国、爱尔兰和印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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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下的侨民战略与发展研究：以美国、爱尔兰和印度为例
吴金平，王慧英，叶小利等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9.6


总序

 

在20世纪，华侨华人问题曾经四次引起学术界关注。第一次是20世纪初关于南非华工的问题；第二次是“一战”后欧洲华工问题；第三次是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出现的“排华”问题；第四次则是80年代中国经济崛起与海外华侨华人关系的问题。每次华侨华人研究成为研究热点时，都有大量高水平研究著作问世。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发展日益密切，华侨华人研究掀起了新一轮高潮。华侨华人研究机构由过去只有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侨大学等少数几家壮大至目前遍布全国的近百所科研院校，研究领域从往昔以华侨史研究为主，拓展至华人政治、华人经济、华商管理、华文教育、华人文学、华文传媒、华人安全、华人宗教、侨乡研究等涉侨各个方面，研究方法也逐渐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趋势，融入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新闻与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方法与视角。与此同时，政府、社会也愈益关注华侨华人研究。国务院侨办近年来不断加大研究经费投入，并先后在上海、武汉、杭州、广州等地设立侨务理论研究基地，凝聚了一大批海内外专家学者，形成了华侨华人研究与政府决策咨询相结合的科学发展机制。而以社会力量与学者智慧相结合的华商研究机构也先后在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地成立，闯出了一条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华侨华人研究新路径。

 

作为一所百年侨校，暨南大学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暨南大学创立于1906年，是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华侨华人研究是学校重要的学术传统和特色。早在1927年，暨南大学便成立了南洋文化事业部，网罗人才，开展东南亚及华侨华人的研究，出版《南洋研究》等刊物。1981年，经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华侨华人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华侨研究所，由著名学者朱杰勤教授担任所长。1984年在国内招收首批华侨史方向博士研究生。1996年后华侨华人研究被纳入国家“211工程”1—3期重点学科建设行列，2000年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暨南大学于2006年成立了华侨华人研究院，并聘请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刘泽彭出任院长和基地主任。2011年，学校再次整合提升华侨华人研究力量，将华侨华人研究院与国际关系学系（东南亚研究所）合并成立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继续聘请刘泽彭同志出任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和基地主任，由华侨华人与国际问题研究知名专家曹云华教授出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华侨华人研究院执行院长。同时，学校还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努力打造“华侨华人研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研究院在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基础上，采取以研究项目、开放性课题为中心，学者带项目、课题进院的工作体制，致力于多学科和国际视野下的前沿研究，立足于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政府决策咨询服务，努力将之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基地。

 

值华侨华人研究在中华大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际，为进一步彰显暨南大学科研特色，整合校内外相关研究力量，发掘华侨华人研究新资源，推动华侨华人研究学科的发展，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在2012年推出了“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文库的著作多为本校优势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作者中既有资深教授、学科带头人，也有学界新秀。他们的研究成果从多学科视野探索了国内外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些新问题、新趋势，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截至2016年年底，文库已经出版三批23本，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引起了不错的反响。

 

2015年6月，暨南大学入选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华侨华人与国际问题研究”成为学校高水平建设重点支持的一个学科组团。为了进一步发挥暨南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优势，学院决定继续组织出版这套丛书。丛书的经费来源从之前的“211工程”和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变为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暨南大学“华侨华人与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组团，编委会也随人员变动做了一些调整。

 

本套丛书的出版得到学校领导的大力关心与支持。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领导与部分教师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建设学科组团中的华侨华人与跨国移民研究团队的教师们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在策划、选题、组稿、编辑、校对等环节投入大量精力。同时，暨南大学出版社对丛书出版也给予高度重视，组织最优秀的编辑团队全程跟进，并积极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获得立项资助。在此，我们对所有为本丛书出版付出宝贵心血与汗水的同仁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在前面三批的总序中，我们表示“期盼本丛书的出版能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激起一点小浪花”。现在看来，已部分达到了目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坚持不忘初心，继往开来，汇聚国内外华侨华人研究的朵朵浪花，把这套文库办成展现全球华侨华人研究优秀成果的一个重要平台。

 

《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编委会

2017年6月

 

目录

总序

绪论

第一章　发达国家的侨民战略与发展研究——以美国为例

第一节　美国侨民战略的内涵与实施机制

第二节　美国侨民战略实施的成效

第三节　对我国侨务工作的启示

第二章　次发达国家的侨民战略与发展研究——以爱尔兰为例

第一节　爱尔兰侨民战略提出的背景

第二节　爱尔兰侨民战略的出台

第三节　爱尔兰侨民战略的实施效果

第四节　对我国侨务工作的启示

第三章　发展中国家的侨民战略与发展研究——以印度为例

第一节　印度侨民战略的出台

第二节　印度侨民战略领导机构设立及侨民政策战略改革

第三节　印度侨民战略的实施机制

第四节　印度侨民战略的实施效果

第五节　对我国侨民战略的启示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

一、研究意义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侨民与世界各国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过去一二十年，侨民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多地被认识和承认。比如，侨民通常会寄钱给祖（籍）国的家庭成员和其他亲戚，这些侨汇越来越被视作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超越了海外发展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金额。除此之外，大量的侨民也积极主动参与诸如投资祖（籍）国社区发展项目等，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祖（籍）国的发展当中。侨民的短期或永久性回流，成为祖（籍）国技术工人和专家的潜在来源。侨民社群的富人也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潜在来源，他们有时也担当中介，让祖（籍）国有机会进入新市场。通过投资社区发展项目、思想交流与侨民回流和环流等途径，侨民对促进祖（籍）国发展起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

 

而无论是侨民输出国还是输入国，对侨民与国家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纷纷推出自己的侨民战略与政策，力图最大限度地借助侨民为国家发展服务。

 

最发达国家的代表当属美国无疑。美国的海外侨民不过百万，但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就有6 200多万，这些人与其祖（籍）国大多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美国的侨民战略充分地利用了这些独特资源，其独特之处在于，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美国的侨民，而是生活在美国的他国侨民。不仅如此，对生活在美国之外的所有侨民，美国的侨民战略也一样希望能够仰仗和利用。这与我们惯常的思维有些不同：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侨民战略针对的对象基本上是本国的海外侨民，其所期望的发展也是为了自己（有时也说包括侨民本身，但重点还是自身）；而美国所仰仗的侨民不仅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侨民，而且其所指侨民战略与发展中的“发展”更多的是要帮助侨民的祖（籍）国。也就是说，美国要借全世界侨民之手，将发展带给所有侨民的祖（籍）国，同时也促使其接受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理念与价值观，从而提升美国的国家形象与软实力。这也是美国侨民战略提出者、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为保持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和领导地位而提出的所谓“巧实力”战略在侨民事务领域的具体运用。到目前为止，这一战略基本上是成功的。

 

