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
陈嘉庚作古卅余年，但他迄今仍受海外人士的崇敬。很多人知道他是个大企业家，“倾家兴学”，但实事上他在推动南洋的华文新闻事业上也作出很大的贡献。他是“南洋商报”的创始人，但你可知道他创办“南洋商报”的动机吗，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决定创办“南洋商报”？在厦门嘉庚故居旁的嘉庚纪念馆内有资料记载……
去年8月12日，是陈嘉庚逝世卅周年纪念日。
一个人去世了30年，人们对他仍然不能忘怀，往往有两种因素：一，他是个伟人，二，他可能是个大奸大恶的罪人。陈嘉庚是属于前者。
在中国同安县集美村，当地的人以陈嘉庚为豪。中外游客到鳌园去，总爱在陈嘉庚的墓前，归来堂，陈嘉庚的铜像或故居留影，而当地人则为陈嘉庚的伟大精神津津乐道。
走入集美学校，你会为那巍峨的，美观的校舍叹为观止，你会为陈嘉庚的“倾家兴学”而肃然起敬。
本地年纪40岁以上的华裔，特别是关心华教的人，对陈嘉庚和他将一生的精力和金钱全投注在教育事业的事迹，相信都耳热能详，但对年轻的一辈，也许是陌生的。
让伟人恢复他应享声誉
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于1988年中旬时曾经指出，历史必须重新评价陈嘉庚。让这名伟人恢复他应享有的声誉。他给予肯定说，陈嘉庚在福建集美村，倾注最后的财力、精力办建学校时，纯粹是为了改善当地人的教育而奋斗。
我国的史学研究工作者李业霖最近也曾指出，50年代时期的教育家陈嘉庚是继康有为与孙中山之后一位对华族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为马新两地的教育系统树立了模范。
他甚至说，近代的华族实业家如李光前、陈六使、李嘉诚、包玉刚等，相信都是受他的影响而致力华文教育。他可以说是百年以来少见的历史人物。
陈嘉庚17岁时便从家乡集美村南渡到新加坡。较后，他在新加坡赚了大钱。在王赓武教授看来，他是属于世界级的企业家，但他将他一生所赚的钱甚至遗产都贡献在文化教育事业上。
他也是本报——“南洋商报”的创始人。
陈嘉庚怎么会对新闻事业感兴趣，怎样会萌起创办南洋商报的念头呢？原来，这里边还有一段古。
民族要强须从教育着手
本世纪的上半个世纪，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相当动荡不安的时代。陈嘉庚生于国难，长于国难，目睹中法战争中法国战舰侵入福州马尾，台湾被割给日本侵略者、鼓浪屿沦为共同租界，清王朝的辱国丧权和腐败，更让他悲痛的是国家的贫困落后，民智未开，他认识到中华民族要强盛，应从强调提高文化水平和加强普通教育着手。
陈嘉庚是于1874年10月21日诞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17岁开始到新加坡，在他父亲杞柏开的一间米铺学做生意。在那儿他共做了13年直到米店收盘，他才出来独立经营黄梨罐头厂。从而，他很快地崭露头角，积极开辟橡胶园。被称为东南亚橡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他一从生意上赚到了钱，即马上汇钱回集美扩建学校。
1923年到1925年，他已拥有一万五千英亩橡胶园，橡胶制品遍销世界各国，而且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资产达一千二百万叻币(约值黄金百万两)。这时可以说是他的事业的一个高峰。
生意做大产品越来越多
当生意增加了，产品常年所用的标贴，单据的印刷量也很大，长期让人家印刷，不划算。同时产品多了之后，促销需刊登广告，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他觉得如果自己来办份报纸，可为自己公司的产品作广告宣传，省回一笔广告费。常年印用的标贴、单据也不必依赖别人的印务馆了。
这只是当时他创办《南洋商报》的一项动机，其实，根据集美校务委员会最近所提供的资料记载显示，陈嘉庚创办《南洋商报》的真正动机，是他在中国大陆体会到报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之大。
话说，陈嘉庚向来是反对迷信奢糜，眼见国人和南洋华侨当时太沉醉于迷信奢华，迎神拜佛，办红白事，不论贫富，都讲排场，变成恶习，思想日渐愚昧麻木。虽然每当发动公益募捐时，呼应者虽有，但比起迷信鬼神作无谓牺牲者更多。
撰写文章呼吁改革民俗
陈嘉庚认为，长此下去，必然国将不国、民乃愚民，要振兴中华，只是纸上谈兵。于是他便撰写文章呼吁改革民俗，抨击迷信风水，聚赌等陋习。
他也倡导改革民族服装，呼吁废除长袍马挂，扫除满清遗风，主张男人穿中山装或西装、女子穿短衣长裤。他的文章刊登在上海的“东方杂志”，引起了议论，产生了回响。
陈嘉庚一生克勤克俭，最憎恨赌博，但当时，厦门一些有权势的人曾准备搞彩票，他曾亲函厦门市政府，要求禁止彩票发售。他劝诫维护国政尊严，免伤风败俗。另一方面，眼看开彩日期渐近，他又亲笔著文，严厉斥责，劝告民众不要受骗，并警告市政当局，若不悬崖勒马，必须负担严重后果。他把文章重抄数份，亲自送到各报发表。他还打算若不奏效，就要召集群众大会，公开声讨，准备采取更强硬手段。他的呼吁在报章上发表之后，引起了震荡，人们不再买彩票，已买的也陆续退回。陈嘉庚看了非常欣慰。
见到报刊具大社会功效
从而，他看到报刊的社会功效实在不可估量，他相信报刊在宣传和教育民众方面，起着很大的功能。再加上早年他在新加坡曾沉迷于同盟会主办的书报。他本身每天都要阅报“周南日报”、“中兴日报”、“中国日报”及“民主报”。在口诛笔伐匿于彩票之后的邪恶势力之后，他对报刊更产生一种心崇激情，便萌起办报心念，想从办学和经商繁忙中创办一份报纸。
在1923年9月6日，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终于在新加坡创刊了，社址设在罗敏申律门牌28号。这份报纸早在该年初便密锣紧鼓的筹备，一直到9月初才面世。这份大型的华文报的宗旨，当时乃竭力宣传民族正气，曾号召抵制日货、揭发奸商。陈嘉庚时而抽空针对一些时事、民俗风气发表文章。
他兴学，办报，主要是欲推动文化的发展和启迪民智，因为他高瞻远瞩，唯有民智开发，才能国富民强。
(原载199年2月1日《南洋商报》)
陈嘉庚是南洋商报的创始人。虽然他是个商人，但敝化教育的提倡，终生不遗余力。他嫉恶如仇，常亲自执笔撰写时评，抗日时期，时而为文抨击日本侵略者，因而公司的胶厂曾被人纵火，甚至面对种种的恫盲谋杀的威胁，但他仍不向恶势力低头。
《南洋商报》迄今已有69年的历史。
当初，它的英文名称是Chinese Daily Journal Of Commerce。1923年9月6日创刊时，“南洋商报”四个字的报头是由左至右的横写，英文报头名称就排在中文报头名下。
为什么南洋商报要有个“商”字，当时是特别注重商业消息报导乎？根据新加坡朱炎辉教授撰写的一篇商报历史里曾经指出，陈嘉庚在创刊号的献词中还开宗明义地以“实业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指出说，如果没有近代的商业经营和管理的学识，教育就无从办得好，没有良好的教育设施，国家就谈不上兴旺。顾名思义，南洋商报的意义就是要提倡新的商业知识给南洋的华裔读者。
《南洋商报》在创刊时，所谓万事起头难，要怎样吸引读者的兴趣，是个问题。当时零售报费是一角钱一份，69年前，一毛钱还是相当大的，况且人们还没有养成阅报习惯。因此，陈嘉庚便从创刊日起，先赠阅三天，当年的报贩把这种推广介绍的办法叫做“派纸”或“送纸”，如果接受了这三天的订阅，没有去函要求停派，就认为是答应长期订阅了。那时零售报价每份一角，一个月订阅报费二元。
据《南洋年鉴》记载，初时报份约有三千份，但不幸的是在创刊一个多月后，即1923年10月29日，因报上的评论涉及政治问题，而被英殖民政府下令停刊，一直到1924年2月1日才复刊。
朱炎辉教授在提到这事时指出，商报之所以会被令停刊，乃因主笔方怀南和经理林青山二人有亲中国南方国民党的背景，攻击北洋军阀曹鏪贿选为总统的文章，屡屡出现在商报，这些言论和原本办报的宗旨“不涉及政治党派”有抵触，因此英殖民地政府令停刊。而方怀南和林青山也因而离开“南洋商报”。
商报在1924年2月1日复刊后，报纸南洋商报四字改为直写，英文名变成Nanyang Siang Pau Press；Chinese Daily Journal Of Commerce，创刊时的英文报名变成了“副题”。
复刊后，编辑主任是杨治襄，经理是叶清沙。编辑方针主要著重于经济商业报导。陈嘉庚先生对敏感的政治和党派问题的处理，更为小心了。他也时时刻刻警惕编辑和记者们，编写时下笔应慎重。
据报，商报复刊后5年，业务有相当进展，年有盈利。然而，编辑主任一职从杨治襄、林独步、沈资民、张相时到汪颂鲁一直更换，他们的任期有三几个月，有者一、二年，可见这职位实在不好坐。
经济不景影响报业
陈嘉庚在报馆业务有进展有盈余之后，1928年5月起改用平版卷筒机印刷报份，每小时可印出报纸五千份，是新马首家采用卷筒机印刷的华文报馆，然而，没有想到，这时全球性的世界不景气到来，新加坡各行各业都受影响，华文报也难免，各报竞争，削价求售，每份报纸由一角钱减低至三、四分钱而已，虽然如此，读者仍然有限，广告也大受影响。
1932年11月，经理部和编辑部大改组。经理叶清沙辞职回中国，侯西反接任，邱国材任编辑主任(等于今天之总编辑职位)。督印为李铁民，报头“南洋商报”又由直写改回横写。社址由罗敏申律迁到小坡三巴哇律的“陈嘉庚有限公司制造厂”内。后因厂内机器声吵杂影响编辑的工作，乃将编辑部设在小坡怒美芝律(桥北路)974号。这项措施是要减少成本开销。该年11月16日增出图文并茂的彩色印刷画报，每逢星期三出版一次，是新马华文报倡办画报之首。
“南洋商报”于1932年12月”日英文报名只用Nanyang Siang Pau Press，副题取消。
在这时期，是陈嘉庚的企业受重挫的时候，世界经济不景气，加上他把很多资金都投在兴学办教上，办集美学校，钱未到手，陈嘉庚就想怎样用了。所以面对大风浪时，一时周转不灵。“陈嘉庚有限公司”随着清盘结束业务，“南洋商报”也于1932年8月脱离该公司。“商报”随着改组，易名为“南洋商报有限公司”，董事为李光前、林庆年、叶玉堆、颜世芳、侯西反及李玉荣等人。
从南洋商报的草创，到易手，陈嘉庚可以说是插秧播种者。之后，即1937年始，李光前曾为商报董事主席，其他董事包括陈六使、林庆年、傅定国等人。这时候报馆的组织结构更完善，除编采部外，又设出版部、美术部、电版部、广告部、营业部及出版部。
较后，商报又一再蜕变，至今天奠下了稳固的基础，占领先的地位。而事实上，陈嘉庚这个“南洋商报”的创始者，他是个拓荒者，是个高瞻远瞩者。他创办商报，是要启发民智，特别是强调华裔应摆脱传统的经营方式，朝向企业化发展。虽然他是个商人，但他关心国事，时事，他常思考，多阅读，有许多感触。业余之暇他也自己动笔撰写评论。他主张写文章和做人一样，应稳实敦厚，诚信果毅，文风要干练利落。
他自己的文章都是自己动笔，交到编辑的手，编辑可润饰文句，但不允许删改或增添他的文章内容。他曾经在报刊发表一系列政论时评，例如抗日时期，他曾发表一系列政论如“对日本问题之检讨”，“世界是否仍尊重公平与和平”等坚持抗日的文章。也因而被法西斯日人放火烧胶厂，匿名信，短剑函，枪筒函威胁，恫言要其老命。但陈嘉庚仍然是勇者无惧。
(原载1992年2月3日《南洋商报》)
在中国70年代的十年文革大浩劫中，红卫兵曾企图砸毁陈嘉庚的故居和集美学校，但集美村的人民拿起锄头，数千人列阵捍卫集美学村，而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也即刻下令保护集美学村，因而，今天的陈嘉庚故居和集美学校才能完整保留下来。集美学村之有今天，陈嘉庚的血汗是历史的见证。
没有到中国福建省同安县的集美村，没有看到集美学村的规模和亲身听到当地人对陈嘉庚的赞赏，不知他有多伟大。今天，集美学村巍莪的校舍、古树、典雅的古屋，干净的街道，美丽的鳌园，其实都是前人几许血汗换来的。
陈嘉庚艰苦创办集美学村，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时曾一度面临被红卫兵摧毁的厄运。当时，据报有一大批红卫兵要闯进去捣乱，要摧毁陈嘉庚的故居，但集美村的约一二千名村民闻风后，纷纷拿起锄头，护卫着集美学村的一草一木。而在北京的已故周恩来总理，当时即刻下令保护集美学村。不许捣乱。陈嘉庚的故居和集美学村因而获得完整保留下来。
桃李成行
在中国，陈嘉庚被肯定为中国重要的历史人物。中国已故领导人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也十分敬仰。
陈嘉庚将集美变成中国文化的摇篮。它的校友如今遍布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有道如今是“春风吹和煦，桃李尽成行”。
陈嘉庚童年时即参加农渔业生产劳动，养成勤劳俭朴习惯，他9岁时入私垫就学，受了8年的教育。他从小便对岳飞、文天祥、俞大猷、陈化成等民族英雄深为敬仰，厦门也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抗清复台的基地，所以他从小就有强烈的爱国思想。
陈嘉庚是于1890年，即17岁时奉父命到新加坡，在他父亲自营的『顺安』米店学做生意。
父债子还
1904年，也就是在他31岁那年，他父亲生意失败破产。他集七千余元，改行创设罐头黄梨厂，开辟『福山园』种植黄梨。两年，他又从侨南陈齐贤处买到十八万粒橡胶种子。从此，开发橡胶业，后来成为马来亚橡胶业四大开拓功臣之一。
在他的苦心钻营之下，各业蒸蒸日上，他在1907年便获盈利十三万元。在他父亲生意失败时，曾欠下九万多元的债务。今天一些商人破产报穷后，很少有父债子还的现象，但早期像陈嘉庚那样有气节的人，他认为父亲欠的债务，他有义务父债子还。赚了钱，他先还清父亲的债务，从而他获得了佳誉，一时成为佳话，口碑流传大陆和南洋一带。
