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
关丹福建会馆辖下 华侨学校之沧桑史
郑萃梓
本会馆辖下之华侨学校，校址乃今之福建会馆馆址，原是古香古色之建筑物，嗣后扩建后座两层板楼，楼上楼下共有六间教室，创办于公元1925年冬，即民国14年暮，学生只有七八十人。首任校长吴倦飞，乃晋口安海人氏，任职3年北归。改聘浙江温州人陈基靖(别号靖中)，任期两年。第三任校长董仲升亦是浙江人氏，任职一年，因事北返。后由刘寿山接长第四任，学生增至百馀人，分设四个班级授课，略具规模，同时积极增置教具、及桌椅；刘君任职4年，才由关云亭接长校政。彼今退休，隐居马六甲，安享晚年。第六任校长为钱石麟，彼是江苏省人氏，离职后曾在马口任教及在吉打亚罗士打中华商会担任秘书之职。钱先生闻己作古，江山依旧，人事已非，令人感慨不已。战前末任校长林闻一，就职甫及一年，又告日本南侵，学校遂即关闭。
查战前本校经造就不少人材，学生不分省份，均可入学，第一届毕业生沙礼敏巴迪(巫人)，张鸿宜、李克标、陈英成、陈文卓、傅华贵，第二届毕业生杨水影、李克定、杨天和、符华芝、陈加添；第三届毕业生杨丕港、曾福星、谢义崇、杨振芳、杨斌启、陈文志、陈源水、以及嗣后历届卒业之拿督林振辉、黄泰叨、黄泰树、洪诚基、庄德荣、李秀鸾、方清锦、周荷影、李润莲、罗华娣、周好女、方孝悌等诸君，或任教职，或长校政，以及工商各界，均有极大之成就。此乃本会馆兴学育材之贡献，殊可告慰先贤造福人群之愿望也。
日本投降后，英军回马，各业待举，本校遂于1946年复办，当时聘请林文章为校长。因受日本铁蹄蹂躏，莘莘学子荒废学业三年八个月，纷纷争相入学，故学生人数陡增，且因年龄叁差不齐，教学上诸多困难，故复办第一届毕业班人数多至四十馀人，非常拥挤，此乃战前未曾有之现象。1947年暮，林校长离职北上吉兰丹，董事会主席故黄奕琴洽聘安徽安庆人氏廖海舫先生接长，其夫人陈志华女士亦担任教席。学生数达二百五十馀人，分为八班上课，因感课室不敷，即索回印度庙前占用之地段，增建层楼，建筑费二千馀元，赔偿印度庙拆除搬迁费一千元，款乃闽屑人士捐输。盖战后实得力船务代理权经已易手，教育经费负担颇重，全赖福建会馆董事诸公鼎力支持，同时1947年本校获得侨务委员会侨民学校立案证明书列号初字第44号，此后本校与该委员会取得联系，始可成为华教摇篮，文化保垒，春风化雨，弦歌不辍耳。
1948年5月间，全马暴乱，有者地方宵禁，有者地方成为黑区。关丹商办学校校长，教师星散，遂即停顿，因此师资顿成奇缺。魏君超明，林君兆琴暨余适从中国南来，即被聘为本校教职，同时承廖校长之器重，聘余为教务主任，魏君为训育主任，林君为高级教师。学生激增，校务渐繁。斯时与邻近中国学校校长周发森，教务主任区文庄，训育主任周尊三，加强联络，诚可谓本坡规模较大之两间华文小学之初步合作，进而于1949年主办东彭华校首届联合运动会於中央大草场，声势浩大，彩旗飘扬，吸引了成千上万之观众叁观，运动员竞争剧烈，盛况空前。
1950年廖校长去职，改聘福州人氏林子接长校政，魏君就聘於利丰港培华中学教职，训育主任则改聘陈富强担任；越年林校长染疾赴星疹治，校务由本人署理，焉知林君久病未痊而辞职，并於年中作古。董事会则正式委任本人为代理校长，教务主任则改聘黄振文充任，是年教师何明珠、冯慕贞、冯慕洁、陈富强、严一鸣、简彩生、吴安玲、李摩西、邓顺谏、张锡伦、郑吉昌、汤锦昆、伍美桂及黄美明等十多位，合作无间，校务井然有序，学生成绩亦佳，殊堪告慰。
1952年，中国学校暨华侨学校董事会鉴及关丹学子众多，需要增办中学以收容初中生，免使学生往外地升学跋涉之苦，亦可减轻家长之负担。经数次联席会议后，遂决定两间学校合并为一，定名“关丹中国华侨中小学校”，故黄奕琴任董事会主席，故文华椿先生、故张鸿宜先生为副。总校设在原日商办学校校址，礼聘陈玉堂为校长，朱乃循任教务主任，林鸿才为训育主任，以巴登拉垅中国学校原址为第一分校，由郑萃梓任主任；华侨学校原址为第二分校，派黄振文任主任，学子约千馀人，教职员计有廿六位，循循善诱，教育英才。
华侨学校自创办至合并为止，垂30年，除了日本时期停办外，在这念馀年间，为关丹华裔栽培了不少人材，由此足见本会馆董事诸公，除联络梓谊外，并对教育事业之贡献，实非浅鲜。稽战前在华侨学校毕业者，而今多已垂垂老矣；战后在此受教育者，亦届中年，彼等成家立业，各奔前程。余今日为文阐述，觉世事变幻，人事沧桑，不无感慨万千哩！
(关丹福建会馆供稿，1992年6月)
关丹华侨学校复办第三届毕业生留影12-1951