次发达国家非常多，像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他们在制订其国家发展规划时也推出了各自的侨民战略。这些国家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一样，因而所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新西兰希望借助侨民的力量将自己有别于美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在亚洲传播开来，加拿大则希望借助侨民扩展其对人权理念的坚持，而像爱尔兰那样处于发达国家中较低层次的国家则把侨民战略的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

 

发展中国家开展侨务工作比较好的有中国、印度和非洲部分国家等。华侨华人与我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密不可分，已得到公认。

 

有学者对1979年至2000年华侨华人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概况作了分析和估计，认为在此期间华侨华人直接向中国大陆投资或通过香港的“转口投资”总额，至2000年底累计约为763亿美元，约占全部外资的22%。[1]另据侨务部门统计，截至2004年7月底，中国引进外资创办的三资企业有49万多家，其中由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投资创办的约占70%（约34.3万家）；中国实际利用外资5 000多亿美元，其中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投资额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60%以上，即3 000多亿美元。[2]又有学者统计，从1978年底至2005年底，中国累计吸收外资约6224亿美元，其中华商或由华商主导的投资约4 170亿美元，约占投资总额的67%。此间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5万余家，其中华商（包括港澳台商）企业约占70%。[3]总之，华侨华人的投资对中国这一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IT（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印度海外侨民也构成了绝对的主力。那些在美国硅谷企业担任高管的印度侨民，游说美国公司将外包业务的合同给了印度，由此促进了印度IT产业的发展壮大，成就了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辉煌。

 

侨民参与祖（籍）国社区发展项目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同乡会对社区项目进行投资。这类投资项目包括扫盲、医院、学校、道路、卫生管道工程系统和网吧等。比如，在英国的加纳人同乡会就是这样。这些在英国的加纳人大部分为第一代移民，对其落后的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觉得有责任为家乡生活水平的提高尽一分力量。当然，这些同乡会对祖（籍）国的贡献因其规模大小和成员富裕程度的差异而有很大的不同。

 

侨民所带来的跨国联系为交流思想及侨民的回流与环流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比如，“阿尔巴尼亚科学论坛”将阿尔巴尼亚国内外知识精英组织起来，探讨阿尔巴尼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寻求提升阿尔巴尼亚的科学技术水平的途径。跨国联系对侨民的回流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回流的侨民对其祖（籍）国的发展往往起着积极的作用。据一项从欧洲返回加纳和科特迪瓦的数据记录控制研究，这些回祖（籍）国创办小型企业的侨民与其家庭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促使他们回流的重要原因。对坦桑尼亚和喀麦隆的同乡会组织的研究则表明，这两个国家的侨民之所以回流，更多的是受到了其同乡会组织活动的影响。[4]这也说明，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好地利用了侨民的国际纽带，这就涉及各国侨民战略与政策的差异问题。

 

“因为高技能侨民带给祖（籍）国的收益越来越被认为是与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因素。很多国家都试图从侨民的经验中获益。在涉及利用侨民问题的时候，祖（籍）国的政策就会首先被讨论。”[5]凡是侨民战略与政策主动、完善的地方，其对侨民回流与环流的吸引力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当然，参与祖（籍）国建设的原动力首先必须源自侨民自身的意愿，但侨民为祖（籍）国作贡献的意愿也须有祖（籍）国侨民战略与政策的匹配才能化为实际的行动。

 

近几十年来，侨民输出国已在渐渐改变观念，从过去将迁出的侨民视作“叛徒”到如今捧为“英雄”。侨民输出国在政策上也采取措施保护身在海外的侨民，或鼓励侨民与祖（籍）国保持密切联系。很多国家为身在海外的侨民提供领事服务和其他支持，允许侨民参加国内选举。有些侨民的祖（籍）国政府也在侨民客居国推广其国家或地区文化，意在重塑侨民社群与其祖（籍）国的文化联系，支持侨民社群组织的建立。很多国家也承认其侨民的双重国籍身份，在这方面，菲律宾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于侨民占据国内劳动力的五分之一，菲律宾政府格外注重加强与其侨民的联系。它建立了与侨民有关的“福利基金”，基金由出国的菲律宾侨民出资，为侨民提供信贷、死亡、伤残和健康保险，也为侨民死后其子女的教育提供保障。菲律宾也为侨民开展出国前的培训，与至少20个接收国签订了双边协定以为菲侨民提供法律保护，并为在国外的菲侨民提供众多的领事服务。2003年，菲律宾还通过法律，允许海外的菲侨民拥有双重国籍和不在籍投票权。菲律宾还设立“民族英雄月”，在此期间，成就卓著的侨民会得到褒奖。对那些失去菲律宾国籍的侨民，菲侨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f Filipinos Overseas，CFO）会提供帮助，让其重新获得菲律宾国籍，这对侨民中的女性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对那些因为结婚而放弃菲律宾国籍但后来又因离婚而失去所在国国籍的女性。菲侨委员会办了一份杂志，名为“菲律宾结”，让国外的菲律宾侨民可以及时了解菲律宾国内与菲侨民有关的立法与项目的最新进展。

 

侨民输出国的另外一些政策则更鲜明地集中在鼓励侨民参与本国发展建设上。为了促进慈善与投资，有的政府为侨民量身定做了一些有发展潜力的投资项目，发行针对侨民的债券，为侨民提供优惠的银行存款利率，等等。很多国家已经采取措施鼓励建立将有技能的侨民连接起来的网络，为侨民通过短期或长期回流的方式交换技能与思想提供可能。比如，有几个欧洲国家已经与国际移民组织（IOM）合作，鼓励在欧洲的非裔侨民专业人员短期返回非洲。发端于2001年的非洲侨民发展促进会大湖项目，就瞄准生活在比利时的非洲侨民中的卫生、教育、法律和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他们每年回到非洲大湖区做1～6个月的短期服务。截至2009年，共有400名专家参与了该项目，其中有20名专家永久回归。2005年，非洲侨民发展促进会加纳项目开始运作，鼓励在荷兰和其他欧盟国家的侨民中的医疗人员短期回到加纳服务。到2009年，已有65名医疗专业人员在该项目支持下短期回到加纳服务。意大利也有非洲侨民发展促进会领航项目，国际移民组织也与非洲发展银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一道，参与了更多的非洲侨民发展促进会合作项目。[6]

 

侨民输入国也可以在发展政策上有一番作为。侨民输入国可以发挥能动性，消除侨民参与发展道路上的一些障碍。当然这些政策必须避免在侨民、侨民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引发利益冲突。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里，在欧盟的支持下，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已经出台，支持侨民更好地参与发展。自2006年以来，由荷兰政府部分资助的乐施会就专注侨民同乡会的组织能力建设，为其成员提供在祖籍地开展小型金融项目和妇女权利运动所需要的技能培训。2008年，英国国际发展部宣布资助600名侨民返回祖（籍）国分享技术与专业。这一项目是与海外志愿服务组织合作进行的，目的是帮助海外侨民组织在其祖（籍）国谋划与实施志愿服务项目。此外，改进侨民汇款转账方法、挖掘侨民的投资机会也是由英国国际发展部首创的。[7]