1918年后，他把经营重点转移到橡胶业上。在他张袖善舞，经营有方之下，他的企业于1923至1925年登上最高峰。他的总行是设在新加坡，一百五十间分行遍布在马来亚、印尼、缅甸、泰国、菲律宾、中国等处，代理也遍布五大洲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在他的企业达最高峰时，雇用职工多达三万多人，拥有的资产约达新加坡币一千多万元。
陈嘉庚身在南洋赚了钱之后，并没有遗忘他的故乡，早期的中国人，南渡经商，最后是想落叶归根。因此很多华桥当时是把赚到的钱寄回去建大屋，有者三妻四妾享受个人的富贵荣华。然而，陈嘉庚却是个例外。他个人的生活非常节俭，这点可以从他的故居楼上的展览馆，从他当时的服饰看出来。
兴学办教
他对个人的荣华富贵看得很淡泊，却念念不忘故乡的落后和贫瘠。在1911年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之后，帝制初倒，民智未开，地处偏僻，文化落后的集美社(当时称社不叫村)，旧的势力仍根深蒂固，封建势力的干扰和旧有观念的禁锢，陈嘉庚初萌兴学办教之念时，受到泼冷水，他的努力，遇到很大的阻力。
但陈嘉庚在那动荡的时代中坚信：『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他欲以兴学报国、革新者的魄力，去开始崭新伟大的办学事业。于是他于1912年(民国元年)秋天回中国大陆，翌年二月开始在集美村创办集美小学。
其实，根据集美校务委员会提供的资料记载显示，早在1894年，也就是陈嘉庚年只20岁时，他便将储蓄二千元捐献给“惕斋学塾”作为扩建用途。为了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侨居国的文化发展，他也在南洋致力于发展华文教育事业。他于1910年被选任为道南学校的第三届总理。
1908年，他在新加坡会见了孙中山，翌年，他便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较后，他也加入同盟会，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孙中山也甚敬重他。
虽然陈嘉庚当时满怀着希望，但中国的教育状况十分腐败，那时适值清末学制改革之初，同安县只有一所县立小学。这间小学十多年来竟没有一班毕业生。为什么？因为学校的权力是操在县长手中，由县长委派一位绅士当校长，再由绅士招教员、学生。满清末期，政治十分动荡，县长频频更换，县长—换，校长也换，原来的教员和学生则一哄而散，所以，十多年来，该小学没有一人毕业，县立学校情况都这样，其他的更不必说了。
当时集美村内十多岁的小孩也赤裸着身体在游戏，陈嘉庚看到家乡的教育这样落后腐败，这更使他要兴办学校、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决心。
早期的集美村称为社不叫村，全社人口约二千多人，全是姓陈的，有七个房头，各自划地而居。虽然是同姓氏，但却是有如所说的：“有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更甚的有时为了一些小事故常发生械斗，势同水火。在这个的背景之下，要开间学校，将全村学子集在一起念书，谈何容易？
当时集美村各房头自办私塾学校，只收男生一、二十人，女孩不得入学。而且私塾老师的学识平庸，教不出什么好东西，私塾学费又贵，所以上私塾的学生多数是那些有钱的，孩子较野的，受所谓“关蛮”教育而已。
话说陈嘉庚早年曾受过9年的私塾教育，对旧制教育的弊病，有痛切的感受，所以他立志要在教育方面进行一番革新运动。然而，在闭塞的旧封建制度下，面对一群民智未开，仍很鲁愚的村人，怎样才能寻求突破呢？陈嘉庚的兴学办教面对怎样的挑战呢？请看下回分解。
(原载1992年2月6日《南洋商报》)
陈嘉庚出钱建学校请老师，学生入学免费，还苦口婆心沿家逐户劝学，这种“亏本生意”今人看来是愚不可及的。但陈嘉庚却坚信，中国要强盛，应从加强教育开始。他的两个得力助手是他的胞弟陈敬贤及弟妇王碧莲，两人与他配合无间，作出最大的牺牲和贡献，因此今天集美人提到陈嘉庚，都不忘陈敬贤伉俪。
陈嘉庚立意创办全村统一的崭新的小学，将全村适龄小孩容纳入一间学堂，这新概念，第一关就必须先说服村内的家长们。他沿家逐户地劝说村人，表示建校、请教师，一切费用全由他个人负担，学生入学也免费。在他精诚号召之下，各房长终于支持他的办学计划。
自己祖祠充作校舍
然而，校舍却是一个问题。须知，集美半岛三面环海，空地很少，为了能解决校舍问题，陈嘉庚把全村的家长们召集起来，一起开会。他提议把集美村驿轴后的空地腾出来建校舍。但村民们认为这祖祠不可动，因为一动恐怕破坏了风水，因此不赞成用该块地来做校舍。陈嘉庚又和他本房各家长商议，要用他本房的一块地来建校舍。但这块地里有八个坟墓，必须迁移。同房的人又反对，指动用坟墓，风水会受影响，他们宁可要保留风水和坟墓，也不要建小学，这是村民普遍的心态。
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见船已驶到半江，只有进无退，于是毅然将自己的大祖祠、驿轴及二房祖祠暂且充作校舍。于1913年1月27日，集美两层小学终于在集美半岛诞生，奠定了他办新学校的第一块基石。当时学校分为高等一级和初等四级，学生共有一百卅五人，教员五人。陈嘉庚聘用洪绍勋为第一任校长，洪也是同安县人。
所谓“万事起头难”，陈嘉庚只好因陋就简，但从长远来看，用祖祠充当学校总不是好办法，所以在此同时，陈嘉庚也积极在物色校地。有一天，他突然灵机一动，觉得何不“废物利用”，原来，在他住宅前的西边，有一口半废鱼池，面积有几十亩，他想：“为何不将它填上来，作为校址呀！？9”
购池填土成校地
于是，他就出高价，以二千元现金向该池的各股东买下这口池作校业。他买了池，即刻请来一批工人，筑水闸，增高堤岸，在池的四周开深沟，将挖出来的泥土移到池中，筑起一个人工小岛屿，接着他又招工匠，花了一万四千多元，建起可容纳七班学生的校舍，其他辟为操场。
同年秋季，开学时，集美小学便全部搬进新校舍。校舍有了，陈嘉庚第二个烦恼是师资难请。据集美校务委员会的记载资料指出，那时，同安县教师中师范毕业的才有四人，其中一人毕业后，又不执教去从商，所以，合格教师奇缺。他很辛苦才请到二个师范毕业的老师。
陈嘉庚出钱、出力、办学校，遇到许多挫折，但他都百折百挠地坚持下去。他总是认为，一个国家要进步发达，社会要进步，一定要从教育开始。他个人从小崇拜民族英雄，认为自己虽是一个商人但也应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为国家作出贡献。当他在南洋赚了钱，就带回去中国建学校。他理想中的新学堂建成之后，钱也用得七七八八了，他又于1913年9月，拿了一个提包和一把雨伞，与集美学校的师生告别，第五度出洋。
陈嘉庚除了极力为适龄儿童办教育之外，也为致力于扫除文盲工作。他在1914年，通过集美小学在大祖祠开设通俗学校，让成年的文盲也有机会受教育认识字。同时他又在二房祖祠另设阅报室，陈列教育画片，让村民和学生有机会去阅读、参考。
在集美学村内的陈嘉庚故居里，陈嘉庚展览纪念馆里有另外两张一男一女的照片，这两人是谁？为什么他们的照片，过去用过的衣物书籍也摆在该展览馆内？查问及参观记载资料后，才知道原来他是陈嘉庚的弟弟陈敬贤和弟妇王碧莲。
兄弟两人具有共识
陈嘉庚热心教育，把毕生财产倾注教育事业，获得胞弟及弟妇全力支持。他们之间具有共识和默契，所以配搭得很好。也就是当陈嘉庚在南洋赚了钱他就回到家乡住上一年半载，兴办教育，这时他就让陈敬贤到南洋去主持他公司业务。当他要回去南洋时，又让陈敬贤回乡接替当校主，主管学校扩建工作。兄弟俩这种配搭方式，做得非常好，这也是陈嘉庚的企业和集美学校能日愈壮大的原故。
在中国五四运动前，旧传统社会是重男轻女，中国人总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集美渔村，陈规陋习已根深蒂固，妇女根本没有上学的机会。
陈嘉庚昆仲和弟媳，是思想较进步的，他们认为女子不应当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就在1917年2月创办集美女子小学。这是福建省较早时的一所女子学校。可以说陈嘉庚的弟妇王碧莲是筹办这间女子学校的一大功臣。
王碧莲是从小学受较好教育的女性，后来又随他丈夫陈敬贤出洋，所以她见识多，为了要打破封建社会的精神枷锁，深入细微地进行启蒙教育工作，她每天带着小板凳，亲自到集美村各家各户，苦口婆心地劝说家长们让适龄的女孩子上学堂。然而，在封建社会遗毒仍深时候，很多家长反对，有些为怕家中女子失去劳动力，比如鱼村内一些家庭需要女儿协助料理海蛎工作，对她的拜访表示很不欢迎。
女生上学有津贴
可是，王碧莲并不灰心，有时为了招一女生，她要费尽唇舌，说服她家中几代人。为了使村民的孩子能有机会受教育之外，不但所有学生都能受全免费教育，女生上学每月还有二元津贴(那时的两元可以买很多东西，做生活费了)另一方面，王碧莲也极力鼓吹女子放掉缠脚布。满清末期，中国妇女仍然很多有三寸金莲，缠小脚的传统。小女孩小小年纪，好好的一对脚板就须人工绑扎成畸形的小脚。
王碧莲积极推动的是破除封建习俗，作为兴学的步骤。她好不容易才招到了六十名女生。集美女子小学是于1917年2月初开学。校长是由男子小学校长洪应祥兼任。
为国为民办教育
陈嘉庚出巨资买地、建校舍，请校长老师开学校，免费招生，还要沿门挨户去劝人家上学，有的还要补贴金钱给他们的父母，这种行为，在今人和外国人看来是愚不可及的，恐怕只有“大笨蛋”才会去做这种“亏本生意”：然而，陈嘉庚昆仲就有这种傻劲儿。因为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坚信中国要强，只有教育人民，启蒙民智。西方国家之所以先进，在于他们的科技及教育比人家快了一步。中国不后起直追，必将一直落后。
从而可见，陈嘉庚不但满怀抱负，而且是高瞻远瞩的，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应在教育上还须挺进，才能跟得上西方国家的进展7陈嘉庚把集美小学搞起来，并不满足，想再接再厉，但不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爆发了。
(原载1992年2月7日《南洋商报》)
学校创立了，但师资难求，陈嘉庚索性开办师范中学造就师资人才。另一方面首次创举在中国开幼稚园，从小培育人才。他将所有家财投注在教育上，虽然疼爱孩子，却不愿留遗产给孩子，这种精神，世间罕见，这种大公无私的壮举，也正是他迄今仍备受崇敬之故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实业大受打击，很多企业，往往在时局动荡中倒闭。陈嘉庚在面临危机时，却能将危机变为转机，他当时另寻出路，经营航运业，想不到一帆风顺，反而大获其利。
生意赚钱，陈嘉庚并不因时局动荡而停止集美校务发展。他反而在这时候规划创办中学。然而，当时师资奇缺，全福建省师范学校条件好的，只有福州一所省立师范学校。但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发觉当时学制改革不久，师范学校组织松弛，相当腐败，它不公开招生，所收学生是当地官僚富家子弟，这些富豪子弟，只为混一张文凭谋职业，毕业后并不想去当教师。这种情形，根本无法从那儿找到好老师。
创办师范学校
在一气之下，他立意自己来办师范学校，专门招收闽南贫寒子弟。他当时已意识到普及教育的关键是在乡村，所以决意招收贫寒学生参加师训，毕业后回到原籍发展农村教育。1916年10月，他将建立师范学校任务交给胞弟陈敬贤去做。
陈敬贤为人敦厚，温文尔雅，人缘很好。他的任务首先是扩建校舍，在征用他人土地时，他以温和态度和颜悦色地说服对方，克服了风水迷信等障碍，凡是学校所征用土地，他都以比市价高的价格向村民收购。若是公墓坟地，还酌情另加迁移费。
陈敬贤的身子原本就比较孱弱，曾患有咯血症，但他仍每天早上凌晨五时起身，到工地去巡视。在他督促之下，只一年功夫便建立了大礼堂，尚勇楼、电灯厂，自来水塔，膳厅、温水房，浴室，大操场等。新校舍扩建后，他还出省考察，去物色贤能的校长。
严格挑选师范生
陈嘉庚招收师范中学学生相当严格，他从南洋发函给闽南卅多县劝学所长，要求各县代与招选贫，寒子弟五、六人。这些学生必须品性良好，有志于教育工作者，详填表格后，还要入学考试，严格挑，选出来者，还需质量保证。集美的师范中学是于1918年3月4日开学，学生有一百九十六人，此后3月4日被订为该校校庆日。
学校给予学生优待，中学生只交膳费，学宿费免，师范中学则各费均免，甚至他们所需的被席蚊帐，都由学校供应，而且发免费学生制服。
为了鼓励学生进师范学校，陈嘉庚想出许多方法，比如在闽南人民生活习惯三餐都是粥，集美提供的膳食是一天二餐饭，一餐粥，如果学生自愿三餐吃稀饭者则每月津贴每人两元，这方法是鼓励苦学生入学。这时，闽南、闽西、广东、潮州、梅县许多清寒子弟都闻风而至，纷纷欲申请入学。
陈嘉庚办学校，并没门第区域之分。他先照顾同乡人，然后把教育的种子向省外甚至国外散播。例如他这时也欢迎侨生回去中国读书，如考试不及格者，还另设补习班。他那优待华侨回国求学制，订下永存不变。
集美学校学生日多后，陈敬贤夫妇许多具体的工作任务更重了。他们供给学生被子、蚊帐，和制服外，还发动集美妇女协助缝刃工作。自己也以身作则，日夜操劳。
首创幼稚园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止后，陈嘉庚见局势稳定了，便又回到集美，请他胞弟敬贤到新加坡主持商务，回到集美，他将办事处设在校园内，办事处分总务和视察组，并设立一间银行。
集美师范学校成立后并非一帆风顺，曾发生一些校长和同事争执的问题。曾发生过两年内换三次校长的事。1918年12月，除陈嘉庚呈报福建省长公署，转呈教育部立案，将校名定为“集美师范学校”。
翌年，他又创办幼稚园，这间幼稚园据报是中国最早的一间幼稚园，学生有一百四十名，教员四人。陈嘉庚非常疼惜这些小孩，特制幼儿桌椅，为了小孩的安全，他还规定，汽车不得开入集美学校。
集美学校的校训，陈嘉庚订为“毅诚”两字，这也正附合他个人的人生哲学。
不动产捐作教育基金
陈嘉庚于1919年将他自己在南洋的全部不动产(胶园七千多英亩、房产地皮一百五十多万平方英尺)，捐作集美学校的永久基金，并聘律师按英国政府立字为据。此后他将他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之外或留一部份添入资本再投资之外，其余所剩全归作教育费用。