 

随着侨民与发展的关系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探讨侨民与发展关系的各类国际组织与机构也纷纷涌现，如由欧洲一些国家政府资助的侨民驱动发展项目——“世界银行移民与侨汇”项目；非洲和亚洲一些政府为投资不动产的侨民设立服务中心，以满足其祖（籍）国的房地产和商业需求。加强与侨民无论是公私方面的联系，还是政治经济或社会方面的联系，都被看作是有助于改变祖（籍）国境遇的举措。

 

也因为如此，侨民战略与发展不仅日渐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且也是各国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焦点。而研究和比较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侨民战略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更好地发挥与利用世界侨民资源、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外学术研究现状评述

 

侨民在促进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最近十几年日渐被世界各国看重，各国也纷纷出台了自己的侨民战略。顺应这样的趋势，学术界对侨民战略与发展的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在本书案例研究聚焦的美国侨民战略与发展、爱尔兰侨民战略与发展、印度侨民战略与发展这三个领域，相关学术成果也是精彩纷呈，不断涌现。

 

（一）关于美国侨民战略与发展的研究

 

由于美国侨民战略提出的时间尚短，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笔者于2018年2月11日在“百度学术”上搜索，发现与侨民战略相关的英文文章有4 147篇，但没有一篇是论述美国侨民战略的。在“谷歌学术”上搜索，也没有发现一篇是讨论美国侨民战略的。在我国学术界，直接论述美国侨民战略的文章也仅有两篇。

 

一篇是陈奕平的《美国“国际侨民接触”战略及其对我国侨务政策的启示》[8]。该文主要就美国侨民战略的五大目标内容、目的和影响做了介绍，并由此提出了对我国侨务政策的启示。由于这篇文章是在美国提出侨民战略后不到半年写成的，因此其核心主要停留在对美国侨民战略内容的理论层面分析和解读上，对其实践与成效基本上没有涉及。作者在谈到美国侨民战略的主要目的时断言：美国侨民战略“表面宣称是为了援助发展中国家，其实质是为了争夺国际影响力，以及通过侨民来改变其祖（籍）国”。这一论断不是十分准确，尤其是美国侨民战略是“援助发展中国家”这一点似乎与事实不符。美国侨民战略并不是一种援助战略，也不仅仅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全球发展战略，针对的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是实践美国国家对外发展大战略的重要一环，是推广美国式自由、平等、和平与繁荣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理念的辅助战略或者工具之一。只不过，因为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这些价值理念接受程度不高，因而美国侨民战略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身上。至于说美国侨民战略的“实质是为了争夺国际影响力，以及通过侨民来改变其祖（籍）国”，前半句有点低估美国侨民战略提出的意义，而后半句则高估了侨民的作用。美国侨民战略的提出不仅是为了争夺国际影响力，而且是要确保美国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世纪”的基础更牢靠，即让美国式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与和平繁荣的市场经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在全球扎根更深。美国的侨民战略并不是依靠侨民来改变其祖（籍）国，而是依靠以侨民工作为核心的系统工程来改变侨民祖（籍）国。该文对我国侨务工作提出的一些思考很有创见和建设性，发人深思。不过，因为作者对美国侨民战略的目的与实质把握得不够精准，其思考仅仅停留在侨务政策层面，失去了战略的高度。

 

另一篇则是郭丹的《浅析美国侨民战略的实施动机》。该文的观点与陈奕平教授文章所表达的基本一致，也认为美国侨民战略的实施表面上是“促进对离散侨民祖（籍）国的投资和贸易、志愿者服务、慈善事业、外交、创业和创新”，但实质上“却深藏着美国的政治目的，争取侨民双重认同的努力，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考虑，试图将外来移民和侨民纳入美国‘巧实力’外交的总体布局中，通过侨民来改变和影响其祖（籍）国。所有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无不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连”。[9]与陈奕平教授的文章一样，该文也没有严格区分“战略”与“政策”。

 

与美国侨民战略间接相关的文章也有两篇，即隆德新的《试析移民社群对当代美国外交的影响》[10]和《跨国公私伙伴关系与美国散居外交——以国际散居约合联盟（IdEA）为例》[11]。这两篇文章并没有对美国侨民战略进行论述，都只聚焦于美国侨民战略的领导机构——国际侨民接触联盟（作者在其博士论文中将之翻译为“国际散居约合联盟”，而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则使用“国际侨民接触联盟”一词）。隆德新这两篇文章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公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是其博士论文中心思想的提炼。其主要观点是：美国采取全球公私伙伴关系这种制度化形式，通过全球移民社群论坛、非洲移民社群市场、国际移民社群协作联盟三个机制，将移民社群纳入美国外交体系中，展现出不同于传统外交的环境、行为体、机制方面的重大变化，为美国外交注入了新活力。

 

基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本书将针对上述研究的不足，在美国侨民战略的内容、实施机制和实施效果及其对我国侨民战略的启示等方面，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

 

（二）关于爱尔兰侨民战略与发展的研究

 

有关爱尔兰侨民战略与发展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主要聚焦于爱尔兰侨民战略的内容与目标以及侨民战略与爱尔兰经济发展上。

 

关于爱尔兰侨民战略的内容，学界对于爱尔兰在2008年前后的侨民战略是否一致存有分歧。一部分国外学者认为爱尔兰的侨民战略是一贯的、前后一致的，他们大多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爱尔兰共和国历届政府都十分珍视本国的侨民资源，并试图与全球爱尔兰人社群建立起多层次的联系，通过制定侨民战略来推动侨民与祖（籍）国的互利共赢关系，其代表作有《关于爱尔兰的侨民战略：立场报告书》[12]。爱尔兰侨民战略主要集中于以下内容：①对侨民提供资助；②扩展与侨民的联系渠道；③支持各种类型侨民组织的发展；④认同侨民的贡献，并以各种奖项的方式予以表彰；⑤其他依据国家形势而适时变化的政策，如培养“亲和侨民”等。[13]我国学者李秋红也有同样的看法。她认为历届爱尔兰政府都和海外爱尔兰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制定和实施了众多为侨民服务的项目和政策，而这些政策与措施主要集中在提供行政服务、扩大商业联络、促进信息交流、扩展慈善福利、巩固侨民爱国心、争取侨民归国、培养“亲和侨民”等几方面。[14]这些文章对现有的爱尔兰侨民战略做了较为完整的梳理，但是对2008年前的爱尔兰侨民战略内容几乎没有涉及，并将爱尔兰侨民战略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这种观点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爱尔兰侨民战略的内容及其成功的原因。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在2008年之前爱尔兰侨民战略多为利用现有侨民资源为自己的发展做贡献，却不见培养和经营侨民资源；而2008年之后的侨民战略倡导共赢。[15]该种观点以2008年经济危机为切入点，分析爱尔兰侨民战略的发展变化，也提及了二者之间的区别，但没有谈及爱尔兰侨民战略发生变化的原因。

 

关于侨民战略与爱尔兰经济发展的研究，学界注意到了在爱尔兰高新技术产业建设与发展中，爱尔兰侨民为祖（籍）国所作出的贡献。他们认为爱尔兰在加入欧盟之后，伴随着自身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对海外侨民的吸引力逐渐加强，促使大量海外高新技术企业和资金涌入爱尔兰，他们将爱尔兰作为其欧洲发展的“桥头堡”，并最终影响了爱尔兰本地产业的发展和变化，促成了爱尔兰的产业转型，由此推动了“凯尔特之虎”的雄起。在爱尔兰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爱尔兰的国际经济地位、妇女社会地位以及对欧共体的认识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6]

 

但是，这些文章并没有明确地论及爱尔兰的侨民战略，当然也就没有认识到爱尔兰侨民战略对爱尔兰经济发展的意义。但事实上，正是因为爱尔兰采取了包括比较明确的侨民战略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才使爱尔兰侨民纷纷回乡工作、创业。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际网络，为爱尔兰创造经济奇迹作出了贡献。

 

总之，现有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①随着我国对侨务工作的重视，国内对爱尔兰侨民战略的研究较之以前略有增多，但仍主要是对爱尔兰移民历史以及爱尔兰侨民与其他国际侨民的比较研究；②涉及爱尔兰经济发展方面的文章较多，但大多从欧盟这一视角进行分析，即使提到侨民在爱尔兰经济发展中起到的积极影响，也是一笔带过；③国外对爱尔兰侨民战略的研究相对较多，尤其是以梅努斯大学为代表的学派，肯定了侨民在爱尔兰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国内学界对爱尔兰侨民战略的研究分析相对较少，对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爱尔兰政府适时改变侨民战略的学术研究也不多。第二，爱尔兰作为一个侨民大国、侨务强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领先地位，而国内几乎没有系统论述爱尔兰侨民战略的论著，也很少有学者去深刻探讨爱尔兰侨民战略与其经济腾飞之间的具体联系。第三，从现有的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出爱尔兰的侨民战略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进行了适当调整，部分文献论述了爱尔兰经济危机的产生是在全球化时代过度依赖外资所造成的，然而，却没有对海外资金和爱尔兰侨民战略之间的联系，以及爱尔兰侨民战略发生变化及调整的原因进行论述。

 

基于以上几点认识，本书将以2008年经济危机为切入点来分析爱尔兰侨民战略，厘清侨民战略与爱尔兰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系统论述爱尔兰侨民战略的具体内容及其发展变化，并对爱尔兰侨民战略具体实践中的经验进行比较全面的剖析。

 

（三）关于印度侨民战略与发展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印度侨民的研究成果虽然汗牛充栋，但大多集中在印度侨务政策、侨民的历史以及印度侨民与印度的关系等方面，明确将印度侨民战略与发展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却并不多见。尤其在我国学术界，不要说印度侨民战略的概念，就连这个词也很少提及。有一篇实质上涉及印度侨民战略的文章[17]，本来已对印度侨民战略的部分特征较好地进行了概括，即印度形成了以国家认同体系为特征的策略（战略），但他用了“离散”一词，而不是“侨民”，且用“策略”代替了“战略”，这样就削弱了其文章的价值。而在国际学术界，直接论及印度侨民战略与发展的成果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这可能与印度虽然是一个移民输出大国，但是其侨民战略提出的时间并不长有关。

 

较为明确地指出印度侨民战略出台时间和内容的是杜乐卡·萨哈迪拉的《海外印度移民的公民权修订：对侨民战略中去地域化的政策追踪》一文。萨哈迪拉认为，印度自独立以后一直忙于国家的建构和生存斗争，根本无暇思考国家的发展问题，也无暇顾及海外印度侨民，虽然也制定了一些侨民政策，但并不系统，更没有明确的侨民战略。直到1991年，印度才提出侨民战略，其目标就是为了动员和利用海外印度侨民为印度的发展服务。[18]但他的文章并没有就什么是发展做进一步的说明和阐释。德维什·卡普尔的《作为战略资产的印度侨民》一文则很好地弥补了萨哈迪拉文章的缺陷，该文对印度侨民战略中所谓“发展”的定义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印度的福利与促进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成为南亚和印度洋的主宰。[19]康思坦缇诺·夏维尔和阿布拉吉塔·甘果帕德亚等人的文章则对印度侨民战略提出的背景做了阐释和解读。[20]

 

虽然明确将印度侨民战略与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见，但间接论及印度侨民对印度发展影响的文章却有很多。印度海外侨民与印度的经济联系是我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代表性的成果有马加力的《印度与海外印度人的经济联系》、程希的《从经济增长模式看海外移民对中印两国发展的影响》以及贾海涛的《海外印度人国际影响力初探——兼论海外印度人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影响》等。[21]这些文章将海外印度人对印度经济发展的贡献归纳为：通过汇款和投资，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了亟需的资金；通过回国投资和高素质人才回流，提供了技术和管理经验。除了这些直接促进外，海外印度人还通过下列方式对印度的经济发展起间接促进作用：支持印度公益事业的发展；积极充当印度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其获得的成功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

 

上述文章还探讨了印度政府为加强与海外印度人的经济联系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强对劳工移民的管理和保护，放宽限制、实施双重国籍等以吸引投资和技术移民。

 

国际学术界有关印度侨民对印度影响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这些成果聚焦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侨民对印度经济发展的作用，包括对印度IT业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侨汇对印度经济的作用，等等。德克维尔等人就专文探讨了海外印度侨民在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和知识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2]也有不少文章讨论印度侨汇与印度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23]一般来说，就海外侨民对印度经济影响的探讨，多集中在帮助外来资金、技术等进入印度方面，但也有反向思路的探讨[24]。第二方面是侨民对印度外交关系的影响，其中尤其对印度移民对美印关系的发展进行了较多探讨。卡普尔从全球的角度就移民对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进行了探讨，其中着重研究了近期在美印度人的影响。[25]卡普尔还在另一篇文章中探讨了海外印度人和国际移民对印度决策层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世纪之交以来印度之所以进行深层次的经济改革，除了经济危机、早期政策明显的负面影响、外部世界政治与观念的变化以及来自国际金融机构和国内政治利益的压力外，同样重要的是海外侨民特别是精英对印度决策层的思想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在于侨民的规模、社会经济特征及其接近祖（籍）国权力结构的点。[26]

 

上述间接性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如直接研究的价值大，但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还是值得推崇的。

 

基于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印度侨民战略与发展的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本书将就印度侨民战略的提出背景与内容、机制、主要措施及效果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和探讨，以期弥补国内外学术界的缺憾和不足。

 

三、概念界定

 

本书研究所涉及的概念比较多，在讨论侨民战略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如侨民、战略与政策以及侨民战略与发展等作出明确的界定，以避免横生歧义与纷扰。