据集美校委会的资料指出，陈嘉庚当时个人的财产，不超出二千万元，而且大部份是不动产(胶园和橡胶厂)。在南洋，他也不算是首富，但他最慷慨倾资于教育事业。他边赚钱，边办学校。
他的铭言有：
“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行，如待富而后行，则一生终无可为之日”
“余办学校，非积有巨金寄存银行，一切经费，皆待经营”他经常是。钱未到手，就先准备用掉(用在教育方面)。
他曾于1918年在一篇“致集美学校诸生书”中道：“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樱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
兴学如创业亲力亲为
陈嘉庚办学校如办自己的事业，并非是只出钱而已，而是出钱外还奔走鼓吹兴办新学，亲自制定规划，考察教育，宣传群众，连聘请师资校长，指挥建校舍，改革制度，他都亲力亲为，这恐怕也是古今中外罕见的。
他虽然相当富有，但个人生活却十分简朴，他也不愿为自己的儿女留下什么财产。
他又曾说：“钱由我辛苦得来，也应由我慷慨捐出。”
“父之爱子，实出天性，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
“儿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之非爱之也。”
从陈嘉庚生前的事迹及谈话，可见他办学的精神。以上所述乃集美学校开创的初期，集美的扩展还面对很多坎苛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和世界动荡不安和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陈嘉庚面对着步履维艰，十分困难的局面，且看他如何去克服。
(原载1992年2月8日《南洋商报》)
在20年代，中国不论是在水产航运、农林及商业经营方法都很落后，常被外人卑视。陈嘉庚认为中国要迎头赶上，要在法治方面发展非加强大专院校教育不可，因此他又极力办大学和专科学校，成为中国现代航运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同时饮水思源，在南洋赚了大钱，认为取之社会应用之社会，因此大力倡导发展南洋的华文教育。他应该是今天华教的先驱者之一。
陈嘉庚从1912年回乡开始创办集美小学之后，经过十余年的艰难缔造，初步形成了一个从幼稚园到高中，师范学校包括各种专业，男学，女学兼备的教育体系。
较后，他还在集美设立教育推广部，资助闽南各地中小学七十多所。在集美学村的集美校友会秘书处翻阅资料，可见从1912年至1920年，乃集美学村的创办期，1920年2月至1927年2月，是集美学校的发展期。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陈嘉庚的教育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的时期。
希望抛砖引玉
在这时期，他创办厦门大学，增设水产、商业、女师范学校、农林学院、学村的学生人数也由一千一百二十人增至二千四百廿六人。
集美校友会迄今存有关于陈嘉庚兴学办教的详细资料。其中一文这样记载：陈嘉庚1920年11月30日，在筹办厦门大学的会上慷慨陈辞：余愿尽出所有家财，以办教育，并亲自回国经营，以冀将来事或成功，使海外富侨有所感动，作为抛砖引玉。
那天，他当场认捐厦门大学开办费一百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三百万元。厦大分有文、理、法、商、教五院十七系。
在新加坡办学
陈嘉庚除了在中国兴学办教之外，他也不忘饮水思源。他在新加坡发迹，赚到大钱，他也深晓取之社会用诸社会之道。他眼见当时南洋地区的华侨，民智未开，华教有待开发，因此，他也在新加坡倡办了许多学校，如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崇福小学、南侨师范、新加坡水产航海等学校。无可否认的，他在新加坡倡办的道南等三校，在新加坡新式华文教育史上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而所倡办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南洋第一所华文中学。由于此先例一树，南洋各属的华文中学便如雨后春笋般那样涌现出来。所以，今天马新两地的华教发展，陈嘉庚可说是一大功臣。
话说回来，陈嘉庚于1919年6月至1922年3月返回集美期间，已订下更明确的办学目标：“即教育方针乃以中国实际需要着想。”由于他对教育的目标明确且期望很高，他选任校长如任聘总经理似的，要亲自精选，选任的标准是：(一)该校长必须是有道德，在在都为国家社会效力，(二)必须有毅力，(三)能虚怀善用人，任人唯贤，不徇私情，有众多学友等相知者帮助，(四)有责任心，(五)不图清闲，(六)有真才实学，(七)历事多，经验足，能应付各种局面。
促进水产航运业
前面说过，陈嘉庚是生于大时代，大风大浪的时期。这期间也正是中国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激昴的时候，这时，更是反日本侵略的时候，集美师生满胫热血，热情高涨。
陈嘉庚目睹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当时中国的水产航海事业相当落后，甚至数十国航运业注册，中国竟然没有资格参加，因此他决定“力挽海权，培育专才”。他于1920年2月创办集美水产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学水产业，他规定念水产科学生跟师范学生一样，各费均免。1924年9月，他还资助第一组毕业生张荣昌等人去日本留学。该水产学科学制五年，渔航兼学。须知，厦门及集美乃处于中国沿海区，今天该区水产航运业的发展，可以说陈嘉庚的贡献很大，许多厦门及集美人都惦记住他。
集美的水产业学校成立之后，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能从理论到实践，陈嘉庚于1922年向英国买渔航机器，由学校自己设计，请船匠在集美建造一艘重卅一吨的实习船集美一号。四年后，他又向法国购买一艘二百七十四吨的拖网渔船，这是中国第一艘拖网渔船，也是中国当时全国最大的渔船。
实习捕鱼增收入
这艘大渔船供学生出海实习捕鱼，从而也为集美学村每月赚取三千二百元，当时水产航海学校的经费每月平均是一千五百卅一元，该集美二号拖网渔船捕鱼的收入，扣除费用，还有盈余。从而可见陈嘉庚的精明和有远见。
另一方面，华商向来比较保守，经商传统手法在海外常被人瞧不起。日本人则讲效率，有系统，商情情报很准，因而华商常被白人卑视。当时福建省的华侨很多，陈嘉庚认为华商要抬头，在海外要有更好表现，他应开办商科学校，教育华商。
他初期创办的商科学校，学生只有廿多人，修业4年，主要是传授商业需知知识，技能，功课偏向专门。
辟农林试验场
1923年他认为中国应以农立国，但农林科学技术落后，有必要革新改进。因此，他于1925年5月与同安县仁德里洪塘方订定契约，买了天马山北面一片荒田，建筑农林部校舍，开辟农林试验场。同时，他聘请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森林系主任叶道渊为农林部主任。当年开辟苗圃种植各种果树和树苗。1926年正式开课，学生多达一百卅多人。
这个农林部当时就强调环境保护，一边作农作物试验，培植树苗，又展开造林运动。他们劝说各房房长把各山头分区划界，然后把植树任务分配到各区去，另一方面请地方官禁止乱砍伐树林，劝乡长协力保护。今天，集美学村林木成行，一片青葱，许多古树，恐怕就是陈嘉庚的农林学校众人留下的美景。
出版《集美周刊》
陈嘉庚开办了小学，幼稚园、中学之后强调大专院校的发展。他认为中国“法治之根本，非在中小之学校，而是专科院校”。
随着集美学村的日益扩大，陈嘉庚又开设一间集美学校储蓄银行部，由叶渊负责。集美学校扩大后，学校还出版一份叫《集美周刊》的刊物，宗旨是“传布消息，研究学术，发表意见，交换知识。”这份刊物并不限于校内发行，发行网实际上较后扩大到海内外。在陈嘉庚于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后，该刊物还每期供“南洋商报”编辑部，让编辑选用转载。这也许是使南洋与大陆文化教育方面互相交流的管道吧！
(原载1992午2月11日《南洋商报》)
陈嘉庚因对闽南一带腐败的教育有深切了解，除了自办学校之外，还成立“教育推广部”资助闽南一带的学校。他主张教师应时时充电，特办暑假教育研究课程。他一生把自己沉渗在兴学办教方面，集美师生和校友为感谢他对集美学校的贡献和庆祝五十大寿欲与他建造“介眉亭”作纪念，却受到他的坚拒。他表明他办学并非为了沽名钓誉。
在旧中国的封建制度之下，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是不允许上学堂的，陈嘉庚昆仲及其弟媳大力反对这封建思想。他办集美女小，女中之后，1921年2月更在集美设女子师范部，由陈乃元为主任，学生有百多人。
集美学校这时也定名为“福建私立集美学校”。
与此同时，集美成立陆童子军，海童子军，商科成立商团，女子师部成立女童子军，小学成立幼童团。这些课外团体的成立，目的是要利用少年活泼之天性，训练他们的人格，传授实际生活智能、以便不致于读死书。陈嘉庚主张学校教育应以智育、体育、德育及服务四大类。
设立成美储金
从集美学村的整个发展过程，可见陈嘉庚的办学努力从不间断，不但是再扩展办学的范围，更一再充实其内容，比如他在1924年起开始设立“成美储金”。顾名思义，这是“成人之美”的意思，这笔基金有如奖学金，乃协助成绩好的穷学生出国留学，例如王秀南等便是在这计划下出国，较后即于1933年王秀南学成归来，担任集美师范学校校长。
陈嘉庚当时非常热心于教育，主要是因为每当他回国到各地考察教育，对闽南一带教育的腐败情况及原因有痛切了解。因此，他决定把集美学校办好，以成为福建推广教育中心。
中国在本世纪初面对列强的欺凌，国民有很多文盲，陈嘉庚认为中国要强盛，民智须开发。所以他除了自己办学校之外，也设立同安教育补助处，在资金上补助同安各乡设立小学。1924年3月，他将同安教育补助处交给叶渊管理，改名为“教育推广部”。该部每年都召开补助学校校长会议。会议除了研究经济补助，人员聘请等问题及共同研究改进教学的问题。
资助七十三所学校
据统计，从1924年至1932年，福建省受到陈嘉庚资助的廿八个县市有七十三所学校。在陈嘉庚的计划之下，他打算补助同安县一百间学校，闽南各县五百所学校，但后来因企业失败，无法实践全部计划。
陈嘉庚办教育，不是为名为利，更非大兴致所至玩玩而已，而是有计划的、有组织、有远见的，完全投入地去兴学办教。他认为，教育的成败，资金，组织固然重要，师资更重要。他除了自办师范学院之外，更成立一个闽南小学教育研究会，该会以叶渊为会长。主要活动是在暑假时为在职小学教员充电。他将聘北京及江浙教育专家王蕴山等六个讲师，设立十二个课程，学员可选修四至八科。这种假期充电课程，目的是要传播新的教育思想，改进教学法，提高闽南等各校教师水平和教学的质量。
陈嘉庚办集美学校，可以说办得很成功，很彻底，早在20年代，中国大陆还是相当落后，他在集美学村除不断扩建校舍之外，又兴建图书．馆、科学馆、医院、立德楼、立言楼、博文楼、当忠楼、明见楼、慈厅、俱乐部及消费公社等，从而可见，集美学村是个相当完整的教育体系。
校舍美观实用
从集美学村的发展来看，1919至1926年可以说是集美校舍建设的黄金时期，他对校舍的建筑，讲求整体规划，美观实用。他在建筑校舍时，甚至征求美术家和建筑学家的意见，务求建得科学、雅观。有时，他身在南洋经商，但心却在集美学村，有时他自己绘好平面图，然后夹在信中从南洋寄回，经过审研后才施工。在校舍的建筑方面，他要求美观实用之外，还要具有民族风格。
在校舍的扩建中，他也很重视图书馆单位，集美学校于1920年建好的图书馆，面积达七干一百九十一平方尺，建筑物外表类似宫殿式，分上中下三层，屋顶覆以绿色琉璃瓦，两旁栋楹及走廊均加精细的雕刻，并饰以金箔，四面窗户洞达，光线足够，这图书馆早期便设有南洋问题研究，中日问题研究、阅报室、杂志库藏室、会议室、装钉室及铅印处等。集美学校的图书馆设备可以说相当完善。
陈嘉庚在南洋做生意，手头—有钱即寄回集美“投资”教育事业。随着集美学校的日益壮大，集美师生对他益感钦敬。在1923年春，集美学校师生和校友曾发起募捐，决定在科学馆北面摆地建造一座美丽的八角亭，亭名为“介眉亭”，以纪念陈嘉庚50岁涎辰和表扬他倾资兴学的业绩。
陈嘉庚知道后立即写二封信给当时的校长叶渊，坚决谢绝建亭为他祝寿。他的信这样写“介眉亭系为弟而建，闻之殊深诧异，无论兴工与否，弟决不接受……建亭祝寿是沽名钓誉……。”
虽然陈嘉庚表示不肯，但集美师生和校友坚持一定要建，在无可奈何之下，他自己出资兴建这亭子，但落成后陈嘉庚将它命名为“军乐亭”，供集美学校的军乐队作练习铜乐场所。
从而可见，陈嘉庚热心教育事业，并不求名利。这种情操，令人钦敬，更可以作为今人的典范。
一生以诚毅处世
集美学校在中国渐渐闻名起来，在二、三十年代，中国许多名家如辛亥革命要员胡汉民，朱执信，学者作家如鲁迅、蔡元培、马寅初、林语堂、吴稚辉及美国教育家杜威都曾到集美演讲过。
陈嘉庚一生以“诚毅”处世，他亦以“诚毅”两字作为集美学校的校训。
(原载1992年2月12日《南洋商报》)
随着集美学校规模日大及政治环境的复杂，学校闹学潮，学生欲罢课迫陈嘉庚辞掉校长叶渊，但陈坚持他的管理哲学原则：保护属下。他对属下也十分关怀，不用命令式口语示意，因而获得许多老师的爱戴。
陈嘉庚办学校，并不一帆风顺，常是一波三折，面对种种的挑战和考验，特别是在那动荡的时代，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接踵而至。虽然如此，他总是和师生站在同一阵线上，共赴时艰。
学生遭击毙
1923年时中国军阀混战，当军阀过境，曾驻扎集美学校，当时曾有一名集美中学生被阀军击毙。这事引起集美师生的愤慨。他们为该遇难学生李文华举行隆重的迫悼会，发表文章，诗词，“集美周刊出专号”抨击军阀暴行，要求他们把驻军撤出集美村。