 

（一）侨民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侨民是“住在外国而保留本国国籍的居民”[27]。

 

本来，《现代汉语词典》对“侨民”的定义十分清楚，似乎是不值得在此进行辨析的。但是，无论是侨务工作实践还是学术界，我国在使用“侨民”一词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严格遵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这一定义。因此还是有必要对之进行讨论。

 

1．围绕“中国‘侨民’”一词内涵的演变与争论

 

对于“住在外国而保留本国国籍的居民”这类中国“侨民”，我们目前称之为“华侨”。“华侨”这一称谓源自民国。在民国时期，中国实行的是血统论的双重承认国籍政策，因此对旅居海外的中国人一律称作“华侨”，也就是中国的“侨民”。中国“侨民”——“华侨”这一称谓既包含已经入籍住在国的中国人，也包括未入籍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5年，我国放弃了血统论的双重国籍政策后，“华侨”一词虽然还是被继续使用了几十年，但其内涵其实已超越了过去的中国“侨民”的范畴，已经不合时宜。

 

为此，林伟然先生在1991年曾撰写《“华侨”称谓研究》[28]专文对“华侨”一词的内涵详加讨论，对统一大家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后，“华侨”一词被“华侨华人”取代，希望不再把“华侨”（生活在国外但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及其后代）和“华人”（生活在国外且放弃了中国国籍的人及其后代）两者混为一谈。

 

但是，有关中国“侨民”词义内涵的争论并没有完全解决。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人们对华侨与华人之间的界限似乎并不在意。比如，直到今天，在谈到华侨华人的时候，一些新词如“海外侨胞”“海内外侨胞”“海内外华侨华人”[29]“少数民族华侨华人”[30]等，被随意创造出来。张秀明在《华侨华人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一文中，对“海外侨胞”“海内外侨胞”“海内外华侨华人”等进行了探讨和批评，不过，她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一词却没有提及。我个人认为所谓“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提法其实非常有害。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华侨华人只与中国国籍有关，与族群无关。如果“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这一提法成立，那我们以前乃至目前所说的华侨华人指的是哪些人呢？是汉族人吗？如果仅指汉族人，那就与我们已有定论的华侨华人的定义相背离。如果不是仅指汉族人，也包含来自中国的其他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一词。

 

其次，如果使用“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一词并且这一词是站得住脚的（也只有站得住脚才能使用），那么就等于说我们目前的“华侨华人”一词可能仅指汉族人，而不包含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这样问题就来了，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难道不是中国人吗？他们被排除在“华侨华人”之外，就等于他们被排除在中国人之外了（甚至不仅仅是他们，连他们在中国国内的祖籍地所在的同胞也有被排除在外的嫌疑）。即便我们本意并非如此，但其他少数民族同胞可能确实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和感受，则势必造成严重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认同问题，也会助长民族分裂主义与大汉族主义，从而不利于我国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

 

事实上，在谈到中国国籍相关问题的时候，类似所谓要专门强调少数民族的族裔特性的惯性思维已经在社会上造成混乱，导致我们到今天还可以在一些比较热门的网站上见到诸如《他们长得不像中国人却身穿解放军军服含泪敬礼！》[31]这样的文章。该文的立意本是为守护帕米尔高原地区西北边疆的塔吉克族民兵点赞，但是这样的标题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不管是塔吉克族，还是维吾尔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具有中国国籍，当然都是中国人！怎么说他们长得不像中国人呢？是否中国人与长相有关吗？同样的，成为华侨华人首先是因为他们或他们的祖先出生在中国，拥有或曾经拥有中国国籍，与他们所属的族群有何关系呢？

 

同为中国人的五十六个民族之间各有其特性，如何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打造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当今时代非常艰巨的挑战。

 

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族打造与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差异问题，其实中央的民族政策已十分清楚，即不主张过分强调差异、坚持尊重民族差异而不强化差异，因为“如果只有差异，只强调差异，所导致的必然是民族之间的对立，以及无休止的争斗和国家的分裂”。同时也要注意，尊重差异不等于固化差异，“要坚持尊重民族差异而不强化差异，保持民族特性而不强化特性，营造尊重少数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社会氛围”。[32]

 

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为此专门撰文指出：民族政策的走向，还是要向交往、交流、交融方向努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而不是再去强化和细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和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分，把这种界限划得越来越清楚。而事实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33]。

 

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宋全成教授认为：“淡化民族身份[34]，直至取消民族身份识别，强调公民身份，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唯一路径。过分强调民族区别，而且与土地和政治挂钩，只能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分裂。苏联的崩溃就是见证。”[35]国族才是国家统一的王道。

 

鉴于此，即便我们想增强对源自少数民族的海外中国人的状况进行研究，也不必用“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概念，大可用“少数民族地区华侨华人”或“华侨华人中的某某族群”等取而代之。

 

与华侨华人有关的称谓混乱、概念不清、随意使用新名词的危害，正如张秀明研究员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概念的混淆不是术语使用上的小问题，它意味着内涵的改变，甚至被解读为中国侨务政策的改变，在国内外引发了一定的误解甚至忧虑。”[36]

 

概念与称谓混乱也为侨务工作带来尴尬与界限问题。

 

2．“侨民”定义本身与我国侨务工作实践的矛盾

 

根据《中国侨务通论》一书的界定，侨务就是与本国侨民有关的事务，我国特指有关华侨、归侨、侨眷的有关事务。侨务工作就是指对有关本国侨民事务所做的工作。我国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华侨、归侨、侨眷的正当和合法的权益，为华侨、归侨和侨眷服务。[37]

 

在这一定义里，侨务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本国公民，我国侨务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华侨、归侨和侨眷。一般而言，“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侨眷则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38]。

 

“华侨”的这一定义本身在理论上也许并没有什么歧义，但与我国侨务工作的实际是不相符合的。侨务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保护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正当权益，发扬侨胞爱国、爱乡的传统，促进华侨团结互助，鼓励华侨根据自愿原则加入住在国国籍，教育华侨遵守住在国法律，尊重当地的社会、民族习俗，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为促进住在国的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以及祖国和住在国的友好合作与交流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侨务工作的基本方针。关心华人的长期生存与发展，增进华人同我国的友好情谊与合作交流，鼓励他们融入当地社会、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为住在国的发展以及住在国与我国的友好交往、相互了解及合作共赢发挥作用，也是我国侨务工作的基本要求。关于这一点，《中国侨务通论》在随后的章节中也是认可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5000万华侨华人中，华人占90%以上，他们也是侨务工作的对象。”[39]

 

所以，在具体实践中，侨务不仅仅涉及本国公民，也涉及非本国公民。侨务所涉及的侨民应该是由“侨”和“民”两部分组成，其内涵应该包括本国公民和拥有本国血统但不拥有本国国籍的外国公民两类人，甚至还包括那些拥有本国血统但不拥有本国国籍的无国籍人士（这一类人比较少，很多时候可能被忽略不计）。

 

如此一来，我国学术界目前所使用的“侨务”一词的含义在理论与实践上就出现了矛盾，有必要对“侨民”一词进行重新界定。

 

3．我国学术界对“侨民”一词的使用与矛盾

 

我国学术界在使用“侨民”一词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时候，也出现词汇本身与其词义背离的情况，如大多将汉语中的“侨民”译成英文“diaspora”，反之亦然。根据目前的文献搜索，在我国学术界最早将“diaspora”翻译成“侨民”并见诸文字的，当推陈奕平教授发表的《美国“国际侨民接触”战略及其对我国侨务政策的启示》[40]一文。美国学术界也有人认同这一翻译，如美利坚大学的华人学者赵全胜教授在2015年9月18日与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部分师生座谈时，就采用了“侨民”这个名词来谈论中国海外的6 000多万华侨华人。侨民的本意是海外公民，但diaspora的含义并不仅仅是这样。

 

在国际学术界，diaspora一词用得很普遍，分歧不大。美国国务院设立的机构国际侨民接触联盟[41]对diaspora的定义是：diaspora系指居住在祖（籍）国之外但与之还保持密切联系的社群，包括首次移居者及其后代。[42]当然，在几代人之后，这些群体中的部分人依然与其祖（籍）国保持密切联系，另外一些则逐渐失去了联系。对于与其祖（籍）国失去了联系的这部分人，按照上述定义，则不应继续被纳入diaspora的范畴。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移民中心的乔·斯沃德（Jon Sward）教授认为：“diaspora包括从第一代移民到虽然移民好几代但依然认同‘祖（籍）国’的所有人。”[43]这一定义包括那些不再是“祖（籍）国”的公民但依然与之保持联系的人。世界侨民战略权威专家——国立爱尔兰大学的地理系主任、教授马克·波义耳、罗布·基钦和戴尔芬·亚辛也认为侨民包括公民与非公民，但已成为外国人的非公民都是些与祖（籍）国还保持某种特殊关系的人。[44]非洲发展基金会联合创办人查基斯的定义也有同样的含义：侨民指对别处的故乡与出生地（或真实或想象的地方）共享身份认同、保持联系的任何群体[45]。

 

4．重新定义“侨民”内涵

 

为化解“侨民”定义与我国侨民工作实践的矛盾以及我国学术界的困境，且在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或者默认双重国籍的形势下，笔者认为有必要赋予“侨民”一词新的含义。侨民应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移居国外但保留祖国国籍的人；二是移居国外且放弃了祖籍国国籍的人。

 

笔者个人认为，如果被赋予新的含义，“侨民”一词还是非常准确的。“侨民”中的“侨”可指代华侨（保留中国国籍的华裔），“民”则可指代华人（丧失中国国籍的华裔）。在中文语境中，我们在研究中用“侨民”一词来指代世界其他国家的海外移民及其后代（包括保留祖国国籍与放弃祖籍国国籍两者），也方便很多。在谈论海外中国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华侨华人”一词，但在讨论其他国家的海外移民时，若用“日侨日人”“美侨美人”“英侨英人”等来称呼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各自的海外移民及其后裔则不甚妥当，且“日人”“英人”等一般也会被理解为日本人、英国人，而不会被想到是指代移居国外的日本人和英国人。

 

被赋予新的含义的“侨民”一词不仅可以有效避免为侨务工作带来尴尬，也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在汉语“侨民”一词与diaspora可以对应的情况下，中外学术界就拥有了一个共同基础，有利于开展研究与对话。华侨华人、美国侨民、日本侨民等在英文中就可以表述为Chinese diasporas、American diasporas、Japanese diasporas，等等。

 

“侨民”一词如何界定是确定各国侨务工作对象的关键。如果我们按照汉语词典的定义，侨民仅指“住在外国而保留本国国籍的居民”，那么各国侨民的人数就非常少，也就是说各国侨务工作的涵盖人群非常有限。但事实上，各国侨务工作并不仅限于服务这些保留了祖国国籍的海外公民，而是也包括了那些已入籍归化移居地的群体。因此，只有按照我们前面讨论的侨民内涵的界定，各国侨务工作的面貌才能得到最真实的呈现，也才能避免侨务工作对象是否应该包括那些已入籍与归化者的争论与困扰。“侨民”的定义不仅对确定侨务工作的对象意义重大，而且对侨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至关重要。

 

各国在制定侨务政策时，依据的当然是其侨民的人数等统计数据。侨务工作对象包含保留祖国国籍的公民，这应该没有太大的疑问和争论，并且人数很容易确定，政策制定起来可能就相对容易一些。但如果把保留祖国国籍与放弃祖国国籍的都包含在内，那侨民人数的确定就会更困难一些，因为那些已经移居好几代的移民后代或许因为通婚的关系而拥有了别的族裔血统，那到底遗传多少祖先的血统才被计入侨民人数可能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不仅如此，面对如此庞大的侨民群体，侨务工作资源的分配也会受到更大的挑战。比如，我们通常说中国的侨民有6000多万，从广交朋友、扩大支持基础的角度看，这也不无道理。但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那些与祖国没有任何关联的人，怎么做都是事倍功半，反之，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用在与祖国关系密切的人身上，则会事半功倍。而且，只有侨务工作有效，才会激发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关心其祖（籍）国，如此一来，这部分人也可享受到我国侨务政策的好处。因此，在给“侨民”定义的时候，除了移民祖（籍）国的国籍以及源自这些初始移民的血脉两个标准之外，还要加上一条：与祖（籍）国依然保持密切联系。苏塞克斯大学的乔·斯沃德教授在给“侨民”一词定义的时候也曾提醒说：“很显然，在这一定义下的侨民所包含的各类人群差异巨大，决策者必须要努力甄别谁是真正愿意对促进祖（籍）国的发展感兴趣的人。决策者不能想当然认为侨民的利益和事业与其祖（籍）国的人民一致，事实上侨民的利益和事业非常多元。”[46]

 

总之，无论是考虑中国侨学界与国外学界平等对话的角度，还是避免各国政府在开展侨务工作时出现盲目性，我们都有必要将汉语语境中的“侨民”定义修正为：一是指客居外国并保留祖国国籍的公民；二是指客居外国后放弃祖（籍）国国籍的非公民及其外籍后代，这些不具备祖（籍）国国籍的移民及其后代（无论是第几代），只要其与祖（籍）国保持密切联系，都可被纳入侨民的范畴。这里所指的保持密切联系，既包括情感上的联系，也包括商贸往来与社会文化交流等物质上的联系。

 

（二）战略与政策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战略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二是泛指决定全局的策略。[47]从历史上看，战略是一个内涵不断扩展的概念，通常用于军事和外交领域，后来随着词义的扩展，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领域。战略强调的是目标的实现，而不是运用的手段，一定范围内的战略问题，在更大的范围内可以是策略问题，换言之，战略是实现国家利益的目的而不是运用手段。