签名请愿
陈嘉庚当时身在南洋，获悉后全力支持集美师生，他函示集美校长叶渊倡议该校为“永久和平村”，派代表向南北军政当局请求将集美划为和平学村。并向福建省军政各机关长官请愿签名。这请愿终获军政当局大学，极众的赞同支持，孙中山大元师大本营也给予批准在案，电令闽粤二省省长及军官对集美学校特别保护。
发生学潮
从20年代起，集美在政治和战乱风云中，面对政党政治的渗透，学校发生一些学潮。学生一度坚决要集美学校校长叶渊辞职，更换校长。甚至恫言示威罢课。叶渊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是陈嘉庚“三顾茅芦”始聘来的，深获陈的信任。面对这种情况，也许有些“老板”会牺牲个人，而息事。但陈嘉庚则有他的另一套管理哲学，他面对压力之下坚持其原则，即要改革校务可以，但反对学生罢课，反对更换校长叶渊。
坚持原则
当时，校方，学生及有关方面几乎天天与陈嘉庚通电报。陈嘉庚曾向集美各校主任表明：“集美各主任鉴：进退校长，主权在余，不准学生干涉，校长决不更动，学生如不满意，即日停课放假。”然而，学生依然坚持要倒校长叶渊，陈嘉庚发几道严电，令即刻放假，派乡人接管校物和限制校费。叶渊是于1920年至1934年担任校长及校董主席。陈嘉庚当时坚持原则，保护属下，事后一段时候才做人事更动。
集美学校于1927年至1931年学生增加到二千七百廿三人。是解放前36年的校史中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当然人事方面也更复杂起来。叶渊改任为校董。
在1930年，叶渊被诬告谋杀中国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负责人，被厦门地方法院拘留审讯，身为校主的陈嘉庚深知叶是无辜的，虽然人在新加坡，仍倾力营救，使叶于1932年洗脱罪名，翌年返校主持校务。
教师福利佳
陈嘉庚对于老师的福利，也相当照顾。对那些从事多年教育工作者和服务员，学校给予特别嘉赏，如赠送纪念匾及现金，连续工作25年者可休假一年，休假期间可到外游历，薪水照拿，仍在校服务者，可得双薪。据报，集美的薪酬都比公立学校好，因此，老师常以校为家，该校有个资深老师陈大弼不但本身在该校教学大半辈子，九个儿女、女婿也都是在集美念书。他鼓励其他同事专诚为教育奉献时提出了一套“盐的哲学”。他说：“盐”的哲学
“盐是牺牲了自己，溶化了自己，去成就别人，任何好菜，没有盐，不好吃，然而盐溶化在菜里，人家说菜好吃，不会说盐好吃，我们在社会应要做盐，要牺牲自己成就他人，换句话说：做无名英雄。”
在1923年至1926年期间，陈嘉庚的企业蒸蒸日上。这时可以说是他一生登峰造极，得利最多，资产最巨的时候。这也正是他大事发展集美校务的时候。他致函集美学校负责人，加速校舍扩建和设备，这时期，集美办得更出色，师资力量雄厚。
随着学村日大，管理也更费神。陈嘉庚不仅是出钱，还亲自或让其弟陈敬贤夫妇从旁交替协助。陈嘉庚在管理日益庞大的集美学村时，有他一套管理哲学。他对属下，从不财大气粗，有一项记载这么写：有一年，集美学校曾因住房不够，暂用刚建成的科学馆作为学生的宿舍，陈嘉庚知悉后立即写信给校长叶渊，婉转说‘科学馆作宿舍，实属可惜，依初拟，下楼为理化实、二楼为博物院，三楼为美术馆，此为本校应备之要科，亦先生所注意久念未达之目的，如不实行，绝非先生之意，若云暂用，至迟年杪能否移往他处，请裁。”
陈嘉庚身为校长，换是别人恐怕以命令式口气或大发雷霆，但他却如此婉转示意，可见他的胸怀，显然是做大事业的人才。
生活节俭
陈嘉庚本身生活节俭，在抗日战争时期，集美学校迁往安溪县，有时陈嘉庚去视安溪的校园，还是自备稀饭和咸鱼，以便在路上食用。他本身节俭，也希望集美师生以节俭为美德。
陈嘉庚的办学哲学是“有教无类”，以此为教育目的。他兴办学校，眼光不仅在于学校上学学生的数目，也放眼到校外，欲让更多成年的中国人有识字的机会。所以，集美学校也于1930年2月成立“民众教育委员会”，由叶渊当主席，这项识字运动，办了四所民众学校，二所男校，二所女校，学生近二百人。
下乡教学
为了方便村民学习，学校是在农村中醒目处挂黑板，派师生流动教学。这项识字运动不但不收钱，还免费提供笔、纸、墨砚等。集美学校的师生便利用课馀时间轮流去义务教学。
当时，封建时代的遗毒仍深，很多中国人仍很迷信，因此，集美师生也极力鼓吹破除迷信。集美村人如今知识水平相当高，应拜陈嘉庚之赐吧。
如果，陈嘉庚的教育事业顺利发展，规模可能更壮大。然而，适逢世界经济大萧条，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国共之战，集美学村受到很大的摧毁，而陈嘉庚的企业也在这时江河日下，面临破产的厄运。
(原载1992年2月13日《南洋商报》)
在战争和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陈嘉庚的企业江河日下，但他仍举债办校，宁可牺牲私人企业，学校不可停办。陈嘉庚活到87岁才去世。他的遗嘱立明将银行所存的三百多万元全捐作建校和作集美福利基金，却一分钱也不留给他的子孙。
经济不景借债渡日 ．
正当集美学校日益扩展，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1926年春，陈嘉庚个人的企业却江河日下。
当时，适逢世界经济趋向萧条，胶价猛跌至不到十元。陈嘉庚的企业亏损不下百万元。1928年，他因在南洋抗议日本蝗军的侵略，曾号召华侨及中国人抵制口货，因此日本人故意在东南亚削价倾销胶制品。使他的胶制品制造业遭到严重的打击。那些倾销日货的奸商更雇佣人放火焚烧陈嘉庚的胶制品制造厂，损失百万元。为了支付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村的经费，他只好借债渡日，仍按月支付集美和厦大二校的经费。
在这种困境之下，亲友们劝他停止提供校费，泥菩萨过江，还是自保为善，这也许可以维持他的企业。但陈嘉庚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他坚持自己的企业可收盘，办校不能停。
他除了变卖校业十余万元，用集通号向人借廿多万元，还接受亲友资助。据悉，当时外国银行集团曾以债权人资格，要求他停止支付两校的经费来清偿债务。否则就要拍卖他的不动产。1931年他被迫接受外国银行集团的条件，将所有企业改为陈嘉庚有限公司，但仍按月支付二校经费。这种举债兴学壮举，中外罕见。
1934年，陈嘉庚将本身所有营业部全收盘结束，但仍千万百计维持校费。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陈嘉庚当时将支付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经费来经营企业，完全可东山再起。但他没有这样做。一直到1937年春，条件更加困难，他才不得已将厦大交给政府，以维持集美。他因而常感疚歉。
俗语有道：“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陈嘉庚经济拮据的时候，七七事变，中国人开始八年抗战。日本军机肆意轰炸集美，几乎将美丽的“集美学村”，炸成废墟。所以在1937至1945年集美学校被迫迁往内地。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学校经费更形见底。在战火中，许多学校停办，但集美却坚持下去。
陈敬贤树人为志
在这艰难时期，给陈嘉庚另一个大打击是他的手足同胞，也是集美的二校主陈敬贤因患唇癌之症，与世长辞，终年49岁。陈嘉庚兴办教育事业，陈敬贤可说是他最得力助手，他们两人最佳拍档，当陈嘉庚去南洋赚钱，陈敬贤主持校务发展，陈嘉庚返国，陈敬贤则回到新加坡掌管陈家业务。
陈敬贤曾说：“国弱民贫，振兴实业，培育人才，教育实利赖之。”从而可见，陈氏兄弟都有共识。
陈敬贤曾亲自建集美师范、中学、农林学校，他的责任感很重，每天五点即起身巡视校园工场。他的脾气很好，容易与人相处，曾多次为集美学校的发展到国内外考察教育事业或去寻聘校长和良师。在动乱中，他曾为了农林学校师生的粮食，出入枪林弹雨。校中发生流行病，他又往返集美学村，为学生请求医药。每个星期天，他都分批邀请教职到自己家里，请他们喝茶、吃点心，亲如一家人。因此，当他去世时学校师生在校为他举行盛大追悼会，后来还为他建个“敬贤堂”作纪念。
陈敬贤的去世，孙中山曾为他的遗像题词：“树人为志，桑梓蒙麻”，并送挽联“报国有雄图兴学斥资栽桃李，居山樱宿疾明心见性证菩提”。
1937年10月，日本军侵入金门、厦门和集美成为前线，陈嘉庚以身作则积极筹款劝捐救国。他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个人之上。
集美迁校历尽艰辛
集美学校当时迁入安溪文庙，商业学校迁入后乡。集美距离安溪约一百卅里，公路破烂，师生步行搬迁，走了一天路才赶到。
1941年集美校董改组，增聘叶渊、萨木栋、陈文确、李光前、陈延庭、黄毓坚为校董。在这艰难时期，很多老师改行，教员难请。
集美的师生和校友，这时发挥团结精神，和衷共济。南洋的集美校友热烈响应号召，筹捐廿多万元，而陈嘉庚的堂弟陈六使也托上海华侨银行代为购捐公债一百万元，以利息每年六万元作为集美学校复兴基金。他的女婿李光前也给予一些资助。
陈嘉庚曾于1940年从新加坡回国慰劳同心合力的师生校友。他眼见战乱不会迅速结束，集美复修还早，因此将筹获的款项廿五万元作为提炼药厂股金，以全年六巴仙利息作为集美学校基金。
1942年1月日军攻击新加坡，陈嘉庚见情势危急，逃往印尼避难。但在临走前他已先做好汇款安排，预备集美校费。
他请堂弟陈六使汇国币七百万元，女婿李光前一百万元，长子济民，次子厥祥各汇五十万元共国币九百万元，以南洋总会救济款的名义，汇给国民党政府财政即转交集美学校。
集美的校友，这时也表示他们应饮水思源，应回馈母校，学校的经费，不应只落在校主的肩上。集美学校的老教师陈大弼呼吁校友养校运动，他提出的二个办法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这运动筹到三千四百多万元。校友以赤诚的心帮助母校渡过八年抗战难关。
抗战之后，陈嘉庚筹款修复集美校舍，各校迁回集美学村。然而，抗战完毕，内战又起。许多学生参加革命，在校学生从最多二千多人减至六百人。
解放后，从1949年10月至1955年12月，中共虽逐步改革政策，仍让集美学校保持私立。
集美学村换新貌
1950年9月陈嘉庚返回集美定居。虽然他已年至古稀，但仍关心自己一手搞起的集美学村的发展。1951年至1954年集美校舍的建筑面积相当于1913年至1949年36年的总和。
在中共的统治下，集美学校的经费渐渐地由政府承担，学校的教学工作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指导，中专各校毕业生由国家负责分配。因此，现在集美学校与公立学校并无两样。
中国政府为了感谢陈嘉庚兴学办教的精神，扩建、美化，但仍尽量保持它原来的风貌。而集美各校学生于1960年已增至一万一千六百卅八人。
虽然集美于50年代末期已改由中国政府办，但已80高龄的陈嘉庚仍不避寒暑，每天两次持杖行数华里巡视各校工地，有问题求更正。
据说今天集美学村如此清洁、美观、清爽，乃承继陈嘉庚遗下的传统。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因脑溢血而与世长辞，终年87岁。中国的领袖在他于北京医院留医时曾纷纷去探望他。他去世的噩耗传出后，已故中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都纷纷送花圈致哀。
中共为他设立一个以周恩来为首的治丧委员会，为他举行风光大葬，在集美车站等候陈嘉庚盖有中共国旗灵柩的集美师生达一万多人。他的葬礼在集美更是空前隆重。
陈嘉庚一生家财都贡献在集美、厦门大学及南洋的教育事业上，他逝世时，在中国国内银行存有国外亲友校友寄给他的钱共约三百卅四万元。他的遗嘱立明，这笔钱五十万元捐作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五十万元作集美社福利基金，其余用于集美校舍建筑，一分钱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但他的遗嘱有一条规定，如果他的子孙回中国定居经济上没有收入，每人每月可从集美福利基金支取十五元的生活费，如有支领学校工资，应扣抵。
他没留财产给自己的子孙，还劝自己的亲属朋友也捐款支持教育事业。他曾说过：“针无两头利，我立志要为社会服务，当然不能为子孙计，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
从而，你可以看到陈嘉庚的伟大精神，可以了解，年老的一辈何以那么尊重他。
(原载1992年2月14日《南洋商报》)
陈嘉庚 遗爱人间 办报启民智
郑韵穆
陈嘉庚作古卅余年，但他迄今仍受海外人士的崇敬。很多人知道他是个大企业家，“倾家兴学”，但实事上他在推动南洋的华文新闻事业上也作出很大的贡献。他是“南洋商报”的创始人，但你可知道他创办“南洋商报”的动机吗，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决定创办“南洋商报”？在厦门嘉庚故居旁的嘉庚纪念馆内有资料记载……
去年8月12日，是陈嘉庚逝世卅周年纪念日。
一个人去世了30年，人们对他仍然不能忘怀，往往有两种因素：一，他是个伟人，二，他可能是个大奸大恶的罪人。陈嘉庚是属于前者。
在中国同安县集美村，当地的人以陈嘉庚为豪。中外游客到鳌园去，总爱在陈嘉庚的墓前，归来堂，陈嘉庚的铜像或故居留影，而当地人则为陈嘉庚的伟大精神津津乐道。
走入集美学校，你会为那巍峨的，美观的校舍叹为观止，你会为陈嘉庚的“倾家兴学”而肃然起敬。
本地年纪40岁以上的华裔，特别是关心华教的人，对陈嘉庚和他将一生的精力和金钱全投注在教育事业的事迹，相信都耳热能详，但对年轻的一辈，也许是陌生的。
让伟人恢复他应享声誉
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于1988年中旬时曾经指出，历史必须重新评价陈嘉庚。让这名伟人恢复他应享有的声誉。他给予肯定说，陈嘉庚在福建集美村，倾注最后的财力、精力办建学校时，纯粹是为了改善当地人的教育而奋斗。