 

至于政策，《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48]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政策是指“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49]。

 

两者相比较，战略更多的是目标和路线，而政策就是实现战略的手段。但是，二者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其实并不严格，像我国与爱尔兰等国经常是两者交替使用。这样会引起争论。

 

（三）侨民战略与发展

 

侨民战略是指导侨民工作的原则。按照世界侨民战略权威专家——国立爱尔兰大学的地理系主任、教授马克·波义耳、罗布·基钦和戴尔芬·亚辛的定义，“侨民战略是指一项或一系列明确而系统、旨在提升与处理祖（籍）国与其散居在外的侨民间关系政策的总纲。这些政策大到正式而复杂的工程，小到规划与应用都微不足道的方案。侨民战略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总体框架，让各部门设计与执行的各种侨民政策保持一致。”[50]

 

发展，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通常指事物由小而大，由弱而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51]。美国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米曾·R．迈卡（Mizan R.Miah）认为，与侨民相关的发展概念包含了从社会、文化到政治与经济等各个方面。“对侨民而言，发展就是要消除贫困，而消除贫困就是要消除文盲、偏执和敌对，从而开创世界和平的新时代。”[52]与侨民相关的侨民战略所推进的发展，即要提升侨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地位，又要为他们提供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生活环境以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四、内容与框架

 

基于篇幅和人力与物力的限制，本书的研究主要选取侨民与发展战略明确、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国家代表美国、次发达国家代表爱尔兰和发展中国家代表印度来进行。

 

除绪论和结语外，本研究主体分为三章：

 

第一章是发达国家的侨民战略与发展研究——以美国为例。本章主要就美国侨民战略的内涵与实施机制、成效，及其对中国的侨务工作的启示等展开研究。

 

美国侨民战略的内涵是要借助侨民力量将美式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念及其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的基础夯实得更为牢靠，为其国家发展大战略服务，其实施采取公私合营体制，但实际上以美国国务院为主导，美国国际开发合作署和卡尔弗特基金会为辅，并且联合了四大战略合作伙伴、九大项目合作伙伴来共同运作。美国侨民战略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尤其是在传播美式可持续发展理念、人权和平等观念上，取得了一系列实质进展。美国侨民战略所涉及的对象不仅包括其自身在海外不到200万的侨民，也包括从其他国家移民美国的第一、第二代共6 200万左右侨民，更包括目前散居世界各地的2.58亿多侨民，这一点值得中国借鉴。

 

第二章是次发达国家的侨民战略与发展研究——以爱尔兰为例。本章主要内容包括爱尔兰侨民战略的提出背景、出台、实施效果和对我国侨务工作的启示。

 

爱尔兰侨民战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08年之前，主要是为了应对贫穷，之后则主要是为了恢复和提升经济质量。因此，其在2008年之前的侨民战略重点在于利用和动员爱尔兰8000万侨民发展爱尔兰经济，也因此成就了爱尔兰经济上的“凯尔特之虎”奇迹。2008年之后，爱尔兰侨民战略的重点由单向的利用侨民转为与侨民双向互动与合作共赢，在继续动员侨民资源帮助爱尔兰发展的同时，也注意涵养其侨务资源，帮助爱尔兰侨民在自身的发展与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改善与提高。

 

爱尔兰侨民战略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是由于爱尔兰政府对侨民对象的准确定义，对自己目标和政府角色的准确定位，使得爱尔兰侨民战略呈现了灵活、便捷、便民、利民的特点。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章是发展中国家的侨民战略与发展研究——以印度为例。本章探讨了印度侨民战略的出台、侨民战略领导机构设立与侨民政策战略改革、实施机制和效果，以及印度侨民战略对我国侨民战略的启示等。

 

发展中国家的侨民战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主要利用侨民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服务，即便有其他方面的需求与任务，也脱离不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印度的侨民战略中这一特征最为显著，虽然印度雄心勃勃，也赋予了其侨民战略充分调动印度侨民开展公共外交、为印度中心（即确立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奠定更稳固的基础等任务，但这毕竟不是主流，因为印度侨民主要是一些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工移民。这一特征，从其侨民战略提出的背景、机制与工作内容上都可以得到体现。

 

本研究的结论是：世界各国都希望动员或利用侨民的知识、智慧与资金等来发展自己，因此纷纷出台侨民发展战略。只不过，各国对发展的定义稍有不同。发达国家，尤其是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希望借助侨民将自己的发展模式与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观念传播到世界各地，以巩固自己在世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霸权和主导地位。由于其自身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所以美国的侨民资源其实并不多，仅有一两百万人。不过，美国所借重的侨民资源包括了世界各国移居美国的6200万左右的第一、第二代侨民和目前散居世界各地的2.58亿多侨民。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侨民战略基本上只针对从本国移居海外的侨民显然很不一样。次发达国家，虽然也有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在制定其侨民发展战略时有意借助侨民的力量将自己的市场经济模式扩展到亚洲，借以提高自己在亚洲的地位；有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希望自己的侨民战略可以帮助扩展本国对人权理念的影响，但更多的次发达国家提出侨民战略只是想借侨民在经济上助自己一臂之力，爱尔兰就是典型。发展中国家出台侨民战略基本上都是为了借助侨民的力量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从美国、爱尔兰和印度等国案例分析可以得知，无论是发达国家、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们提出的侨民战略与其国家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是基本相称的，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实施效果。美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平等和人权等观念在侨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传播到了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爱尔兰借助其8 000万侨民资源成就了所谓的“凯尔特之虎”经济奇迹以及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经济恢复与质量提升；印度则在其2 700万侨民资源的大力支持下，基本完成了自1991年开始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当然，美国、爱尔兰与印度的侨民战略也有各自的一些缺陷。美国的侨民战略被赋予的任务太过繁重，有些目标像价值观的传播，短期内也无法见效；爱尔兰的侨民战略则缺乏有效的评估体系；而印度的侨民战略则有些过度消费印度侨民对印度的天然情感。

 

世界各国的侨民战略与发展经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①在瞄准华侨华人这一丰富资源的基础上，我们的侨民战略不必仅限于华侨华人，还可以借鉴美国侨民战略的“世界性”与“美国性”的经验，构建以华侨华人为依靠、以其他国家侨民为辅助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侨民战略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与动员一切侨民资源促进中国的发展。②要避免像印度那样过度消费侨民对祖（籍）国的天然情感的问题。虽然我们已意识到这一问题，近几年也开始谈论侨务资源的涵养问题，但如何涵养尚待具体举措出台。③尽快建立我国的侨民战略绩效评估体系，以便及时针对我国侨民战略在实施中出现或遇到的问题，调整某些策略，做到实时掌握侨民动态，把握侨民资源，既不能浪费侨民资源，也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侨民资源会自动地为我国所用。

 

[1]蔡德奇、江永良：《华侨华人的新发展》，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225-226页。

[2]李海峰：《迎接全国华商组织的蓬勃发展——在“全国华商组织经验

交流会”上的总结讲话》，《侨务工作研究》2005年第1期。

[3]沈丹阳：《华商企业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现状及发展趋势》，《中国

外资》2006年第9期。

[4]SWARD J. Diaspora and development: building transnational partnership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globalisation & poverty. Briefing（University of Sussex）, 2009（19）.

[5]HERCOG M, KUPYSCH C, TEJADA G, et al. Diaspora link benefits home country. Daily Bulletin（IGNOU Headquarters, Maidan Garhi, New Delhi）, September 7, 2011.

[6]SWARD J. Diaspora and development: building transnational partnership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globalisation & poverty. Briefing（University of Sussex）, 2009（19）.

[7]SWARD J. Diaspora and development: building transnational partnership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globalisation & poverty. Briefing（University of Sussex）, 2009（19）.

[8]陈奕平：《美国“国际侨民接触”战略及其对我国侨务政策的启示》，《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2期。

[9]郭丹：《浅析美国侨民战略的实施动机》，《神州》2014年第17期。

[10]隆德新：《试析移民社群对当代美国外交的影响》，《国际政治研

究》2017年第5期。

[11]隆德新：《跨国公私伙伴关系与美国散居外交——以国际散居约合联盟（IdEA）为例》，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12]BOYLE M, KITCHIN R. Towards an Irish diaspora strategy: a position paper. NIRSA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8（8）.

[13]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Global Irish: Ireland's diaspora policy, 2015.

[14]李秋红：《爱尔兰侨民与祖籍国经济发展》，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5]BOYLE M, KITCHIN R. Towards an Irish diaspora strategy: a position paper. NIRSA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8（8）.

[16]孟繁伊南：《欧盟地区的经济政策对爱尔兰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邵玉进、王凤鸣：《爱尔兰经济奇迹及原因分析

》，《欧洲》2002年第4期。

[17]黄海刚：《散居者策略：人才环流背景下海外人才战略的比较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17年第9期。

[18]RAJ D S. The overseas citizen of India and emigrant infrastructure: tracing the deterritorializations of diaspora strategie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6718514002498，2018年2月11日访问。

[19]KAPUR D. Indian diaspora as a strategic asse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03, 38（5）: 445-448.

[20]XAVIER C H. India's diaspora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traterritorial incorporation, Conference Papers—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2009 Annual Meeting; GANGOPADHYAY A. India's policy towards its diaspora:continuity and change. India quarterly, 2005, 61（4）; CHAKRABORTY C. Shaming the Indian diaspora, asking for returns: swades. Topia（York University）, 2011（26）.

[21]参见马加力：《印度与海外印度人的经济联系》，《南亚研究》1986年第2期；程希：《从经济增长模式看海外移民对中印两国发展的影响》，《八桂侨刊》2005年第5期；贾海涛：《海外印度人国际影响力初探——兼论海外印度人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影响》，《理论学刊》2006年第5期；盖蕾《海外印度人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影响探析》，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李涛：《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印度人与印度的经济联系》，《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4期；李涛：《印度侨汇的地位、作用及发展前景》，《国际资料信息》2008年第10期；李丽、李涛：《海外移民与母国的经济联系：以印度为例》，《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李涛：《中、印海外移民与母国经济联系的比较研究》，《世界民族》2011年第3期。相关研究还包括时宏远：《论海外印度人对印度崛起的影响》，《国际论坛》2009年第4期。

[22]DOCQUIER F, RAPOPORT H. Globalization, brain drain,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2, 50（3）; PANDEY A, AGGARWAL A, DEVANE R, et al. India's transformation to knowledgebased economy-evolving role of the Indian diaspora, July 21, 2004.

http://www.docin.com/p-324514921.html，2018年2月11日访问。

[23]MUELLER V, SHARIFF A. Workers' remittances to India: an examination of transfer cost and efficiency.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11, 29（2）.

[24]ANWAR A, MUGHAL M. The role of diaspora in attracting Indian outward FD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013, 40（11）.

[25]KAPUR D. Diaspora,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India.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26]KAPUR D. Ideas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India: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Indian diaspora. India Review, 2004,

3（4）.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45页。

[28]林伟然：《“华侨”称谓研究》，《华侨华人研究》1991年第2辑。

[29]张秀明：《华侨华人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

[30]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发布的重大招标项目就使用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这一词汇。

[31]《他们长得不像中国人却身穿解放军军服含泪敬礼！》，http://www.xilu.com/20160223/1000010000931683.html，2017年3月5日访

问。

[32]朱维群、陈芳：《朱维群回应与阿来对话引发争议：尊重民族差异而不强化》，http://news.ifeng.com/a/20150717/44187661_0.shtml，2017年3月

5日访问。

[33]朱维群、阿来、陈芳：《朱维群阿来对话：过分强调民族差异不利国家认同形成》，http://news.ifeng.com/a/20150531/43876620_0.shtml，2017

年3月5日访问。

[34]指淡化少数民族身份。

[35]笔者与宋教授的多次交流，也见于2016年11月8日其在微信上对卢旺达种族划分下的惨痛教训的个人评论。

[36]张秀明：《华侨华人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

[37]中国侨务通论课题组：《中国侨务通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5页。

[38]张赛群：《中国侨务政策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绪论第3页。

[39]中国侨务通论课题组：《中国侨务通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6页。

[40]陈奕平：《美国“国际侨民接触”战略及其对我国侨务政策的启示》，《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2期。

[41]英文原文为“International Diaspora Engagement Alliance”。

[42]What is a diaspora? http://www.diasporaalliance.org/about-us/，2017年3月5日访问。

[43]SWARD J. Diaspora and development: building transnational partnership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globalisation &poverty. Briefing（University of Sussex）, 2009（19）.

[44]BOYLE M. Harness the best diaspora practices. Daily Bulletin（IGNOU Headquarters, Maidan Garhi, New Delhi）, September 7,2011.

[45]CHIKEZIE C-E. Reinforc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African diasporas to development.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DECPROSPECTS/Resources/476882-1157133580628/DfD_ch09.pdf.

[46]SWARD J. Diaspora and development: building transnational partnership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globalisation &poverty. Briefing（University of Sussex）, 2009（19）.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637页。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664页。

[49]http://baike.baidu.com/link?url=1pf0pKdn70gR1O5yFY2bOrEn3hMTJHEfCyFP0VI0qDMWhXwC47ft_NSzA51T0V9zCcbrnJhklp9oDPUMCXFPm7sVSIhkp99NjwYgczeH96C，2017年3月5日访问。

[50]BOYLE M, KITCHIN R, ANCIEN D. The NIRSA diaspora strategy wheel and ten principles of good practice. Dublin, Ireland: Diaspora Matters,2011: 1.[5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51页。

[52]Engaging Diaspora for Development. Daily Bulletin（IGNOU Headquarters, Maidan Garhi, New Delhi）, September 7,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