我国的史学研究工作者李业霖最近也曾指出，50年代时期的教育家陈嘉庚是继康有为与孙中山之后一位对华族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为马新两地的教育系统树立了模范。
他甚至说，近代的华族实业家如李光前、陈六使、李嘉诚、包玉刚等，相信都是受他的影响而致力华文教育。他可以说是百年以来少见的历史人物。
陈嘉庚17岁时便从家乡集美村南渡到新加坡。较后，他在新加坡赚了大钱。在王赓武教授看来，他是属于世界级的企业家，但他将他一生所赚的钱甚至遗产都贡献在文化教育事业上。
他也是本报——“南洋商报”的创始人。
陈嘉庚怎么会对新闻事业感兴趣，怎样会萌起创办南洋商报的念头呢？原来，这里边还有一段古。
民族要强须从教育着手
本世纪的上半个世纪，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相当动荡不安的时代。陈嘉庚生于国难，长于国难，目睹中法战争中法国战舰侵入福州马尾，台湾被割给日本侵略者、鼓浪屿沦为共同租界，清王朝的辱国丧权和腐败，更让他悲痛的是国家的贫困落后，民智未开，他认识到中华民族要强盛，应从强调提高文化水平和加强普通教育着手。
陈嘉庚是于1874年10月21日诞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17岁开始到新加坡，在他父亲杞柏开的一间米铺学做生意。在那儿他共做了13年直到米店收盘，他才出来独立经营黄梨罐头厂。从而，他很快地崭露头角，积极开辟橡胶园。被称为东南亚橡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他一从生意上赚到了钱，即马上汇钱回集美扩建学校。
1923年到1925年，他已拥有一万五千英亩橡胶园，橡胶制品遍销世界各国，而且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资产达一千二百万叻币(约值黄金百万两)。这时可以说是他的事业的一个高峰。
生意做大产品越来越多
当生意增加了，产品常年所用的标贴，单据的印刷量也很大，长期让人家印刷，不划算。同时产品多了之后，促销需刊登广告，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他觉得如果自己来办份报纸，可为自己公司的产品作广告宣传，省回一笔广告费。常年印用的标贴、单据也不必依赖别人的印务馆了。
这只是当时他创办《南洋商报》的一项动机，其实，根据集美校务委员会最近所提供的资料记载显示，陈嘉庚创办《南洋商报》的真正动机，是他在中国大陆体会到报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之大。
话说，陈嘉庚向来是反对迷信奢糜，眼见国人和南洋华侨当时太沉醉于迷信奢华，迎神拜佛，办红白事，不论贫富，都讲排场，变成恶习，思想日渐愚昧麻木。虽然每当发动公益募捐时，呼应者虽有，但比起迷信鬼神作无谓牺牲者更多。
撰写文章呼吁改革民俗
陈嘉庚认为，长此下去，必然国将不国、民乃愚民，要振兴中华，只是纸上谈兵。于是他便撰写文章呼吁改革民俗，抨击迷信风水，聚赌等陋习。
他也倡导改革民族服装，呼吁废除长袍马挂，扫除满清遗风，主张男人穿中山装或西装、女子穿短衣长裤。他的文章刊登在上海的“东方杂志”，引起了议论，产生了回响。
陈嘉庚一生克勤克俭，最憎恨赌博，但当时，厦门一些有权势的人曾准备搞彩票，他曾亲函厦门市政府，要求禁止彩票发售。他劝诫维护国政尊严，免伤风败俗。另一方面，眼看开彩日期渐近，他又亲笔著文，严厉斥责，劝告民众不要受骗，并警告市政当局，若不悬崖勒马，必须负担严重后果。他把文章重抄数份，亲自送到各报发表。他还打算若不奏效，就要召集群众大会，公开声讨，准备采取更强硬手段。他的呼吁在报章上发表之后，引起了震荡，人们不再买彩票，已买的也陆续退回。陈嘉庚看了非常欣慰。
见到报刊具大社会功效
从而，他看到报刊的社会功效实在不可估量，他相信报刊在宣传和教育民众方面，起着很大的功能。再加上早年他在新加坡曾沉迷于同盟会主办的书报。他本身每天都要阅报“周南日报”、“中兴日报”、“中国日报”及“民主报”。在口诛笔伐匿于彩票之后的邪恶势力之后，他对报刊更产生一种心崇激情，便萌起办报心念，想从办学和经商繁忙中创办一份报纸。
在1923年9月6日，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终于在新加坡创刊了，社址设在罗敏申律门牌28号。这份报纸早在该年初便密锣紧鼓的筹备，一直到9月初才面世。这份大型的华文报的宗旨，当时乃竭力宣传民族正气，曾号召抵制日货、揭发奸商。陈嘉庚时而抽空针对一些时事、民俗风气发表文章。
他兴学，办报，主要是欲推动文化的发展和启迪民智，因为他高瞻远瞩，唯有民智开发，才能国富民强。
(原载199年2月1日《南洋商报》)
陈嘉庚在 20年代，在新加坡创办了南洋商报之后，复于1946年创办“南侨日报”，他出钱办报，时时关心时事发展，有感即亲自执笔撰写评论文章。
陈嘉庚故居
陈嘉庚铜像
集美陈嘉庚纪念碑
陈嘉庚创办南洋商报倡导改革商业经营
陈嘉庚是南洋商报的创始人。虽然他是个商人，但敝化教育的提倡，终生不遗余力。他嫉恶如仇，常亲自执笔撰写时评，抗日时期，时而为文抨击日本侵略者，因而公司的胶厂曾被人纵火，甚至面对种种的恫盲谋杀的威胁，但他仍不向恶势力低头。
《南洋商报》迄今已有69年的历史。
当初，它的英文名称是Chinese Daily Journal Of Commerce。1923年9月6日创刊时，“南洋商报”四个字的报头是由左至右的横写，英文报头名称就排在中文报头名下。
为什么南洋商报要有个“商”字，当时是特别注重商业消息报导乎？根据新加坡朱炎辉教授撰写的一篇商报历史里曾经指出，陈嘉庚在创刊号的献词中还开宗明义地以“实业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指出说，如果没有近代的商业经营和管理的学识，教育就无从办得好，没有良好的教育设施，国家就谈不上兴旺。顾名思义，南洋商报的意义就是要提倡新的商业知识给南洋的华裔读者。
《南洋商报》在创刊时，所谓万事起头难，要怎样吸引读者的兴趣，是个问题。当时零售报费是一角钱一份，69年前，一毛钱还是相当大的，况且人们还没有养成阅报习惯。因此，陈嘉庚便从创刊日起，先赠阅三天，当年的报贩把这种推广介绍的办法叫做“派纸”或“送纸”，如果接受了这三天的订阅，没有去函要求停派，就认为是答应长期订阅了。那时零售报价每份一角，一个月订阅报费二元。
据《南洋年鉴》记载，初时报份约有三千份，但不幸的是在创刊一个多月后，即1923年10月29日，因报上的评论涉及政治问题，而被英殖民政府下令停刊，一直到1924年2月1日才复刊。
朱炎辉教授在提到这事时指出，商报之所以会被令停刊，乃因主笔方怀南和经理林青山二人有亲中国南方国民党的背景，攻击北洋军阀曹鏪贿选为总统的文章，屡屡出现在商报，这些言论和原本办报的宗旨“不涉及政治党派”有抵触，因此英殖民地政府令停刊。而方怀南和林青山也因而离开“南洋商报”。
商报在1924年2月1日复刊后，报纸南洋商报四字改为直写，英文名变成Nanyang Siang Pau Press；Chinese Daily Journal Of Commerce，创刊时的英文报名变成了“副题”。
复刊后，编辑主任是杨治襄，经理是叶清沙。编辑方针主要著重于经济商业报导。陈嘉庚先生对敏感的政治和党派问题的处理，更为小心了。他也时时刻刻警惕编辑和记者们，编写时下笔应慎重。
据报，商报复刊后5年，业务有相当进展，年有盈利。然而，编辑主任一职从杨治襄、林独步、沈资民、张相时到汪颂鲁一直更换，他们的任期有三几个月，有者一、二年，可见这职位实在不好坐。
经济不景影响报业
陈嘉庚在报馆业务有进展有盈余之后，1928年5月起改用平版卷筒机印刷报份，每小时可印出报纸五千份，是新马首家采用卷筒机印刷的华文报馆，然而，没有想到，这时全球性的世界不景气到来，新加坡各行各业都受影响，华文报也难免，各报竞争，削价求售，每份报纸由一角钱减低至三、四分钱而已，虽然如此，读者仍然有限，广告也大受影响。
1932年11月，经理部和编辑部大改组。经理叶清沙辞职回中国，侯西反接任，邱国材任编辑主任(等于今天之总编辑职位)。督印为李铁民，报头“南洋商报”又由直写改回横写。社址由罗敏申律迁到小坡三巴哇律的“陈嘉庚有限公司制造厂”内。后因厂内机器声吵杂影响编辑的工作，乃将编辑部设在小坡怒美芝律(桥北路)974号。这项措施是要减少成本开销。该年11月16日增出图文并茂的彩色印刷画报，每逢星期三出版一次，是新马华文报倡办画报之首。
“南洋商报”于1932年12月”日英文报名只用Nanyang Siang Pau Press，副题取消。
在这时期，是陈嘉庚的企业受重挫的时候，世界经济不景气，加上他把很多资金都投在兴学办教上，办集美学校，钱未到手，陈嘉庚就想怎样用了。所以面对大风浪时，一时周转不灵。“陈嘉庚有限公司”随着清盘结束业务，“南洋商报”也于1932年8月脱离该公司。“商报”随着改组，易名为“南洋商报有限公司”，董事为李光前、林庆年、叶玉堆、颜世芳、侯西反及李玉荣等人。
从南洋商报的草创，到易手，陈嘉庚可以说是插秧播种者。之后，即1937年始，李光前曾为商报董事主席，其他董事包括陈六使、林庆年、傅定国等人。这时候报馆的组织结构更完善，除编采部外，又设出版部、美术部、电版部、广告部、营业部及出版部。
较后，商报又一再蜕变，至今天奠下了稳固的基础，占领先的地位。而事实上，陈嘉庚这个“南洋商报”的创始者，他是个拓荒者，是个高瞻远瞩者。他创办商报，是要启发民智，特别是强调华裔应摆脱传统的经营方式，朝向企业化发展。虽然他是个商人，但他关心国事，时事，他常思考，多阅读，有许多感触。业余之暇他也自己动笔撰写评论。他主张写文章和做人一样，应稳实敦厚，诚信果毅，文风要干练利落。
他自己的文章都是自己动笔，交到编辑的手，编辑可润饰文句，但不允许删改或增添他的文章内容。他曾经在报刊发表一系列政论时评，例如抗日时期，他曾发表一系列政论如“对日本问题之检讨”，“世界是否仍尊重公平与和平”等坚持抗日的文章。也因而被法西斯日人放火烧胶厂，匿名信，短剑函，枪筒函威胁，恫言要其老命。但陈嘉庚仍然是勇者无惧。
(原载1992年2月3日《南洋商报》)
陈嘉庚倾家兴学，很多中国人都引以为豪，参观者都不忘在他的墓前留影。
红卫兵图毁集美学村 村民联手抵抗•周恩来下令保卫
在中国70年代的十年文革大浩劫中，红卫兵曾企图砸毁陈嘉庚的故居和集美学校，但集美村的人民拿起锄头，数千人列阵捍卫集美学村，而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也即刻下令保护集美学村，因而，今天的陈嘉庚故居和集美学校才能完整保留下来。集美学村之有今天，陈嘉庚的血汗是历史的见证。
没有到中国福建省同安县的集美村，没有看到集美学村的规模和亲身听到当地人对陈嘉庚的赞赏，不知他有多伟大。今天，集美学村巍莪的校舍、古树、典雅的古屋，干净的街道，美丽的鳌园，其实都是前人几许血汗换来的。
陈嘉庚艰苦创办集美学村，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时曾一度面临被红卫兵摧毁的厄运。当时，据报有一大批红卫兵要闯进去捣乱，要摧毁陈嘉庚的故居，但集美村的约一二千名村民闻风后，纷纷拿起锄头，护卫着集美学村的一草一木。而在北京的已故周恩来总理，当时即刻下令保护集美学村。不许捣乱。陈嘉庚的故居和集美学村因而获得完整保留下来。
桃李成行
在中国，陈嘉庚被肯定为中国重要的历史人物。中国已故领导人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也十分敬仰。
陈嘉庚将集美变成中国文化的摇篮。它的校友如今遍布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有道如今是“春风吹和煦，桃李尽成行”。
陈嘉庚童年时即参加农渔业生产劳动，养成勤劳俭朴习惯，他9岁时入私垫就学，受了8年的教育。他从小便对岳飞、文天祥、俞大猷、陈化成等民族英雄深为敬仰，厦门也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抗清复台的基地，所以他从小就有强烈的爱国思想。
陈嘉庚是于1890年，即17岁时奉父命到新加坡，在他父亲自营的『顺安』米店学做生意。
父债子还
1904年，也就是在他31岁那年，他父亲生意失败破产。他集七千余元，改行创设罐头黄梨厂，开辟『福山园』种植黄梨。两年，他又从侨南陈齐贤处买到十八万粒橡胶种子。从此，开发橡胶业，后来成为马来亚橡胶业四大开拓功臣之一。
在他的苦心钻营之下，各业蒸蒸日上，他在1907年便获盈利十三万元。在他父亲生意失败时，曾欠下九万多元的债务。今天一些商人破产报穷后，很少有父债子还的现象，但早期像陈嘉庚那样有气节的人，他认为父亲欠的债务，他有义务父债子还。赚了钱，他先还清父亲的债务，从而他获得了佳誉，一时成为佳话，口碑流传大陆和南洋一带。
1918年后，他把经营重点转移到橡胶业上。在他张袖善舞，经营有方之下，他的企业于1923至1925年登上最高峰。他的总行是设在新加坡，一百五十间分行遍布在马来亚、印尼、缅甸、泰国、菲律宾、中国等处，代理也遍布五大洲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在他的企业达最高峰时，雇用职工多达三万多人，拥有的资产约达新加坡币一千多万元。
陈嘉庚身在南洋赚了钱之后，并没有遗忘他的故乡，早期的中国人，南渡经商，最后是想落叶归根。因此很多华桥当时是把赚到的钱寄回去建大屋，有者三妻四妾享受个人的富贵荣华。然而，陈嘉庚却是个例外。他个人的生活非常节俭，这点可以从他的故居楼上的展览馆，从他当时的服饰看出来。
兴学办教
他对个人的荣华富贵看得很淡泊，却念念不忘故乡的落后和贫瘠。在1911年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之后，帝制初倒，民智未开，地处偏僻，文化落后的集美社(当时称社不叫村)，旧的势力仍根深蒂固，封建势力的干扰和旧有观念的禁锢，陈嘉庚初萌兴学办教之念时，受到泼冷水，他的努力，遇到很大的阻力。
但陈嘉庚在那动荡的时代中坚信：『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他欲以兴学报国、革新者的魄力，去开始崭新伟大的办学事业。于是他于1912年(民国元年)秋天回中国大陆，翌年二月开始在集美村创办集美小学。
其实，根据集美校务委员会提供的资料记载显示，早在1894年，也就是陈嘉庚年只20岁时，他便将储蓄二千元捐献给“惕斋学塾”作为扩建用途。为了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侨居国的文化发展，他也在南洋致力于发展华文教育事业。他于1910年被选任为道南学校的第三届总理。
1908年，他在新加坡会见了孙中山，翌年，他便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较后，他也加入同盟会，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孙中山也甚敬重他。
虽然陈嘉庚当时满怀着希望，但中国的教育状况十分腐败，那时适值清末学制改革之初，同安县只有一所县立小学。这间小学十多年来竟没有一班毕业生。为什么？因为学校的权力是操在县长手中，由县长委派一位绅士当校长，再由绅士招教员、学生。满清末期，政治十分动荡，县长频频更换，县长—换，校长也换，原来的教员和学生则一哄而散，所以，十多年来，该小学没有一人毕业，县立学校情况都这样，其他的更不必说了。
当时集美村内十多岁的小孩也赤裸着身体在游戏，陈嘉庚看到家乡的教育这样落后腐败，这更使他要兴办学校、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决心。
早期的集美村称为社不叫村，全社人口约二千多人，全是姓陈的，有七个房头，各自划地而居。虽然是同姓氏，但却是有如所说的：“有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更甚的有时为了一些小事故常发生械斗，势同水火。在这个的背景之下，要开间学校，将全村学子集在一起念书，谈何容易？
当时集美村各房头自办私塾学校，只收男生一、二十人，女孩不得入学。而且私塾老师的学识平庸，教不出什么好东西，私塾学费又贵，所以上私塾的学生多数是那些有钱的，孩子较野的，受所谓“关蛮”教育而已。
话说陈嘉庚早年曾受过9年的私塾教育，对旧制教育的弊病，有痛切的感受，所以他立志要在教育方面进行一番革新运动。然而，在闭塞的旧封建制度下，面对一群民智未开，仍很鲁愚的村人，怎样才能寻求突破呢？陈嘉庚的兴学办教面对怎样的挑战呢？请看下回分解。
(原载1992年2月6日《南洋商报》)
气势非凡的厦门集美中学，经过修建和美化后，耸立在集美村。标志着陈嘉庚的心血得到发扬光大。
集美中学的建筑物，古色古香，具有中西式合壁的风味。
陈嘉庚与弟合作默契
陈嘉庚出钱建学校请老师，学生入学免费，还苦口婆心沿家逐户劝学，这种“亏本生意”今人看来是愚不可及的。但陈嘉庚却坚信，中国要强盛，应从加强教育开始。他的两个得力助手是他的胞弟陈敬贤及弟妇王碧莲，两人与他配合无间，作出最大的牺牲和贡献，因此今天集美人提到陈嘉庚，都不忘陈敬贤伉俪。
陈嘉庚立意创办全村统一的崭新的小学，将全村适龄小孩容纳入一间学堂，这新概念，第一关就必须先说服村内的家长们。他沿家逐户地劝说村人，表示建校、请教师，一切费用全由他个人负担，学生入学也免费。在他精诚号召之下，各房长终于支持他的办学计划。
自己祖祠充作校舍
然而，校舍却是一个问题。须知，集美半岛三面环海，空地很少，为了能解决校舍问题，陈嘉庚把全村的家长们召集起来，一起开会。他提议把集美村驿轴后的空地腾出来建校舍。但村民们认为这祖祠不可动，因为一动恐怕破坏了风水，因此不赞成用该块地来做校舍。陈嘉庚又和他本房各家长商议，要用他本房的一块地来建校舍。但这块地里有八个坟墓，必须迁移。同房的人又反对，指动用坟墓，风水会受影响，他们宁可要保留风水和坟墓，也不要建小学，这是村民普遍的心态。
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见船已驶到半江，只有进无退，于是毅然将自己的大祖祠、驿轴及二房祖祠暂且充作校舍。于1913年1月27日，集美两层小学终于在集美半岛诞生，奠定了他办新学校的第一块基石。当时学校分为高等一级和初等四级，学生共有一百卅五人，教员五人。陈嘉庚聘用洪绍勋为第一任校长，洪也是同安县人。
所谓“万事起头难”，陈嘉庚只好因陋就简，但从长远来看，用祖祠充当学校总不是好办法，所以在此同时，陈嘉庚也积极在物色校地。有一天，他突然灵机一动，觉得何不“废物利用”，原来，在他住宅前的西边，有一口半废鱼池，面积有几十亩，他想：“为何不将它填上来，作为校址呀！？9”
购池填土成校地
于是，他就出高价，以二千元现金向该池的各股东买下这口池作校业。他买了池，即刻请来一批工人，筑水闸，增高堤岸，在池的四周开深沟，将挖出来的泥土移到池中，筑起一个人工小岛屿，接着他又招工匠，花了一万四千多元，建起可容纳七班学生的校舍，其他辟为操场。
同年秋季，开学时，集美小学便全部搬进新校舍。校舍有了，陈嘉庚第二个烦恼是师资难请。据集美校务委员会的记载资料指出，那时，同安县教师中师范毕业的才有四人，其中一人毕业后，又不执教去从商，所以，合格教师奇缺。他很辛苦才请到二个师范毕业的老师。
陈嘉庚出钱、出力、办学校，遇到许多挫折，但他都百折百挠地坚持下去。他总是认为，一个国家要进步发达，社会要进步，一定要从教育开始。他个人从小崇拜民族英雄，认为自己虽是一个商人但也应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为国家作出贡献。当他在南洋赚了钱，就带回去中国建学校。他理想中的新学堂建成之后，钱也用得七七八八了，他又于1913年9月，拿了一个提包和一把雨伞，与集美学校的师生告别，第五度出洋。
陈嘉庚除了极力为适龄儿童办教育之外，也为致力于扫除文盲工作。他在1914年，通过集美小学在大祖祠开设通俗学校，让成年的文盲也有机会受教育认识字。同时他又在二房祖祠另设阅报室，陈列教育画片，让村民和学生有机会去阅读、参考。
在集美学村内的陈嘉庚故居里，陈嘉庚展览纪念馆里有另外两张一男一女的照片，这两人是谁？为什么他们的照片，过去用过的衣物书籍也摆在该展览馆内？查问及参观记载资料后，才知道原来他是陈嘉庚的弟弟陈敬贤和弟妇王碧莲。
兄弟两人具有共识
陈嘉庚热心教育，把毕生财产倾注教育事业，获得胞弟及弟妇全力支持。他们之间具有共识和默契，所以配搭得很好。也就是当陈嘉庚在南洋赚了钱他就回到家乡住上一年半载，兴办教育，这时他就让陈敬贤到南洋去主持他公司业务。当他要回去南洋时，又让陈敬贤回乡接替当校主，主管学校扩建工作。兄弟俩这种配搭方式，做得非常好，这也是陈嘉庚的企业和集美学校能日愈壮大的原故。
在中国五四运动前，旧传统社会是重男轻女，中国人总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集美渔村，陈规陋习已根深蒂固，妇女根本没有上学的机会。
陈嘉庚昆仲和弟媳，是思想较进步的，他们认为女子不应当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就在1917年2月创办集美女子小学。这是福建省较早时的一所女子学校。可以说陈嘉庚的弟妇王碧莲是筹办这间女子学校的一大功臣。
王碧莲是从小学受较好教育的女性，后来又随他丈夫陈敬贤出洋，所以她见识多，为了要打破封建社会的精神枷锁，深入细微地进行启蒙教育工作，她每天带着小板凳，亲自到集美村各家各户，苦口婆心地劝说家长们让适龄的女孩子上学堂。然而，在封建社会遗毒仍深时候，很多家长反对，有些为怕家中女子失去劳动力，比如鱼村内一些家庭需要女儿协助料理海蛎工作，对她的拜访表示很不欢迎。
女生上学有津贴
可是，王碧莲并不灰心，有时为了招一女生，她要费尽唇舌，说服她家中几代人。为了使村民的孩子能有机会受教育之外，不但所有学生都能受全免费教育，女生上学每月还有二元津贴(那时的两元可以买很多东西，做生活费了)另一方面，王碧莲也极力鼓吹女子放掉缠脚布。满清末期，中国妇女仍然很多有三寸金莲，缠小脚的传统。小女孩小小年纪，好好的一对脚板就须人工绑扎成畸形的小脚。
王碧莲积极推动的是破除封建习俗，作为兴学的步骤。她好不容易才招到了六十名女生。集美女子小学是于1917年2月初开学。校长是由男子小学校长洪应祥兼任。
为国为民办教育
陈嘉庚出巨资买地、建校舍，请校长老师开学校，免费招生，还要沿门挨户去劝人家上学，有的还要补贴金钱给他们的父母，这种行为，在今人和外国人看来是愚不可及的，恐怕只有“大笨蛋”才会去做这种“亏本生意”：然而，陈嘉庚昆仲就有这种傻劲儿。因为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坚信中国要强，只有教育人民，启蒙民智。西方国家之所以先进，在于他们的科技及教育比人家快了一步。中国不后起直追，必将一直落后。
从而可见，陈嘉庚不但满怀抱负，而且是高瞻远瞩的，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应在教育上还须挺进，才能跟得上西方国家的进展7陈嘉庚把集美小学搞起来，并不满足，想再接再厉，但不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爆发了。
(原载1992年2月7日《南洋商报》)
首创幼稚园及开办师范学校
学校创立了，但师资难求，陈嘉庚索性开办师范中学造就师资人才。另一方面首次创举在中国开幼稚园，从小培育人才。他将所有家财投注在教育上，虽然疼爱孩子，却不愿留遗产给孩子，这种精神，世间罕见，这种大公无私的壮举，也正是他迄今仍备受崇敬之故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实业大受打击，很多企业，往往在时局动荡中倒闭。陈嘉庚在面临危机时，却能将危机变为转机，他当时另寻出路，经营航运业，想不到一帆风顺，反而大获其利。
生意赚钱，陈嘉庚并不因时局动荡而停止集美校务发展。他反而在这时候规划创办中学。然而，当时师资奇缺，全福建省师范学校条件好的，只有福州一所省立师范学校。但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发觉当时学制改革不久，师范学校组织松弛，相当腐败，它不公开招生，所收学生是当地官僚富家子弟，这些富豪子弟，只为混一张文凭谋职业，毕业后并不想去当教师。这种情形，根本无法从那儿找到好老师。
创办师范学校
在一气之下，他立意自己来办师范学校，专门招收闽南贫寒子弟。他当时已意识到普及教育的关键是在乡村，所以决意招收贫寒学生参加师训，毕业后回到原籍发展农村教育。1916年10月，他将建立师范学校任务交给胞弟陈敬贤去做。
陈敬贤为人敦厚，温文尔雅，人缘很好。他的任务首先是扩建校舍，在征用他人土地时，他以温和态度和颜悦色地说服对方，克服了风水迷信等障碍，凡是学校所征用土地，他都以比市价高的价格向村民收购。若是公墓坟地，还酌情另加迁移费。
陈敬贤的身子原本就比较孱弱，曾患有咯血症，但他仍每天早上凌晨五时起身，到工地去巡视。在他督促之下，只一年功夫便建立了大礼堂，尚勇楼、电灯厂，自来水塔，膳厅、温水房，浴室，大操场等。新校舍扩建后，他还出省考察，去物色贤能的校长。
严格挑选师范生
陈嘉庚招收师范中学学生相当严格，他从南洋发函给闽南卅多县劝学所长，要求各县代与招选贫，寒子弟五、六人。这些学生必须品性良好，有志于教育工作者，详填表格后，还要入学考试，严格挑，选出来者，还需质量保证。集美的师范中学是于1918年3月4日开学，学生有一百九十六人，此后3月4日被订为该校校庆日。
学校给予学生优待，中学生只交膳费，学宿费免，师范中学则各费均免，甚至他们所需的被席蚊帐，都由学校供应，而且发免费学生制服。
为了鼓励学生进师范学校，陈嘉庚想出许多方法，比如在闽南人民生活习惯三餐都是粥，集美提供的膳食是一天二餐饭，一餐粥，如果学生自愿三餐吃稀饭者则每月津贴每人两元，这方法是鼓励苦学生入学。这时，闽南、闽西、广东、潮州、梅县许多清寒子弟都闻风而至，纷纷欲申请入学。
陈嘉庚办学校，并没门第区域之分。他先照顾同乡人，然后把教育的种子向省外甚至国外散播。例如他这时也欢迎侨生回去中国读书，如考试不及格者，还另设补习班。他那优待华侨回国求学制，订下永存不变。
集美学校学生日多后，陈敬贤夫妇许多具体的工作任务更重了。他们供给学生被子、蚊帐，和制服外，还发动集美妇女协助缝刃工作。自己也以身作则，日夜操劳。
首创幼稚园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止后，陈嘉庚见局势稳定了，便又回到集美，请他胞弟敬贤到新加坡主持商务，回到集美，他将办事处设在校园内，办事处分总务和视察组，并设立一间银行。
集美师范学校成立后并非一帆风顺，曾发生一些校长和同事争执的问题。曾发生过两年内换三次校长的事。1918年12月，除陈嘉庚呈报福建省长公署，转呈教育部立案，将校名定为“集美师范学校”。
翌年，他又创办幼稚园，这间幼稚园据报是中国最早的一间幼稚园，学生有一百四十名，教员四人。陈嘉庚非常疼惜这些小孩，特制幼儿桌椅，为了小孩的安全，他还规定，汽车不得开入集美学校。
集美学校的校训，陈嘉庚订为“毅诚”两字，这也正附合他个人的人生哲学。
不动产捐作教育基金
陈嘉庚于1919年将他自己在南洋的全部不动产(胶园七千多英亩、房产地皮一百五十多万平方英尺)，捐作集美学校的永久基金，并聘律师按英国政府立字为据。此后他将他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之外或留一部份添入资本再投资之外，其余所剩全归作教育费用。
据集美校委会的资料指出，陈嘉庚当时个人的财产，不超出二千万元，而且大部份是不动产(胶园和橡胶厂)。在南洋，他也不算是首富，但他最慷慨倾资于教育事业。他边赚钱，边办学校。
他的铭言有：
“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行，如待富而后行，则一生终无可为之日”
“余办学校，非积有巨金寄存银行，一切经费，皆待经营”他经常是。钱未到手，就先准备用掉(用在教育方面)。
他曾于1918年在一篇“致集美学校诸生书”中道：“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樱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
兴学如创业亲力亲为
陈嘉庚办学校如办自己的事业，并非是只出钱而已，而是出钱外还奔走鼓吹兴办新学，亲自制定规划，考察教育，宣传群众，连聘请师资校长，指挥建校舍，改革制度，他都亲力亲为，这恐怕也是古今中外罕见的。
他虽然相当富有，但个人生活却十分简朴，他也不愿为自己的儿女留下什么财产。
他又曾说：“钱由我辛苦得来，也应由我慷慨捐出。”
“父之爱子，实出天性，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
“儿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之非爱之也。”
从陈嘉庚生前的事迹及谈话，可见他办学的精神。以上所述乃集美学校开创的初期，集美的扩展还面对很多坎苛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和世界动荡不安和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陈嘉庚面对着步履维艰，十分困难的局面，且看他如何去克服。
(原载1992年2月8日《南洋商报》)
陈嘉庚(左)是孙中山先生(右)的支持者，孙中山曾到新加坡会见陈嘉庚，他后来成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会员。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诞生在同安县集美村一个侨商之家，这便是陈氏出生长大的地方。
集美小学延平楼
1926年落成的集美商业学校祟俭楼。
陈嘉庚当年设在新加坡的办公楼(左)和胶厂(右)。这是他办学的资金来源。
陈嘉庚年轻时英俊潇洒，英姿焕发，满怀壮志。
集美学校当年的大礼堂。
陈嘉庚的办公楼。
倡办水产航运农林科
在20年代，中国不论是在水产航运、农林及商业经营方法都很落后，常被外人卑视。陈嘉庚认为中国要迎头赶上，要在法治方面发展非加强大专院校教育不可，因此他又极力办大学和专科学校，成为中国现代航运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同时饮水思源，在南洋赚了大钱，认为取之社会应用之社会，因此大力倡导发展南洋的华文教育。他应该是今天华教的先驱者之一。
陈嘉庚从1912年回乡开始创办集美小学之后，经过十余年的艰难缔造，初步形成了一个从幼稚园到高中，师范学校包括各种专业，男学，女学兼备的教育体系。
较后，他还在集美设立教育推广部，资助闽南各地中小学七十多所。在集美学村的集美校友会秘书处翻阅资料，可见从1912年至1920年，乃集美学村的创办期，1920年2月至1927年2月，是集美学校的发展期。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陈嘉庚的教育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的时期。
希望抛砖引玉
在这时期，他创办厦门大学，增设水产、商业、女师范学校、农林学院、学村的学生人数也由一千一百二十人增至二千四百廿六人。
集美校友会迄今存有关于陈嘉庚兴学办教的详细资料。其中一文这样记载：陈嘉庚1920年11月30日，在筹办厦门大学的会上慷慨陈辞：余愿尽出所有家财，以办教育，并亲自回国经营，以冀将来事或成功，使海外富侨有所感动，作为抛砖引玉。
那天，他当场认捐厦门大学开办费一百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三百万元。厦大分有文、理、法、商、教五院十七系。
在新加坡办学
陈嘉庚除了在中国兴学办教之外，他也不忘饮水思源。他在新加坡发迹，赚到大钱，他也深晓取之社会用诸社会之道。他眼见当时南洋地区的华侨，民智未开，华教有待开发，因此，他也在新加坡倡办了许多学校，如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崇福小学、南侨师范、新加坡水产航海等学校。无可否认的，他在新加坡倡办的道南等三校，在新加坡新式华文教育史上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而所倡办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南洋第一所华文中学。由于此先例一树，南洋各属的华文中学便如雨后春笋般那样涌现出来。所以，今天马新两地的华教发展，陈嘉庚可说是一大功臣。
话说回来，陈嘉庚于1919年6月至1922年3月返回集美期间，已订下更明确的办学目标：“即教育方针乃以中国实际需要着想。”由于他对教育的目标明确且期望很高，他选任校长如任聘总经理似的，要亲自精选，选任的标准是：(一)该校长必须是有道德，在在都为国家社会效力，(二)必须有毅力，(三)能虚怀善用人，任人唯贤，不徇私情，有众多学友等相知者帮助，(四)有责任心，(五)不图清闲，(六)有真才实学，(七)历事多，经验足，能应付各种局面。
促进水产航运业
前面说过，陈嘉庚是生于大时代，大风大浪的时期。这期间也正是中国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激昴的时候，这时，更是反日本侵略的时候，集美师生满胫热血，热情高涨。
陈嘉庚目睹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当时中国的水产航海事业相当落后，甚至数十国航运业注册，中国竟然没有资格参加，因此他决定“力挽海权，培育专才”。他于1920年2月创办集美水产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学水产业，他规定念水产科学生跟师范学生一样，各费均免。1924年9月，他还资助第一组毕业生张荣昌等人去日本留学。该水产学科学制五年，渔航兼学。须知，厦门及集美乃处于中国沿海区，今天该区水产航运业的发展，可以说陈嘉庚的贡献很大，许多厦门及集美人都惦记住他。
集美的水产业学校成立之后，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能从理论到实践，陈嘉庚于1922年向英国买渔航机器，由学校自己设计，请船匠在集美建造一艘重卅一吨的实习船集美一号。四年后，他又向法国购买一艘二百七十四吨的拖网渔船，这是中国第一艘拖网渔船，也是中国当时全国最大的渔船。
实习捕鱼增收入
这艘大渔船供学生出海实习捕鱼，从而也为集美学村每月赚取三千二百元，当时水产航海学校的经费每月平均是一千五百卅一元，该集美二号拖网渔船捕鱼的收入，扣除费用，还有盈余。从而可见陈嘉庚的精明和有远见。
另一方面，华商向来比较保守，经商传统手法在海外常被人瞧不起。日本人则讲效率，有系统，商情情报很准，因而华商常被白人卑视。当时福建省的华侨很多，陈嘉庚认为华商要抬头，在海外要有更好表现，他应开办商科学校，教育华商。
他初期创办的商科学校，学生只有廿多人，修业4年，主要是传授商业需知知识，技能，功课偏向专门。
辟农林试验场
1923年他认为中国应以农立国，但农林科学技术落后，有必要革新改进。因此，他于1925年5月与同安县仁德里洪塘方订定契约，买了天马山北面一片荒田，建筑农林部校舍，开辟农林试验场。同时，他聘请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森林系主任叶道渊为农林部主任。当年开辟苗圃种植各种果树和树苗。1926年正式开课，学生多达一百卅多人。
这个农林部当时就强调环境保护，一边作农作物试验，培植树苗，又展开造林运动。他们劝说各房房长把各山头分区划界，然后把植树任务分配到各区去，另一方面请地方官禁止乱砍伐树林，劝乡长协力保护。今天，集美学村林木成行，一片青葱，许多古树，恐怕就是陈嘉庚的农林学校众人留下的美景。
出版《集美周刊》
陈嘉庚开办了小学，幼稚园、中学之后强调大专院校的发展。他认为中国“法治之根本，非在中小之学校，而是专科院校”。
随着集美学村的日益扩大，陈嘉庚又开设一间集美学校储蓄银行部，由叶渊负责。集美学校扩大后，学校还出版一份叫《集美周刊》的刊物，宗旨是“传布消息，研究学术，发表意见，交换知识。”这份刊物并不限于校内发行，发行网实际上较后扩大到海内外。在陈嘉庚于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后，该刊物还每期供“南洋商报”编辑部，让编辑选用转载。这也许是使南洋与大陆文化教育方面互相交流的管道吧！
(原载1992午2月11日《南洋商报》)
集美中学的校友会就设在这堂皇的建筑物内，如今散布在全球各地的校友，回到集美，总会回去娘家探望。
前人种树，后人承荫，陈嘉庚开办集美学村之后，又号召乡人应有保护环境的意识。今天，集美风景如鱼。你看，这故垒、古树，不正是陈嘉爽血汗的见证者吗？
陈嘉庚设教育推广部 主张教师应时时充电
陈嘉庚因对闽南一带腐败的教育有深切了解，除了自办学校之外，还成立“教育推广部”资助闽南一带的学校。他主张教师应时时充电，特办暑假教育研究课程。他一生把自己沉渗在兴学办教方面，集美师生和校友为感谢他对集美学校的贡献和庆祝五十大寿欲与他建造“介眉亭”作纪念，却受到他的坚拒。他表明他办学并非为了沽名钓誉。
在旧中国的封建制度之下，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是不允许上学堂的，陈嘉庚昆仲及其弟媳大力反对这封建思想。他办集美女小，女中之后，1921年2月更在集美设女子师范部，由陈乃元为主任，学生有百多人。
集美学校这时也定名为“福建私立集美学校”。
与此同时，集美成立陆童子军，海童子军，商科成立商团，女子师部成立女童子军，小学成立幼童团。这些课外团体的成立，目的是要利用少年活泼之天性，训练他们的人格，传授实际生活智能、以便不致于读死书。陈嘉庚主张学校教育应以智育、体育、德育及服务四大类。
设立成美储金
从集美学村的整个发展过程，可见陈嘉庚的办学努力从不间断，不但是再扩展办学的范围，更一再充实其内容，比如他在1924年起开始设立“成美储金”。顾名思义，这是“成人之美”的意思，这笔基金有如奖学金，乃协助成绩好的穷学生出国留学，例如王秀南等便是在这计划下出国，较后即于1933年王秀南学成归来，担任集美师范学校校长。
陈嘉庚当时非常热心于教育，主要是因为每当他回国到各地考察教育，对闽南一带教育的腐败情况及原因有痛切了解。因此，他决定把集美学校办好，以成为福建推广教育中心。
中国在本世纪初面对列强的欺凌，国民有很多文盲，陈嘉庚认为中国要强盛，民智须开发。所以他除了自己办学校之外，也设立同安教育补助处，在资金上补助同安各乡设立小学。1924年3月，他将同安教育补助处交给叶渊管理，改名为“教育推广部”。该部每年都召开补助学校校长会议。会议除了研究经济补助，人员聘请等问题及共同研究改进教学的问题。
资助七十三所学校
据统计，从1924年至1932年，福建省受到陈嘉庚资助的廿八个县市有七十三所学校。在陈嘉庚的计划之下，他打算补助同安县一百间学校，闽南各县五百所学校，但后来因企业失败，无法实践全部计划。
陈嘉庚办教育，不是为名为利，更非大兴致所至玩玩而已，而是有计划的、有组织、有远见的，完全投入地去兴学办教。他认为，教育的成败，资金，组织固然重要，师资更重要。他除了自办师范学院之外，更成立一个闽南小学教育研究会，该会以叶渊为会长。主要活动是在暑假时为在职小学教员充电。他将聘北京及江浙教育专家王蕴山等六个讲师，设立十二个课程，学员可选修四至八科。这种假期充电课程，目的是要传播新的教育思想，改进教学法，提高闽南等各校教师水平和教学的质量。
陈嘉庚办集美学校，可以说办得很成功，很彻底，早在20年代，中国大陆还是相当落后，他在集美学村除不断扩建校舍之外，又兴建图书．馆、科学馆、医院、立德楼、立言楼、博文楼、当忠楼、明见楼、慈厅、俱乐部及消费公社等，从而可见，集美学村是个相当完整的教育体系。
校舍美观实用
从集美学村的发展来看，1919至1926年可以说是集美校舍建设的黄金时期，他对校舍的建筑，讲求整体规划，美观实用。他在建筑校舍时，甚至征求美术家和建筑学家的意见，务求建得科学、雅观。有时，他身在南洋经商，但心却在集美学村，有时他自己绘好平面图，然后夹在信中从南洋寄回，经过审研后才施工。在校舍的建筑方面，他要求美观实用之外，还要具有民族风格。
在校舍的扩建中，他也很重视图书馆单位，集美学校于1920年建好的图书馆，面积达七干一百九十一平方尺，建筑物外表类似宫殿式，分上中下三层，屋顶覆以绿色琉璃瓦，两旁栋楹及走廊均加精细的雕刻，并饰以金箔，四面窗户洞达，光线足够，这图书馆早期便设有南洋问题研究，中日问题研究、阅报室、杂志库藏室、会议室、装钉室及铅印处等。集美学校的图书馆设备可以说相当完善。
陈嘉庚在南洋做生意，手头—有钱即寄回集美“投资”教育事业。随着集美学校的日益壮大，集美师生对他益感钦敬。在1923年春，集美学校师生和校友曾发起募捐，决定在科学馆北面摆地建造一座美丽的八角亭，亭名为“介眉亭”，以纪念陈嘉庚50岁涎辰和表扬他倾资兴学的业绩。
陈嘉庚知道后立即写二封信给当时的校长叶渊，坚决谢绝建亭为他祝寿。他的信这样写“介眉亭系为弟而建，闻之殊深诧异，无论兴工与否，弟决不接受……建亭祝寿是沽名钓誉……。”
虽然陈嘉庚表示不肯，但集美师生和校友坚持一定要建，在无可奈何之下，他自己出资兴建这亭子，但落成后陈嘉庚将它命名为“军乐亭”，供集美学校的军乐队作练习铜乐场所。
从而可见，陈嘉庚热心教育事业，并不求名利。这种情操，令人钦敬，更可以作为今人的典范。
一生以诚毅处世
集美学校在中国渐渐闻名起来，在二、三十年代，中国许多名家如辛亥革命要员胡汉民，朱执信，学者作家如鲁迅、蔡元培、马寅初、林语堂、吴稚辉及美国教育家杜威都曾到集美演讲过。
陈嘉庚一生以“诚毅”处世，他亦以“诚毅”两字作为集美学校的校训。
(原载1992年2月12日《南洋商报》)
集美学村的树木花草十分整齐美观，早期，集美农村学校曾发起造林运动。
局势动荡挑战重重 陈嘉庚与师生共患难
随着集美学校规模日大及政治环境的复杂，学校闹学潮，学生欲罢课迫陈嘉庚辞掉校长叶渊，但陈坚持他的管理哲学原则：保护属下。他对属下也十分关怀，不用命令式口语示意，因而获得许多老师的爱戴。
陈嘉庚办学校，并不一帆风顺，常是一波三折，面对种种的挑战和考验，特别是在那动荡的时代，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接踵而至。虽然如此，他总是和师生站在同一阵线上，共赴时艰。
学生遭击毙
1923年时中国军阀混战，当军阀过境，曾驻扎集美学校，当时曾有一名集美中学生被阀军击毙。这事引起集美师生的愤慨。他们为该遇难学生李文华举行隆重的迫悼会，发表文章，诗词，“集美周刊出专号”抨击军阀暴行，要求他们把驻军撤出集美村。
签名请愿
陈嘉庚当时身在南洋，获悉后全力支持集美师生，他函示集美校长叶渊倡议该校为“永久和平村”，派代表向南北军政当局请求将集美划为和平学村。并向福建省军政各机关长官请愿签名。这请愿终获军政当局大学，极众的赞同支持，孙中山大元师大本营也给予批准在案，电令闽粤二省省长及军官对集美学校特别保护。
发生学潮
从20年代起，集美在政治和战乱风云中，面对政党政治的渗透，学校发生一些学潮。学生一度坚决要集美学校校长叶渊辞职，更换校长。甚至恫言示威罢课。叶渊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是陈嘉庚“三顾茅芦”始聘来的，深获陈的信任。面对这种情况，也许有些“老板”会牺牲个人，而息事。但陈嘉庚则有他的另一套管理哲学，他面对压力之下坚持其原则，即要改革校务可以，但反对学生罢课，反对更换校长叶渊。
坚持原则
当时，校方，学生及有关方面几乎天天与陈嘉庚通电报。陈嘉庚曾向集美各校主任表明：“集美各主任鉴：进退校长，主权在余，不准学生干涉，校长决不更动，学生如不满意，即日停课放假。”然而，学生依然坚持要倒校长叶渊，陈嘉庚发几道严电，令即刻放假，派乡人接管校物和限制校费。叶渊是于1920年至1934年担任校长及校董主席。陈嘉庚当时坚持原则，保护属下，事后一段时候才做人事更动。
集美学校于1927年至1931年学生增加到二千七百廿三人。是解放前36年的校史中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当然人事方面也更复杂起来。叶渊改任为校董。
在1930年，叶渊被诬告谋杀中国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负责人，被厦门地方法院拘留审讯，身为校主的陈嘉庚深知叶是无辜的，虽然人在新加坡，仍倾力营救，使叶于1932年洗脱罪名，翌年返校主持校务。
教师福利佳
陈嘉庚对于老师的福利，也相当照顾。对那些从事多年教育工作者和服务员，学校给予特别嘉赏，如赠送纪念匾及现金，连续工作25年者可休假一年，休假期间可到外游历，薪水照拿，仍在校服务者，可得双薪。据报，集美的薪酬都比公立学校好，因此，老师常以校为家，该校有个资深老师陈大弼不但本身在该校教学大半辈子，九个儿女、女婿也都是在集美念书。他鼓励其他同事专诚为教育奉献时提出了一套“盐的哲学”。他说：“盐”的哲学
“盐是牺牲了自己，溶化了自己，去成就别人，任何好菜，没有盐，不好吃，然而盐溶化在菜里，人家说菜好吃，不会说盐好吃，我们在社会应要做盐，要牺牲自己成就他人，换句话说：做无名英雄。”
在1923年至1926年期间，陈嘉庚的企业蒸蒸日上。这时可以说是他一生登峰造极，得利最多，资产最巨的时候。这也正是他大事发展集美校务的时候。他致函集美学校负责人，加速校舍扩建和设备，这时期，集美办得更出色，师资力量雄厚。
随着学村日大，管理也更费神。陈嘉庚不仅是出钱，还亲自或让其弟陈敬贤夫妇从旁交替协助。陈嘉庚在管理日益庞大的集美学村时，有他一套管理哲学。他对属下，从不财大气粗，有一项记载这么写：有一年，集美学校曾因住房不够，暂用刚建成的科学馆作为学生的宿舍，陈嘉庚知悉后立即写信给校长叶渊，婉转说‘科学馆作宿舍，实属可惜，依初拟，下楼为理化实、二楼为博物院，三楼为美术馆，此为本校应备之要科，亦先生所注意久念未达之目的，如不实行，绝非先生之意，若云暂用，至迟年杪能否移往他处，请裁。”
陈嘉庚身为校长，换是别人恐怕以命令式口气或大发雷霆，但他却如此婉转示意，可见他的胸怀，显然是做大事业的人才。
生活节俭
陈嘉庚本身生活节俭，在抗日战争时期，集美学校迁往安溪县，有时陈嘉庚去视安溪的校园，还是自备稀饭和咸鱼，以便在路上食用。他本身节俭，也希望集美师生以节俭为美德。
陈嘉庚的办学哲学是“有教无类”，以此为教育目的。他兴办学校，眼光不仅在于学校上学学生的数目，也放眼到校外，欲让更多成年的中国人有识字的机会。所以，集美学校也于1930年2月成立“民众教育委员会”，由叶渊当主席，这项识字运动，办了四所民众学校，二所男校，二所女校，学生近二百人。
下乡教学
为了方便村民学习，学校是在农村中醒目处挂黑板，派师生流动教学。这项识字运动不但不收钱，还免费提供笔、纸、墨砚等。集美学校的师生便利用课馀时间轮流去义务教学。
当时，封建时代的遗毒仍深，很多中国人仍很迷信，因此，集美师生也极力鼓吹破除迷信。集美村人如今知识水平相当高，应拜陈嘉庚之赐吧。
如果，陈嘉庚的教育事业顺利发展，规模可能更壮大。然而，适逢世界经济大萧条，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国共之战，集美学村受到很大的摧毁，而陈嘉庚的企业也在这时江河日下，面临破产的厄运。
(原载1992年2月13日《南洋商报》)
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师生校友非常爱戴陈嘉庚，他们曾要为陈嘉庚建纪念亭，但为他所拒。图为陈嘉庚在重庆与厦大及集美校友合影。
这是集美学校早期的钟楼。
举债办学牺牲小我
在战争和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陈嘉庚的企业江河日下，但他仍举债办校，宁可牺牲私人企业，学校不可停办。陈嘉庚活到87岁才去世。他的遗嘱立明将银行所存的三百多万元全捐作建校和作集美福利基金，却一分钱也不留给他的子孙。
经济不景借债渡日 ．
正当集美学校日益扩展，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1926年春，陈嘉庚个人的企业却江河日下。
当时，适逢世界经济趋向萧条，胶价猛跌至不到十元。陈嘉庚的企业亏损不下百万元。1928年，他因在南洋抗议日本蝗军的侵略，曾号召华侨及中国人抵制口货，因此日本人故意在东南亚削价倾销胶制品。使他的胶制品制造业遭到严重的打击。那些倾销日货的奸商更雇佣人放火焚烧陈嘉庚的胶制品制造厂，损失百万元。为了支付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村的经费，他只好借债渡日，仍按月支付集美和厦大二校的经费。
在这种困境之下，亲友们劝他停止提供校费，泥菩萨过江，还是自保为善，这也许可以维持他的企业。但陈嘉庚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他坚持自己的企业可收盘，办校不能停。
他除了变卖校业十余万元，用集通号向人借廿多万元，还接受亲友资助。据悉，当时外国银行集团曾以债权人资格，要求他停止支付两校的经费来清偿债务。否则就要拍卖他的不动产。1931年他被迫接受外国银行集团的条件，将所有企业改为陈嘉庚有限公司，但仍按月支付二校经费。这种举债兴学壮举，中外罕见。
1934年，陈嘉庚将本身所有营业部全收盘结束，但仍千万百计维持校费。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陈嘉庚当时将支付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经费来经营企业，完全可东山再起。但他没有这样做。一直到1937年春，条件更加困难，他才不得已将厦大交给政府，以维持集美。他因而常感疚歉。
俗语有道：“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陈嘉庚经济拮据的时候，七七事变，中国人开始八年抗战。日本军机肆意轰炸集美，几乎将美丽的“集美学村”，炸成废墟。所以在1937至1945年集美学校被迫迁往内地。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学校经费更形见底。在战火中，许多学校停办，但集美却坚持下去。
陈敬贤树人为志
在这艰难时期，给陈嘉庚另一个大打击是他的手足同胞，也是集美的二校主陈敬贤因患唇癌之症，与世长辞，终年49岁。陈嘉庚兴办教育事业，陈敬贤可说是他最得力助手，他们两人最佳拍档，当陈嘉庚去南洋赚钱，陈敬贤主持校务发展，陈嘉庚返国，陈敬贤则回到新加坡掌管陈家业务。
陈敬贤曾说：“国弱民贫，振兴实业，培育人才，教育实利赖之。”从而可见，陈氏兄弟都有共识。
陈敬贤曾亲自建集美师范、中学、农林学校，他的责任感很重，每天五点即起身巡视校园工场。他的脾气很好，容易与人相处，曾多次为集美学校的发展到国内外考察教育事业或去寻聘校长和良师。在动乱中，他曾为了农林学校师生的粮食，出入枪林弹雨。校中发生流行病，他又往返集美学村，为学生请求医药。每个星期天，他都分批邀请教职到自己家里，请他们喝茶、吃点心，亲如一家人。因此，当他去世时学校师生在校为他举行盛大追悼会，后来还为他建个“敬贤堂”作纪念。
陈敬贤的去世，孙中山曾为他的遗像题词：“树人为志，桑梓蒙麻”，并送挽联“报国有雄图兴学斥资栽桃李，居山樱宿疾明心见性证菩提”。
1937年10月，日本军侵入金门、厦门和集美成为前线，陈嘉庚以身作则积极筹款劝捐救国。他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个人之上。
集美迁校历尽艰辛
集美学校当时迁入安溪文庙，商业学校迁入后乡。集美距离安溪约一百卅里，公路破烂，师生步行搬迁，走了一天路才赶到。
1941年集美校董改组，增聘叶渊、萨木栋、陈文确、李光前、陈延庭、黄毓坚为校董。在这艰难时期，很多老师改行，教员难请。
集美的师生和校友，这时发挥团结精神，和衷共济。南洋的集美校友热烈响应号召，筹捐廿多万元，而陈嘉庚的堂弟陈六使也托上海华侨银行代为购捐公债一百万元，以利息每年六万元作为集美学校复兴基金。他的女婿李光前也给予一些资助。
陈嘉庚曾于1940年从新加坡回国慰劳同心合力的师生校友。他眼见战乱不会迅速结束，集美复修还早，因此将筹获的款项廿五万元作为提炼药厂股金，以全年六巴仙利息作为集美学校基金。
1942年1月日军攻击新加坡，陈嘉庚见情势危急，逃往印尼避难。但在临走前他已先做好汇款安排，预备集美校费。
他请堂弟陈六使汇国币七百万元，女婿李光前一百万元，长子济民，次子厥祥各汇五十万元共国币九百万元，以南洋总会救济款的名义，汇给国民党政府财政即转交集美学校。
集美的校友，这时也表示他们应饮水思源，应回馈母校，学校的经费，不应只落在校主的肩上。集美学校的老教师陈大弼呼吁校友养校运动，他提出的二个办法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这运动筹到三千四百多万元。校友以赤诚的心帮助母校渡过八年抗战难关。
抗战之后，陈嘉庚筹款修复集美校舍，各校迁回集美学村。然而，抗战完毕，内战又起。许多学生参加革命，在校学生从最多二千多人减至六百人。
解放后，从1949年10月至1955年12月，中共虽逐步改革政策，仍让集美学校保持私立。
集美学村换新貌
1950年9月陈嘉庚返回集美定居。虽然他已年至古稀，但仍关心自己一手搞起的集美学村的发展。1951年至1954年集美校舍的建筑面积相当于1913年至1949年36年的总和。
在中共的统治下，集美学校的经费渐渐地由政府承担，学校的教学工作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指导，中专各校毕业生由国家负责分配。因此，现在集美学校与公立学校并无两样。
中国政府为了感谢陈嘉庚兴学办教的精神，扩建、美化，但仍尽量保持它原来的风貌。而集美各校学生于1960年已增至一万一千六百卅八人。
虽然集美于50年代末期已改由中国政府办，但已80高龄的陈嘉庚仍不避寒暑，每天两次持杖行数华里巡视各校工地，有问题求更正。
据说今天集美学村如此清洁、美观、清爽，乃承继陈嘉庚遗下的传统。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因脑溢血而与世长辞，终年87岁。中国的领袖在他于北京医院留医时曾纷纷去探望他。他去世的噩耗传出后，已故中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都纷纷送花圈致哀。
中共为他设立一个以周恩来为首的治丧委员会，为他举行风光大葬，在集美车站等候陈嘉庚盖有中共国旗灵柩的集美师生达一万多人。他的葬礼在集美更是空前隆重。
陈嘉庚一生家财都贡献在集美、厦门大学及南洋的教育事业上，他逝世时，在中国国内银行存有国外亲友校友寄给他的钱共约三百卅四万元。他的遗嘱立明，这笔钱五十万元捐作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五十万元作集美社福利基金，其余用于集美校舍建筑，一分钱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但他的遗嘱有一条规定，如果他的子孙回中国定居经济上没有收入，每人每月可从集美福利基金支取十五元的生活费，如有支领学校工资，应扣抵。
他没留财产给自己的子孙，还劝自己的亲属朋友也捐款支持教育事业。他曾说过：“针无两头利，我立志要为社会服务，当然不能为子孙计，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
从而，你可以看到陈嘉庚的伟大精神，可以了解，年老的一辈何以那么尊重他。
(原载1992年2月14日《南洋商报》)
陈嘉庚除了出钱兴办学校，对集美学村校舍的扩展，有时亲见绘平图设计，还亲自巡察监督工程的进展，甚至老年时严冬来时也亲自到工场巡视。
由于陈嘉庚(二排右六)相当照顾教职员，与他们打成一片，适逢学校经费不足时，师生自动自发发动筹捐校费运动。
集美学校规模庞大，各种设备都有，图为集美医院集贤楼。
陈嘉庚除了做生意办学校，也能写文章，出版了好几本论著。陈嘉庚遗著，其中《新中国观感集》(附有《住屋与卫生》、《民俗非论集》印行六十余万册，受到广大侨胞的欢迎。
陈嘉庚在本身经济十分拮据之时，迫不得已将厦门大学交中国政府经营。
陈嘉庚摄影于新加坡植物园。他生前曾走遍南北马观察市场和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